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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的小学是昆明师范附小。聂耳，是我的校友。我的班主任叫李崇贞，教语文。李老师，长圆脸，短发齐颈，拢在耳后，那个年头的女性都是那样，我母亲也是这种发式。母亲在大学任教，穿列宁装，自有职业妇女的派头。李老师时常穿中式斜襟女装，像个利索的家庭妇女，但她那严峻的目光仿佛在告诉别人，她是一位教师。

20世纪90年代，我回乡探亲，小学同学邀我去看李老师。我们一伙人冲上凤翥街昆师宿舍那熟悉的老楼，拥挤在李老师幽暗的屋子里，欢快的心情，就像回到了小时候。

同学们让我和几位有“业绩”的学生坐在靠近老师的一个长沙发上。大家认为，李老师一定会以我们为荣。可是错了。李老师只是朝我们点一下头，接过礼物和我送给她的书，顺手放在了茶几上。她转而用关切的语调，一一询问起那些自命凡庸的同学，现在哪里，身体怎样，甚至细到工资晋级、儿女转学。她还问起一些久未露面的同学，记得他们的病和困境。

我们几个“优秀分子”一时被冷落了，都后悔坐在这孤立的位子上。我慨叹道：“李老师是一点没变啊！”在我们心中，涌动着对她深沉的敬爱。

李老师的这些作风，我早就习惯了。

上学时，她让我早自习领读。可她进教室时从来不搭理我，而是亲切询问那些迟到的，或是没交作业的同学。我从来没有过受宠的感觉。

上课了，老师提问，我总是第一个举手，举得高高的，可是李老师不叫我——她从来不第一个叫我。等她把同学都叫了一圈，回答都零零落落的，才说：“张曼菱，你回答吧。”我那股想出风头的心劲已经凉了，站起来，从容地把答案说出来，自感也没什么得意的。

她对我从不表示赞赏，她的态度是：你这样是你应该的，你本来就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李老师是在我们进入五六年级的关键学年来当班主任的。开始我实在不适应。别的老师都喜欢带着几个成绩和才能突出的学生在校园里溜达，可李老师从来不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我这自幼就“出头露面”惯了的孩子很是不爽。

我开始琢磨，她为什么不满意我？于是上课不再积极举手。可是不行，她严峻的目光盯了过来，我只得老实地举手，然而依然轮不到我先回答。可我不能松懈，松懈只会让老师更加不满意我。在她的训练下，我变得“宠辱不惊”，该怎样就怎样，老师不特别关注你，但绝不是不关注你。你就是同学中的一员，不重要，但也不可少。

写到这里，我的眼中已经含着热泪。

年过七旬，我感恩李老师，是她纠正了我人性和人格的偏差。恃才自傲是我的大敌。在人生的道路上，如何定位自己，是我永远要面对的问题。幸运的是，我的问题，早在小学时就被一位睿智的老师看出来了。她反复地让我自悟。她相信我的悟性。直到今天，我还在反省，还在为回归到那个自己应该在的位置而思考和努力。

李老师显然知道那时候我内心的优越感，我看不起“差生”。我们这些院校子女都这样，也不跟他们一起玩。

班上有个魏同学，留级生，個头大，坐后排，每天迟到，上课还打呼噜，就别提回答问题了。不要说我这样的“尖子生”目中无他，一般同学都视他为“异类”“害群之马”。

李老师让我们组织了一次课外活动，到郊外去野炊。魏同学被老师叫上参加。

在一条小河面前，我们被拦住了。河不宽，水不深，没有桥。农民们都是涉水而过。我们沿河来回走了几趟，都找不到合适的地方过河。这时，身材高大的魏同学跳下了水。他已卷好了裤脚，可水还是淹过了他的裤子。他毫不在意，豪爽地说：“来，我背你们过去。”于是，我们这些平素对他毫不在乎的骄傲的小家伙们，一个个乖乖地伏在他宽厚的背上，含着一点惭愧。他蹚过河，细心地把我们一一放到岸上。最后一个女生终于帮他拎起了鞋子，以免他再回去取。

魏同学的热心和力量带给我们深深的震撼。从那以后，我知道，生活中的各种人都不能小视。你瞧不起的人，可能比你高大得多。

很快，我们决定发展魏同学入少先队了。他那高大的个子，戴上红领巾时有点羞涩。全校都很震惊，因为这在他原来的班里是不可能的。这是李老师的眼光。她不是让我们去帮助一个落后的学生，而是培养了他的自尊心，也纠正了我们不公正的鄙薄之心。

岁月流转，事实证明魏同学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他没有上大学，而是学了厨艺。在昆明市著名的震庄迎宾馆，他成为掌勺大师，为来往于春城的各路嘉宾、各国元首制作国宴级的菜品。

他和李老师是联系最密切的师生。

原来，魏同学的父亲是一个工人，因为离婚，时常喝酒，打孩子，甚至吊在梁上打。他说：“是李老师到我们家，才把我从梁上放了下来。她劝我父亲不要再打我。没有李老师，我就不是今天的我。”

在那个老师们被小学生揪斗的特殊年代，他惦记着老师。当两鬓花白的李老师从麦田里直起腰杆，想敲打一下她那有伤痛的背时，那班吃了枪药的小学生用棍子逼她弯腰，不让她站立。突然，一个又黑又高大的身影跳了出来，夺走了无知孩子手中的棍子，大喊一声：“李老师的麦子，我来拔！”魏同学如大侠从天而降。他把老师扶到田埂边坐下，自己弯腰干活，风卷残云。小学生们吓得不敢吱声。“李老师的任务都完成了，要在家休息几天，你们不许去打扰。以后要劳动来叫我，我帮老师干！”他扶着老师慢慢走出田野，用自行车驮着老师回家。

这件事传开，令我们这些“优秀生”低头落泪，我们不如他。班上最棒最优秀的学生是魏同学，他挺身而出保护李老师，是我们的骄傲。

什么叫“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只有李老师这样的老师，才能培养出魏同学这样的学生。

去年，我在大理普陀泉度假山庄写作。这个民营企业的赵董事长是我的小学同学。他告诉我，李老师临终时问：“赵××在哪里？”他那时不顺，跑东南亚去了。老师最后放心不下的是他。

赵同学是我们班上的“闹包”，时常逃课。我则是大队长，主持为他开的“帮助会”。记得在一次会上，李老师流泪了，我们都跟着流泪，痛恨这个屡教不改的家伙。

我还记得，这个大队长，也是在我盼望多时直到不想当时才当上的。当那“三道杠”挂在我的臂上时，我反而有些不自然，觉得习惯了“两道杠”。李老师，把我那颗轻飘飘的少年心，耐心地捶打，再捶打。这让我在后来多舛的命运中保持着良好的心理素质，没有什么可以让我灰心丧气。

当我和赵同学这两个年过半百的人互相叫着“闹包”“大队长”的时候，我们一起缅怀着李老师，我们今生难得的慈母与严师。

我不知道，现在是否还有这样的老师：她懂得、珍视每一个孩子的心灵，她会抚慰落伍生，也会锤炼先进的学生。她把不同的孩子，都揽进慈母的怀抱，让他们长成大树良材。她让每一棵小草都欢乐歌唱。

孔夫子说“有教无类”，就含有最早的教育公平的思想。

教育的目的不是为了竞赛、夺冠，不是为了成为“达官贵人”，而是为了成为“人”——让每一个来路不同、天赋不一、性格各异的孩子都能正常地发展，尽可能好地度过他们的人生。

在采访西南联大老校友时，我看到他们聚会时不分贵贱，都以年级划分长幼次序。我意识到，我的小学老师给了我最纯正的学风教育。同学们在一起不应有贫富、愚智等差别。这才是教育的公平。

教育是可以兴邦的，多少先贤把改造中国、振兴民族的希望寄托于教育。而只有教育公平，才能培养出公平的人，才能建立起公平的社会。

李老师那严峻而慈爱的目光似乎还在注视着我，让我至今仍在审视自己：老师对我还有什么地方不满意？我是不是又轻飘飘的了？

她为我树立了一个高标，那不是用世俗虚名可以达到的。

（张新芳摘自2019年9月6日《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