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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秋

长排的物理楼坐落在玛珈山上，如一座信号塔俯视着远处碧蓝的渤海，好多条爬坡山路蜿蜒通向这里，初秋里行人气喘吁吁。已经是暑假末了，午后的山上空旷无人，太阳把地面烤得发烫，一位老人拄着拐杖慢慢沿着斜坡朝物理楼走来。

他背着双肩包，黑色的帽子压得很低。距离上课时间还有一个多小时，他独自前来在此备课。

在山东大学威海校区，物理楼的这堂数论课只在暑假进行。讲课的这位老人是张益唐。人们知道他，大多是因为2013年那次闻名世界的天才证明——孪生素数猜想，以及他背后那个从落魄的打工者到举世闻名的大数学家的传奇故事。在那以后，他在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获得终身教授职位。每年暑假，他会来中国待两个月，把自己研究的高等数论带到中国课堂。

今年暑假，他先是在北大待了一个月，那是他的母校;接着去山大，国内数论专业最强的高校之一。高等数论的精髓当然不是在一两个月里可以讲完的。每年回到中国的课堂，张益唐更重要的目标是找到那些真正热衷于此的聪明学生。这些年来，他亲手带的学生其实不多，在圣巴巴拉分校，他正式带过两个博士生，一个来自越南，一个来自印度。

他是学生眼中真正的大师。每当博士生陷入那些繁复冗长的计算时，导师张益唐总能立即辨析出“最关键的那一步”。有时候，他的指导时间短到不超过10分钟，倒不是因为他忙，而是每次问题摆在面前时，他总是能以最尖锐而精准的目光直击问题所在，按学生的话说，“像一位精确度无与伦比的世界级外科医生”。

而且，这位“外科医生”的大门常常谦虚地向同事和学生敞开。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他都会待在数学系位于南楼6楼的小办公室里，没有沉重的教学任务，没有科研压力。他一待就是一整天，大多数时候，面前只有一支笔和一张纸。

他享受这样安宁的日子。首先，这是一个属于自己的清静世界，并且，做一名数学老师也是贯穿他一生的课题。他常说，自己一生中最美好的时间是在北大度过的。在北大的未名湖边，在俄文楼里，20多岁的他作为数学系的一名年轻助教，在黑板上写下公式，引导着比自己小不了几岁的学弟、学妹，用微积分的方法把一个东西一直对半分，去证明它最后是否无限趋近于零。

1999年·冬

他的脚早在多年前扭伤了，是在美国东北部下雪天的树林里。那时候，他是新罕布什尔大学的一名临时讲师，租的房子在距离学校13公里的小镇上，没有电脑，只有一张床垫。每周7天，他乘坐校车到办公室工作。

新罕布什尔的冬天，雪有时候堆积到齐膝高，校车停运了，他只好走上一段路去乘火车。他喜欢在路上思考数学问题。有一天，他正沉浸其中，一不留神崴了脚，栽在雪地里，落下跛脚的毛病。

数学，很多时候，他的心里只有数学。当时“朗道-西格尔零点猜想”是他心中最大的问题，那是他自青年时代以来一直在做的研究。身边的同事很少知道他在研究着大问题，或者说可能也没几个人相信他能研究大问题。那一年，他44岁，在新罕布什尔大学给本科生上课，按日结薪，也没有研究经费，可对他来说，这些似乎并不太重要。

更早之前，他还只是肯塔基州一家赛百味加盟店的会计，帮朋友算账、收钱。他的人生本不该如此，尽管后来被称为传奇，但在当时的许多人看来，他是无奈与落魄的。

1992年博士毕业时，在普渡大学读博的他与导师不欢而散，没有拿到推荐信，没能找到一份教职。博士毕业后，他便开车四处漂泊，找工作总是到处碰壁。这可以说是他人生中的一次意外。但他的有些选择连朋友也看不懂。比如在北大时，他已经显现了数学天赋，那时的美国正值IT行业蒸蒸日上，按理来说，他在那些行业一定是深受欢迎的。

但他从来没有尝试过那些新路子，在赛百味，他就算有空，也不会帮忙做三明治，尽管他会做。实际上，他把空闲时间都花在了肯塔基州立大学图书馆的数学期刊上。与好友们通电话时，也总是在讲奇点、霍金、爱因斯坦，抑或是雨果、巴尔扎克、陀思妥耶夫斯基之类。总之，他更像是一个在赛百味兼职的大学教授。

有时候，好友会怂恿他一起去拉斯韦加斯的赌场，毕竟他对数字的记忆力极好，别说6副牌，哪怕是60副也不在话下，但他不去。后来，他无意中帮一位北大的师弟解决了网络设计中技巧性极强的纯数学问题，还申请了一项专利。就这样，师弟把他推荐到另一位校友那里，由此他第一次进入学术圈，尽管他只是一所普通大学里的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临时讲师。

那时候也有人赏识他，支持他研究那些大问题，但那只是人群中的少数。当时的系主任肯尼思·阿佩尔读完他在《杜克数学期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意识到他具备高深的研究能力，有意将他提升到教授级别，但提议在其他同事的反对下不了了之。事实上，直到50岁时，他才真正成为一名讲师。

2012年·夏

许多时候，朋友回忆起来，那段时间的张益唐甚至是乐在其中的。他会在电话那头哼起刚刚听过的一段交响乐，还时时关心自己支持的篮球队——杜克大学蓝魔队的比分和排位。尽管生活不富裕，但他总是会在朋友的女儿过生日时，寄去一张200美元的支票以示祝福。

数学本身足以给他无尽的快乐，那种快乐因其本身的深邃与复杂而更具诗意。那种诗意，数学家哈代早在许多年前形容过，“数学定理的美极大地依赖于它所包含的严肃性，就像在诗歌中，一行诗句的优美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它所包含的思想的重要程度”。当时哈代还想到了莎士比亚的一句台词的韵律里与之相关的美：After life’s fitful fever he sleeps well。（该句出自《麦克白》，意为“经过了一场人生的热病，他现在睡得好好的”。——编者注）

沉浸在东北部的寒冷里，他甚至不知道遥远的西海岸发生了什么。2008年，一批世界顶尖的数论专家被一道世界级数学难题难倒了，3名来自不同国家的数学家花了将近40年也没有攻破。他并没有听说这一切，更不知道这一问题已经被钉上了“不可能解答”的标签。

两年之后，他无意中遇到了这个问题——孪生素数猜想，结果已经无限逼近了，如一位数学家的形容——似乎只有一根头发丝的距离了。目标似乎就在不远处，他暂时放下一直研究的大问题，独自来到孪生素数这条分岔小径。

他并不是很着急，一边教学，一边研究。他平日里照常上课，与同事们一起上下班，也没有讨论自己手头的挑战。周末到了，他就给同住的几个中国学生炸花生米、包馄饨。人来人往，疏离又自由。假期来了，他还可以乘坐灰狗巴士，到好友家短住。

现在可以说，那是个不同寻常的夏天。一切就发生在短短的一个下午，甚至就在那么一瞬间。2012年的夏天，张益唐来到老朋友齐雅格家中，准备参加他的一场交响音乐会。张益唐没有带书或者论文，甚至连纸和笔都没带，他纯粹想给自己放个假。

那是在科罗拉多州，朋友家的后院宽敞，夏天时常有梅花鹿前来乘凉。就在那一年的7月3日，美国国庆日的前一天，张益唐独自走到朋友家的后院里散步。不知道在那天下午的哪一刻，他迈过了“那根头发丝般的距离”。

那一天，梅花鹿没有来，但张益唐或许已经知道人生会有一点变化了。他没有跟任何人说，也没有任何不同寻常的表现，而是轻松地陪着朋友前去排练。

2013年·春

真正一锤定音是在2013年5月。世界顶级数学期刊《数学年刊》给张益唐寄来一封信，告知他的论文《素数间的有界距离》已经被接受，并且打破了该杂志创刊以来接受文章速度的纪录。但他也不过是和同事到附近的小餐馆里，随便点了些吃的，算是庆祝。即使在冬日漫长的北方，4月底时积雪也已经渐渐融化，真正的春天已然来临。

他的研究成果之美妙，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数学教授爱德华·弗伦克尔这样形容：具有文艺复兴之美。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贡献也是在数学发展历史上被等待着的一跃。那是外人难以理解的一种等待——等待天才的降临。如数学家蒂莫西·高尔斯的比喻，“数学中绝大多数影响深远的贡献，是由‘乌龟’而不是‘兔子’做出的。随着数学家的成长，他们都会逐渐学会这个行当里的各种方法，部分来自其他数学家的工作，部分来自自己对这个问题长时间的思考”。

但同时，站在时间之河里，人们也无法预测，一个神迹般的数学成就在整个人类历史的长河里意味着什么。而张益唐这样看待时间：“时间作为一种力量来讲，它应该是无往不利、无坚不摧的。因为有了时间，你才能够坚持下去，有足够的时间，同时能坚持做，就能做出很多开始时你自己不敢想象，别人也想象不到的事情，这就是时间的力量。”

在那篇论文被接受的几天之后，张益唐被邀请到马萨诸塞州。在哈佛大学，他第一次以一名数学学者的身份站上讲台，给同行们做关于孪生素数的报告。几个月之后，他受邀回到中国，到北大、清华，第一次以一名国际数学家的身份做公开演讲。他第一次讲起自己的家庭环境，自己的数学启蒙、“文革”经历、在北大求学和在普渡大学受挫的往事。

他说：“数学让我心灵澄净。即使在打工的岁月里，我也没有放弃对数学的思考。孪生素数的证明我大概花了两年时间，但和之前的思考息息相关。”

后来，他去牛津大学参加工作坊，邂逅了着名数学家安德鲁·怀尔斯，也就是那个用8年时间证明了费马大定理的巨匠，同时也是在孤独的研究路上一直激励着张益唐的那个人。他认出了张益唐，并且去听了他的报告会，还做了笔记。

怀尔斯曾经这样形容自己在研究数学的过程中所遭遇的茫茫迷雾：“就像踏入一幢黑暗的大楼。第一个房间是那么黑，我被家具磕磕绊绊。慢慢地，我摸清了每一件家具的位置，然后大约在6个月以后，我终于找到电灯开关，于是整个房间被一下子照亮了。接下来，我到了下一个房间，在黑暗中再待上6个月。这样，每一次突破，也许只是一两天的事，但若没有之前6个月的摸索，它们根本不可能发生。”

长夜里的迷雾早已散去。张益唐还是回到他的那条主路，继续攻克原来的大问题。

几年前，他到清华、北大演讲，曾与他人有一段有趣的对话：

“您看武侠小说吗？您觉得自己像金庸笔下的哪个人物？”

“我喜欢《笑傲江湖》，觉得自己有点儿像令狐冲。”

（冲 盈摘自《人物》2019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