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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哥患有艾滋病，在一次工地事故中，他意外坠亡。为此，亲友们齐集宾馆，他们能顺利为他讨到赔偿吗？

1

我是80后，家在郑州东面一个小县城的村子里。昌哥是我二姨家的老大，建哥是老二，二姨的家在我们邻乡的村庄。

2017年9月23日，上午9点多，建哥给我打电话，要我速去市医院，说昌哥住院了。

我去了才知道，早上7点多，昌哥干活从房顶摔下来，有五六米高，当时是头朝下，水泥地面。

并且，昌哥先被送往镇医院，镇医院不敢接，才拉到市医院，已是9点多了。

我说怎么不直接拉市医院？建哥说当时是包工头他们送的，没一个我们的人在场。我无力反驳。

下午3点多手术结束，医生说：“挺过48小时还有希望。”包工头送来手术费后没再露面。

第二天凌晨，昌哥终究还是走了。

昌哥比我大15岁，这是昌哥死时，我妈告诉我的。我这才知道昌哥的实际年龄，因为从我记事起，我们和二姨家的交往基本限于过年。每到大年初三，我都要随我妈回她的娘家。

这天，我大姨、二姨、舅舅在姥爷家汇聚一堂。初五，我们会专门去二姨家，二姨说：“这是你昌哥的屋子。”

那时，阳光穿过摆满书的窗台，照在书桌上。看着桌上的那些大部头，我心中满是崇拜。

1995年，我转到了二姨父所在的中心初中，他是班主任，爸爸希望我有人照应。我住在二姨父的办公室，他微笑的脸庞，我到现在都还记得。

二姨父的字写得好是学校公认的，几十年的教书生涯，让他的字极具功夫，非常漂亮。所以，即便在十几年后，当我在建哥门市记账簿上看到他曾留下的字迹，立刻辨识出来。二姨说：“你昌哥的字还要好。”

初一下半年，二姨父突发脑溢血，高大的身躯在病床上躺了快一年，还是走了。当时的我并不知道这件事背后隐含的残酷现实。

这一年，教书二十多年的二姨父，手续刚转为公立教师，在此之前，他一直是民办教师。在那个年代，民办转公立是多少乡村教师的梦想！

然而，转正后的二姨父却没有享受到一天的好待遇。这一年，二姨父51岁。

教育局开了追悼会，但并没有给予更多实质性的帮助，毕竟人不在了。现在看来，这更像是我二姨一家多灾多难的开始。

2

现在算来，二姨父走的那一年，昌哥是28岁，应处于四处打工找活干的状态。且他已结婚，并有了一个女儿。

昌哥当时所读的高中在我们县是唯一的重点高中，复读后还是没考上大学，就回家打工了。

嫂子是一个村的同学，但似乎持家不太精明。这些都是妈妈后来告诉我的，毕竟当时的我还是一个世事不通的初中生。

还记得第一次去昌哥家的情景，红砖盖的三间平房，窗明几净。两个大红灯笼挂在门口，院内能用的不能用的，分门别类地堆放整齐，院子里还种有不少花花草草。

屋内墙壁虽然没粉刷，脚下还是土地，但干净整洁。木床边上的简易挂衣柜里，衣服不多。做饭也还是那种小煤球炉子，一台老旧电视机是仅有的电器，

我很惊讶，昌哥家比我想象中要过得清贫，但很有情调，很懂得生活的感觉。

此时正是春节，昌哥一家乐乐呵呵，忙前忙后地招待我们，虽然茶点不如普通人家，但丝毫不影响他们待人该有的分寸。

2007年，已参加工作的我，正值休班。我在回家的街上，碰到了二姨。因为建哥在镇上开了个家电门市，二姨平日去帮忙，我俩便寒暄了几句。

晚上吃饭的时候，我随口对我妈提及我见到了二姨的事。我妈听完，停了一会，才说：“你昌哥有艾滋病。”

我一下子愣住了，忙向我妈追问详细情况。原来，早在2001年，昌哥在铝石矿的矿上干活砸到了腿，去医院输血时查验出来的。

医院追问，昌哥回忆应该是九几年，他迫于生活压力卖过血，可能是在那时传染上的。

也就是说，如果不是这次受伤，昌哥根本不知道自己得了艾滋病。卖血这种事，昌哥肯定是不会告诉二姨的。

艾滋病瞒不住，医院都要上报。很快，消息传到了村里，当年和昌哥一起卖过血的其中一个也确诊患上了。

随后，村里为昌哥他俩办了低保。药物方面，说是有政策，国家全包了。这些年来，他的病情一直还算稳定。

我妈其实早就知道了这个情况，毕竟二姨和我妈的关系最亲。她之所以现在告诉我，是因为我长大了，有些事也可以让我知道了。

我不敢相信昌哥会得这种病，以往在他家看到的种种充满希望与生气的画面，丝毫不像是一个绝症之家。

可我妈也不像是开玩笑的人，这种事也开不得玩笑。如果是真的，那二姨、昌哥又是怎么熬过来的？

我竭力回忆以往的种种细节，希望从中找到蛛丝马迹——

二姨的脸上从来不会有大喜大悲的表情；在他们家吃饭时，二姨曾说这是你昌哥专用的碗；这些年去二姨家走亲戚，昌哥从来不见我们，除非我们主动去他家。

这些年，虽然每次见到昌哥，他穿的衣服都是过时很久的衣服，也几乎都是打工干活的状态，但往日留下的那个房间内洒满阳光的读书少年的形象，一直在我心中。

我怎么也想不到，他竟然会和“艾滋病”联系在一起。我喃喃自语：“其实和艾滋病患者一起吃饭，是不会传染的。”

忽然，我想到一个问题：昌哥家的女儿呢？我妈说查了，昌哥女儿没事，她出生的早。

之后的那年春节，我们去了昌哥家。二姨、昌哥、嫂子都在，我和昌哥若无其事的聊着天。中午包的饺子，我端起一大碗，吃得格外香。

后来，我们还见过两次面。一次是在街上遇见了他们干活的一群人，我快步过去给昌哥递了一根烟，他为了不拂我的好意，有些不自然地接住了。

我脑抽的说了一句：“昌哥，你字写得好，春节可以卖对联呀！”他听了这话很高兴，说他们周边邻居家的对联都是他免费写的。

我也很高兴，昌哥的精神面貌不错，说明他对生活的热望一直都还在。

另一次，是在建哥的家电门市上。昌哥领着他的小儿子，给他买学习用品，神情透着愉悦和自豪。我一问，老二在初中班里是第一。

我跑回家，又问妈妈：“昌哥家老二有病没？”妈说不知道。我在心里盘算了一下侄儿的年龄，从此，我逃避似地再没有问过。

没想到，昌哥终究还是走了，不是死于让人闻之色变的艾滋病，而是意外。

3

事发当天，包工头在医院外面的一个宾馆，开了两间房暂时安顿家属。

建哥给他认为所有能帮上忙的亲戚打电话，速来宾馆。初历此事的我，想不到这竟是一场持久的博弈。

事情的来龙去脉逐渐清晰。

包工头其实是他们邻村的，平常大家都认识，这次的活是翻新厂子棚顶。用包工头的话说，找到昌哥，是看在昌哥的人不错，干活实在，这些都是有口皆碑的。

他虽干不了很重的活，但工资也会少拿点，关键是活交给他放心，谁能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而昌哥的病，至少附近的人是都知道的，因为他干活踏实，否则一个艾滋病人，避之唯恐不及，怎能混到现在？

我深知，昌哥本就一落榜书生，无一技之长，只有下苦力挣钱。而在人们知道他的病之后，这种下苦力挣钱的机会也不会给他了。

怎么办？国家可以把药给包了，可一家人的生活问谁要？撇下他们不管？不管又何妨，干脆自己找个地方自生自灭算了，反正老天既如此对他，他在这世上活着也没有意义了！

昌哥曾告诉嫂子，这个念头确实闪现过，可终究还是有求生欲，终究抛舍不了家人。再难，他也不能自个儿先垮掉。尽管生活清贫，但是全家的精气神得要有。

所以，我才看到了那个身患艾滋，但依然对生活抱有热望，依然精心打理小院的昌哥。

再者，这病虽根治无望，但终究还能靠药物维持下去。

姨夫从小正统的教育，骨子里那种读书人的气质，善良的本性，使昌哥不会像其他病人那样混吃等死，破罐子破摔，甚至利用这种特殊身份做一些为所欲为，让人惶恐不安的事情。

怎么养活家里？不给活干，昌哥就去四处求人。人家一天50，他只要20，只要能让他干。

干活的时候，所有人都离昌哥远远的，像看怪物一样看他，甚至有人看到他在，直接就不干走了。更有甚者，他去过的地方人们不去，他用过的东西过后都扔了。

吃饭的时候，工人们刚开始都不让他一起吃，连他洗手的地方人们都不敢去。后来昌哥自己捎碗筷，躲在角落里吃一口饭，尽量不给他人落下口实的机会。

慢慢的，随着基本医疗知识的普及，人们也知道了艾滋病没那么可怕。而昌哥踏实肯干的品质赢得了大家的认可，从疏远到怜悯，最后甚至产生由衷的敬佩。

农村下力干活的，都生活不易，只要你正经干，都会接纳的。昌哥的衣服永远都是破旧而干净的，内里的硬气和尊严，一望即知。

就这样，只要有活就干，再加上想的周到，为别人考虑，时间长了别人也乐意和他一起干。

干得多了，有些小活儿，昌哥想揽下，人家也愿意给他干。他一开口，别人也愿意跟着他干。

这些关于昌哥的诸多细节，都是在宾馆里的亲戚告诉我的。因为即使我以前知道了昌哥得病，见了面也绝对想象不到昌哥背后原来经历了这么多苦难，他在人们眼里的风评又这么好。

可惜，这样的一个人，在世上曾这样奋力乐观而又艰难地生活过的一个艾滋病人，竟以这样的方式离开了这个世界。

4

屋里都是紧要的亲戚。舅家的几个表哥，嫂子那边的叔叔伯伯，建哥买了成条的烟，成件的矿泉水，男的只要来，先发一盒烟。

几个表哥正当壮年，血气方刚，义愤填膺地发表对这件事的看法，所有人都群情激愤，甚至昌哥曾经的病友打电话来，只要需要，他们随时可以过来十几个人。建哥说先不用，有需要再来。

中午快一点还没吃饭，有人说了一句：“怎么没人管饭了？”建哥立即给包工头打电话，大声斥责。十分钟后，一个人把大家领出去吃饭，每桌除去主食另加几个菜，饮料、酒随便点。

头几天来的亲戚很多，这种事只要打了电话，大家一般都会第一时间赶到，因为这毕竟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一大家子的人，群策群力。

而每天理所当然的吃饭，则说明了见多识广的长辈们，对这件事早有定性。这不是短时间所能解决的，是持久战，反正所有费用都是包工头他们出。

包工头的态度很恭敬，生怕一不小心我们会有什么过激的行为。在赔偿金额上，他们从最初的五万提到八万。

建哥全权代理交涉，自然是不同意的。包工头问建哥要多少，建哥不吐口，说你们给的太少了，根本就不是谈事情的态度。

建哥不松口说具体数字，是一种自抬身价的策略。他还提到了那个厂子也有责任，包工头和工厂都脱不了干系，必须都得赔。

这个消息传达给他们后，工厂的回复是，活是承包给包工头干的，与厂子无关，如果执意要赔偿，出于人道主义，他们愿拿出两万。

厂方的回复肯定也是回绝了。有亲戚说这个厂子有钱，绝不能便宜了他们。而为了给厂方施压，我们提出说要去看现场。

那天，我们一共去了三辆车的人。厂子出事的第二天已放假，甚至垒了一堵墙直接把那片区域隔绝开。在厂方很配合的介绍完当时各方面情况后，一行人便离开了，此次出行更像是表明一种态度。

包工头请来了村支书说和。在大家面前，村支书似乎是安抚并且晓以利害，但某一刻，他扭过头吸一口烟，我忽然看到了一丝不屑。

那神情仿佛是说，一个艾滋病人还想要多少？！差不多就可以了。

村支书走后，大家七嘴八舌地说，支书肯定收了对方的好处，才为包工头说话，因为他只在那个基础上加了一万。

无妨，策略就一个字，“拖”！因为一天说不成，包工头就多出一天费用，所有人都心知肚明。

在这个法制社会，一切终究是有依据的，建哥便找到律师咨询。

目前，昌哥的大女儿已毕业工作，老二在上学，未满18岁。嫂子属于劳动力，我二姨还有建哥可以负担养老。

按法律规定，未成年人只需负担至18岁即可，即便加上嫂子将来的养老，总额也不算多。

所以，律师最后算出最多赔27万多。这个数字，远非建哥心中的目标，他开始沉默了。

这时，我们内部有个苗头冒了出来，一个年纪大的亲戚说：“九几年，我们那里的二柱子，煤矿出事，捏矿上狠了，最后啥也没弄住。”

没人说话。

隔了一天，在一番争论后，包工头那一方有个人扭过头，鄙夷地自言自语：“差不多行了，算我们倒霉遇到这事，就他那情况，你们还想指望靠这发财？”他以为声音小听不到，可建哥听到了，大怒：“你再说一遍试试！换做你亲哥试试！”

说完，建哥上前几步就要伸手打他，众人拦住。建哥摔门而出。

5

一直到28号，并没有达成任何一致，包工头一方不提价，建哥不吐口，就那么僵持着。

9月29日，估计包工头那边也清楚地知道，走法律途径最多赔那么多后，就没再给宾馆续费，也别提吃饭了，更没人再露面。

建哥气愤无奈之下，让大家解散回家。

10月1日，国庆节放假，昌哥依然躺在医院的水晶棺里。

商量的结果是：没人出面？没人出面就闹，先去乡政府闹，还不行就去市里。

这次需要我二姨出面了，因为她是母亲，最有说服力。我们当初只是告诉二姨，昌哥病了，其他没说。为此，建哥专门让我妈来告诉二姨，以缓解她的情绪。

10月5号晚，我到门市上看二姨。见我进来，二姨擦了一下眼睛，妈在旁边坐着。二姨说：“你坐吧，我知道你来干嘛，没事，我能挺住。从你姨夫走，我的泪都已经哭干了。”

ldquo;只是可怜你昌哥一辈子吃苦，要说吧，你昌哥也算赚着了。当年那个一样得病的人，都死了快十年了。那个人就是心理压力太大走了。也算得你昌哥干活的力了，他要不干活，估计也到不了现在。可是要不出这事，你昌哥还能活多久虽说不准，但不是还能看到个人嘛！”我瞬间泪目。

此后几天，我妈一直对二姨寸步不离。

10月8号，乡里上班第一天，亲戚来的人并不多，十几个人，昌哥女儿捧着遗像走在最前面。进了乡政府大院，有个人向我们走来时，我才知道，其实乡里一直关注着事态发展。

毕竟是本乡发生的事，私下协调好了更好。我扶着哭得快昏过去的二姨，一起随大流进到大屋子里协调问题。

乡里的一个副乡长出面负责。在副乡长言之凿凿地为大家保证，一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后，双方又坐在了城里的那个宾馆，毕竟一群人在乡政府聚着也影响不好。

这次，大家态度没那么强硬了，可能也默认昌哥被赔多少，都是一个艾滋病人的福祉。更何况昌哥至今尸骨未寒，总的来说，就是不管结果如何，赶快把事情了结，入土为安。

在嫂子那方的叔叔伯伯承诺不管结局如何，金额多少都不会怨建哥后，经过几番拉锯，10月11日，赔偿金额定在32万。包工头百分之八十，厂里百分之二十，三天内结清，丧葬费同等比例。

在人们把昌哥从水晶棺抬出来送去火化时，许是妆奁过，我看他的脸庞很干净，很宁静，一如我这些年看到的一样没有变。

6

两个月后，我听我妈说，昌哥生前竟然在镇上花17万买了一个门面房，准备留给儿子。当时怕取消低保，用建哥身份证办的，并且还有几万块钱在炒股。

我感到不可思议，可是妈妈说是真的。我说哪来的钱？妈说就是硬攒的，十几年硬攒的。平时钱都是昌哥管着，买门市房，除了建哥，连我嫂子和二姨都不知道。

我算了一下，还是有可能的。

昌哥干的基本都是建筑类的活，日工资也不算差的。度过最初的艰难期后，活也是持续不断，再加上能揽些小活，除去必要的开支，日积月累之下，攒出来这么多钱也不足为怪。

是了，当一个人在最初连生命都是奢求时，能够活下来已是夫复何求？然而，昌哥不愧是男人，骨子里的倔强始终都在。别人看他也许表面上相安无事，而心底不知会升起多少废物般的鄙视来。

这些想法，昌哥何尝不知？只是他向来不惧那些外在的东西，虽然身患艾滋，但依然活得清清爽爽，自尊自爱。

那时的昌哥，应该心中别无他求，攒钱为家里、为孩子，一心一意地过好自己的余生，才是唯一目标。

2018年5月，昌哥女儿结婚，女婿是外地的。其实，还在宾馆为昌哥讨公道时，他已跑前跑后地帮忙了，很诚恳的一个人。

他俩选择这个时候结婚，也是因为家里的顶梁柱已倒下，重新需要一个主心骨。

那天，婚礼一切从简，甚至按风俗，连简单的唢呐都没请。两人就在那三间红砖平房前举行仪式，院子打扫得非常干净。昌哥生前伺弄的花花草草，依然长得很好。

跪拜父母时，披着洁白婚纱的昌哥女儿看着母亲旁边空空的椅子，瞬间泪流满面，伏地大哭。周围观礼的亲戚朋友，也跟着一起擦眼泪。

2019年春节，我们去二姨家拜年，在那栋几十年的老房子里。昌哥曾住过的那间屋子，阳光透过窗台，那张书桌还在。

中午，二姨弄了一大桌子菜。大家围坐一起，昌哥家老二也在，二姨不停给他夹菜，眼神里全是关切的宠爱。

我知道昌哥家老二很争气，问他：“学习现在咋样？”他说：“高二快班，十几名吧。”我说：“985、211是你唯一的选择。”他说：“好。”

作者 | 愚人 公司职员

编辑 | 阿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