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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福客栈》是一部由马克·罗布森执导，英格丽·褒曼 / 罗伯特·多纳特 / 库尔德·于尔根斯主演的一部传记 / 剧情 / 战争类型的电影，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观众的观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六福客栈》观后感(一)：我考證過的背景資料

我這個電影迷小時候就聽過關於《六福客棧》(The Inn of The Sixth Happiness) 這部禁片的故事，我隱約記得這是 20 世紀福斯公司想來台灣取景的電影，在 1950 年代被蔣政府認定劇本辱華，即使由我喜歡的 Ingrid Bergman (1915~1982) 主演 ....................

http://miklosrozsa.blogspot.tw/2012/04/1958.html

《六福客栈》观后感(二)：从艾伟德的事迹，对信仰力量的一点理解与感慨

我不信宗教，但信仰的力量是不可轻视。 其实在每个成功的“神迹”故事背后，是有很多没有求得“神迹”出现而牺牲的故事没有留下记载的。比如电影《教会》(1986)，《沉默》(2016)，里耶稣会的残酷受难。 信仰不一定能让信仰者的个人付出就能得到福报，但坚定的信仰会让人前仆后继，那那么多次的失败后，如果信仰依然坚定不怕牺牲，总会有一个后继者会成功，也就是说希望是在不断提升，信仰的光芒确实随着受难是会越来越亮的。这才是信仰的力量所在，它是集体的奇迹，是社会的奇迹！不管有没有神，不可轻视人的前仆后继的精神力量。 也所以艾伟德出身下层，传教的资格比那些神学院出身的上层背景的人要困难的多。但她也更亲民，更适应困难环境，更容易和底层的潜在信教资源打通联系，终于重现基督教历史初年的那种传教精神。 历史上出身底层的传教士其路途自然要比上层出身的传教士困难的多，牺牲也更普遍，但一旦成功，那就是圣徒级别！成就与名声也更大。因为最广大的信徒也是底层，他们最渴求福音，也最容易理解与认同那些朴素的宗教践行者的伟大，而不是奥古斯丁式的理论家。

《六福客栈》观后感(三)：1分的电影和10分的褒曼

有些时候，片子好看和它烂不烂没啥关系。《六福客栈》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它很不错的观赏性却丝毫不影响它成为一部标准的烂片。

说来也讽刺，自诩为褒曼死忠粉丝的我却无论如何也没法昧着良心给它打高点分。因为基本上，除了褒曼这片也就一无是处了。

简要的说说几个致命的缺点吧。

首先是令人发指的时代、文化背景代入。原本该片的中国元素是吸引我观看的重要因素，到头来却足以成为我对它万般不满的矛头。可以这么说，导演除了借了个中国的历史背景，摆了一些中国的道具，整了一堆黄皮肤的临时演员，再也没有一丝像中国了。从人物的行为、思想到整个文化背景，分明就是一个戴了面具的典型好莱坞模板。影片所宣扬的，也是典型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鼓吹的人道、自由和信仰。殊不知，在那样一个年代的中国，这样的说辞别说喊出来，老百姓压根就不可能知道和在乎。而好莱坞哪会管那许多，能尽善尽美的宣扬美化它那一套价值观就是理所当然的。这也就是我称之为“资本主义的假大空”的惯常手法。

其次是无数的逻辑错误和剧情漏洞。原本自己还和将军说着英语的县长，后来突然又听不懂褒曼的英语，更好玩的是再后来他又用一口流利的英语和褒曼对话了。就更不用提下至囚犯幼至儿童的老百姓们说起英语来比起我们现在的大学生都强了百倍。其它的荒唐之处俯拾皆是——褒曼的公差做的实在看不出什么特别，别人去就被打的体无完肤，她不但没事还莫名其妙就赢得了所有人至高无上的信任。杀红了眼的阶下囚见到她，也好似神明在前一样，立马就放下斧头立地成佛了。而那些个强盗罪犯，不但不干半点烧杀抢掠的活，却好像全都成了与民同生共死的侠客。等等等等，真是不可尽数。

三是人物塑造的薄弱。片中的主要人物，除了褒曼被塑造成了性格饱满，生动鲜活的人物，另外两位——将军和县长，却一直都模棱两可。将军时而热情时而麻木，时而刻板时而柔情，爱的不明就里，也无法令人信服，影片最后也没给出答案如何解除他的阴影和顾虑。而县长一会像是典型的仕途奸人，无情冷血唯利是图，一会又像是大仁大义的青天老爷，甚至都归了我主耶稣。这般情形，真不知叫人如何理解。

当然，其实也许以上的三点我都可原谅，最不可原谅的，却是那黑压压一片黄皮肤的“中国人”。说两个汉字竟然比小日本唱歌还难听（日本的民族音乐我向来是以为难听无比的）。那么多人里面，竟然就真没有一个能把三个汉字流利的连起来读一遍的。坦白说，我感觉褒曼的中文说的都比他们当中的要好听许多。

作为一个中国人，饱受全片如此的母语摧残，也算一奇谈了。

最后还是不得不说褒曼。褒曼出演此片时已经43岁，两年前刚凭《真假公主》二获奥斯卡。演技已经是不肖多说的了。

我之所以说在这样一部烂片里她依然能得满分，是因为片中的她没有了一贯以来给人们的高贵优雅的印象，而是真正的像片中的主人公一样，朴素纯然。片中的不少场景也需要她亲力亲为的去做很多脏活累活。然而年纪已大又没有妆容衬托的她却依然散发出来真正的高贵气质，那一颦一笑，骨子里依然是10年前最迷人的女人。

《六福客栈》观后感(四)：《六福客栈》给我的启示

曾在报上看到有关外交部解密文件的报道，其中有一文件是关于抵制电影《六福客栈》的，认为这是部辱华电影，因此要求驻外机构组织华侨不要参与出演。据报道，这项工作做得很好，不少接到电影邀约的华侨纷纷拒绝。不过这部电影却也终于拍成，饰演主角是大名鼎鼎的英格丽.褒曼。

不久前，我看了这部电影。说实话，在我仅有的电影常识中，根本就不知道这部电影，如果让我挑选好莱坞电影，我怎么也不会去选之部电影，之所以会去看完全是因为那篇报道。但是我被这部电影感动了！

这部电影描述的也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英国的女佣，自愿到中国当传教士，当然从身份到资历她都是不够格的，但她通过努力，一边学习一边筹钱，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在北方一个贫穷小镇开始了传教生涯。不久抗日战争爆发，日军侵占当地，她带领几十名因贫困战争失去父母的孩子逃离该地，爬山涉水，历经艰辛辗转到后方。这本来应该是一个传颂的故事，就像当年宣传的白求恩，柯棣华，现在歌颂的拉贝一样，但是这个故事却湮没了多年。

是的，这是一部西方视角的影片，在影片中几位主要华人基本上是清末民初的打扮，那位县长长袍马褂，瓜皮帽山羊胡子，而且形象都显得很委琐，那位厨师缩头缩脑，像个油滑之徒，尽管影片中也表现了他们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表现最好的一个男主角却不是个真正华人，而是个混血儿。而女主人公则有教主的感觉，不仅自己能干，办起客栈，还是县长的重要倚仗，她解决县里难以解决的问题，只要她出面，监狱的暴动也能平息，最主要的是她的爱心，收养孩子，保护孩子，特别在跋涉路途中省下食物给孩子吃，虽然中间也表现了国人为了孩子不被日军发现，把敌人引跑，最后牺牲了自己生命的镜头。最后的镜头是，当筋疲力尽的孩子簇拥着她到达我方城市时受到当地人民的热烈欢迎，完成了她的形象塑造。但是我以为这还不是影片受抵制的全部原因，还有是她的身份，一个传教士，尽管她深爱着中国，49年后她到了台湾并长眠在那里。

我对电影中某些表现是不满的，原因上面说了，用西方视角反映中国，因为文化不同，中国很多东西无法真实展现，对华人的认识他们也只停留在清末民初时，所以才会如此描写。但是我被电影表现出来的爱心所感动，一位外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为了让中国的孩子逃脱日军的魔爪，她能不顾危险保护他们抵达到安全区，这一切都是缘于爱心。首先是爱中国，从她不愿离开中国就可以证明，其次才能爱上中国的孩子。在这一点上她没有任何居高临下的优越感，而是一颗母亲般的心。在影片最后，她和孩子们受到欢迎时，我的眼泪也止不住了。这是整部电影中我唯一的一次感动，但是没有前面的铺垫，情绪的积累，是无法达到这个效果的，可见编导的功力。我曾说过，作为一个人物片，片断总为主题服务，在有限的时间里不可能面面俱到，往往有强烈的倾向性，如此强的理念传播是很难打动观众的。但是这部影片却有很好的效果，因为它的政治理念成功地包裹在人性里面了。

像电影中主人公这样的人还有许多，如司徒雷登等，如果能客观地记载报道传播，实在是促进东西方交流的好材料，让西方更好地认识中国，也让国人更好地了解历史。

2009-06-06

《六福客栈》观后感(五)：格拉蒂丝·艾伟德的传奇故事

上帝来过阳城——1939年英国女传教士带领百名孤儿出太行记

关于格拉蒂丝·艾伟德的传奇故事，说的是上世纪三十年代一位撕毁英国护照，志愿当中国人的女传教士艾伟德，经过重重困难，来到山西晋城的阳城县，开了家“八福客栈”（电影改名为六福客栈），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收养了一百多名孤儿，后来为了躲避战争，又翻山越岭带领这一百多名孤儿从阳城逃难至陜西西安，途中饱受饥饿、疾病和各种危难，却坚持不愿放弃任何一个孩子的动人事迹。

格拉蒂丝·艾伟德的传奇故事后来被英国记者写了书，书名为《小妇人》，还改变成了广播剧，在上世纪50年代末又被改编成好莱坞电影《六福客栈》，使艾伟德在中国阳城的故事广为传播。

格拉蒂丝从晋城下车后，辗转两天才来到阳城，人地生疏，加上自己又是个单薄的外国女子，她被当地人称作“洋鬼子”，她投靠的罗森传教士到中国已经五十年了，“原本浓重的苏格兰口音，加上不自觉搀杂的中国话”，使格拉蒂丝几乎无法听懂她在说什么，也难怪，变异的英语加上怪异的阳城话，她能听明白才怪，然而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格拉蒂丝立足了，她把罗森遗留的房子改造成了客栈，而且把投宿的粗野的过路骡夫（相当于今天省际公路上的货车司机）竟驯化的彬彬有礼，“他们不再聚赌喧闹，不用脏话吓斥骡子前进，也不唱那些淫秽的地方小调，而是哼着诗歌。”

这样稀奇的事情连当时阳城的县长也注意到了，亲自来拜访了格拉蒂丝，还请她帮助政府推行“天足运动”，即说服当地的女子放弃缠足，可想而知这是一件多么滑稽又为难的事情，但格拉蒂丝却坚持着去做了，只是她得答应县长，“只能讲圣经故事，不能传教”，县长是儒家文化里走出的传统官员，一时无法接受基督文化，是不会让这个奇怪的“洋鬼子”讲经布道的，然而没过多久，格拉蒂丝把县长的信仰也改变了，事情的起因在于，有一天，阳城的监狱发生暴动，一个犯人发疯似的砍死了几个同犯，谁也不能降伏，县长请来格拉蒂丝，没想到她用几句话就说服犯人放下了凶器，乖乖接受了管教，这让县长更加尊崇，经过一次长谈，阳城的县长也入了基督。

格拉蒂丝在阳城收养孤儿的善举，起先是有一天，格拉蒂丝在路边看到一个妇人在路边出售自己的孩子，于心不忍的她掏出仅有的九毛钱买下了这个孩子，到后来，日军的飞机轰炸了阳城，也炸塌了她的八福客栈，格拉蒂丝在瓦砾中爬了起来，重整家园，把客栈改成救护站，收留了因轰炸留下的40多名孤儿。

回到阳城，格拉蒂丝决定离开这里，转移到较为安全的后方城市西安，当她要把带一百个孤儿去西安的想法告诉县长时，县长无比惊讶，觉得这简直在做一件傻事，但格拉蒂丝坚持，这一百个都是神赐给她的孩子，一个也不能丢下。县长苦劝无效，只好多为她预备一些粮食，并派了两个已信了基督的士兵跟她一起上路。

就这样，在1939年，格拉蒂丝带领一百名孤儿上路了，从山西阳城到陕西西安，历经了半个多月的磨难，终于到了西安，她把这些孩子全部交给了宋美龄办的孤儿院。

1941年，大病一场的格拉蒂丝出院，随后在1944年和1945年，去了兰州和成都救助麻风病人，1949年回到英国家乡，英国广播公司的Alan Burgess将她的经历写成《小妇人》（The Small Woman）一书。期间她的故事被改编成电影，这就是后来著名的《六福客栈》，伊莉莎白女王，还邀格拉蒂丝去白金汗宫面谈，格拉蒂丝后来辗转到了香港，1953年她决定重新回到中国，但被拒绝入境，只好通过关系来到台湾，她在台湾开办的的孤儿院却被合伙人所骗，但格拉蒂丝并没有绝望。1970年元旦，格拉蒂丝患上了感冒，却仍然出席妇女祷告会，回孤儿院后就倒在床上。医生诊断是流行性感冒转为肺炎。两天后，格拉蒂丝逝世，按照她的遗愿，她的头的方向朝着中国大陆，朝着她曾经的阳城。

《六福客栈》观后感(六)：从“八福”到“六福”，上帝爱中国

无意地将《六福客栈》放在了派克的《天国的钥匙》之前观摩，跑上来的第一个震惊就是褒曼的演技。这部电影完成于1958年，与《真假公主》相隔不远，43岁的褒曼令我重新开始认识她；片中她饰演志愿来到中国山西阳城的英国女宣教士葛拉蒂丝·艾伟德，洗净铅华，表演真挚朴实，从举手投足间透出的浓浓的中国味，可以看出她曾经很认真、很仔细地揣摩过这个角色。

葛拉蒂丝·艾伟德(Gladys Aylward)是一个真实的人物，1902年出生于英国，早年听到神的呼召立志来中国传福音，却因女仆出身被认为不够资格，但倔强的她仍通过辛苦攒钱买到了去中国的火车票，经过一段艰难的旅程后，于1930年来到中国山西一个偏远落后的地区——阳城，并与在此地待了二十多年的老宣教士劳森太太一起开了一家“六福客栈”（真实的名字叫“八福客栈”，自然就是指登山宝训中的“八福”，电影里改成“六福”，是指着中国的“五福”说的，意思是除了今生的五福，你的第六福在哪里。颇有意味的名字），为投栈的赶骡人传讲福音，好让他们通过骡队往来，将福音传出去。劳森太太在一次意外中不幸去世后，艾伟德一肩挑起了福音事工和民风改良的重任，包括解放妇女的小脚，教孩子们念书和认识上帝，护幼扶老，甚至整改监狱秩序，靠着从上帝而来的博大的爱。几年过去了，她不仅得到了全阳城人民的尊敬和爱戴，也令县长钦佩和赞赏，并得到了一个可爱的中文名字“珍爱”（真实情况是叫“艾伟德”）。

不久抗战全面爆发，阳城也不能幸免，珍爱带领100个战争孤儿翻山越岭徒步赶去西安的“儿童之家”；虽然影片结束于珍爱与孩子们唱着歌走进西安城的欢欣场面，但先前当他们终于看到奔流的黄河时的激动之情更使我动容。

电影多少总有虚构和润饰的成分，但将艾伟德的故事拍出来已是十分有意义的事。据说当年上映后反响强烈，很多年轻传道人立志去到最艰苦的地方为主事奉。我知道实际情况一定比电影中艰难得多，若不是生命与主紧紧相连，又岂能做到十分之一？影片大部分改编自讲述艾伟德事迹的一本书“The Small Woman”，而她本人身高只有1.50米左右，的确是名副其实的Small Woman，但褒曼却是1.83米的大个子，这样的反差挺有些意思，或许是具象化艾伟德的高尚灵魂吧。

褒曼从意大利重回好莱坞后，演技和风格都有了质的飞跃，1949年之前的表演，多少有点花瓶的味道，尤其与她的瑞典老乡嘉宝相比。当年她被罗西里尼的《罗马——不设防的城市》吸引，正是惊诧于新现实主义电影精神与装腔作势的好莱坞的强烈对比，因此她的飞跃也与罗大导演多年的熏陶有关。在《六福客栈》中，我们看不见华服美妆的外表，却深深看到了珍爱宽阔仁爱的心，和顽强坚韧的勇气。

片中描述福音事工的笔墨不多，主要侧重于珍爱做的实事。当林南上校质疑她的福音事工时，珍爱用了“小孩子拾贝壳”的经典比喻来回答；而当县长宣布自己成为基督徒，正是比宣教式的表述更有力的见证。褒曼在片中几乎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即使县长送给她的唯一的新衣——大红缎子长袍，也古古怪怪的不太适合她（头上还戴了一朵大红花，汗），但就是令人不得不喜爱她。就像县长说的，在这个人们心里充满恐惧的世界里，他喜欢看到勇气，哪怕是在一个粗鲁、易怒的女人身上。褒曼的演技炉火纯青，而且以她的名气和资历，能这样为艺术甘于朴素，也确属可贵。她的人品曾为很多合作者称道，我也再次开始审视。曾看到一个网友说更喜欢中年的褒曼，还有另一个网友写她：“早年娟美，我很喜欢她在瑞典的那段。青中年一般，老年更是风华绝代”，很有感触，自然我要将“青中年一般”改成“青年一般，中年渐佳”：）不由联想要是嘉宝没有息影，会否也有中年的精彩。

可惜这样的人和故事在目前国内的公共领域难以传扬，当年就更不可能。有资料说原本电影公司想到台湾拍摄外景，结果因为政治等问题而中途解约，后来褒曼70年代去台湾访问时，艾伟德本人已经去世；不然这就是中美电影史上的第一次合作了。可见褒曼很受艾伟德精神的感动，也很喜爱自己的这个角色；尽管历来水分十足的奥斯卡连提名也没有给她。

五十年代好莱坞电影中的中国形象，虽然仍有些怪怪的，但比起三四十年代已进步了很多。珍爱对那群中国孩子的关爱最是打动我的心，毕竟褒曼已是4个孩子的母亲了，那种天然的母性光辉，那手势和神态，都是不带刻意的。印象最深就是珍爱收养小女婴“六便士”的时候，林南上校问她知不知道这婴儿的出身背景，珍爱说，有什么好知道的，孩子脏了，就给他们洗澡，饿了，就给他们喂饭。如此不就是神教导我们“小孩子样式”的爱么？

最后用网友的一句话结束全文：“上帝会赐福阳城这个地方，因为有上帝的爱才有艾伟德的故事。岂止阳城，连中国也蒙了大恩啊！”

《六福客栈》观后感(七)：贵重的器皿

〔 题记：上回写的那篇观感偏重于电影本身，这次因为有索稿，便从信仰的角度重新写了一篇。愿能为主作个好见证:) 〕

前阵失业在家， 有时间专心与主亲近，期间看了几部有关福音的电影感受颇深，尤其是其中一部《六福客栈》(1958)。电影根据真人真事改编，主人公艾伟德，曾在山西开设“八福客栈”。

冰心女士曾谈到自己生平宗教的思想，完全从自然之美感中得来；而我则更加有感于因神的爱之名造就的伟大灵魂。

葛拉蒂丝·艾伟德(Gladys Aylward)1902年出生于英国，早年听到神的呼召立志到中国传福音，却因缺乏正式教育被否定资格。但坚定的她仍通过自费，于1930年来到中国山西的阳城县，协助老宣教士劳森太太，开了一家“八福客栈”（取自登山宝训中的“八福”，电影里改成“六福”，是指着中国的“五福”说的，意思是除了今生的五福，你的第六福在哪里。亦是颇有意味的名字。），为投栈的赶骡人传讲福音，好让他们通过骡队往来，将福音传出去。艾伟德担负起福音事工和民风改良的重任，无私无畏地奉献，靠着从神而来的博大的爱。她得到全阳城人民的爱戴，并于1936年加入中国籍。抗战爆发后，她带领一百多名孤儿翻山越岭徒步转往西安的“儿童之家”；影片结束于艾伟德与孩子们唱着歌走进西安城的欢欣场面。

电影总不乏虚构润饰的成分，但将艾伟德的故事拍出来已是十分有意义。当年在西方国家上映后反响强烈，很多年轻传道人立志去到最艰苦的地方为主事奉。由此激励我去查找更多关于艾伟德的故事；而感动也犹如子粒破土般，迅速在心底长起来。读的过程时常热泪盈眶，无时不感到主爱的伟大、无可言说，看到一个之所以被称为伟大的女性，她的力量全然从神而来。

艾伟德的中国之行，本身就是一个神迹。由于收入微薄，她买不起直接去天津的船票，只能坐火车穿越欧洲到苏联，再经西伯利亚到中国的东北。当时东北九省正在打仗，众人都劝她放弃计划。然而艾伟德把自己交托主。她乘的是三等火车，没有一个相识的人，没有懂英语的人可以交谈，只有一路祷告。火车中途截停在西伯利亚的大旷野，列车长告诉她这火车不到哈尔滨。她焦虑万分；如果被拦截在此地，该怎么办？能帮助她的人都在千里之外！忽然她想到：“我正忽略了我的神了。他并非在千里之外，他就在我旁边。当神一直在帮助我时，我为何要为我的旅途忧虑？”她确信神将以奇妙的方式显现他自己。

当严寒深夜她坐在自己的行李上，悲惨、寒冷、又饥饿——在靠近中国东北边界的某处，一个人也看不到。“哦神，这值得吗？”她喊着。这时一个有如闪光的回答说：“不要怕，我是你的神。”于是她祷告。神告诉她要做什么并带领她——他真的如此行了。

之后的一连串磨难，每次神都在她几乎绝望的时候，回应她的祷告，展现他的信实。那一件件奇妙的事我不及一一列举，而无论多奇妙，身为尝过主恩的基督徒，读着都是如此真实，催人泪下。

我们常会在感到绝望、产生怀疑的时候，忽然得到神的回应，而且往往是出人意料的方式。确实是，信心，信心，“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是在患难中依然紧紧倚靠主，无论发生何事，坚信我的神总是与我同在。

劳森太太去世后，艾伟德独自经营客栈，到各家拜访、帮助，到市集布道。但劳森太太的津贴已停止，艾伟德没有津贴，客栈所收住宿费也不够用。并且她的处境很为难。她只是个年轻妇女，而每晚客栈中挤满了粗莽的乡间赶骡人。她忧虑地祷告，此路似乎困难重重；她想是否神正在说她必须搬离阳城，但她完全不知道自己能去哪里。

一天县长忽然来访，提到中国在推行“天足运动”，政府明令解放妇女的缠脚，并挨户检查，以改正多年的旧风气。艾伟德当然是最佳人选。她还可以示范天足的好处。县长许诺派两名卫兵保护，发给薪水，还提供骡子作交通工具，以按时向他报告。

艾伟德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是神为她作的计划？这是他在供应她的生活需要？她感谢神给予这特别的机会，接受了县长的提议，附带条件是不能限制她讲福音。

这样，艾伟德能够周游各村庄、镇市，进入人家，逐渐变成大家熟识和欢迎的人，交了很多朋友。渐渐地，各处一个、二个的人改信基督，在每个村里有了小团契、小教会。因福音被传开，缠脚习俗停止了，鸦片吸食降低了，并在多处竖立了耶稣基督救恩的见证。

她在自传中写道：“我如今回顾，我何等惊异神开启服事之门的方式。我一直渴望到中国，但尽我所能我也想象不到，神竟如此掌权以至我能获准进入每个村家；有权柄废除一个残忍可怕的习俗；有政府保护；并在我检视脚时得以支薪、传耶稣基督的福音！”

神曾应许，看不见的时候，他必开道路。我们虽不知道明天如何，但切实知道谁掌管着明天。并且极需要等候的信心和耐心，放下一切自己的意念和行动，完全交托仰望，安静等候，看神亲自成就。

此后艾伟德无数次经历神的奇妙。当她倍感独自工作的孤单时，神就赐给她一个小名“九毛”的孤儿，令她的住所有如家一般。此后孤儿的人数不断增加，以至有了抗战期间那著名的、带领一百多个孤儿转移西安的感人故事。一路上他们翻山越岭，受尽各种艰难，劳累、饥饿、恐惧，还有日本人的轰炸。当黄河挡住去路，一个女孩记得摩西领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故事，大家一起向神祷告，神便为他们差来军队帮助渡河。有朋友写到这故事堪与《辛德勒的名单》相媲美，而我从心底不住涌出赞美主的声音，终于明白荣耀归于主的意义。如此艰难而不可能的任务，若不是生命与主紧紧相连，又岂能做到十分之一？艾伟德最初只是祈求一个同伴，神却给了她家庭温暖、甚至更大的任务；神所赐确实超出人的所求所想啊。

当听见县长宣告：“儒家的教导存在我头脑里；但我看出基督活在艾伟德的心里。我要作个基督徒。”一个似乎最不可能信主的人，因着圣灵的感召，基督生命的见证，愿意抛下士大夫的礼节传统，真是何等甘甜的果实。

正是印证了主耶稣对门徒说的话：“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艾伟德确有神迹伴随着，终其一生都在不断见证神。

回看自己，我们都是主用重价赎回的贵重的器皿，当知道怎样将自己摆上，为主所用。有时我抱怨看不见神，也听不见他；如今却要自问有没有好好安静来到神面前，为神摆上自己。

这两个月来我领受到主太多的恩典，工作进步，家人和睦，并鼓舞我在新的工作岗位上作光作盐；而向家人传福音的感动也越加强烈。有时我犹豫于传福音，总担心别人的想法，更害怕自己信心受挫。艾伟德的故事提醒了我，只管为主做管道，其他的就交给圣灵来动工。因为这不是荣耀自己，显示自己的能力，而是荣耀神，用我们的生命来彰显神的伟大和荣耀。

最后用一个朋友的话结束全文：“上帝会赐福阳城这个地方，因为有上帝的爱才有艾伟德的故事。岂止阳城，连中国也蒙了大恩啊！”

《六福客栈》观后感(八)：【真实故事改编】格蕾蒂斯·艾伟德 - Gladys Aylward

格蕾蒂斯·艾伟德

艾伟德（Gladys Aylward，1902年2月24日-1970年1月3日），是一名英国独立女传教士，被称为“小妇人”。她1930年来到中国山西阳城传教并从事慈善活动，后加入中国籍。在中国经历了抗战，带领100余名孤儿转移。1970年病逝于台湾，她在中国传教的经历被改编成电影《六福客栈》在西方广为人知。

成为传教士

格蕾蒂斯·艾伟德，女，1902年2月24日出生在英国伦敦郊区，父亲是一名邮差。因为家境清寒，没有机会上高中，而是作为侍女，去照顾年迈作家扬何斯本爵士夫妇。侍女，在伦敦又被称为“客厅女仆”，在中国叫保姆。

从这个女子的情况看，她不能代表英国人，英国人在我们印象里，身材牛高马大，文明程度很高，而她个子只有4英尺10英寸（1.45米），体重仅仅七八十斤，显然发育不良，瘦得像一根牙签，也没什么技术含量，受教育的程度也很有限。她留给熟识她的人的印象是——“不起眼、缺少教育、普普通通”（《艾伟德与内地会》）

然而，历史证明她的内在品质却异常超人。

她在27岁信仰基督教后，首先申请参加内地会，对方因她缺乏正式教育履历而拒之。——内地会为英国医生戴德生（1832—1905年）于1865年创办，专门负责对华传教，是当时最大的同类的组织。后来，她参加了神学培训班，因为年龄偏大、成绩也不理想，还是被淘汰。

于是，她继续做女佣。一边生存，一边攒钱。1930年初，她又靠近卫理公会。在一次聚会中，她听说在中国有位老宣教士珍妮·劳生（Jeannie Lawson），已经73岁，想退休，但没有人肯去接替她。艾伟德听了立即写信给她，希望接替她。几个月后，珍妮回信欢迎她前来，并告诉她，只要到达中国天津，会有人去接她到阳城她呆的地方。

艰难中国行

1930年10月，正是带着宣教的目的，艾伟德这个28岁的英国女子来到中国。

经过简单筹备，她从打工获得的积蓄中购买了一张从伦敦到荷兰的船票。启程那天是10月18日，她带著两个箱子（一个箱子里放着一本圣经和衣物，另一个是食物和煮饭的酒精炉），还有作女佣赚得的全部积蓄——2英镑9便士。送行的是父母和姐姐葳兰（Violet），她们送她从港口乘船到荷兰海牙。而后她告别亲人，单独乘上了开往俄国的列车。

欧洲人到中国，当时最好的路线是选择坐船到天津，但是费用要比陆路贵两倍。为了省钱，艾伟德选择了铁路。她的旅行路线是：沿铁路东行，穿越东欧，经过西伯利亚后，进入中国，再转中东铁路南下，由大连乘船到天津。

结果呢，这一旅程很不顺利。本来她是计划直达中国东北的，但事与愿违，火车被迫转道莫斯科后，才在辽阔的西伯利亚荒原上旅行。一天夜里，火车突然停了下来，原来这列三等车只载劳改犯到当地，要继续东走，必须自带行李，翻山越岭地步行到下一站，一个叫赤塔（Chita）的地方。

这是西伯利亚旷野中一个荒凉的镇。艾伟德摊过冰雪覆盖的荒漠，抵达赤塔时，发现车站到处是荷枪戒备的军人，还能听到稀疏的枪声。地方官员在检查了她的护照后，不准她上车，她不会俄语，只能打手势，对方用生硬的语言答复说：到中国东北的旅客不能前行，哪儿来哪儿去。——后来她才知晓苏联与日军对峙，中国满洲铁路又在日本控制下，所以苏联的列车无法直达。她被迫留在当地的旅馆里。

在旅馆里，一个懂英语的妇女，在仔细看过她的护照后，为她解了迷。她指着护照的工作栏说：问题出在这里。原来“宣教士（missionary）”被误写成“机械师（machinist）”。由于当时苏联非常需要机械师，所以当地官员就粗暴地把她强行扣留了。

艾伟德恍然大悟。那个妇人警告她要赶快逃走，否则会被强留在西伯利亚。艾伟德双手一摊，面露难色，她说她连一句俄语也不会讲，怎样能离开这寒冷的大西伯利亚呢？那个妇人说会有人帮助她，说：“今晚有人会去敲你的门，你就跟着他走，坐火车到海参威，回头有人会安排。”面对这个神秘妇人，艾伟德她无法判断真伪，只能是半信半疑。之前，她遇过一事，一名地方官员在为她办交涉时，突然欲奸污她。因此，苏联留给她的印象很恶劣。

当晚，果真有个男人来接她，她就跟着他，上了火车。经过长时间行驶，火车抵达苏联的最东端——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威），一个美丽的小城。下车后已是黑夜，旅资已经所剩无几。她结识了车站附近一名妇女，央求她找人乘夜带她去码头。对方帮助了她。她终于登上一艘停泊在港湾里的日本商船，船长被其精神所感动，答应免费载她去日本神户。几天后，她又乘船辗转到达中国天津。

等艾伟德弃船踏上中国大陆后，已身无分文。一个人力车夫为了拉生意，坚持要她上车，她准备将自己那条又脏又旧的领巾拿来抵账。当洋车停泊在一个大门前时，她看到一个英文牌子，上有“天津宣教中心”的字样时，她异常惊喜 ，不禁长舒了一口气。

从伦敦到中国，超过1万公里，一趟多么艰辛的行程呵。她终于完成了。

创建八福客栈

艾伟德在天津休整小住了几个月。其间，靠着宣教中心，她找到了内地会差会办事处。她熟悉了有关阳城的情况，知晓从天津到那里，少说也有1700里啊，还有翻越高峻的太行山脉。1931年春，一个路姓的基督徒商人要去山西晋城，答应带艾伟德前去。于是，她们先乘火车穿越华北平原后，又换乘长途汽车抵达豫西北重镇焦作，而后开始北上太行山。汽车在崎岖狭窄的山间小路颠簸数小时之后，终于穿越太行天险，行进于山洼之中。艾伟德到达晋城后，暂住于内地会宣教站，对于她这等于找到了组织。

在宣教站，一位年老和善的女宣教士接待了她，她就是司米德夫人。司米德夫人的丈夫曾经是国际上大名鼎鼎的宣教士司米德，年轻时号称“剑桥七子”之一，后长期在晋东南泽、潞两地传教，且很会经商。这剑桥七子中，有三人在山西。可惜因为先她去世，其夫人也就成了寡妇。她曾多次向英国总教会申请，要求派人来阳城接替珍妮，现在终于遂了愿。

对于远道而来的艾伟德，她非常欢迎，向她介绍山西及本地情况，指出注意事项，她告诫她，西式的装束在此已不适宜，遂帮她预备了高领的中国旗袍和行装。一个月来，艾伟德第一次体尝到了温暖。休息几日之后，艾伟德在同道的引领下，乘坐骡车、抬轿，在山路上行走两天后，终于到达了命运安排的圣地— 阳城。——70年后，泽州到阳城仅仅需半小时。

阳城是座山中小城。教会的条件比艾伟德预想的还要差。教堂租住着一处民房，位于县城东门外的大道上，运货的骡队从这里来来往往。珍妮居住在教堂南面的一个大院里，大院座东朝西，占地百余平方米，里面还雇有一个当地厨子老杨。让她吃惊的是，房子不算小，里面堆着成堆的脏物，工人们正在清扫修建，仅有一个房间比较整洁。

73岁的珍妮在中国居住了已经50年，从风华正茂已到风烛残年。但她的口音仍带有浓重的苏格兰味，有时候搀杂的中国土语，让人觉出她在中国久居的印记。由于长期独处，她的性情有些怪癖。但见到她时，目光里射出兴奋的光芒，她拉着新人介绍说，这是新租下的房子，当地人说这里“闹过鬼”，没人敢住，所以租金特别低廉，每年仅1英镑。她们相视一笑。对于这两个西方信徒，闹鬼有些滑稽，她们不信那个。

面对这样一个落脚地，艾伟德有些恍若隔世之感，但经历漫长的旅行后，也顿觉轻松下来。对于做过女佣的她，整理清洁是看家本领。她立刻投入了建设家园的劳动之中，几天后，全部房间已经整理得一尘不染了。

在阳城，她或者与珍妮办了两件事。一是协作珍妮，借闲置的院落开一间客栈，接待往来骡夫住宿，叫“八福客栈”。二是在1936年，艾伟德加入中国籍。这在西方传教士里是第一人。

面对空旷的院落，珍妮早有想法，她向她透露了一个想法，那就是借这个闲置的院落开一间客栈，接待骡夫住宿，厨子老杨正好可以给他们供应饮食。这样做，既可以向当地人传福音，还能筹措传教经费。艾伟德连连称好，说正好可以把福音传播到四方，而后珍妮透露，准备将客栈取名八福客栈。“八福”？ 艾伟德明白其用意，八福与圣经里耶稣的《登山宝训》有关，原文有“八福”训导。这就是后来轰动西方的八福客栈（The Inn of Eight Happinesses）。

当年阳城教堂旧址

客栈办起来了，让她们发愁的是无人住宿，生意惨淡。——她们分析中西方还存在巨大的文化隔膜，当地人对她们这些外来者不理解甚至仇视，这种隔阂不是一天两天可以解决的。当面就喊她们“洋鬼子”，怎么肯来与她们交往呢。怎么办呢？珍妮想出一个办法：让年轻的艾伟德站在门口，看到经过的骡队，就想方设法把他们拉进来。

艾伟德勉为其难去做了，但能否胜任她也没有信心。起初她是好话说尽，加上语言不通，累得口干舌燥，但收效甚微。骡夫们嘲笑着路边的她，吐着秽语，摔着鞭子扬长而去。这颇让她感到难堪。渐渐的，偶尔也有骡夫下车来看，当看到客店整洁、饮食可口，而且收费便宜时，就动心了。

当偶有人住宿后，她们竭诚招待，年老的珍妮也是出出进进，忙上忙下；艾伟德则是里外关照，试着与他们学习本地方言。她们想出的一个办法是——晚上给旅客讲圣经故事听。骡夫们也不关心细节，只是将其当成开心有趣的神话故事。就这样，随着天长日久，客栈人气愈来愈旺，生意愈来愈好。过了一段，客栈常常爆满了，连骡棚里也是骡子满员。

然而，此事出现就出现了，后来反而习以为常。这就是新生事物的发展规律，其中的奥妙不得而知。过了一段，住宿的这些山野骡夫起了变化，他们不再吸食烟酒、高声喧哗，不再说脏话，哼唱黄色小调，而是学唱西方圣歌。文明的氛围弥漫于这座山地小城之中。

就这样，后来国际上颇为有名的“八福客栈”在阳城出现了。艾伟德用此来收留孤儿，救护伤员。1958年，那部好莱坞影片就以此为片名。稍有区别的是，《八福客栈》改为《六福客栈》（The Inn of the Sixth Happiness）。国际上颇为有名。

反抗日军

艾伟德来到阳城一年多后，即1932年11月某日，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就是珍妮·劳生的死亡。具体细节不详，我看到的记载有两个版本，一是“使气外出，意外受伤死亡”；二是传教时，从楼梯上失足，三天后不治而亡。总之，珍妮·劳生都是死于意外。这样，29岁的艾伟德成为八福客栈的新掌门。老杨仍在她身边服务。她的管理水平也在练习中得到提高，中国话也基本能够运用了。这时，泽州的司米德夫人看到艾伟德的孤独，差派一名中国助手自带工资前来帮忙。

由于艾伟德的勤勉和得人心，她影响力在增大。有一天，连县长都光临八福客栈了——这位县长叫什么呢？不得而知，只知他打算在当地推行“天足运动”（解放妇女的缠脚），他准备委托她做一件事——代表政府挨户宣传检查，以正风气。艾伟德经过考虑，答应替政府做事。而后，她以官使身份，周游各村镇间，帮助妇女放脚，借机传播西方文化。县长还发给她薪水，提供出行用的骡子，并派两名卫兵保护。

这样一宣传，阳城一带都知晓来了个矮个子的英国女人。后来，就连附近的典狱官都来找她。原来是监狱突发暴动，形势极为紧张，双方僵持不下。狱方想出一招，请她以精神领袖的身份，来平息对峙。艾伟德就以“人道身份”请出暴动领袖，要求他交出武器，并保证不再加罪。这样，监狱骚乱就平息了。

艾伟德还乐衷于收养孤儿，从事慈善事业。最早一次，她在阳城街上走路时，看见路边有个妇人，要出卖一个病弱的小女孩，标价两个银元。经过一番讨价还价，艾伟德把身上仅有的九角钱掏给了妇人，而后领着那瘦弱的女孩回到了八福客栈。此后小女孩被称作“九毛”，学名叫“美恩”——九毛钱就能买一个女孩，今天你不可想象，这里面隐藏着多么巨大的人性灾难呵！

美恩就逐渐成为艾伟德的助手。在美恩建议下，艾伟德又收留了一个8岁男孩，特起名“少少”。接着，她收养了第三个孤儿，为之取名“宝宝”。收养的第四个女孩是8岁的“兰香”。而后，她收留的儿童、难民愈来愈多。后来，她计划建立一个饥民收容站。

1938年春，中日战争爆发几个月后，战争也从华北平原蔓延到了僻远的山区阳城。不幸的是，一天下午，两架日机轰炸了县城，投弹24枚，其中一颗炸弹竟然炸中了城边的八福客栈。正在房间中祈祷和平的艾伟德被压在瓦砾堆下，一下失去了知觉；幸运的是，等她被救出时，仅仅受了点轻伤，其他人则安然无恙。——这日本飞机如果有制导炸弹，大概不会轻易轰炸大英帝国的宣教站吧？

随后有信息传来，日军马上就要占领阳城了。 面对日军的步步紧逼，为了避开战火，艾伟德带着几位孤儿和几名基督徒，转移到了到山区的北柴庄。她利用一孔窑洞，及仅有的几样急救药品，建立了一个临时“医院”，连续不断地救治军民中的伤患者。等到日军离去，她和难民们才又回到小城。

艾伟德的这种西方救助精神深深感染了当地的官民。在场的中国人对她及属下有了更深的理解，连县长也用宴席款待这位35岁的英国女士。他请她坐在首位，并当着同席的人，宣布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儒家的教导存在我头脑里；但我看出基督活在艾伟德的心里。我要作一个基督徒。”艾伟德马上恭喜他。

1939年2月，艾伟德听说日军主力已经暂时撤离泽州，回到大城市过冬去了。她专程跋涉到泽州去看望内地会的同工们。此时，司米德夫人已经离世，戴维斯（David & Jean Davis）夫妇负责宣教站工作。身处战乱时期，他们得以相见，相互间欢喜异常。但一件突发事件却使她蒙上了阴影。

一天夜里，几名醉酒的留守日本兵，闯进宣教站，在那里狂喊乱叫撒酒疯。艾伟德去交涉时，不想头部被一日兵用枪托重重击中，当场就昏倒在地。半天后才醒来。——这是日军对她的第二次伤害。

不久，戴维斯送两位年长的宣教士走了，他们要从烟台坐船回英国，这样艾伟德就暂时代为看守宣教站。几天后，卫立煌将军的国军进城希望借住，艾伟德以“中立”为由拒绝。当时，教会的政策是严守中立。前来拜访的是一名情报军官，叫林南（译名）。这位上校谈吐文雅有礼，给艾伟德留下了良好印象——大概这就是后来影视所演绎的一段恋晴吧？他们在一起谈论善恶，林南指出日军是恶的象征，而中国的抵抗是“义战”，劝她助善拒恶。艾伟德也受到触动，饶有兴趣地同他谈论，两人还多次在泽州城的街道上高谈阔论。

还有一个人让她改变了中立立场，这就是欧洲人雷将军（General Ley）。她在深入山地时遇到了这位富有传奇色彩的游击领袖，让她惊讶的是，雷将军原是天主教神甫，而现在却持枪成为抗日英雄。——种种迹象表明，这位雷将军就是比利时人雷鸣远Vincent Lebbe (1877～1940)，天主教传教士，1901年来华，曾创办《益世报》，1928年，雷鸣远加入中国籍，1933年热河发生长城抗战，他带领教徒前去抢救伤兵，抗战爆发后，雷鸣远极力主张抗日，率领教友六百余人，组织战地服务团、救护队，在太行山和中条山一带抢救伤兵，救济难民，教育失学儿童。雷将军的经历让她受到了触动——他能这样，我为何不能呢？

暂住泽州期间，艾伟德接受了美国《时代》（Time）杂志记者的访问。《时代》创办人鲁斯（Henry Luce），是美国长老会宣教士路思义的儿子，有宗教背景，他支持同情中国政府的抗日行动。放下戒律的艾伟德用英语回答说：宣教团体是中立的，但她憎恨日军暴行。除了公开表明自己的观点外，她还把所知的日军情报秘密传递给国军，她说她是中国人，虽然鼻子高，但心是中国人的，不能无视日军暴行。——这些经历，在过去的地方史料里你很难看到。这个大胆的举动改变了她的命运，也成就了她的辉煌。

本来，在泽州看守阶段，她的一个任务是救助战争难民和孤儿。她们收容有200余名孤儿，1000余名难民。之前的1940年初，出于安全考虑，她派她的临时助理晋本光（），率领100余名孤儿转移到了西安，那里有她们的救助站。剩下的近100名孤儿，艾伟德建议将他们迁往阳城山区。回来的戴维斯表示同意。此时，艾维德本打算暂留泽州，继续照顾宣教站的难民。

但一个不好的消息让她改变了主意。正在进行春季“扫荡”的日军再次迫近泽州，路程仅有一天。情报员手里拿的一张告示让她震惊，上面用汉文、英语写着：悬赏捉拿“小妇人艾伟德”，赏金100美元

艾伟德知道她及宣教站已处在日军的重点打击范围之内,不禁有些紧张。在权衡一番利弊后，艾伟德当天就带100名孤儿逃往了阳城。在路上，遭到日军飞机的低空扫射，她觉得肩头上被猛击一拳，摔下马来，后来发现是受了枪伤。她作了简易包扎后，逃回阳城。她与属下简单分析了敌情，感到形势万分严峻。面对日军的逼迫这样残酷的现实，艾伟德深感她本人无法在晋东南立足，只能远走陕西关中，那里有她们的基地；回头，她又舍不得这些未成年的孩子，危急时刻，她不得不做出决策：带领这些孤儿出阳城，出晋东南，于是就有了那场举世瞩目的大迁移。

千里大迁徙

从这里到西安大约需走480公里山路。行前她去向县长告别。县长见无法阻止，就关切说：路上要有足够的口粮呵。我派几个人，扛上几袋小米，送你们一程；但只能到黄河为止，剩下的路就靠你独自支撑了。

艾伟德表示感谢。临别时，县长说：“以后，我只有为你祷告了。”

艾伟德说：“我也为你祷告。”

很快，这支特殊的队伍行进于中条山中了。队伍是这样布置的——前后由成年人压阵，小孩子们互相搀扶着，最小的孩子，由几个成人用箩筐担着，而38岁的艾伟德前后视察着，还不停地抱着疲累的孩子赶路。县长委派的几个人，扛着几袋小米，目标是将她们送到黄河边。

为了避开日军，她们不敢走大路，只能在当地人带领下在崇山峻岭间踽踽而行。疲倦了就集体休息，饿了就从骡子上取下些小米熬粥，晚上就地宿营。经常有小孩子哭着要撒尿，行路就得时断时续；经常有孩子的鞋磨破了，脚也磨肿了，行走艰难，哭着喊着，又现出无助。看上去，他们的衣服破烂，就像一群小叫化子。

只有一次，他们遇到了一支几十人的国军游击队，他们留给孩子们一些食物，这让他们欢喜了好久。一路上，她们没有遇到追兵，但感觉日军无处不在，因而不敢有一丝懈怠。常常连疲累也忘记了。

他们在艰难地登上一座高山后，前面的孩子开始欢呼雀跃起来，连连呼喊：“黄河！黄河！”对于这些山中的孩子，她们都没有看到过这样大的河流啊。艾伟德赶过来一看，果然是黄河。从阳城到黄河岸边，骡子走需要5天的路，而领着这些幼儿竟然走了12天，总算是蒙神的佑护。

她们在休息一番后，又兴奋地往山下走，又是好长时间，她们才抵近那条著名的大河。此时，送行的几个人告别之后，就留下一匹拉粮食的骡子返回去了。

在河边，艾伟德集合起队伍来，鼓动说，过了黄河，就能坐火车到达西安，很快就会安全了。想到就要坐火车了，孩子们异常兴奋，发出了欢呼声。他们长期生活在山里面，甭说无人坐过火车，就是见都没见过。

然而，宽阔的黄河横在眼前，却没有一只渡船。如何能够渡过呢？艾伟德不禁焦虑万分，只能不住地祈祷。

足足等待了三天，孩子们望眼欲穿，粮食也接近告馨。就在第四天，从河南岸划来一只木船，而后下来几名国军士兵——他们观察这些小难民，已经有好几天了。在没有发现危险后，才过来帮忙。等到接洽后，只见一名少尉，从包里取出一面大镜子，借着阳光向对岸闪照了几下；对面也用相同方式回应。很快，就有一艘较大的木壳渡船驶来。此刻，孩子们开始叫嚷、欢呼起来，而艾伟德此刻连欢呼的劲也没了。

借助这艘大木壳船，这百十人分三次渡过了几百米宽的黄河，等到艾伟德最后一批上岸，她才如释重负，她知晓这里是国军一战区的防区，现在已经脱离险境了。

经当地军人的帮忙，孩子们在豫西搭上了运货的火车,可以由陇海线（大概走的是靠“庚子赔款”新修的灵潼线）直抵大后方西安。因为是第一次坐火车，所以孩子们都十分兴奋，竟然忘记了疲劳和恐惧。火车走走停停，速度很慢，时常，他们也根据火车的节奏下车去难民救济站吃饭。在挨近中条山脉的一个小村边，他们遇到了麻烦——因为桥梁被炸毁，火车不能再前进了。西去西安的路，只能是继续徒步。

让艾伟德愁烦的是，眼前的路需要像古代士兵那样攀越崤山小径，才可以到达潼关。而这条传说中的山径，队伍中无人清楚，打听一番当地人，结果连当地乡民都没走过。她从地图上发现，这崤山高山绝谷，自古以险峻闻名，历来是陕西关中至河南中原的天然屏障，也是黄河与其支流洛河的分水岭。这么大个山体，谁又能说清楚呢？！

无奈之下，她只能凭靠信心，选择往前走。可是，走了没有多久，孩子们望着无穷无尽的山峦已经失去信心了。半个月的行军，他们的体力已经达到极限，许多孩子累得哭着坐在地上不走了。——艾伟德预感他们遇到了出太行最大的困难。

望着瘫软的孩子们，艾伟德心力交瘁，也想躺在路边不想管了。同行的仅有几个成年人，他们一手也救不了几人。她不禁哭了起来，孩子们也跟着哭。于是，哭声震天，哭过后，还得挣扎着往前走。她坚持的底线是：“一个也不能掉队！”在最困难的时刻，她唯一的希望是借助于信仰的力量。

在困境之中，眼前的山势渐渐开朗起来，终于，发现前边有大片密集的房屋建筑，有人惊呼：潼关！艾伟德对照地图，确认肯定后，说：我们有救了！

潼关是陕西东大门，就在黄河拐弯处，距离西安至少有135公里。抵达这里，这标志着他们已经徒步穿越崤山之险。在那里，他们再次扒上了运煤的火车。中间又转乘几辆客车，抵达了西安。

在宋美龄创办的一所孤儿院，艾伟德把孩子们集合起来点名，最后结果发现100个孩子一个都不少时，突然就昏过去了。

等她醒来，发现躺在西安浸会的医院里，医生告诉她：你脑部受伤，患有肺炎，还得了伤寒，肩上还有一颗子弹。又发着高烧，加上营养不良，你的病情很重。

她喃喃地呼唤：“我的孩子们在哪里？……我有一百个孩子。”直到听到安慰，她才放下心来。

留在中国

艾伟德在医院里治疗了一年才出院，而那 100个孩子已去了陕西扶风，那里是最终的目的地。而后，艾伟德在兰州和成都，帮助救助贫困人和麻疯病人，一直到1948年冬，艾伟德的身体又快累垮了。司陶卫医生劝她回英国休养。1949年春，47岁的艾伟德终于回到了阔别18年了的英国。令人惊讶的是，父母和兄姐都还健在，在家中，她享受到了重逢的天伦之乐。但想到内战中的中国，她时常为这个她的新国家而忧伤，此时，她从灵魂深处早已离不开这个多难的东方古家。

这时，伦敦记者瑞德悟（Hugh Redwood）闻讯后为艾伟德写了一篇专访，从此艾伟德被国际社会发现；英国广播电台（BBC）的记者柏格斯（Alan Burgess）读后又来访问她，写了一本《小妇人》（The Small Woman）。此书出版后，很畅销，电台还将之改编成广播剧。1957年，美国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20th Century Fox）同她签约，把她在阳城的经历拍成了电影《六福客栈》，大明星英格丽·褒曼在片中那光彩照人的演绎，使这个小妇人在欧美国家的民众中成了家喻户晓的英雄。

小妇人

艾伟德在英国修养一段后，一直想重回中国——中国成了她的祖国，英国反而让她找不见感觉了。但出于复杂的政治原因，新中国不允许外籍传教士进入中国，1957年，55岁的艾伟德在中国的南部沿海兜了一个圈子后，入境无望，只好进入香港，在她看来，进入英控的香港也就是踏上了中国土地。当她再度想法回到大陆未成后，就找到了她收养过的一个孤儿，在香港救助大陆难民。因为中国护照在香港的居留签证期限已到，她决定去海峡对岸的台湾，在她坐船离开香港时，遥望着大陆，禁不住泪流满面，感情难以抑制。

1957年艾伟德赴台后，成立了“艾伟德孤儿院”，1959年，美国展望会邀请她到美国作旅行布道。美国听众这才惊奇地发现，她不是电影中那个长身玉立的美丽女星，而是一位矮小苍老的小妇人。接着她又受邀到澳大利亚、新西兰巡回布道，然后回到英国。英国广播电台（BBC）的电视节目再次报道她，坎特伯里大主教接见她。伊莉莎白女王也邀她去白金汗宫访问，并筹集资金帮助台湾孤儿。

1970年元旦，艾伟患了感冒，却仍然出席妇女祷告会，回到孤儿院后就一病不去。医生诊断是流感转为肺炎。两天后，艾伟德去世。她的死，在国际社会引起极大反响，但却不为大陆所知。但这不影响她成为20世纪人类值得深刻铭记的历史人物。

如今，她的墓在台北县淡水镇“Christ’s College”的校园内。碑文有蒋介石手书“弘道遗爱”。根据她的遗愿，她的头朝大陆，表达了这个英国人对那片土地的眷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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