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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餐厨师




一连三四个月没有工作了，心急如焚。没有工作时比有工作干还累。有了工作就知道什么时候该干什么了，几点从家出门，几点上班，几点下班回家。没工作时晚上睡不着觉，早晨早早起来去找工作，到处走到处问。两个星期左右就走破一双鞋。晚上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既没劲儿，也没有情绪做饭，躺倒床上就睡。我的朋友王宁，同样也有几周没有工作了，一天他走到郊外了，天下起雨，他误走进一个高尔夫球场里，怎么也走不出来了。于是自己给自己鼓气，大声唱着“妹妹你大胆的往前走呀”。一般是早晨找工厂工作，上午十一点以后找餐馆工作。基本途径就是靠报纸招工广告，靠朋友介绍，自己找上门问，还有各区有工作介绍所。

这天从早出门已经到下午 4 点了，我走进一个工作介绍所。这是一间两室的房子，墙上贴着密密麻麻的招工卡，而且还按分类排着，有建筑工地的，电脑方面的，清洁工方面的。里间坐着一排工作人员。

我认真地往墙上招工卡看了一会，看到一张卡上写着某家老人院急需一名 A1 级厨师，工作周一到周五 6 点到下午 2 点半，待遇好。我反复读了几遍这张卡，什么是 A1 级，指的是什么，搞不清楚都要做什么饭，不管他，先试了再说。拿笔记上这张招工卡号，就走向里面的工作人员那。“请坐，你找到了什么？”一位女工作人员转向我问道。我走上前去坐到她面前的椅子上递给她这张卡号。她看了看，输入电脑，马上抬起头看着我说：“这是一个 A1 级西餐厨师，你行吗？你有这个资格吗？有这种工作经验吗？”她非常怀疑地问我。我很坚定地说：“有！会干！在许多地方做过厨师。”她的怀疑是对我这么年轻就有这个资格。A1 级指的是营养方面还是餐饮分配方面，还是别的什么？但肯定是最高级。同时我这个中国人与西餐有些不对口，那种怀疑从她的眼神中清楚地流露出来。我的回答也故意避开中西餐差异，混淆资格和经验的概念。为了怕她一下子把我拒绝，或者提出什么更难的问题，我立即又说：“你可以给那的院长打电话，我来跟他说。”意思是工作业务内容我可以和他谈。这位工作人员无奈地拿起电话按照电脑上注明的电话号码拨过去。卡片上是不留联系电话的，联系方式只有工作人员从电脑记录上能看到。

电话一拨就通了，接电话的正好是那位院长。工作人员说：“我现在有一位中国青年说有资格和工作经验，申请你们需要的工作空缺，他想直接跟您对话。”接着他把电话递给我。我接过电话只听见电话那头说：“你好，你有 A1 级资格吗？有什么工作经验吗？”在澳大利亚找工作一般都要出示你的工作经历。无论你在哪里干过，最后雇佣方都要为你写一份你曾在这里的工作情况，包括工作时间、工作内容及工作评价，如你下次找同类的工作时就可出示你的经历证明。
我说：“有，我在许多地方都干过，比如部队、学校等。”胡扯了一通。当时我也不知道我举的例子是否恰当，只是听对面话筒里说：“那好，明天下午 5 点钟到我这面试。”我说：“谢谢，明天见。”当我把话筒交还给工作人员时，她已毫不犹豫地把地址写给我。

在往回家的路上，我脑子里一直在想，我怎么办，我怎么办，西餐怎么做，A1 级指的是什么，如果明天他让我拿资格证书怎么办，工作经历证明我都没有，时间只有二十几个小时。在澳大利亚 90 年代初，当地失业率都在 17% 到 20% 左右，当地人抱怨说是留学生抢走他们的饭碗，经济不景气，工作机会少，竞争人数多。特别是中国留学生，一出国门，到资本主义国家，一切都要用钱，当地人没有工作还可以得到社会福利的帮助，可是留学生就不行了，他们很多都是借钱出国的。所以，对于他们不管是什么工作，只要有活干能挣钱就行，一天干两份、三份工作的都可以。

有一位南方的留学生，白天去火车站搬货，晚上去一家手表修理店修表。白天的重体力劳动和晚上的修表，眼睛上一直戴着一只放大镜，手里拿着又小又尖的镊子，有着相当大的反差。由于极度疲劳，一天在回家的路上开车，一下子冲进了一家水果店。


在国内每个人当时工作经验都很单一，人员流动性不大，工作调动、工种变换不多，所以，对中国人来说找工作的范围能选择的就很有限。因此有时在找工作的时候就不管会不会，全都说会。只要让面试，见工，就多了一份可能性。

有一位上海留学生到了一个郊外的小型飞机场那敲门问工作，正好那需要一位飞机牵引员，就是要把飞机挂在汽车上，牵引到飞机跑道上。人家问他会开车吗？他说会。“好吧，明天上午 8 点来上班。”在国外，一个成年人说会开车，谁也不会怀疑。可是在中国，当时只有当司机才会开车，这是单一的一个工种。晚上他回去找朋友赶紧学开车，第二天去上班，当他牵引第一架飞机时，就在飞机过马路时熄火了，飞机堵在了大马路上，人也被炒了鱿鱼。

这时我想起了一位朋友——小曲，听说她在一家养老院工作，帮助照顾老人，给她打电话问问，他们是几点吃饭，几点吃加餐，都吃些什么等情况。下车时，我又拐到了二手书店，挑了几本西餐菜谱的书。

晚上的电话里，小曲告诉我他们几点吃早饭，几点吃加餐，吃些什么，每天每顿都不同，等等。可我还是满头雾水，西餐怎么做？什么是西餐？虽然到澳洲一年多了，但从未奢侈去吃一顿西餐。翻了翻西餐书，也只是看看画，上面什么菜名，什么成分，多少克，怎么做，根本不懂。如果是用中文写出来的，也许更好理解些。

我们这套房间是两室一厅的，六人合住，但很少碰到一起，每个人忙自己的事。打工的打工，上课的上课，加班的加班，去会朋友的会朋友。只是每天有安排好的轮流值日生，打扫房间卫生，倒垃圾，刷厕所都有配合。我躺倒床上就睡着了，明天再说！

第二天上午醒来，又翻了翻西餐书。感觉还是一样什么都看不懂，不理解。下午 5 点，我准时到了这家老人院，从我住的地方坐城市火车到这里大约 40 分钟。我按了一下门铃，出来开门的是一位 60 多岁的男人，我说明我是按约来见工的。“噢，跟我来。”我跟他直接往里走，过了右手过道，再往里，进了右手一个门，这是一间小办公室。他让我坐下，随手从墙上摘下一张纸，说：“你会做这个饭吗？”我拿起来看看说：“会。”接着他又从墙上摘了第二张，“这个饭你也会做？”我接过来看了一下说：“会。”这时他走出去喊什么人，我脑子里一片空白。刚才映入我眼帘的两张纸是什么东西，我根本没看清楚，我的天哪！

他回来了，并带来了一位老太太。后来我才知道他叫汤姆，是这家老人院的执行院长。汤姆指着我对老太太说：“你带他去了解一下厨房情况，东西都放在什么地方，明天让他接班替你。”



老太太高挑的个儿，有 60 多岁，很清瘦 , 脸上显得和善及刚毅。老太太带着我顺着过道走了 20 多米。左手门进去，这是一个大厨房，一进门右边靠墙是一个大冰箱，正面是两个大水洗池，并排向里是两个大火炉，每个大火炉有四个灶眼，共八个灶眼，下面是两个大烤箱。厨房中间是一张通长的案台。刚进厨房门左手靠墙一排都是微波炉、搅拌机、烤面包机、榨汁机等一应用具。厨房里面还有一个小房间没有门，是个小仓库。什么大纸袋白糖、大袋燕麦片、各种水果罐头、做蛋糕甜食的用料及上边的点缀配料，等等。

出了厨房，顺着刚才那过道继续往前走有一个门，推开门下台阶就到了后院，院子里边有一间小房子。老太太带我进了这间房子，进去一看是个储藏室，里面堆满了土豆、胡萝卜、洋葱、大南瓜、苹果、香蕉等水果蔬菜。

在老太太把我带回汤姆的办公室路上，我问老太太：“你为什么不继续在这工作了呢？”她停下脚步，提了一下右裤腿，露出右脚踝关节，那突出了一块核桃大小的骨头。“你看，我这脚骨头再过几天就要做手术了。我也实在站不住了。他们得赶紧找个人接替我呀。”我回到了汤姆办公室，他问我：“厨房情况都了解了吗？”我说：“了解了。”


“东西在什么地方都清楚了？”

“清楚了。”我回答。

“明天早晨 6 点上班没问题吧？”



“没问题。”

他顺手给我一张单子：“明天就做这些。再见。”

“再见。”

我走出门，如释重负，狠狠地吸了一口气，空气太新鲜了，今天真幸运，汤姆没让我出示资格证书，也没有问我要工作经历证明，明天我就有工作了！我真高兴！接着又想起手里拿着的明天要做的菜单，心里又像压了一块大石头。得赶紧回家做准备。

这是一家私人的老人院，有 85 位老人，年龄都在 60 岁以上，多数在七八十岁，年龄最长的一位有 103 岁。这些老人们三天两头就会有人去世，也会再来新的老人。在别处还有一家分院，有 25 位老人。我从未去过，只是做午饭要给这 25 位老人也做出来，包装好，每天准 12 点钟会有车来取。我从早晨 6点到下午 2 点半，工作时间要做早中晚餐及加餐。早餐开饭 7点半，10 点上午加餐，12 点午饭。


我两点半下班前做好下午加餐和晚餐就可以下班，加餐和晚餐都由护士和工作人员来分配。下午加餐中主要是做一些甜食或做果冻布丁。工作人员再热些奶、咖啡等或水果、饼干。晚餐一般做三明治。有时做沙丁鱼的，有时做鸡肉的或午餐肉的等。早餐一般有燕麦粥、炒鸡蛋、烤面包片加上点果酱等。有时用英国咸肉加煎鸡蛋、面包片等。工作量最大的是午餐，午餐要做烤牛肉、烤猪肉，把一大块肉用锡纸包上，用托盘放入烤箱，当然要把各种用料都在头天下班前处理好。有时也烤鱼片。他们一般做法是烤或煮。做午饭有时把水桶一样大的锅放到火眼上，用黄油和洋葱丁炝锅，然后和一锅牛肉馅里面加上速冻蔬菜如胡萝卜丁、玉米粒、小青豆再加上西红柿酱搅拌。午饭还要有烤土豆或烤南瓜等与肉配餐。

他们常吃南瓜，南瓜去皮最难。后来我和他们学会先把南瓜放入烤箱烤一会儿再拿出来去皮就容易多了。他们的饮食非常忌讳植物油和动物油，做菜时有油都要撇出来，装入空瓶丢掉。用盐很少，但吃糖特别多，黄油多，奶也用得多。

我的工作要会做各种沙拉，一般沙拉分蔬菜沙拉、水果沙拉、肉沙拉。要会做各种蛋糕和各种甜食。大蛋糕要够 80 多位老人一人能分上一块。要会做各种三明治，会做各种肉，他们以肉为主食，鱼主要是用鱼片。一个大蛋糕，至于祝贺的仪式，就是医生和护理人员的事了。

每周要订一次货。无论是肉还是蔬菜、水果或糖、盐、配料，又或是咖啡、茶，什么缺了都要列在单子上。我要自己订菜谱，两周内每天不重样。每天工作 8 个半小时，其中有 30 分钟的吃饭时间，人根本停不下来，工作很多。也真是够难为那位老太太的了，每天要站 8 个多小时。不过好在还有位助手。



老人院院长以下有护士长还有三位护士助理一男两女，都很年轻。有一位清洁工，包括外边花园在内都由他一人清洁，他很少说话，扫扫这擦擦那，每天下午要到厨房来把大垃圾箱倒掉。

澳大利亚社会福利很好，这些老人的社会福利和国家补贴就都给了这老人院。老人在这有吃有住还有医疗护理。老人院的老板我见过两次，她来院里看看时，也跟我握手问好。是一位 50 多岁的中年妇女，大高个儿，长得又宽又平，像个大门板，好像从小没进行过什么体育锻炼。

我回到家拿着这张菜单对照我买回来的几本菜谱书，一个也对不上！又给小曲打电话问了问，再借助英中字典查查单词看是什么意思，一道菜也没弄懂。咳！睡觉吧！明天再说。早晨 6 点我准时到了老人院，单子上写的早餐是燕麦粥、炒鸡蛋、面包片加上果酱、牛奶、咖啡、茶这些东西。

在国内的时候我还是很喜欢做饭的，一般要是来了朋友，炒几个菜摆几桌都没问题。可是他们这个炒鸡蛋是怎么炒？也是用油，把鸡蛋打散，等油热后把鸡蛋倒入锅内炒？这有 85位老人，那我要打 85 只鸡蛋？这么多怎么炒？用哪只锅？如用 40 只鸡蛋，那么一位老人只能分到半只鸡蛋，问问我的助手吧。在厨房大厨通常有位助手，她要管分餐、洗碗、削土豆皮、洗菜等。这是一位泰国妇女，中等个儿，梳着齐发，棕色皮肤，一上班她已经开始干着什么，我走近她问道：“早餐炒



鸡蛋我们用多少只鸡蛋？怎么炒？”她头也不抬地说：“你是大厨，这是你的事。”马上我就感到了一种带有敌意和蔑视的情绪。“那燕麦粥怎么做？”“不知道。”已经 6 点 20 分钟了，7 点半开饭，没有时间了。不管他，干，我也记不清打了多少只鸡蛋，50 多只还是 60 多只，放在一个大盆里。找了一支大锅放到火眼上，打着火，倒上油，又点着另一只火眼，放上一只像水桶一样的大锅，加入了四分之三的水，拿一只碗从燕麦袋里盛了几碗燕麦倒入锅里，搅拌几下。鸡蛋炒是炒好了，由于鸡蛋太多，炒好的鸡蛋都粘成了一块块的大疙瘩。粥也开了，我不时地搅拌几下，这时赶紧做烤面包片。我数了数，烤了 85片美式方面包片堆在两个大托盘里，这时已经七点了，汤姆进来了。他一般不常在这，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走也没准。今天是他知道我第一天上班不放心，他早点来到厨房看看情况。

他一进来就问：“斯顿（我当时的英文名字）早餐准备得如何了？”我勉强地说：“基本上都好了。”他走过来看了看炒鸡蛋问：“这是什么东西？”我说“是炒鸡蛋呀！”他把鼻子贴上去闻了闻，然后拿起来一下子就都倒进垃圾桶里，把锅扔进水池里。然后走到燕麦粥锅前，拿起盛粥勺抬起来半尺高，一点点地倒进锅里，这样反复做了两次，看了看粥，然后端起锅来全部倒入水池里。他走到我面前，他的脸几乎贴到我的脸上说：“告诉我你是 A1 级西餐厨师吗？你到底干过没有？”我向后退了一步吞吞吐吐地说：“我以前做的跟你们这可能不一样。不知道你们这是如何要求的。应该有一个人带我几天，我会尽快做好的。”他听了我的话沉默了一下，转身拿起一只锅放在灶眼儿上，做起燕麦粥，说：“你看着，跟我学。”又拿起一只锅做炒鸡蛋。原来他们炒鸡蛋是用黄油放到热锅里等它化开，用牛奶打鸡蛋，这样鸡蛋多了也不会形成疙瘩，最后撒上一点胡椒粉。燕麦粥是全部用奶煮燕麦，加两大勺白糖，粥煮得特别稠。面包片是用电烤器烤的，烤好后往上抹上黄油，然后对角切开，一合，方形折成三角形摆进托盘。这时两位护士助理已在门口等候了，我的助手也靠在案台边，脸上毫无表情地看着我们。现在已到了出餐的时间。

早餐过后做午餐时，汤姆又来了。他带着我做，这样他带了我差不多两个星期，我就可以独立做了。每天的菜谱都不同，都写在一张纸上，还要贴在墙上。老人们会看到今天吃什么饭。每顿饭都要留出样装在小盒里放进冰箱，这是样品，以备有所检查，一直要保留到第二天就可以倒掉。3 个月后我已操作自如。我安排菜饭可以一个月内都不重样。我的泰国助手始终对我有一种不服气的心理，并且在实际工作中也是尽量少地帮助我。好吧，我现在有底气跟你较量了。一天我找到汤姆说：“汤姆，请你尽快给我换一个助手，现在这个助手速度跟不上工作，也帮不上我多大的忙。”“好吧，我试试。”他说。

我在老人院 10 个月左右的工作时间，一共换过五位助手，除那位泰国的助手外还曾有过英国人、澳大利亚人、斐济人和西班牙人。我们都相处得很好，他们都是做我的助手，而常常都是我替他们做得多。因为新来的人常常都干得很慢，得有个过程。那位西班牙助手长得又高又大，脸大嘴大眼大，哪都大，声音也很大。看见她就会与西班牙斗牛士联系起来。每天我们下班后一起到花园吸支烟。她问我：“你怎么住？”我说：“和五位朋友合租的子。”她说：“我到澳洲要是早认识你就跟你合租最好。”


斐济助手干活很卖力，常常双腿跪在地上打扫卫生，她长得又高又瘦，一头卷卷的头发，深棕色的皮肤。有一次午饭我做了烤鱼片，开饭时我把鱼片从烤箱中取出来，一看不对，怎么少了一块。因为每天做饭都是有数的。我就问她：“怎么少了一块鱼片？”这时她从蓝色的工作服连衣裙的口袋里掏出那块鱼片，都是油，湿湿的，而且已把连衣裙口袋那一片都油透了。我说：“你吃吧，没关系。”

萨拉是澳洲人，她很开朗，说起话像连珠炮，干活也很麻利。每天中午她只吃带来的一只香蕉和一只苹果。当她看到我中午吃三四片面包时，说：“这样不好，不健康。”一次我正在做午饭，已快到开饭的时候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萨拉从厨房出去了。过了一会儿她跑进厨房抱住我哭了起来，一下子把我弄糊涂了，然后她又趴在案台上哭。我拍拍她说：“萨拉，快该开饭了，别哭了。”她转身干活去了。我想是不是汤姆欺负她了。

经过了几个月的西餐大厨工作，我对这个岗位工作已游刃有余，摸透了这里老人院饮食规律、习惯及要求。所以我所做的主食、甜食、沙拉、布丁等等所有的都非常受欢迎。有时护士长跟我说给她留块猪排，助工小伙子要我给他留只鸡腿，等等。只要谁跟我说了我都会留给他们。这个情况很快就被汤姆发现了。有时他经过厨房，肯定会发现这有一小盘什么那有一小碗什么。然后跟我说：“斯顿，厨房的东西除了老人们外只有我和你能吃。”一位 70 多岁的老人当吃过我烤的甜食后说：“你做得真地道！我吃了你烤的甜食就想起我小时候在英格兰奶奶家吃甜食的味道了。”我听了心里非常自豪。


这家老人院的构造是一层平顶方形围成一圈的砖墙建筑。里边一圈是通着的，墙两边都有通长的白色圆铁扶栏，老人走在过道里时可以扶着扶栏走。房间左右对向，中间院子里有桌子椅子，可以出去晒晒太阳。有门通向中间花园，但通往外边的门是锁着的，避免护士们没注意有老人走出去。

我在这工作的期间，除了看到一次一对年轻人谈恋爱，可能没什么地方去或是一时心灵发现，来到老人院推着她的妈妈到花园坐了大约四十分钟，基本上没见到有其他老人的亲属朋友来看望过。我厨房几扇大窗户冲着中间花园，能将外面看得一清二楚。

老人们每天都有集体活动，这都是那几个年轻的工作人员安排节目，组织活动。有时也有老人糊里糊涂地走进我的厨房。这家老人院就是他们全部的世界，除非谁病了需要送医院。周五下午发工资，我在工资条上签字后领走一个信封。到家后打开一看，哇，完税后 485 澳元，这么多！当时澳元与美元的比例大概是，1 澳元 =0.76 美元。这有约 370 美元。我出国前的工资是 58 元人民币一个月，澳洲是英制周薪，一个月就 1500多美金。这钱对我太重要了！


出国时学费、保险、机票这一大笔费用都是借来的，有亲戚的，有朋友的和同事的，当朋友们听说我决定要去澳洲，有的把当月的工资全拿来，有的把准备结婚的钱给我，有的刚结婚小两口把自己的积蓄拿给我。一共二十三家资助我。他们好多人都说我们不知什么时候能否再见面，这钱你不用还了。但最后我都还给他们了。我的英文老师李成旺老师，他已退休了，听说我要出国就叫我去他家一趟，说给我准备了一千块钱。我晚上到他家时，他还在灯下看书，老伴几年前不在了，他穿着一件白色文化衫，肚子中间破了个大窟窿，他让我好好在外学习深造。他记着我在师专毕业，英语大中专统考时是第一名。我们大专和中专选用同样的教材，考试出题也都一样，只是入学时分成大专和中专。

我的政治经济学贾老师也一直给我鼓励，他要把家里家具卖掉帮我出国，我绝对不同意，他爱人常年有病，他还供养着一儿一女上大学，他的负担已经很大。在这，我要对帮助过我的人们致谢，非常感谢你们！

汤姆中等个子，圆圆脸，浑身都是圆圆的，头发短而稀，戴着一副白玻璃片眼镜，总是穿着白色短袖衬衣、白裤子和白色的羊皮皮鞋，很是精神，潇洒。特别是走起路来像年轻人一样带着风。他很少批评人，话不多还时常很幽默。他常常吹着口哨走进厨房。我感觉汤姆很有管理的经验。“有两个星期没有见到汤姆了，他怎么样了？”当护士长走进厨房冲咖啡时，我问她。她说：“汤姆住院了，刚做了心脏搭桥手术。”直到下班前我脑子里一直在想着汤姆住院的事情。下班时我往护士办公室拐了一趟，问汤姆在哪家医院。“圣云仙医院。”他们回答。

我赶回家冲了个澡，从床底下的箱子里找出白衬衣蓝西装和领带，这些是我坐飞机来时穿的，到澳洲后就再也没穿过。在这边穿着很随便，去语言学校上课也是穿牛仔裤、牛仔夹克、运动鞋。上班打工也一样，省得一天老换衣服。

这时出租车已在楼下等着了，我下楼上了出租车，直接到圣云仙医院。在医院门口下车买了一大束鲜花。我进了医院走到前台询问处问道：“请问某某老人院工作的汤姆先生在这做了心脏手术，他现在在哪间病房？”当班的护士查了一下电脑说：“2 楼，211 房间。”“谢谢！”我便上了楼。

我始终没记住汤姆先生姓什么，但在澳洲只要你记住某个人的两项信息，例如姓名、住址、出生日期、车牌号码，就可以找到他。在澳洲每个人都有医疗卡，无论你去哪家医院或私人医生，把卡递上去，马上就可以查出你所有就医的记录—时间、地点、曾就诊的医生、药方记录和诊断结论。在当地人的就医内容中都会显示出什么时候做过哪种疫苗，打过什么预防针。



我很容易在二楼找到了汤姆的病房。当我进去时，看到了汤姆躺在病床上，头在里脚冲外，病床的头部略高一些。他看见我来了就要起来，我用手制止了他，然后把鲜花放在他病床内侧的小桌子上。他还是努力地起来了，双手拥抱了我。我看到他眼里流出了泪水，他也显得苍老了。他说：“我家里没人来看我，老人院的其他工作人员也没人看我，只有你来看我。你到底是什么人？”“我是个从中国来的留学生。”“不，你不仅仅是个中国留学生。”“是的，我的确只是个留学生。”我说。他不再说话了，他似乎失望了，他没有得到他希望的答案。

我环顾了一下这间病房，房间很小，大约只有六到七平米。因为汤姆病床的床尾已延伸到了门口。剩下一小块空地非 常狭小，医务人员查房，探病的来访者只能贴着右边的墙壁站着。里面的小桌子也只是夹在内侧墙壁和病床中间。在桌子上有一只水杯，有我刚放上的花，还有一个盛药的小药盒和一份报纸。床头对面的墙壁上挂着一台尺寸很小的黑白电视机。一直开着，能看到图像画面的变换，但几乎看不清楚人物。

这时汤姆用右手把桌子上那份报纸拿起来递给我，说：“是这个人给我做的手术，很成功，是你们中国的医生。他给我做了最后一例手术，咳！真遗憾！”

我接过报纸，这是一份《悉尼先锋报》，头版上有一位中年男子戴着眼镜、着西装、打领带的半身照。标题是：世界著名心脏外科专家——张任谦逝世。在早晨上班路上经过牛津街时被抢匪开枪打死，报上还介绍了张任谦医生正在做心脏模型实验，他常被邀请飞往世界各地为一些重要的人物做心脏手术。许多国家都报道了这条消息，中国国内报纸也刊登了他逝世的消息。

汤姆不能上班了，老人院又来了新院长，还未等我缓过神来了解这位新院长，我就被通知只能工作到星期五，下周我在这的工作就要结束了。我问：“你们找到新厨师了吗？”“这
是我们的事情。”新院长回答。


我在这的人缘很好，各种饭做得也非常受欢迎，从未给这出过任何问题。但是不同的心理总让人感到别扭。“中国人给我们做西餐？”自霍克总理在澳洲提出多元化文化概念，在报纸上和宣传上我感觉有一定力度，但同时也亲临现实生活中的歧视语言和眼神。意识形态决定着人们的心理活动和行为活动，心理上的变化会受到宣传和进步文明的影响和作用，但这是个漫长的过程。同时心理上的感觉来自于本身已有的文化支配，有时也会下意识地作出抉择。

星期五下午，护士长给我拿来打好的工作证明及一个信封——在老人院最后的一份工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