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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东亚》是一本由宋念申著作，新星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8，页数：29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发现东亚》读后感(一)：发现东亚的一种意义

本书题为《发现东亚》。作者写发现东亚，必然是要发现一个与固有认知中的东亚有巨大差异的东亚。在世界已经普遍接受西方话语的背景下，作者所要发现的东亚，正是一个独立于西方话语阴影的东亚。

在过去，西方话语随西方的坚船利炮而来，作为一种将殖民扩张正当化的理论依据。这种话语，如书中所言，是将人类的发展单向化，也即认为不同的民族处在人类发展的不同阶段，欧洲处在这些阶段的最前端，即是最文明的民族。而其他各民族，必须要以学习欧洲为手段，以脱离“野蛮”而达到“文明”。根据这种话语，欧洲的殖民扩张自然就成了为“化外之民”带去“文明”的正当行为。

这样的话语，在现在自然已经被抛弃。然而，其阴影依然在世界上游荡。现在，判断“文明”与否的一条标准，就是是否拥抱“普世”价值。这样的观点并没有错，但可惜的是，关于普世价值的论述，实际上受到了西方话语的垄断。西方“普世”价值的倡导者以西方社会的繁荣昌盛为证明，宣称从中提炼出的价值适用于全人类。这样的看法实际上是旧有西方话语的变种，给“欧洲最文明”的话语披上了一层“普世”的外衣。真正普世的价值可以从西方的经历提炼，但它必须经过其他人民的检验，方能称为“普世”。

其实，战后的东亚一直在对新式西方话语进行实践。时至今日，实践已经显现了一些结果。结果便是，西方话语并不完全适用于东亚社会。而在这个时候，由于东亚本身深陷在西方话语的逻辑之中，一时间无法确认自己未来的走向。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发现东亚”才有了深刻的意义，也即为东亚提供可能的发展路径。正因为近现代东亚一直在以西方的逻辑自我建设，才需要在寻找新的建设途径之时，强调“独立于西方话语”这个概念。

不论是接受西方话语，将东亚作为“文明”链后端的存在，以求发奋赶超；还是反对西方话语，对号入座般的构造出一个与欧洲处处相反的东亚，都未必是东亚发展的合适路径。在现存的体系里谋求超越，不外乎在屠杀恶龙之后，将自己送上恶龙的宝座。可能的发展路径，就藏在对东亚历史的发掘之中。正如本书所做的，通过对一系列历史事实的列举，梳理出一条独特历史脉络，并为读者提供一个理解东亚的全新视角。

如书中所言，现在的人对于东亚历史的记忆大多在民族国家形成之后，并习惯以民族国家的视角去割裂地审视“民族国家”这个概念出现以前的东亚。而根据书中视角，近代以前的东亚既不是自外于西方的，也不是割裂的。

最后，最重要的是，强调东亚一词，既非为中国的文化霸权缅怀，也非为日本的军事霸权招魂。其涵盖的一种意义，不过是为东亚未来的走向提示更多的可能性罢了。

《发现东亚》读后感(二)：《发现东亚》书评

【吴按】这本书的获得是一次意外。在获得本书前的几天，一个很久没有在豆瓣和朋友圈互动的朋友意外的分享了这本书的新书发布会（事后才知道），然后就偶然获得了本书。本来已经决定去往佛教史了，不过似乎又被迁回到历史了~

作为一名入门不得的人，我只能说谈一点在阅读时的收获。

其一，作者的用功处不在近代史而是重新勾勒出近代东亚生成的基本轮廓，正如作者自己所言，他的观念中对于费正清主导的冲击反应论持有保守性看法，为此在论述的过程中把这条重建东亚的思路作为史料钩沉的主要线索，因此，在处理东亚自16世纪以降的历史时，都带有着“生成性”观点。这样的路径在我之前读到的其他书中散见，但作者把这样的线索拎出来作为自身之脉络，是我的收获。同时在几条线索中纵横捭阖，并把同一时间段中中日韩三国的历史并置并重塑，确实起到了“重塑”的效应。

其二，我的关注点一直是宗教与政治的角力。在本书中，作者把我之前在各种书籍中散乱阅读到的线索逐渐累积成了一条清晰的线索，把我之前对于近代佛教与政治的边际互动的思考逐渐重新放置在了一条核心线索中。此前在我的近代佛教阅读中，一些重要的事件和思考一直深埋在心中。比如为什么明清以来汉传佛教从实修到法脉的传递出现了重大中断，以至于今日教界论起实修，多以净土观音法门为核心，而下层民众对于净土信仰的升起与上层精英社会对于藏密的认同为什么在近代以来已经逐渐出现。太虚大师当年力主佛教改革的实践并非空谈，他的针对性阐发乃是直指藏密在汉地的流行。近代佛教的复兴亦非自汉地本有的禅宗而始，自杨仁山东渡日本取回唯识宗经文时，金陵刻经处与内学院才逐渐把汉地佛教的法脉慢慢建立，近代佛教史中的居士佛教何以取代了教界，逐渐走向了佛教的再次精英化一直是我关注的核心，而此书从明以来的藏地佛教与萨满对于中原佛教的逐渐扩张，才令我如醍醐灌顶般明白了很多此前从未涉足的部分。宋提到了皇太极自入关之前便以藏传佛教作为笼络蒙藏之间关系的重要手段，解开了我多年一直未曾思考和涉足的部分。而我本人在关注近代俄国文学和文化的时候也发现，俄国的位置和文化的殊胜，作者虽涉及俄国文化，但并未详细展开。彼得堡作为十九世纪佛教与汉学的中心曾经出现了舍巴斯基等佛教和宗教研究学术史中的重要人物，想来也和俄国上层对于藏密的修习和关注有密切的关系。因明作为重要的佛教逻辑研究的内容，恰恰并不在汉传中占主导反而在藏传佛教中分量颇为厚重。这一切都令我在此前的阅读中有如二仗和尚般昏头，在这本书的阅读过程中，这些此前的疑问开始逐渐显露出端倪，也是一种意外的收获。

其三，作为前·大学教员，我一直对于教学法有深度关注，也许是师范类院校毕业的积习，宋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保留了大量在教学中的技术和实践痕迹，比如以罗生门演绎出历史认知、历史事件和历史书写之间的关系，又比如以马丁·斯科塞斯的电影作为引入日本文化在近代转型的前奏性要素，并不断返回至史料钩沉中，着实令我赞叹击节。这种有意识的教学法的探索也不失为本书特色。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能说的大概就是这么多了，这篇书评算是自己的读书笔记，以期能为其他读者引路，关注到一些有趣的细节~

：本书的细节还是很多有趣的点的，比如从郎世宁作为宫廷画家的身份到耶稣会士的传教与清朝的社会开放程度，海疆与贸易在东亚三国互动时的殊胜性，都是极为有趣的视角，读者不妨自己在阅读的过程中逐渐通过各种细节，找到自己喜欢的内容~

《发现东亚》读后感(三)：新话语权的探索

对国史最初的兴趣来源于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这本书一改我之前对中国历史的刻板印象--两千年来未曾变革过，直至在坚船利炮的压力下被迫变革以救亡图存。这本中国人写的中国史展现了历代的变革与进步，隐约之中让我看到了文明演化的另外一种（不同于西欧的）可能性。可惜这个进程被无情打断。近代以来中国持续的失败，让我们对自己的历史和文化产生了深深的怀疑甚至抵触，对西方先进的科学与文化趋之若鹜，从而对近代史的解读也理所当然的偏向于更为“文明”的西方视角：中国的落后来自于闭关锁国所导致的愚昧、落后、狂妄自大--这是任何一个受过中等教育的中国人所熟知的--“落后就要挨打”嘛。然而这种视角的突然转换，带给我的是对国史的断层感，当我以西方视角回溯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历史的时候，不禁又会生出一些疑问：满清以“夷”代“夏”，对中原算是殖民统治么？如果是殖民统治，那么当时那些在儒家经典中成长的士人在清朝的治下又何以自处、又何以心甘情愿的出仕清朝呢？既然明末清初的汉人都纷纷承认清朝的正统，为何三百多年后的我却还在这个问题上纠结？回答这些疑问是我读宋念申《发现东亚》这本书的初衷。

本书作者对我的问题给出的解答是“视角问题”：殖民、民族国家等一系列概念是19世纪西方的产物，用这些概念反回来解释17世纪的中国，“水土不服”是很正常的。理解历史的关键在于回到历史当时的情境，明末清初的士人自然不会有200年以后才出现的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的身份认同，所以也就根本不存在我们现在想象中的“汉族"、”满族“等民族，更何来民族压迫之说！按照《发现东亚》的观点，清朝乃是一个多元帝国，不仅吸纳了中原信奉儒家的汉人，亦充当了蒙古和西藏的最高领袖，以此解决了游牧民族作为边患这个困扰中原王朝的世纪难题。作者以其渊博的学识与敏锐的思维，从更广的空间和时间维度重新审视了明末以来整个东亚地区的发展，对东亚现代化的历程进行的全新的且更有延续性的诠释。

当我们随着作者回到历史情境本身，重新审视诸如“闭关锁国”这些想当然的观念，我们发现呈现在面前的并不是一个冥顽不化、闭目塞听的“老大帝国”。清朝对西洋传教士的宽容非同时代的欧洲所能比拟的；对外贸易的管控，在当时看来也都是无可厚非、合乎情理的。当英国使团向清帝请求通商而遭到拒绝时，生活在现代的我们纵然可以批判天朝的妄自尊大与蒙昧无知，但是同时代的英国人未必就做的更好：如果他们理解中华体系的国际秩序，断然不会提出如此无礼的请求；如果他们更加文明，又奈何最终要诉诸武力？要知道17、18世纪的世界并不存在全球通行的所谓惯例，惯例仅仅流行于区域内（比如西欧的条约和东亚的朝贡），英国在清朝人眼中恐怕和清朝在英国人眼中一样显得无知与傲慢。只可惜东亚文明自身演化的进程被武力所中断，而我们下意识地选择西欧作为文明唯一的参照系来解读自己的历史的时候，也就不自觉地继承了西方对历史进程的诠释。

如何理解过去决定着我们如何去塑造未来。历史虽然是发生在过去的客观事实，但是随着专业学者对史料的不断发掘与汇总，以及对主流与代表性事件的不断甄别，对同一段历史时期的解读总是会发生变化的。虽然我们的国家民族现在早已摆脱了沦为殖民地的危险，但是大多数国人对国史的认识恐怕还是被西方视角所绑架着。如果连对国史的定位与理解都要仰人鼻息，那在国际上就很难有真正独立自主的话语权。如何破除对这种单一视角的迷信以及如何开辟新的视角，应该是我们这代人所应该尝试与努力的。《发现东亚》是一个非常好的开端，也希望更多的国人能够读到这本书，重新认识这片我们自以为熟悉的土地。

《发现东亚》读后感(四)：通过发现东亚，发现观看历史的方法

《发现东亚》这本书虽然以时间为轴，梳理了中、日、朝等东亚地区各国从古代到近现代的历史发展进程，但具体的历史事件和国家兴亡都不是作者真正想要探讨的问题。他想做的，是以中立的态度，研究东亚；以世界的眼光，和各国的眼光，分别审视四百年来的历史，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历史的发展，理解不断转换的东亚和世界格局，理解观看历史的正确方法。

为了做到这一点，我认为作者实际上提出了三个问题：1.什么是东亚？2.为什么要发现东亚？3.怎样发现东亚？书中的文字就是这三个问题的解读。

什么是东亚？

首先，亚欧大陆明明是一个地理板块，却硬生生地分成了“欧洲”和“亚洲”，“亚洲（Asia）”即亚细亚，意思是东方，本身就带着欧洲的视角。East Asia更是意为东方的东方，含有欧洲对东方的不解和好奇。

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中国”和“东亚”概念是很晚近的产物，前者在清代才逐渐定型，后者则只是在近130年来才为人熟知。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方，东亚的定义都是不同的。“东亚”这个词从起源开始，就处于动态的定义中。

“东亚”作为是欧洲对与东方各国的统称，极少有人会自称东亚人。但随着对世界格局和文化的不断认知，东方各国逐渐认知到自己是东亚的一部分，并将它纳入自我认同之中，即使这种认同带有强烈的“以欧洲为中心”的观点。这个词在被接纳、使用的过程，也反映出这一地区自身的格局与自我认知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譬如清朝，从自认“天下”一统，到承认自己也是世界的一端，这种变化囊括了外界带来的文化和武力冲击以及其自身因各种内在原因发生的历史变革。

如今，东亚的概念却在此被弱化，“亚太区”的概念逐渐被提出和强调，试图构造一种新的世界格局。由此也可以看出，东亚不过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定义，虽有一定地理和文化上的所指，但也不能确切的解释，人们使用这个词，是想在世界格局上找准自己，或者他人的位置。

为什么要发现东亚？

东亚框架中的中日韩，在全球化中一直非常重要，但是作为区域，却在现代缺乏政治领域的合作。譬如北美有自由贸易协定，欧洲有欧盟，非洲有非盟。但东亚在此方面却近乎于零。

而自古以来，中、日、朝三国就有密切的经济与政治来往，日本和韩国还一度作为天朝的属国，承袭礼制，定期朝贡。即使在清末，朝鲜也作为大清朝最后一个属国，直至清朝被迫对日宣称朝鲜独立，才结束这一局面。

但经过了西方列国为了自身利益，强行打开各国国门，中、日、韩等各国先后经历自身思想和政体的变革、外国势力的入侵和国家的分裂，各国遵循同一套宋明理学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

如何重新定义东亚各国的关系，寻求新的格局和可能，东亚各国如何在世界上找准自己的位置，这些都是问题。作者也不过是通过发现东亚，重溯历史，从定义的源头早起，企图从历史中得到更多收获。

怎样发现东亚？

怎样发现东亚实际上是作者对自己提出的问题。

和东亚有关的各种研究并不少，但是却多多少少带着地域性特征，或因政治需要曲解某一史实，或因眼界被困于一国而无法完整定义。譬如，在对于东亚发展的研究中，外部世界带来的冲击通常被强调为其打开现代化大门的主要原因，但作者却从各国自身出发，从基督教传入各国的历史开始梳理，发现东亚各国自身本来是存在一定的思想变革的，虽有外界主观传达的，但本质上的变革，也是从各国自身积极吸取新思想，主张改变开始的。只有自发兴起的思想改变，才能为一个国家带来真正意义上的现代。

综合历史的发展，人类的现代并不能简单被定义为由某一个局部起源，再扩展到全球，而应该是在不同社会在紧密交往的过程中共同塑造的。我们应该正视外部世界带来的冲击，但不把这种冲击看作是唯一的历史推动力，而要探寻外部冲击如何在遭遇、反应过程中内化为本土历史动力的进程。

发现东亚的过程，应该是不带偏颇的客观讲述。因为“观察者对历史材料的介入，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历史呈现的形态”。我们要力求公正地看待一段历史，才能找出历史真正的原委。

《发现东亚》读后感(五)：八旗子弟里面有不少汉人，并不是按照民族分的。

作者简介：宋念申，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系，现任教于美国马里兰大学巴尔的摩郡分校。

内容简介：

清代初年历史的。为什么满洲人口那么少，但是可以征服汉族呢？表面的答案是，汉人不团结啊，有吴三桂那样的汉奸啊。但是接着问题就来了，还不只是吴三桂啊，清初还有耿仲明、尚可喜、孔有德，他们可都是清兵入关前就投降清朝的汉人。

少数民族在成功南下之前就有那么多汉族降兵降将，这在中国历史上好像还真是第一次。他们都是贪生怕死吗？都是甘做汉奸吗？他们的精神世界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发现东亚》这本书，这个长久以来的疑问才算是得到了一个解释。关键问题还是视角，我们一般是以中原为基本视角来看入关之前的清朝，怎么看都是边陲，怎么想象它的文化状态都是野蛮。但是，如果我们把视角换成以满洲，就是中国的东北为核心，你就知道了，满清入关不全是运气，而是一个已经酝酿了很多年的、做足了准备的一个事件。看了《明朝那些事儿》里面，介绍努尔哈赤如何利用李成梁对他愧疚（误杀他的爷爷、父亲等5名亲属），逐步发展起来。

我们都知道，明朝万历年间曾经发生过一次抗日援朝战争。大体上，就是日本的丰臣秀吉侵略朝鲜，明朝援助朝鲜打败了丰臣秀吉。你说这和满清崛起有什么关系。对，站在中原王朝的角度来看，这是两件事，面对的是两个敌人。但是站在满清的角度看，这是同一件事。

抗日援朝战争发生在哪一年？1592年。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决定性的一战，发生在1593年。你看，换一个视角你就会发现，正是因为东亚的三个大国中国、日本、朝鲜发生了战争，前后打了7年。战争的结果是大家都打得民穷财尽，各国没有力量遏制努尔哈赤的崛起，这才给了他宝贵的几十年时间，统一了女真。

这一统一，它可不是一个地方势力那么简单。你想，在东北那个地方，女真人的力量是最弱的，周边的明朝、蒙古都比它强。想存活下去，就必须是一个多元政权，而不是一个单一民族单一思维的政权。它统一了，按力量来说，它刚开始可能还是弱，但是在思维的多元性上，它可是一个新物种。周边的几个政权，都不如它。

这一点，在努尔哈赤的儿子，皇太极执政期间的一系列举措就表现得很明显。皇太极是1626年即位的，十年后，也就是1636年，他通过一系列的攻伐，已经基本解决了蒙古问题。

这一年3月，漠南蒙古十六部齐聚沈阳，正式奉皇太极为蒙古大汗，奉尊号“博格达·彻臣汗”。你看，这个时候的皇太极身上，已经有了蒙古大汗的身份。要知道，自从成吉思汗之后，第一个不是成吉思汗子孙的人当了蒙古大汗。你就想吧，这个变迁有多大。5月，皇太极把国号由“后金”改为“大清”。在登基仪式上，发生了一件事。参加登基仪式的朝鲜使臣，因为朝鲜是明朝的属国嘛，所以拒绝向皇太极行三跪九叩之礼，言下之意就是不承认他为天子。那好，这一年年末，皇太极征伐朝鲜，迫使朝鲜断绝了和明朝的宗藩关系，成为清的属国。

你看，这个时候距离清军攻占北京，还有七八年时间。但是请注意：这个时候的大清，已经不是一个纯粹的女真人国家，它已经隐隐然有“天下”的概念了。它已经解决了和蒙古的关系，朝鲜也成了它的属国。中原王朝经营天下做得到的事，大清已经做到了；中原王朝没有做到的事情，它也做到了。在区域政治上，它的整合层次更高。到了皇太极的时候，满清治下的汉族人口已经非常多了，它就保护汉民，重用汉官，开科取士，这一套打法搞下来，汉族人对政权的认同当然就有了。这才能理解为什么耿仲明、尚可喜、孔有德这样的汉人为什么死心塌地为大清卖命。

满清的这种多元性，其实从一个细节也可以看得出来。我们都知道一个词，叫旗人。过去，我们站在中原人的视角，通常觉得旗人就是后来的满族人。其实不是。旗人指的是跟随大清入关的所有人。其中既有满洲八旗，也有汉军八旗，就是汉人，还有蒙古八旗。入关后，八旗主力除驻扎北京外，还在杭州、武汉、西安、荆州、广州等几十处重要城市驻防。“旗人”在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享有诸多特权。比如，旗人世代不必从事劳动生产，其生活来源全部由国家承担。旗人比民人享有更多的机会做官。但是，旗人对应的不是汉人，而是民人。什么意思呢？就是它不是一个民族的概念，它是一个特权阶级的概念。是到了辛亥革命前后，革命党为了强调民族区别，才把“旗人”和“满洲人”这两个概念混同起来。

这么前后逻辑一捋顺，我们才知道，满清入关其实不是一个典型的游牧民族征服农耕民族的故事，而是一个整合了中原、草原、西域、藏区的更大的统治解决方案，胜过了只以中原为基本盘的统治解决方案的故事。

虽然是速读，我至少知道一个知识点，八旗子弟里面有不少汉人，并不是按照民族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