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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议会往事》经典读后感10篇

时间: 2020-03-13 09:23:20  热度: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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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议会往事》是一本由孙骁骥著作,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8.00元,页数:23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英国议会往事》读后感(一):家有百口主事一人

英国的土地由国王分封给大贵族,大贵族再分封给小贵族、骑士。随着历史的演进,渐渐出现了议会制度,人们可以争论,妥协,最终达成协议,也就所谓的谈判,来争取自己的利益,没有谁是所了算的。而中国不管是小家庭,还是整个社会,都流行这样一种理论,“家有百口主事一人”。也就是说,说了算的只有一个,其他的人必须无条件服从。于是,等级制度森严,人们在自己所在的位置上,只能指挥其下的人们,而其下的人们必须要服从,也就是金字塔式的管理体系,最终,总有人站在金字塔的尖端,他可以为所欲为,而不需向任何人负责。在这样的等级制度,集权制度中,人们要做的就是斗争,占领说了算的位置,最终的目的就是不断向上爬,可以有更大的空间去施展自己的权力。平等、尊重、协商之类,就算在由两个人组成的家庭中都很难实现,总要争个说了算的位置。所以在这样的文化传统中,我们无法去诞生什么民主,只有不断争斗和服从,和猴群没有什么分别。

《英国议会往事》读后感(二):本想写书评,却岔到豆瓣了

上次豆瓣把我的评论屏蔽了,在没有找到更好的知识管理平台之前,还不得不在这个动不动就自我阉割的平台。

还是在0几年的时候,中文网志年会在杭州召开,和阿北有过几句交流。当时的阿北一身web2.0的清新气息,很是敬佩,豆瓣也成为我几乎每天必上的工具。我是把豆瓣当成个人知识管理工具用的,看了电影,买了书,写一段笔记,及一个日记,都在这里。

但是,明显,10年以后,豆瓣变了。可能是因为河蟹政策之下的网络审查,让豆瓣这样没有过硬后台的民营公司吃了不少苦头,豆瓣变得噤若寒蝉了,自我审查的力度超过大部分的网络媒体,动不动屏蔽,动不动删帖,连一点起码的正直都不能守住。但照理豆瓣也是有那么一点小小的后台的,不知道阿北何以如此胆小。

豆瓣在国内开web2.0风气之先,但迟迟找不到商业模式,的确是让人烦心的事。眼见facebook、微博等新的互动形式不断出现,而豆瓣还在自己的文艺小清新路线上苦苦坚守,虽有约炮阵地之美誉,但书毕竟老是会涉及敏感话题,电影又有被时光网超越的苗头,苦逼以致方寸大乱也是难免的。

自从两次被删帖和豆瓣猜新版呈现的文艺腔之后,我在豆瓣的日子也快进入倒计时了,就等啥时候能找到替代的平台。

《英国议会往事》读后感(三):后记:民主的历史维度

撰写一部有关英国议会的书稿,这个愿望大概从2008年就开始酝酿了。那一年的年初,还在英国念硕士的我有幸进入伦敦威斯敏斯特的下议院参加旁听。记得当时是英国议会照例需要进行的质询时间,几个小时里,我坐在议会二楼被硕大的玻璃墙隔断的旁听席上,俯瞰下议院辩论的整个过程。

具体的辩论内容早已模糊,但至今依然令我印象深刻的,是议会论辩中那种紧张的语速、迅捷的思维以及穿插其间的英国式幽默。当英国首相布朗隔着下议院中间的那张桌子,望向站在他对面的保守党领袖卡梅伦,并且被他尖酸刻薄的英文损得无力回嘴、表情尴尬的时候,坐在我身旁的人乐得小声对我说了一句:看,这就是我们的首相。

透过这个细节,固然能窥见英国宽松的言论尺度,但更重要的是,首相在论辩时好似呆瓜一般被反对者暴损一通,这背后还暗藏着一套“程序正义”的逻辑。卡梅伦对布朗政府的批评和质询,并不代表他的个人看法,也不仅仅代表反对党的意见,而是代表“议会中的反对党”对首相的质询。换句话说,是英国议会的下议院,而不是卡梅伦在和布朗辩论。在透明的议会里,首相和执政党的所作所为带来利弊得失都要一览无余地展现在英国公众面前,接收质疑和批评,整个过程必须进行现场直播。是谓公平。

在英国人的观点里,政治是一项竞技,和体育竞技一样,需要有公平竞争精神。过去,鲁迅先生将其解读为“费厄泼赖”。“费厄泼赖”这个词,不妨拆分为两个部分来理解。“费厄”(fair)代表公平,是一个理念问题;“泼赖”(play)代表竞争,是一个技术问题。自人类社会诞生以来,竞争是常有的,但公平却未必。要想让政治真正为大众服务,公平不可缺少,否则竞争就只可能形成恶性循环。英国现代政治中的“公平竞争”,就来自于它悠久的议会制度所提供的保障,而这种延续了七百多年的议会制,则根源于英国政治的传统和文化。

这个传统是什么?我想,很难用简单的几句话加以概括。总之,传统的形成有它必然的历史规律,但细读之下,会发现其实历史本身也是由一系列的巧合、故事、活生生的人物组合在一起的一幕话剧。英国的议会政治历史剧,浩如烟海,从中梳理出一条简洁明快而又切中要害的主线,并非易事。所幸,英国是一个尊重自身传统和历史的国家,通过阅读梅特兰、斯图亚特•密尔、大卫•休谟等大师的历史著作,这项梳理的工作对于我又变得相对容易。

英国史家爱德华•卡尔(Edward Carr)有言:历史研究就是对原因的研究。任何一种政治制度的形成,必然有它的“前因”,而制度自身的变化,又牵连着它的“后果”。这一系列因果关系编织而成的网,便是历史自身。如今,我乐于见到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在谈论“民主的细节”。这是好事。不过,除了现实的维度以外,民主的细节也有历史维度,也有前因后果。一个现在的人们习以为常的政治惯例,哪怕再微不足道,都能从历史之中寻找到它的踪迹。所谓的民主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孕育于传统,一个国家有什么样子的政治传统就会产生出相应的民主形态。这是谁也逃不掉的历史宿命。

如今,暂居北京的我,时常会回想起当年在英国议会里所见的点点滴滴,并假装思考一些貌似严肃的问题,例如,英国的这种政治传统是如何形成的?在这个传统之下,议会政治又是怎样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英国的议会政治史又有什么值得我们去了解、谈论的?

在写作过程中,这些问题一直盘桓于我的脑海。为此,我选择了不太严肃的笔调,使用了人们容易看懂的语言,其中偶尔几笔,还提到了中国。目的只有一个,希望这本书读起来不过于沉闷,最好是能让人读得有兴趣,进而愿意对英国议会的细节有所了解。我并不指望一本小书能为读者呈现出完整的英国议会史,为此,即使是作为一本通俗读物,本书依然尽可能详细地列出了注释和参考书目,目的是让那些希望深入了解上述问题的读者,能够按图索骥。

当然,由于本书写作时间略显仓促,加上作者自身水平所限,疏漏及错舛之处,在所难免,希望读者不吝赐教。对于写书人来说,他所能期望的最慷慨的礼物莫过于批评。

孙骁骥

2011年5月29日

《英国议会往事》读后感(四):序言:议会不是一天开成的

y 王晓渔

这个春夏之交的某个夜晚,突然收到孙骁骥发来的电子书稿《英国议会往事》 ,这让我有些意外。孙骁骥留学回国之后,一直供职于媒体。媒体让人疲于奔命,但孙骁骥不仅在工作之余撰写书评,竟然在撰写书评之余又不声不响地写出了一本介绍英国议会历史的书。最让我感到意外的是,他回国没有太多时日,就很快把握住本土的问题意识,虽然笔下是英国议会往事,却有着很多现实的关怀。

最初读到孙骁骥的文章,是通过电子读物“独立阅读”。当时他在英国读书,为“独立阅读”撰写书评,观点具有欧美学院派的显著特色,即对民主制度以批判为主。这没有什么奇怪,批判性是知识界的职业伦理。在欧美,民主制度作为一种主旋律,知识界“吹毛求疵”,是分内之事。但有些匪夷所思的是,一些学者一边对民主制度“吹毛求疵”,一边又在极权制度里“沙里淘金”。如果是欧美学者,可以理解为严于律己、宽于待人;可是不少中国学者亦步亦趋,只能理解为严于律人、宽于待己了。

与那些刻舟求剑的中国学者不同,孙骁骥回国之后,迅速进入中国问题。时下,民意代表的选举是一个方兴未艾的话题,但孙骁骥对议会制度的关注,显然在这一话题成为热点之前,可谓未雨绸缪。这本书没有满足于介绍英国议会历史的花絮,那是最讨巧的做法,省力又容易叫好、叫座。孙骁骥无意于此,他的兴趣在于系统介绍英国议会从无到有的历史,重在制度反思,而非家长里短。或者说,即使聊到家长里短,也与制度反思有关。

议会和王室是一对冤家,讲到议会往事,就和宫廷政治脱不开干系。中国读者对宫廷政治如数家珍,对宫廷政治里的“人性之恶”更不陌生,同床异梦、同室操戈、同根相残……可怕的不是“人性之恶”,而是“人性之恶”被认同甚至被称赞,“恶”被视为一种必要的美德。公众通过小说、戏剧、电视、电影接受着“宫廷教育”,并且接受了宫廷政治的价值和逻辑。网上流传一段林语堂的名言:“中国就有这么一群奇怪的人,本身是最底阶层,利益每天都在被损害,却具有统治阶级的意识……”这段话的出处,我没有找到;是否是林语堂的原创,也大可存疑。但是,这段话对于集体心理的描述,非常准确。

与其说这是“人性之恶”,不如说是“制度之恶”。当一个机构垄断权力,作恶就会成为它的本能。这种“恶”不仅指向外部,也会指向内部,最终这个机构里的成员也会成为受害者。以中国历史为例,皇亲国戚死于非命的比例远甚于平民。权力和暴力形成循环,通过暴力获得权力,再通过权力施行暴力。理性一点来看,限制一个机构的垄断权力,最大的受益者就是这个机构的成员。但是,要让一个垄断权力的机构明白这个道理,谈何容易?对反对者来说,把这个机构推翻之后,最大的诱惑是建立一个新的垄断权力的机构。拒绝这种诱惑,难上加难。

如何避免“制度之恶”?无需高论,只需常识,即一定要有平行权力的互相制衡,才能避免由上而下的暴政和由下而上的“群众运动”。按照钱穆先生的说法,中国历代政治制度同样有着权力的制衡,比如皇权与相权。但是钱穆没有解释,为何皇权与相权的“二权分立”,既没有发育成君主立宪,本身也不具可持续性?皇权步步推进,相权节节败退,直至明朝,相权直接被取缔。把这归咎于某个君主的品德,无法为这套制度豁免责任,恰恰说明这是一种无效的制度,无法限制君主的权力。当然,它又是一种高效的制度,可以有效地剥夺臣民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要么否认问题的存在,做出安乐祥和的样子,一旦出现难以回避的问题,解决问题的首选方式不是唇枪舌剑的谈判,而是刀光剑影的暴力,即使君主也生活在杯弓蛇影的恐惧之中。

在我的记忆中,中学历史讲到英国革命这段,特别强调宫廷政治的一面:1649年国王查理一世被送上断头台,1660年查理二世复辟,1688年詹姆斯二世的女婿和女儿回国。一幅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景象,虽然对《权利法案》有部分肯定,但因为未能废除君主,革命不够彻底。在很长一段时间,我以为英国光荣革命是指1649年国王的人头落地,因为革命是要流血的,不是请客吃饭,君主立宪制是妥协、倒退,和革命有什么关系,更谈不上光荣。直到大学以后,才通过阅读慢慢知道英国革命之所以光荣,不是因为流血,而是因为“非暴力”的《权利法案》。取消君主,不意味着独裁者从此消失;保留君主,不意味着就没有民主。查理一世被推上断头台,没有阻碍克伦威尔成为独裁的“护国公”;光荣革命之后,君主再也不会被推上断头台,他们却不会成为独裁者,也不再有人以推翻独裁者的名义成为新的独裁者。

越来越多的读者,渐渐熟悉光荣革命这段历史。但是,也有一些读者把光荣革命理想化,同时也把它简单化,认为君主高风亮节、贵族齐心协力、民众众望所归,众星捧月推出一纸《权利法案》,英国从此开万世太平。这种浪漫化的解读,很容易与国情论殊途同归,即只有英国国情才适合君主立宪制。以国情为由拒绝某种制度,和以国情为由只接受某种制度,两者逻辑一致,都是循环论证:事先规定好标准答案,只能按照这种答案实践,对不遵守答案的“吹毛求疵”,对遵守答案的“沙里淘金”,于是答案绝对正确。

议会不是一天开成的。与君权与相权的“肝胆相照”相比,议会和王室的“勾心斗角”,承认了“人性之恶”,却得以避免“制度之恶”。《英国议会往事》从长时间段看,从13世纪的“大宪章”一直讲到21世纪的“议员贪污案”,扬善但不隐恶。英国的国情,似乎也不是那么适合君主立宪,从“大宪章”到《权利法案》,用了四百多年时间,君主出尔反尔,“大宪章”时常形同废纸。《权利法案》颁布之后,议会也并未从此走上康庄大道,而是走过一段乌烟瘴气的弯路。如果按照国情论,可以轻松得出“英国国情不适合君主立宪”的结论,进而认为“只有君主专制才能救英国”。

如果说英国的国情有什么优势,那就是国情论在言论市场里很难占到上风。能够阻碍一个国家制度转型的不是国情,而是国情论。所谓国情,从来就不是先天存在不可动摇的,而是共同参与不断变化的。每个人都是国情的一部分,不仅受国情影响,也影响着国情。在《英国议会往事》里,英国议会一路艰难险阻,如同唐僧取经,遭遇九九八十一难。但是,像八戒一样动不动要回高老庄,这种声音非常少见。

2009年英国议员的公费报销记录曝光,英国国内对议会制度有激烈的批评。如前所述,这并不奇怪,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对本国制度的公开批评,那才是奇怪的。但这种批评难以从根本上否定议会制度,只要看一下账单明细:“99便士的抹布,4.47英镑的狗粮,19.99英镑的一件浴袍,119英镑的熨衣费,399英镑的一台电视机,1403.9英镑的清洁费用,2339英镑的一张地毯……”,再对比当年英国国王“无代表,就征税”时的景象,就会明白议会制度的作用。难怪孙骁骥会感慨,贪污的英国议员的形象不是“可恨”,而简直是“可怜”了。

议员的“水深火热”,或许正是国家之福,也是公民之福。

2011年7月写于安徽

(作者为文化批评家,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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