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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是一本由陈恭禄著作，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68.00元，页数：62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近代史》读后感(一)：很早就读过民国的版本

颠覆了我被洗脑的《中国革命史》的教育，想到被愚弄这一点，很有些恼火。对琦善的评价：琦善等人“曾表现出政治家的品格和预测前途的能力，但是他的汉人同僚既曾盲目的主战于当初，又实行交战而不妥协于最后”[][23]。陈恭禄也同样认为鸦片战争战祸之促成“自中国方面而言，殆由于官吏知识之幼稚”[][24]，琦善“其见解实高于时人”[][25]。还有当时的民国的一些著作，对林则徐也做了不同程度的批判，现在《天朝的崩溃中》也对此有所反应，只是很多人都被 《中国革命史》污染了脑子

！另外不知道这位前辈还是章开沅先生的老师，孤陋寡闻的厉害！

《中国近代史》读后感(二)：最符合我史观的中国近代史著作

这本书相对其他几本近代史著作，针对近代以来士人华而不实，不思进取。口头爱国，实为误国的批评最为严重。书中对清末教案的原因归多为士绅的挑拨愚民，及对拳乱和中法中日战争中所谓的“爱国派”的批判态度和否定是最为彻底。革命史观的垄断最喜用翻案来对待不同意见者，其实革命史观自己本身就是在翻案，是在翻早期近代史学者的定论，政治渗透历史研究的表现实为可笑

中国近代史通史著作，我翻阅过的有李剑农（中国近代政治史）、蒋廷黻、郭廷以、徐中约、费正清，陈恭禄，陈旭麓（中国近代社会史），史景迁（追寻现代中国三卷本），胡绳，近代史研究所编的十卷本中国近代通史，刘广京、陈永发等编著的从晚清到中共的近代史三部曲，剑桥晚清民国共和国，这些书都值得一看，各有所长，但最接近我史观的还是蒋廷黻和陈恭禄之作。

当然此书为早期作品，史料上引用自有粗陋之处，例如景善日记及太平野史之运用。笔者擅长近代外交史，而对政治史军事史部分固有所不熟，然是书属近代史开山门阶段之作，其类似同比可比拟箫一山之清代通史（自然也有类似缺点，比如文字半古半今，史料运用不符现代学术规则自出引处，史料粗疏错误之处再说难免等等）

是书引用原文史料甚多，观点有致，然文笔一般，喜欢轻松阅读的就不必购买了

《中国近代史》读后感(三)：陈恭禄《中国近代史》

此书作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主要记述自鸦片战争始，至民国二十年代终。其言半文半白，叙述颇为详尽全面，常引时人之言论及原始资料，并畅发著者之观点评论，且又不失公允态度。不过看时甚为吃力，看后对于许多繁杂内容仅有模糊印象。虽说不无指摘之处，但著者其时限于条件，因而不可谓不是一本好书。

看过之后，自有无尽感触，然不能以一二言语以概之。总之，对于我国之近代，几无可圈可点之处。民众可谓惨痛至极，内政外交可谓糜烂之至，非所亲见不能想象！究其原因，外人虽不可谓无责，然责重在于国人，谋之不臧，祸至于此。纵观我国近代历史，几无有才能干之一流人物，徒多二三乃至末流人物被历史机缘推上前台，且唯有力量者能造就历史。我国之大患，不在其他，而在国人不能振作有为，发愤自强，乃专攻于谋权夺利、徒增内斗！哀我人斯，竟至于此！当然，诚如著者于书中所言：“吾人生于今日，指摘前人之过，殊非难事。设使吾人生于当时，绝不敢谓对外知识，高于时人。吾人之责任，则在明了当时之背景与环境，而可认识其政治社会。其造成之原因，由于胸襟狭隘、心里傲慢、成见太深，而无求真知识之心。吾人不能为之恕者，有得新知识之机会，不知利用，而仍顽固反对，阻碍中国之进步，增加民众之痛苦也。……今之论古，犹后之论今，古人给予吾人极大代价之教训，可不勉乎？”

同时，与此书相较，我国目前的中国近代史教育常拘泥于意识形态，而于史实着力太少。教科书的编纂者多更关心向学生传达何种观念，而史实则往往沦为承载此种观念的工具。所谓“魔鬼在细节中”，即是谓：一旦深入到具体史实之细节中，我们以往所形成的观点，往往不免被撕裂得支离破碎。因为大多数的社会普遍观点，并非提炼自史实；相反，它们可能更多地来自道德，或者宗教，乃至文艺范。

就中国近代内忧外患之状况而言，几无迅猛解决之方法，唯渐进发展改革而已。

《中国近代史》读后感(四)：难得的诚恳

断断续续一年下来，终于在今日看完了。书确实不错，现在缺乏的正是这种意见诚恳，史料富集的史书。

看了全书，感觉现今的人总体上比当时要幸运多了，这是就生活总体而言，若是谈到所用教材，至少从这本书而言，现今的历史教材还是过于政治化了。为了统一思想，而陷学生于无知而不学之境，究竟是好是坏，好像也难说。从初中到大学，学了多年近代史，而终于不太了解近代时期中国大地发生的事情，真是让人难过。

吐槽到这里也行了，主要是想说说个人对一年来看过的几本近代史书的观感。

本书：材料云集，意见迭出。作者给人的感觉很亲切，因为虽说有褒有贬，但总是自己的真实意见。比较佩服当时的知识分子这种硬气的劲，大概是时代的缘故，现在的所谓知识分子有么是不说话，要么说些激烈的话，总之，独立不倚，直抒己见看来并不容易。只是写到抗战前就结束了，后来也无法增补，很是遗憾。不过看到第十七章有不少删改，几乎有关gcd的记录全有删改，以前写了个删改记录，现在只能自己看，无可奈何，故而能理解为什么不能增补。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徐著基本上是外国人的角度，比较政治正确。时间跨度比较大，史料大多有来源说明，也算可看。就是到建国以后，感觉写得生硬而普通，越到当代越官话连篇，读起来没什么新意。叙事较为简略，作为普及历史知识的普通教材很好，不如陈恭禄先生的详细，虽说不完全没有对中国的关怀，然而看下来还是感觉比较冷漠。好在易读，没什么明显的偏见。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这本书较为全面的叙述了近代历史，写得很详细，看下来收获颇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的也没有删改，看得挺舒服。书分上下两册大约770页，个人认为是了解中国近代史最好的书。作为业余爱好者，看历史主要是想知道当时究竟发生了些什么，至于意见建议自己私下里可以慢慢想，这本书符合这个标准。

陈旭麓《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此书大概是一本史论书。读起来很过瘾，观点鲜明，那种马克思史学家的成见定论比较少。但实际上还是需要先对近代史有相当的了解之后才可看，不然恐怕还是难免看了后犯一些学生看历史教材的毛病：讲观点不讲事实。另外这书是对一些历史事件生发意见，金句颇多，看着比较容易。

一年前突然对近代史感兴趣，断断续续读了以上几本，随便说说观感，记在这里。

《中国近代史》读后感(五)：还原真实的近代中国

《中国近代史》是陈恭禄先生花费近十年时间完成的力作，全书共19章六十余万字，1934年3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由于资料翔实、详略得当和持论公允，数月内连销4版，并被读书竞进会选为大学丛书，成为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最完善的中国近代史教材，在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下面是维基百科关于先生的简介（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9%88%E6%81%AD%E7%A6%84）

陈恭禄（1900－1966年10月8日），江蘇丹徒(今为镇江市丹徒区)高资镇人。早年受业于青州知府鲍心增。1916年，考入美国教会办的扬州美汉中学。1921年考入金陵大学，由化学而农科，后又入历史系学习，1926年毕业。曾經任金陵大学历史系讲师。1933年8月到国立武汉大学，越一年任教授。在武汉大学主讲中国通史、中国近代史、（日本史、印度史）专史研究等课程。1936年赴金陵大学任教授。1949年后，长期任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并当选为南京市第二、第三届政协委员、南京历史学会理事。九三学社社员。专长中国近代史。1966年10月8日病逝。

据作者自序，此书是为“读者明了中国国际上之地位，政治上之嬗变，外交之趋势，社会之不安，经济上之状况，人口之问题；认识其交相影响之结果，分析其造成经过之事迹，讨论成功或失败之原因，辨别事后之得失利弊。”

是书以“政治史为经，事件史为纬”，主要研究在西方外力冲击下，中国近代政治及社会演变的原因、过程与结果。全书起自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于北伐成功之后的1930年，叙述、评议了近代中国一系列重大事件。如论鸦片战争，陈恭禄认为冲突源于中英两国误会，“中外政教悬殊，夷夏之别太严”。他说太平天国攻扰半个中国，历十七年始覆灭，“除人民流离、死亡而外，别无有意识之结果”，说义和团“始于愚蠢暴民之活动……造成于顽固雪耻之大臣”、“义民不过动于情感，或唯利是图之愚民尔”。又如论辛亥革命，起因是“国事危急，而政府之腐败如故，尚无领袖指导之人才，又不肯根本着手，切实改革”，遂酿武昌首义，“革命成功之速，由于酝酿已久，清廷不能及早改革，以餍士大夫望治之心”。革命虽然推翻清廷，结束二千年帝制，但“重要问题之解决本于妥协调停免事之思想，袁世凯之赞同革命，动于权力自私之心理，其北洋军队依然存在，段祺瑞掌握军权，承奉其意，是虎而翼也，封建思想迄未铲除……民国以来，国内仍少光明正大之政治家，此纷扰尚未终止原因之一也”。再如论五四运动，也具独见，“学生乃为意气所动，其思想虽全出于爱国，而究偏于简单，轻视将来事业之预备，此固何能独责血气方刚学子？彼后鼓动学潮别有希图，诚何心哉！”尽管对五四运动评价不算高，但陈恭禄也承认其启蒙之功：“就运动本身而言，知识界对于国家之观念根本改变，认识国内之积弊，社会上问题，介绍西方之学术制度，文体趋于简易，盖有相当之成绩与影响。”

陈恭禄对近代中国历史相当失望。在全书接近尾声时，他引用自沉的梁济的话来一浇块垒：“诸君试思今日世局因何故而败坏至于此极？正由朝三暮四，反复无常，既卖旧君，复卖良友，又卖主帅，背弃平时之要约，假托爱国之美名，受金钱买收，受私人嗾使，买刺客以坏长城，因个人而破坏大局，转移无定，面目靦然，由此推行，势将全国人不知信义为何物，无一毫拥护公理之心，则人既不成为人，国焉能成为国？”

但是他依然有如下的史家胸怀：“人类之普遍心理，严于责人而宽于责己，对其家庭国家无不如此，诋毁外国，国人固少反对，且有爱国之名。此种畸形褊狭之心理，徒为害于国家。著者之目的，既非为片面之宣传，又非为造成国际间之仇恨，惟愿平心静气……庶可成为认识列强责任之信史也。”

上卷

第一篇：鸦片战前之中国

第二篇：中英冲突及鸦片战争

第三篇：战后外交之形势及英法联军之役

第四篇：太平天国及捻苗回乱

第五篇：太平天国及捻苗回乱（续前）

第六篇：内政外交

第七篇：内政外交（续前）

第八篇：中日交涉

第九篇：战后中国之危机

下卷

第十篇：变法运动

第十一篇：义和团之扰乱

第十二篇：义和团之扰乱（续前）

第十三篇：改革与革命附外交

第十四篇：改革与革命附外交（续前）

第十五篇：政治社会情状

第十六篇：民国以来之内政外交

第十七篇：民国以来之内政外交（续前）

第十八篇：结论（国内问题之分析及建设之途径）

第十九篇：史料评论

《中国近代史》读后感(六)：评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

评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

地址：http://movieplay.blog.sohu.com/119199463.html

2009-03-01 23:56

1997年，我去天津出差，在八里桥坐车返回山东。八里桥近南开大学，门口经常有售书小贩兜售从学校图书馆流出的淘汰书刊。因对历史有兴趣，购了几本历史书，其中就包括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上下册）。在大学的时候，虽然学过历史，但竟从未听老师讲过陈恭禄。这套书读了几遍之后，感觉到我的那些大学教历史的老师是失职的。

中国近代史的主要特征是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中国人民的反侵略。这样的拉锯战直到1945年才完全结束。这之后的三年内战不应该算做中国近代史，而应归入中国现代史。因为抗战胜利后，中国人民面对的已不是在外族入侵下如何争取独立的问题，而是中国的内政将走什么样的道路的问题。

中国近代史是整个中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有许多与过去的历史根本不同的特质，最明显的是古老的中国遇到了来自己西方文明的强有力的挑战。西方列强早已不是过去常常在边境袭扰中国的蛮族，而是携海洋文明之威，在世界各处扩张的现代化强国。中国被强行推入了现代化的进程。

关于中国近代史的著作有许多，但精品不多。实际上，什么行业的精品都是难得。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算是中国近代史著作当中的精品。

网上关于陈先生的介绍很少，下面是我从网上摘下来的一段：

“陈恭禄（1900－1966年10月8日），江苏丹徒人。1926年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历史系。曾经任金陵大学历史系讲师。1933年8月到武汉大学，越一年任教授。在武汉大学主讲中国通史、中国近代史、（日本史、印度史）专史研究等课程。1936年赴金陵大学任教授。1949年后，长期任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并当选为南京市第二、第三届政协委员、南京历史学会理事。九三学社社员。专长中国近代史。1966年10月8日病逝。著有《中国上古史史料之评论》、《甲午战后庚子乱前中国变法运动之研究》、《近代中国史料评论》、《曾国藩与海军》、《中国近代史》、《中国通史》、《日本全史》、《中国近百年史》、《中国近代史资料概述》等。”

陈先生在解放以后受到批判，我曾在广东省图书馆看到他解放后写的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书，其立论早已中规中矩，毫无可观之处了。值得一提的是， 当年中研院设有史语所，由傅斯年主事，所中集中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历史学者，他们代表着的当时中国历史学界的最高水准，这一宝贵的文脉于49年后在台湾被延续了下来。大陆的史学的主体是毛范（文澜）体，讲阶级斗争，唯物辩证法什么的。对历史的解说有不同的看法这是正常的，但不管怎么说，历史学者的基本功力标准是一致的。史料是史学家的法宝，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是历史学科所遵守的不二法门。至今，台湾历史研究的整体水平要远高于大陆。这不是我说的，而是我当年的老师，现在已是博导的一位老学者说的。我也曾在图书馆看到台湾学者关于晚清回民之乱的论文，质量颇高。

陈虽未入史语所，但其在民国浓厚的历史学风影响下，加之自己的才学，取得学术上的进步也在情理之中。陈氏《中国近代史〉于民国二十四年，即1935年5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当时的商务在王雲五的经营下，取得了巨大成功，出版了大批高质量的学术著作。陈氏的这本书由商务来出，可见商务的眼光不俗。全书分上下两册，目次如下：

上卷

第一篇：鸦片战前之中国第二篇：中英冲突及鸦片战争第三篇：战后外交之形势及英法联军之役第四篇：太平天国及捻苗回乱第五篇：太平天国及捻苗回乱（续前）第六篇：内政外交第七篇：内政外交（续前）第八篇：中日交涉第九篇：战后中国之危机

下卷第十篇：变法运动第十一篇：义和团之扰乱第十二篇：义和团之扰乱（续前）第十三篇：改革与革命附外交第十四篇：改革与革命附外交（续前）第十五篇：政治社会情状第十六篇：民国以来之内政外交第十七篇：民国以来之内政外交（续前）第十八篇：结论（国内问题之分析及建设之途径）第十九篇：史料评论

全书各篇中，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中日交涉、义和团之扰乱和辛亥革命笔者论之颇详，这些论述均以大量的史料作后盾，论述很能服人

。

第一次鸦片战争，虽以中国失败而告终，但我们对道光、林则徐、琦善等人的举止并不十分苛责，因为英国东进意味着中国将面临“千年未遇之变局”，由于对中国文化的绝对自信，变化突然到来，让他们一下子顺应这样的变化是不现实的，更何况，英人通过正常贸易不能从中国获利，竟然运来鸦片这种有损人类健康的物品赚钱，从道义上说，英国是有负于中国的。

但是自从第二次鸦片战争开始，清政府在对外交涉当中的表现就让人有些费解了。他们用令人惊讶的固执处理对外纠纷，而且会将这样的固执坚持60年之久，直到八国联边打进北京，才彻底服软了。从1900年起，中国陷入了更为危险的境地，几乎国将不国了。这就是处事固执来带的严重后果。

清政府的60年固执当中，有一个极端的例子。据陈氏在书中介绍，《中英南京签约》规定，12年之后修约。1854年，修约的时间到了，清政府告诉英人，修约事需先与两广总督商办。中国的不幸在于那时的两广总督是顽固透顶的叶名琛。你可以讨厌外国人，但是身为封疆大吏，做事总应有一些政治手腕，将危机慢慢化于无形，如不能作到这一点，也可以在缓解危机上做些事情。但叶氏极端顽固，对外人请求见面的要求一律拒绝，使修约一再延后。

1856年，亚罗号事件起，清军捕去亚罗号上的12名船员，当时英国驻广州的总领事为巴夏礼（Harry S. Parkes)，也是一个遇事不依不饶的人。坚决要求释放全部船员，政府不允，英舰炮击广州。这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导火索。后来英军攻入广州，活捉了叶名琛，将他送往印度之加尔各答，他最后死在那里。其实，按官方的标准，叶名琛是一个顽强的“民族主义者”，是坚决的左派，但是由于他处事不周，致使事态扩大，对中华民族造成重大伤害，连官方史书也不好意思把他抬出来表扬一下。由于叶名琛处理不当而发生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给中国造成了两大难以挽回的损失：一、俄史伊格那切耶夫借口为中国出面调停，暗地里趁中国内乱，让沙俄罗斯出兵东北，通过《爱晖条约》和《北京条约》，攫取了中国东北大片土地。二、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火烧了万园之园的圆明园，直到今天，我们还看到圆明园文物流失海外，遭拍卖的新闻，读之令人心痛，叶名琛真死有余辜也！

更为可气的事，我们在大学的历史教材中，这些事件都能看到，就看就不到叶名琛的责任何在。教材里的基调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百分之百是外国人的错，我们一点儿错没有，从陈氏的论述来看，这样的说法是站不脚的。侵略是历史上常有的事儿，问题是被侵略的国家如何有效地应对侵略，如果都像叶名琛这样处理对外危机，中国不知要亡国多少次了。

太平天国作者也给予相当的注意，以两篇章来加以论述。太平天国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自洪氏1851年金田起兵，到1864年天京陷落，前后13年始平，这十三年中，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国处在一种分裂状态。它对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了重大损失，据陈氏估计，非正常死人数占全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其人民所受之痛苦远非常人所能想象，陈氏在书中列举了时人写的诗句，有的读之不禁让人落泪，如《娘煮草》：龙游城头枭鸟哭，飞入寻常小家屋。攫食不得将攫人，黄面妇人抱儿哭。儿勿惊，娘打鸟，儿饥欲食娘煮草，当食不食儿奈何。江皖居民食草多。儿不见门前昨日方离离，今朝无复东风吹。儿思食稻与食肉，胡不生长太平时！

陈氏在平时，很注意搜集这方面的史料：“余乡居无事常与老者谈话，老者于无意中常言期其为太平军所掳，迫也从军之状况、、、其言未有好恶之成见，颇有参考之价值。就是说，他不仅遍阅书面资料，也注意访谈，即“口述历史”。太平天国在中国近代史上有两大重要影响：一则进一步削弱了清政府的力量，二则军队原由国家统领改入私人之手，种下了民国年间军阀割据的远因。

陈先生对晚清外交事务也颇为留意，关于这方面，有《中日交涉》为证，他详细描述了自1870年中日初次交涉至甲午之战的经过，从中可以看出总理衙门官员的昏庸无能。从那些交涉的过程来看，中国战败实在有它的道理，当代中国再不能犯同样的错误了。

看了《义和团之扰乱》之后，就可以知道：真正将清王朝带入坟墓的是那些满清的王大臣，1900年6月，中国对万国开战，成为了外交史上绝无仅有的笑话。开战之前，清政府开了三次御前会议，争论都很激烈，许景澄、袁昶头脑比较清楚，怎耐人微言轻，抵不住那些王爷爷的鼓动，最后还掉了脑袋。三次御前会议恽毓鼎的《崇陵传信录》记之颇详，陈氏也多有引用。义和团事件引发两个严重后果，首先，它令有识之士看清了清朝的无用，为日后的革命埋下了近因；其次，中国对西方列强完全失去了自信，中国什么东西都不如西方的调子越唱越响，直到今天，中国还没有完全恢复对西方的自信，义和团事件是这种状况的远因。

从个人角度来讲，这本书重塑了我对中国近代史的看法，我相信这样的看法更能经得起推敲。这是因为陈氏《中国近代史》是一部诚实的书，它明白地告诉了我事实的真相，由这样的真相得到的看法是有根基的。

《中国近代史》读后感(七)：社科院龚云评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反映学者立场的中国近代史研究

二、反映学者立场的中国近代史研究

——陈恭禄《中国近代史》

龚 云(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本部分的许多材料来源于采访陈恭禄晚年的研究生、南京大学历史系方之光教授

http://www.marxism.org.cn/blog/u/101/archives/2011/988.html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传统的政社合一的社会结构开始松动，传统的士大夫阶级向近代知识分子转型过程中，出现了一种以知识的研究与传播为职业的社会群体——学者。大学、研究所等现代学术建制的出现，为以学术为职业的学者提供了容身之地和谋生之所。20世纪20年代开始出现的史学的分科化、专业化，使得在中国社会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可以作为一种职业出现，这样就为视中国近代史研究为学术，并以此为谋生手段的学者提供了生存空间。近代中国由于西方的侵略，而出现了一批独立于中国政府之外的教会大学，为不少学者提供了活动舞台。这种有限的政治条件，使中国近代史研究者客观地书写作为一种“信史”的中国近代史提供了一种可能的环境。

五四运动后，科学思潮在中国兴起，中国学术向科学化转向，“科学史学”在中国兴起，所谓“科学史学可以分为两种：一是对史料进行谨慎的批判，力求写出所谓的‘信史’，或成为客观的、批判的史学；二是对历史的演变作一种解释，寻求一种规律性的东西”[][1]。对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来说，政治的动荡，专制统治的盛行，使这种信史“往往只能作为学者的一种理想”。1927年6月，顾颉刚在追悼王国维的文章中，曾愤愤不平地疾呼：“国家没有专门研究学问的机关，害死了王国维！我们应该建设专门研究的机关。士大夫阶级的架子害死了王国维！我们应该打倒士大夫阶级！我们不是士大夫！我们都是民众！”[][2]。顾颉刚的愤怒，一方面反映了中国专门的学术机关的缺乏，另外一方面反映了士大夫阶级转为学者的艰难。

南京政权巩固后，加强了对思想文化领域的控制，学术自由的匮乏使史家写“信史”的外部客观条件日益丧失。现实政治的腐败，使得身上还带有传统士大夫的入世精神的学者，无法不关注现实政治，使他们徘徊在政治与学术之间，书写客观的历史的主观可能性也日趋变小。作为一个学者的陈恭禄，他自己称之为“信史”的《中国近代史》的第17篇《民国以来内政外交》，在该书出版前就被国民党政府审查人员擅自做了删改，改得面目全非，而且在出版前，也没有通知作者[][3]。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加深，素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救世精神传统的知识分子，在国难当头面前，无法置身于之外，去追求纯学术。他们自觉地以学术为武器，去作为救国的工具，所以在他们的研究著作中，会下意识地将自己的政治立场、观点反映在学术观点的外衣下。相比于政治倾向明显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者来说，他们著作的学术性高于政治性。作为生活在现实生活中的历史学家，是摆脱不了时代和阶级的局限的，“任何史家都无法完全摆脱在他生活的时代占主导地位的某些假设”[][4]。

陈恭禄就是20世纪30-40年代，一位以学术为职业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者。作为大学教授，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试图超然于任何党派，站在学者的立场客观地叙述中国近代史，但是现实的中国条件和主观因素使他又对中国政治抱有一种强烈的干预态度。作为一个无党派的学者，他以他的著作来表达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以学术来影响中国近代政治的发展。主观上他不傍依于任何党派，在客观上他的观点和立场却代表了这一时期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政治观点和政治立场。

陈恭禄（1900-1966年），江苏丹徒人。青少年时，他经历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从高潮走向低落的过程，亲眼目睹了中国政治的动荡变迁，成为这一时期中国政治转型的历史见证人。作为历史参与者的所见所闻，为他后来书写中国政治演进的历史，打下了主观基础。军阀混战的现实，政党纷争的局面，在他头脑中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亲眼看见了在社会动乱之中民众的悲惨命运。这种政治局面使他后来对党派政治极度厌恶，却又抱有改变现实政治的愿望，养成了从政治角度观察中国历史的思维模式，将国家治乱兴衰作为历史的主干去记录历史变迁的习惯，客观地记录下政治演变的历史，就成为“吾人欲明了已往之迹、现实所出地位及将来建设之途径”[][5]。他认为“一国之现状造成，一由于地理之影响，一由于古代之遗传，一由于社会上之势力，一由于领袖的指导。四者之中，就人事而言，历史上之遗传，占主要地位，中国古代嬗变之史迹，颇足以资证明”[][6]。

1921年，在美国教会举办的扬州中学打下良好英语基础的陈恭禄，受科学救国思想的影响，考入著名的教会大学——金陵大学化学系。入学后，鉴于中国一向以农立国，农民占全国人口大多数，所以他想以科学救农民，因此又转学农科。经过一段时间后，发觉自己的真正兴趣在于历史，又转入历史学系学习。从此，献身历史学就成为他一生的职业和实现自己价值的安身立命之所。史学是他观察现实政治的窗口，也成为他报效社会的工具。作为一名具有经世倾向的学者，他继承了传统史学“资治”、“垂鉴”和修当代史的传统。在金陵大学历史系学习时，陈恭禄在历史系主任、美籍教授贝德士辅导下，研习史学，并开始搜集中外史料，准备撰述中国近代史。贝德士是一位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历史学者，在日本南京大屠杀期间，他冒着生命危险，记录了日本侵略者反人道的屠夫罪行。作为陈恭禄的老师和后来的朋友、同事，对陈恭禄一生为人和治学产生了很大影响，尤其是他的人道主义情怀和追求历史真实的学术立场，成为陈恭禄一生的做人信条和治学箴言。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初版的扉页上，就赫然写着“献给贝德士：我的先生，朋友和前同事”。

陈恭禄在读大学时，深感国内缺乏日本史的教学参考书籍，所以撰写了《日本全史》，1927年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随后，又感到国内尚没有一本比较完善的印度史教材，又写了《印度通史大纲》，由良友出版公司出版。这两本书填补了当时高等教育教学参考书的空白，因此出版后大受读者欢迎，尤其是《日本全史》更是畅销。在撰写亚洲国家的历史过程中，他深受日本和印度对西方侵略采取不同的态度而展现出不同的命运这一历史的影响。陈恭禄深感西方对亚洲国家的影响之大，认为面对西方的侵略，关键在于如何应对。近代中国面临近代实用科学大进，世界交通日趋便利导致的国际政治、商业关系大为密切的新时代，却因顽固保守，使得“政治家不能识其所处的新环境，而能断然有适当之处置”，导致民族衰败[][7]。

1928年，金陵大学文学院聘请陈恭禄为历史系助教。陈恭禄讲授当时列为文学院学生必修的科目—中国近百年史。当时中国近代史、中国近代外交史往往合二为一。他在讲授中国近百年史时，参阅了研究中国近代外交史的名著—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颇多。他后来在《中国近代史》中说：“学者著作亦关于外交者，颇有价值，摩士之《大清帝国国际关系史》颇负盛名”[][8]。陈恭禄后来在撰写《中国近代史》时受这本著作影响很大。他还讲授了中国通史课，这使他对中国历史了解很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弊端认识透彻。从1928年开始，除了有三年在武汉大学教授中国史外，直到1949年，他一直在金陵大学任教。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金陵大学一部分西迁四川成都，一部分撤往皖南。陈恭禄只身先赴皖南。第二年夏天，又历尽艰险，前往金陵大学本部。面对日本侵略，民族危亡，陈恭禄在课堂上借讲祖国历史激励学生的爱国热情。在抗战极其艰难时期，尽管资料缺乏，生活艰苦，他仍视学术为生命，坚持在史海里游弋，并在这一时期收获了他一生的学术丰收期。1946年夏他返回南京，仍在金陵大学任教，孜孜不倦地进行学术研究。新中国成立后，陈恭禄在政治上要求进步，加入了九三学社，曾被选为南京市第二、第三界政协委员，南京历史学会理事。1951年，他赴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刻苦攻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1952年，院系调整后，一直在南京大学历史系任教，直到1966年逝世。建国后，他努力学习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方法，研究和讲授历史。他发扬了治学严谨、教学认真的学风，又注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观点新方法，深得好评。1956年他发表了《对旧著中国近代史的自我批评》一文，公开修正过去对近代史的错误观点。在1958年的所谓“史学革命”中受到公开点名批判，他的旧著《中国近代史》被作为资产阶级史学观点和客观主义的典型被批判。尽管身处逆境，他仍然献身于学术。由于政治环境的改变，他晚年的研究重点转移到史料学，1963年底撰写成《中国近代史资料概述》一书，但这本书直到他逝世16年后才由中华书局出版。

陈恭禄作为一个学者，不管时代如何巨变，一生献身于历史学，为中国史学尤其是中国近代史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作为一个以真理追求为志向的学者，他敢于坚持真理。“1964年秋天，戚本禹别有用心的借评价李秀成为名，围剿剪伯赞、罗尔纲等一批著名史学家，陈恭禄在南京大学历史系近现代史教研室举行的一次李秀成评价讨论会上，公开支持当时遭到批判的同志，对李秀成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价。他十分尖锐的指出，戚本禹的文章既没有资料又没有新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如果这篇文章是我的学生写的话，评分就不得及格”[][9]。这充分反映了他作为一个学者尊重和维护史学的独立品格的铮铮铁骨！作为一名爱国知识分子，他一生始终与祖国共患难，并在维护史学的真实性前提下力争写出“信史”，为国家服务。在他一生中，学术与祖国，对他来说都是一样重要。因此，他是一个爱国的史学家，这一点在他的名著《中国近代史》中得到了充分体现。[][10]

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写作成因，陈恭禄在该书的自序中交代：因为自小对历史故事感兴趣，后上中学、大学，知道中国人历史知识浅陋，“关于社会科学的理论，多应外国近世环境而生，或不切合于中国社会，运用时尝或难于辨别轻重缓急，教育之价值与效率为之减低。不幸迨今近代中国史之著作，仍在失望之中，近代史之著作，久为国内知识界的需要”，“吾人今欲明了已往之事迹，现实所处之地位及将来建设之途径，非有信实的历史，叙述近代政治外交社会经济，嬗变之经过，则不可能”[][11]。

关于本书的写作经过，陈恭禄说：“民国15年，著者萌有著作之志愿，曾以人事环境之变迁，未能积极进行，17年于金大担任教职，知其需要之殷，勉励进行”[][12]。到1934年前后，历10年之久，终于写成了一部近60万字的巨著《中国近代史》，1934年5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不久再版。全书共19篇，条理清楚，资料丰富，所以被列为大学丛书之一。

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认为“近百年内中国国际关系根本改变，思想、学术、政治社会、社会经济莫不受外影响，其事迹迥异于前古”，“近代史范围之广大，事迹之繁迹，制度之巨变，生活情状之改异，开中国旷古以来未有之奇局”[][13]。因此作以独立历史时期叙述，不仅较便利，而且有重要意义。他写这本书的目的是“深愿赞助读者明了中国国际上之地位，政治上之嬗变，外交之趋势，社会之不安，经济上之状况，人口之问题；认识其交相影响之结果，分析其造成经过之事迹，讨论成功或失败之原因，辨别事后之得失利弊”[][14]。显然作者的目的与传统史学一样，也是为了垂鉴后世。

关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方法，陈恭禄认为传统历史编著方法，既失其真，又不能让人“明了整个社会情状”，所以他提出：“今日编著历史之方法，简单言之，首先搜集原始材料，及时人之记录，辨别著作人之目的，有无作用，及其与史迹之关系，比较各种纪录之内容，考证其真伪，其有证明者，始能定位事实，证以时人之议论，辨析其利害，然后综合所有之事实，将其缜密选择，先后贯通，说明其史迹，造成之背景，促成之各种形势之经过之始末，事后之影响，时人之观察，现时之评论，而以深切美丽之文写成”[][15]。

关于写作此书的态度是，“书中论断，著者非诋毁时人，或为之辩护，不过以公平之态度，说明其立场”，“读者之意见或同或异于结论，著者固无强人从己之意，且书非宣传品。外交上之事件，易尤引起争论，盖人类之普通心理，严以责人而宽以责己，对其家庭国家无不如此，诋毁外国人固少反对，且有爱国之名，此种畸形偏狭之心理，徒为害于国家”，“著者之目的，既非片面之宣传，又非为造成国际间的仇恨，为愿平心静气，根据事实，叙述外交上之史迹，讨论其问题，研究其经过，对侵略之罪恶，决不为之稍讳，庶可成为认识列强责任之信史也”[][16]。因此作者的态度是站在学者的立场，“客观”的叙述历史，以求揭示历史的真相。这种态度是五四运动以后科学思潮在当时中国学术界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以学术为职业的学者的共同立场。他们认为唯此，史学才能成为科学，这样的研究才能称得上“学问”，否则，只能算宣传和政治。

陈恭禄撰写《中国近代史》的近10年间，是中国国内阶级和民族矛盾日趋加剧之时。在内，国共两党严重对立，中间党派的知识分子既批评国民党专制，又反对共产党革命，企图在二者之外走一条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在外，中国与日本因九一八事变两国民族矛盾日趋尖锐。面对这种状况，作为一个有爱国心的学者，陈恭禄表现出了对现实中国问题的强烈关注，并就中国的出路问题，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的《中国近代史》中，有相当的篇幅是谈论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问题。他的史书一直写到作者生活时的20世纪30年代初。他对中国近代史的看法，源于他对现实的中国问题的判断和对中国走向的把握。他对现实和历史的双重思考，集中反映在他的《中国近代史》论著中。对20世纪30年代大多数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者来说，现实的政治危机使他们将中国近代史的上限定于1840年鸦片战争，下限一般写到作者成书的那一年，将中国现实与近代历史完全打通起来，将现实——即时性的历史纳入近代史的范畴，表明了他们对近代史的看法，是从现实出发的。现实的问题是从近代中国历史上演变下来的，解决现实中国政治问题的方案在于对近代中国历史的回溯和考察。因此他们如何考察现实的视角就决定了他们以同一视角去观察近代中国历史。他们对近代中国历史的看法，也往往就是现实中国问题的看法；他们对近代中国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就往往强烈地反映了作者现实中的政治立场和政治观点。对他们来说，中国近代史研究只是他们借以表达自己的政治态度的载体而已，在他们那里，“政治”与“历史”是合一的。所以当时中国复杂的政治意识形态斗争就反映在不同阶级的学者对近代中国历史的不同看法上面。正是如此，当时正统学者往往对于中国近代史研究嗤之以鼻，强调纯学术性的研究者，不将中国近代史研究视为学问。

陈恭禄对中国近代的看法不仅受制于现实政治环境，而且也受到19世纪以来西方学者对中国认识的影响。19世纪刚刚开始时，法国的数学家兼哲学家康多塞认为：在这些土地辽阔的帝国中，人类的思维能力……陷入停滞不前的可耻状态，这些帝国亘古未断的存在，一直使亚洲长期蒙受羞辱；赫尔德宣称：只有在欧洲人类生活才真正具有历史。中国、印度和美洲的土族都没有真正的历史进步，有的只是停滞不前的社会；黑格尔也声称：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最古老的国家，但都没有过去……这个国家今天的情况和我们所知道的古代的情况是一样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没有历史；历史学家兰克把中国描绘成处于“永恒停滞不前的状态”；美国学者爱默生认为：当我们居高临下对这个愚昧国家观察思考得越仔细，他就越显得令人作恶。中国帝国所享有的声誉正是木乃伊的声誉，他把世界上最丑恶的形貌一丝不变的保存了三四千年……甚至悲惨的非洲都可以说我曾经伐木、引水、推动其他国土的变化，但是中国，她那令人敬仰的单调！她那古老的呆痴！在各国群集的会议上，她所能说的最多只是——我酿制的茶叶[][17]。西方人这种偏见是因为从18世纪后期开始的科技革命、工业革命大大加速了欧洲的发展，使欧洲成为全球最发达和文明进步最快的地区，同时从物质差距上，远远拉开了与中国等封建国家的差距，使欧洲人把文化等同于高度的物质文明，将近代欧洲视为人类文明的前景，认为他们代表了世界的未来；相形之下，中国这个落后的封建大国，被视为停滞不前的前社会，是闭关自守、专制守旧等农业文明的象征。欧洲人挟裹着枪炮、商品在全球进行殖民扩张，以自己的面貌改造中国，“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了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既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一个世界”[][18]。服务于欧洲列强的殖民扩张进程，西方的学者站在欧洲中心论的立场，将中国这类国家视为停滞不前的社会，认为只有外力才能打破这种静止状态，中国只有学西方，顺从西方，才能走上近代文明之路，所以反抗就是阻碍近代文明。

陈恭禄接受西方学者的这种看法，认为是正确的，但不是像西方学者那样替西方侵略辩护。19世纪以来，西方对于中国的传统认识，成为西方史学家认识中国的规范性认识，马士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就是这种思路的体现。陈恭禄就深受马士的影响，马士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所构筑的分析框架就为陈恭禄所借鉴。1956年，陈恭禄在自我批评时就承认马士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是他的《中国近代史》一书的“思想渊源”[][19]。马士的分析模式不仅仅为陈恭禄所借鉴，而且在20世纪30年代，在中国学术界广受影响。1934年，马士去世时，有人认为马士“对于中国所发生的言论，并没有错误的地方，并且我们应当把它拿来作座右铭”[][20]。邵循正也认为马士之后，无论是西方学者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还是过去的资产阶级学者的著作，基本上都是在马士的基础上，“做了局部的补充”[][21]。陈恭禄不仅借鉴了马士的分析框架，而且还接受了马士的不少观点。马士认为鸦片战争“并不是为了维持鸦片贸易而进行的斗争，它不过是一个持续了20年，并且要决定东方和西方之间应有的国际关系和商务关系的斗争的开端”[][22]；琦善等人“曾表现出政治家的品格和预测前途的能力，但是他的汉人同僚既曾盲目的主战于当初，又实行交战而不妥协于最后”[][23]。陈恭禄也同样认为鸦片战争战祸之促成“自中国方面而言，殆由于官吏知识之幼稚”[][24]，琦善“其见解实高于时人”[][25]。

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不仅受到马士的影响，也受到英国学者托尼的影响。托尼是英国经济史家，1930-1931年曾到中国进行调查，并写成了调查报告《中国之农业与工业》。在该书中他认为“一直到昨天为止，中国是在中国自己的轨道上行动，既未影响西洋，也未受西洋的影响”[][26]；他还认为当时中国的问题是人口过多，现有的资源不足以资养这种人口，家族观念太重，“它使个人的生计变为家族全体的问题，使个人的收入变为家族全体的财产，因而削减了经济刺激的力量”，“残缺的交通，资本的缺乏，政治的动摇，几乎不息的内乱，没有中央一令而全国遵行的政府，农村的贫穷，依旧而迟迟不变的社会环境，通货和汇兑上的障碍，金融运输商业的关键由外国人统制。在本国有限的矿产资源中，有很大的部分由外国公司去开采，并且其出产的一部分有被运往外国去做国外工业制造的基础，等等”[][27]。陈恭禄在他的书中不仅仅采纳了托尼的观点，而且他的不少材料就直接取自于托尼的调查报告，在陈恭禄的书中的结论部分，直接引用了托尼调查报告中有关工业、土地人口、资源、教育等方面的材料。

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以中西冲突背景下的中国政治嬗变为主线，叙述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政坛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兼及中西文化交流、学术思想演变、典章制度更易、内外战争过程、主要条约内容等方面，构筑了以“政治史为经，事件史为纬”分析框架。他研究了在外力冲击下，以内政外交为主要内容的近代中国社会演变的原因、过程和结果。并提出了自己解决20世纪30年代中国问题的出路的设想。陈恭禄受西方学者对中国认识影响很大，在叙述近代中国社会的演变时，衡量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标准是以西方为标准，所以在书中，对西方的作用多持积极的评价，对中国传统大加抨击，对近代中国社会演变的总体结果持否定态度，表明了他对近代中国历史的失望和对当时的中国走向的强烈关心。作为一个爱国的并且富有人道主义的学者，对近代中国的命运深感痛心，对人民所受的痛苦寄予了高度同情。

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重在叙述中国社会政治的演变，所以对传统中国阻碍这一演变的因素进行了详尽的考察。他认为外力冲击之后，中国社会结构在近代依然如故，“中国政体自秦统一以来，相沿2000余年，未有剧烈的变更，历朝官制虽有损益或民政不同，而实际上并无根本重要之改革”；近代社会，“国际上关系之日密，政府办理的事业增多，先进国家为谋公共利益之际，而扩大政府职权”。这种情况下，中国社会政治虽然有所变更，由于传统影响，“其仿自外国者，概归总理衙门办理，衙门兼管海关、电报等事业，朝臣多不明了世界之趋势，不能比较列国之制度，辨别利弊，有所采用，郭嵩焘出使英国，记言途中情状，有所主张，书竟毁版，返国后废而家居。曾国藩、左宗棠等以为仿照外国之机炮轮船，训练军队，力即足以自强，慈禧太后则持中国政教远非外国所及之说。更自地方政府言，制度复杂，阶级繁多，官官相管，而亲民之官常少，效率减低，行政上徒多困难，其当根本改组，是无关通义”[][28]。陈恭禄对能够顺应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与西方和平相处的历史人物，多持肯定态度，着墨也较多，例如：他认为琦善能顺应大事，不顽拒排外，所以称赞他见解高于当时人，却认为林则徐“对外知识浅陋”。由于传统的阻碍，近代中国演变的结果，非常不尽人意，“综观民国20年以来之政治史，吾人莫不甚为失望，内政则天灾人祸，纷至沓来，人民于压迫之下，日度马牛生活，外交则得不偿失，中国已至最严重之时期”[][29]。“中国之现状恶劣，吾人虽不能武断其未从古所未有，要亦为历史上黑暗时代之一”[][30]。

近代中国为什么没有能够成功的演变呢？陈恭禄认为原因有：“中国对外本于固有之思想，应付新环境之问题，徒供外人之口实，造成现实国际间之局势；内则政治上积弊深固，改革都为名辞，形式上之更改，政府反为虐民榨取之机关。民间生产事业向不发达，人民多度牛马生活，而士大夫往往运用其弱点，瘠人以自奉。要而言之，国内问题已由于生产事业之不发达，人浮于事，钻营奔走，无所不用其极。一则知识浅陋，无由认识新时代之问题，而有彻底之改革”[][31]。陈恭禄在分析近代中国社会演变不成功的原因时，多次提及士大夫的盲目排外和唱高调。在他看来，中国社会仍然是一个士大夫为主导的传统社会，士大夫在中国社会中，作为社会精英阶层，应该在中国近代社会演变过程中起前导作用，但“中国自订《南京条约》以来……于此50来年之中，士大夫尚未彻底觉悟，多恃夷夏之说，严防外人，从不虚心考究西方之政治制度、社会情形、经济状况，而比较其与中国之异同之点，审查其利弊，以便施行改革，平日讲求八股小楷，茫然不知当时之务，仍信中国固有之政教，远非外国之能及，乃为中国贫弱、外交失败之一主因”，“当斯时也士大夫之胸襟偏狭，对外知识之幼稚，而古今形势不同，环境大异，非其所能了解，遇有中外交涉，本于攘斥夷狄之思想，从不访知我国之实力，高倡战议，失败屈辱之后，仍不觉悟，虚骄如前，列强乘期战胜，多所要求，中国损失，一次过于一次”[][32]。批评士大夫唱高调，在书中多次提到：“好作大言，攻击他人，其言类多不负责任之高调，未尝亲临其境，不知当局者所处之地位，感受之困难，解决方法决定之经过，所根据之材料，常非确定之报告，以之理论，则远去事实……吾人应有之态度，则当平心静气，审查事实，辨其利害，以求有所补救。所可痛心者，士大夫猎取高名，图以意气用事，逞其私见，而反有害于国也。每于外交严重之时，不问国中军队之战斗力，不明强敌之海陆军，嚣然一辞，主持战议，乃多造成大祸”[][33]。

陈恭禄对士大夫虚骄误国的批判，这种做法自清末就不断有人提出过。在20世纪30年代，这种批评成为主流知识分子的共鸣。胡适、蒋廷黻等人在《独立评论》杂志上多次撰文，反对在对日本问题上唱高调，主张利用国际舞台缓和中日矛盾，在国际生活中寻求出路。陈恭禄也持这种看法，他认为：“中日战斗力相较，中国实难战胜，此非一朝一夕所能成功，绝非一人之事之咎”[][34]。这种观点也影响他对近代中国历史人物的评价，他认为琦善与英国签定条约“其见解高于时人，且迫于形势固无奈何”；郭嵩焘在英法联军侵华时，主张议和，“其见解远出于时人之上”；甲午之战，“李鸿章之主和原为国家利益”；中日“二十一条”交涉时，袁世凯“衡其轻重利害，决定大计，终乃迫而屈辱，签定条约，何可原非？”[][35]。陈恭禄的这种态度，反映了他对中国近代走向的认识。他认为近代中国只有开放国门，向西方学习，利用一切和平时机，谋发展，才是中国富强之道。为此，就必须尽量避免战争，利用国际关系，去赢得和平，在国际生活中，谋求中国的出路，才能实现中国社会由传统向近代的成功演变。

陈恭禄对近代中国基本走向的把握，影响了他对近代中国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这种评价也反映了他的政治态度和政治立场。

鸦片战争 陈恭禄认为鸦片战争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使中国社会与以前大不相同，因此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他认为战争爆发的原因是中英冲突的结果，这种冲突源自于中英国两国误会：“中外政教之悬殊，夷夏之别太严”。英国要求通商与平等往来，但“北京政府不知国际关系之变迁，本于轻视外人之心理，囿于旧档成案”，视英国为藩属之国，视为蛮夷，拒绝平等往来，因此战祸之促成，自中国方面言之，殆由于官吏知识之幼稚。战争失败，“证明了清代政治上、军备上积弊，非留心外事，彻底改革实无国强之道”[][36]。对鸦片战争的后果，他认为虽然丧失了部分主权，“但五口开放之后，贸易机会之大增，外商教士来华者日多”，“交通益变，而中国之闭关政策根本上不能生存矣！”[][37]。从总体上看，他对鸦片战争的评价是正面的，从对整个事件的评价来说，他更多的强调中国自身的责任和对中国的积极影响，他认为鸦片战争给中国带来的更多的是机会，是走向世界的良机，是实现向近代转变的契机，只是由于中国上下不觉悟，不幸“荒谬、刚愎之思想依然存在，华人不知外国情状，妄自尊大之成见，毫未出去”[][38]，致使内政与战前没有什么实质改变，外交上也丧失了主动时机，给外国人留下口实，使中国的外交形势越来越险恶。

农民运动 陈恭禄具有很强的社会精英意识，虽然他也同情农民的悲惨生活，却看不起民众，在书中他多次称民众为愚民，说“愚蠢者原无判断之知识，比较之能力，而为风俗、礼教所束缚”[][39]。他称三元里人民抗英是“广东三元里之聚众，后经文人之浮夸，流传民间，使人信民力可恃”[][40]。在他眼里，农民无知无识，不可能在近代中国社会演变中扮演积极角色，因此他对近代中国的农民运动都是持否定态度。关于太平天国运动，他认为爆发的原因：一是由于清廷政治之腐败，外交之失策；二是由于人口增加，民众生计困难；三是由于会匪之不安。他称太平军初期的参加人员“多为民不畏死之无赖，铤而走险之贫民，乘势附从之会匪”。太平天国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一方面含有古代寓兵于农之意，一方面则本于孟子所言之井田”，所以，过于理想难以实现，“其难于实现之原因，则为中国耕种之地属于农民，其田多或不足20亩，大地主之田则多受之于勤俭耐劳之父祖。政府收为国有，给予代价，则时无法偿还，多而取之则非事理评，分受田地之先，对于国内田亩、人口，须有精确之统计，而时实不可得”。敬拜上帝对于中国文化“摧残破坏，不遗余力”，所以他认为太平天国运动攻扰17省，历时17年，始行消灭，“除人民流离、死亡而外，别无有意识之结果”[][41]。对于义和团更是大加否定，他认为义和团运动“始于愚蠢暴民之活动……造成于顽固雪耻之大臣。其人不知国际上形势，缺少辨别是非利害之能力，恨恶外，而力无如之何，仇视外人之心理，蕴郁日深，其报复之心愈毒”，由于义和团“心中存有恨恶之成见，而于不知不觉之中，袒护匪徒，甚至欲借其力，以杀外人汉奸，雪国耻，才造成战端”。所以他认为“义民不过动于情感，或唯利是图之愚民尔”，所以失败是固在料中，惜“中国于兵败屈服之际，而朝廷尚未彻底觉悟”[][42]。他对主张镇压义和团的人，例如：荣禄，称之为“于此残忍仇杀暴民专制之中，勇敢直言生死于度外者”[][43]。

晚清改革 对于晚清的内政改革，陈恭禄用了两章进行论述。总体来说，评价不高。他探讨了晚清新政收效甚低的原因，用来供后人借鉴。关于洋务运动，他认为本来在大乱之后，“正宜研究外国政治之情形，海陆军之实力，工商业之进步而可有所比较，取其所长，矫正固有之弱点。不幸朝廷上无富于经验刚毅果决之皇帝，强有力之政府，而能有所改革与建设也”，加之朝臣普遍识见浅陋，备员充位，对于军国大计，一无建树，唯求维持现状，间或有一两个有远见明了外情之臣，如李鸿章之辈，却又碍于言官之诋毁而无所作为；在外交上，由于皇帝“怀疑列强之心理，迄未改变，亲王大臣时以复仇为言，总署对于外使之要求，非万不得已，不肯让步。其已允许者，仍欲让步”。因此，对外交涉屡屡失败，所以他总结这一时期政治：“自内乱平后，藩属次第丧失，列强在华之力渐盛，朝廷初以中兴为言，后则淡视遭遇之事变，仍无改革。其所谓明知洋务之大臣，深信中国政教，远非西人之所能及。学其机械足矣。其顽固者且斥其用夷变夏。人民于离乱之后，其视政府毫无密切之关系，一如昔日。政府于祸患之先，从未事前预防，而能有所整理，人民深受痛苦之时，始乃救济，人民受其实惠者常少。朝臣且不知祸乱之主因也。国中祸乱之起，要以人口繁多，生计困难，秘密社会之横行无忌所致”[][44]。对于庚子事变后的清末新政，他认为“初与期内，政府采行改革之计划，虽或令人失望，而固视前大有进步，改革范围且太广大，绝非一二年内所能成功，惜其为时太晚，觉悟太迟”[][45]。尽管他对晚清新政评价不高，但因为它顺应了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潮流，所以陈恭禄仍然给予高度重视。

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 对近代中国的两次资产阶级政治活动，陈恭禄在书中用了三个章节的篇幅，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关于戊戌变法，“受外患之刺激而成，酝酿已久，其倡言者多为国内之觉悟优秀分子，而欲富强中国者”；变法改革的举措，“均切中国之利弊，多为国内急切需要”，但“康梁诸人皆为文人，偏于理想，或不明了其时之政治时状，求治太急”，导致失败，但在变法失败后，“英使窦尔纳救康有为脱险，粤商发电道谢，经元善等谋救圣躬，足以代表觉悟绅商之意见”[][46]。由于清政府镇压了参加变法之士，致使变法之人或死或逃或隐居山林，“其人类多忠勇之士，竟不能服务于本国，而实政治上重大之损失”，“变法乃清季之曙光，不幸摧残夭折，此清室所以灭亡也”[][47]。关于辛亥革命，他认为革命的爆发是由于清政府政治上腐败，青年志士“以为中国于数败之后，国事危急，而政府之腐败如故，尚无领袖指导之人才，又不肯根本着手，切实改革”。所以，决定推翻清政府。1911年，在铁路风潮中，清政府独断专行“终乃造成革命成功之机会”。武昌起义后，清政府又“无一定坚决之方略”，全受环境之支配，终致灭亡。“革命成功之速，由于酝酿已久，清廷不能及早改革，以餍士大夫望治之心”。但是，革命虽然以改革政治为目的，“所可惜者重要问题之解决本于妥协调停免事之思想，袁世凯之赞同革命，动于权力自私之心理，其北洋军队依然存在，段祺瑞掌握军权，承奉其意，是虎而翼也，封建思想迄未铲除，袁氏成功，出于诡谋阴计，政治道德之卑劣，影响于国家者甚巨。民国以来，国内仍少光明正大之政治家，此纷扰尚未终止原因之一也，尤有进者，革命共和本为政治上名辞，其真价值在其代表实际，以及人民所想之幸福为断”，“破坏原为革命过程中不可避免之事。其价值则在事后之建设，否则可谓失败”[][48]。辛亥革命之所以“尚未有著成效者，主要原因只用二。一，专制之毒太深，国人初未努力，利用事机监督政府；二，共和仿自外国，人民多不了解，不知切实运用之方法，政客军阀反而借以号召”，所以“清帝逊位而后政治上之问题益多，迄今盖试验期类也”[][49]。陈恭禄对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非常同情，但又感叹没有结果。

五四运动 陈恭禄认为五四运动发生的直接原因，是山东交涉失败，他认为“学生乃为意气所动，其思想虽全出于爱国，而究偏于简单，轻视将来事业之预备，此固何能独责血气方刚学子？彼后鼓动学潮别有希图，诚何心哉！执政者不为国家所设想，贪图一时之利，卖国或非本心，误国之罪，其何能辞！”[][50]，“就运动本身而言，知识界对于国家之观念根本改变，认识国内之积弊，社会上问题，介绍西方之学术制度，文体趋于简易，盖有相当之成绩与影响”[][51]。因此，陈恭禄从社会近代政治演变来看，对五四运动作为政治运动评价不高，但承认它的思想启蒙意义。

中国共产党 在国民党一党专制统治下，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是非法的组织，而且受到国民党的军事和文化围剿。作为讨论刚刚发生的历史的著作，陈恭禄不敢也不愿替共产党张目。陈恭禄的思想倾向于自由主义，对共产党的革命持否定态度，主张中国走西方国家之路，同时，他对近代中国基本走向的判断，也影响了他对共产党的评价。他书中的第十七篇《民国以来之内政外交》（续前）在出版前遭到国民党审查机构的删改，有些观点不一定是陈恭禄的，但总体来说他不赞成共产党。他认为五卅运动“外人以反英为仇外运动，由共产党主持。共产党之活动，吾人今不可讳，苏俄各地捐款接济罢工，第三国际势力谋利用事机驱逐英国势力出于中国，均属信而有征，此乃一方面而言；中国久受列强之凌辱，中外待遇之不同，屈辱已久，爱国思想之油然而生，亦其根本原因也”[][52]。他认为共产党“操纵工会农民协会，顾除破坏而外，多无工作，其人盖多不能明了中国之情状、经济之问题、工人之生活、农村之需要，而徒造成游民专制之社会”[][53]。他称蒋介石1927年四·一二事变为清党，1927年12月广州起义是“共产党于广州暴动，利用大军出战故也，联合军队、土匪2000人并得俄副领事协助，纵火劫掠广州繁华之街市，焚毁殆尽，军队奉命回援占领广州，大杀暴徒，死者约2000余人”[][54]。他称蒋介石剿共为“剿匪”，认为“剿平匪患将为时间问题”[][55]。

通观陈恭禄对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历史的发展，他是非常失望的，他描写1927年北伐战争以后，中国造成军人掌握政权局面，“中国政治实状，知私而不知公，用人全无一定标准，多其亲左同乡，其受委任者非由于政府之选择，乃受私人之引荐，忠于私人远过于政府，此为造成私党养成军阀之一要因”，“北伐之意革命军死者五万余名，伤残者约逾万人，合拒战方面死伤计之盖逾十数万人。所得之结果如此，能不痛苦耶？”，最后他借梁济之言：“诸君试思今日世局因何故败坏之此极？正由朝三暮四，反复无常，既卖旧君复卖良友，又卖主帅，背弃平时之要约，假托爱国之美名，受金钱买收，受私人唆使，买刺客以坏长城，因各人而破坏大局，转移无定，面目腆然，由此推行，势将全国，不知信义为何物，无一丝毫拥护公理之心，则人不成为人，国焉能成为国？”[][56]

通过对中国近代历史的总结，陈恭禄对于当时中国政治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在内政方面，“今日政治上急务，首在中央权力达于各省，统一方法，无论武力统一或独裁专制，苟势力达于各省，任何代价之下胜于武人割据，互相猜忌，拥兵自固，榨取于民也；次则开放政权，许民参政，盖民众与政治无关，虽由于历史上之遗传，而武人政客劣绅，假造民意，阻挠民治之发展，政府且无善意扶持拥护之决心，实其失败之最大原因。吾人希望倾向于逐渐改革，凡有选举权者，皆善使用，不为他人利用，庶使民众知其与政治关系，而政府力量即为民众力量”，“维持治安为政府存在之根本理由，当以全力剿平匪患”[][57]；“领袖人物互相谅解，政治不以兵力为解决之途径，而能大事裁兵，减轻人民负担；政治采取商业之原理，裁去駢枝，汰减冗员，组织机构，趋于简单，人员各有所事，政费大可减省；发展生产事业，以军政费之一部分移作实业之建设经费，增加人民富力”[][58]。在外交上，“非一朝一夕所能成功，非一人一事之咎”，不能“徒逞一时之意气”，遵守国际间之条约，外交问题解决，主要依托于内政解决，而政治问题解决关键在于“了解环境，认清事业，并能以诚挚之态度，光明之手段解决”，领袖人物，英杰之士、士大夫阶级应该肩负起责任来，这样中国政治才能走上常轨，中国复兴才有希望。

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具有很强的现实性，他的近代史研究，不仅将历史研究作为认识现实社会的一种手段，而且他在书中，直接对现实社会进行研究，而且通过提出他自己改造中国政治的主张。因此，他虽然主观上，想“客观”研究历史，以写“信史”为目的，但他所献身的历史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研究的客体和主体毫无例外地与各种复杂的社会阶级关系联系在一起。这些关系构成了从各自的阶级立场上来观察社会生活过程的可能性。马列主义科学公开承认研究的主体从属于由学者的党性所表达某一阶级的利益”[][59]，在阶级社会，“没有一个活着的人能够不站到这个或那个阶级方面来（既然他已经了解它们的相互关系），能够不为这个或那个阶级的胜利而高兴，为其失败而悲伤，能够不对敌视这个阶级的人或散布落后观点来妨碍这个阶级发展的人表示愤怒”[][60]。所以他著作中强烈的现实性，使他鲜明地把自己的政治立场表达出来了。作为一名教会大学的学者，他受西方影响很大，他的政治理想也以欧美发达国家的政治为楷模，他看问题的态度是以中国是否能成功的演变为类似西方那样的国家为基点。他的著作以进化史观为指导，以英雄人物为核心，这种学术方法使他的对中国近代史的总体评价和对具体的历史事件、人物的评价与当时中国社会主流知识分子观点非常接近。当他从历史介入现实时，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又会使他在某些问题上认同于国民党政权，但在内心，对中国社会的出路，既不寄希望于国民党，也不将理想寄托于共产党，他希望走一种两党之外道路。作为一个无党无派的学院知识分子，他从自己的学术立场得出了中国社会走向的结论，反映了他个人的政治立场，但在当时，又不自觉地表征着中国社会中间势力的代表—自由派知识分子共同的政治取向，这是时代在他著作中投射的结果。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既反映了现实中的政治如何影响和支配了一个学者对历史的认识，也反映了一个历史学家不管主动还是被动都会借自己的学术研究介入现实政治。英国历史学家卡尔说过：“历史学家是属于他本人的时代的，而且由于人类生存的条件使他将不得不属于这一时代”[][61]。在一个政治为主题的时代，一个对政治关注的学者，是会有自己政治态度的。

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以中国近代政治演变为轴心，所构筑的政治史为经，事件史为纬的分析框架，由于切合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现实的需要，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近代社会的真实，资料丰富，议论多有个性，因此在出版之后很快就引起了全国很大反响，并被列为大学丛书之一，成为当时在学术界影响较大的中国近代史著作。这部著作也成为以政治史为主要构架的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在中国近代史研究兴起时的代表品，在20世纪中国近代研究的学术发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