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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小时内死亡,巨额赔!

时间: 2022-11-18 09:01:03  热度: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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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姐工厂的工人老杨在工作时间,突发脑溢血被送去了医院,成了植物人。如果家属拔管,老杨在48小时内死亡,姐姐就得赔给杨家一笔不菲的工伤补偿。本文为作者采访所得,以第一人称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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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王明,山东人,生于1985年,家境普通,父母都是种地的。我自小调皮,对学习毫无兴趣,初中一毕业,我就出去闯荡了。

我上面有个姐姐,姐姐比我强,坚持到中专毕业,但是毕业之后也是一穷二白。

她辗转在外打工几年,最后留在一家亲戚开的木器厂做外贸业务员,一做做了好几年。

姐姐所在的工厂主要生产椅子,各式各样的纯实木椅子,产品全部出口。她的工作就是在网上联系国外的客户,销售本厂的产品。

姐夫是姐姐在工作中认识的一个普通工人,由于姐夫在工厂也做了好几年,又心灵手巧,所以基本上只要有样子,什么样的椅子他都能做出来。

就这样,朝夕相处中,他们慢慢擦出了火花,迈进了婚姻的殿堂。

婚后,为了谋求更好的生活,在高瞻远瞩的老爸的建议下,姐姐姐夫决定自己单干。正好他俩一个会做椅子,一个会卖椅子,珠联璧合!

没有钱,老爸想办法筹钱;没有人,老爸就给我打电话。反正我在外面也没混出什么名堂,就索性回来帮姐姐一把。

姐姐的生意完全就是复制了她原来所在的工厂,一台电脑、一部传真机、一部电话,就是她办公的全部设备。

姐姐姐夫在城郊租了一个小院,上了基础设备,购买了网络交易平台的会员之后,他俩的生意正式上线。

多数时间里,姐姐都泡在网上,拍了样品照片发出去,和客户进行各种讨价还价。客户感兴趣就会索要样品,看了样品觉得满意就会下订单,这样利润就来了。

也有的时候,客户会发样品过来,姐夫会照着样品做出来,客户觉得满意,也会下订单。

反正只要下了订单,剩下的就是姐夫的事了。

姐夫带着从原工厂挖过来的两个徒弟,加上我,就是他们创业之初的原班人马。因为人少,交货的时间又是定死的,所以一有订单,我们就夜以继日地干。

这个过程说起来简单,但其中的辛苦只有身在其中的人才能体会。

有时客户来考察,为了陪客户,酒量很差的姐夫会喝到酩酊大醉;五音不全的姐姐也会常常假装麦霸,和客户唱到很晚。有这种场合的时候,多数他们都会带上我。

仗着踏实肯干,没几年,姐姐姐夫的生意就从小作坊慢慢发展成了一个小型工厂。

他们租了更大的厂房,工人的数量也上升到四十多个,产销两旺,一年下来净利润能达到四五十万!

而我,作为“开国元老”,也被提拔成了一个小领导。

本来,这应该是一个白手起家的励志故事,一切看上去都很美好,直到厂里的工人老杨出事。

2011年,我已经在姐姐手下干了六年,还当上了车间主任。那时,我所在的车间是管“烘干”的,就是把机器做出来的椅子腿放在高温下炙烤,弯成需要的弧度。

虽然我是个小领导,但我年轻,又闲不住,所以多数时间里,我也和工人们一起干活。

我们车间有个工人叫老杨,40多岁,家境一般。听说他父母和妻子都是普通农民,有个儿子正上小学三年级,家里的主要收入来源就是老杨。

老杨个子挺拔、微胖,皮肤白白的,和我在一个案子上干活。我在这边,他在那边。

他性格好,干活枯躁的时候,我们就时常一起扯闲,说些有的没的,时间倒也容易过。

一天中午下班的时候,老杨和往常一样没有回家,因为离得有点远,不愿意把时间都浪费在路上。于是,我们就和另外几个有相同情况的同事一起约着出去吃饭。

坐下没多久,老杨就拿出一瓶酒来,透明的玻璃瓶里是浅褐色的液体。老杨笑呵呵地对我说:“喝点?”

我有点意外地说:“你不是高血压吗,怎么还喝酒?”

老杨说:“这是药酒,不仅治高血压,喝了对关节什么的也好!”

我撇撇嘴,说:“白酒我都不喝,何况药酒了,你还是自己喝吧!”

老杨又让其他人,没有一个想喝的,他便拿了杯子自斟自饮起来,喝一口酒吃一口菜,美得不得了。

午饭后休息了一会,我们就开始了下午的工作。我干了一阵,觉得有些累,就招呼大家说:“出去抽根烟吧!”

老杨坐着没动。

我和另外几个同事抽完了烟,又扯了几句没用的,嘻嘻哈哈地回来干活。一进来,我发现老杨还是那个姿势,坐着没动,满头满脸的汗。

车间里热,我也没在意。怀着开玩笑的心情,我走过去用手指戳了他一下,说:“干嘛呢?”

没想到,老杨“咚”的一下,仰面倒在了地上!

我吓坏了,赶紧拨打了120,又差人去告诉姐姐姐夫。

有个和老杨同村的工人打了个招呼,回去接老杨的老婆去了。另一个工人提醒我说:“先去就近的诊所请个医生来看看吧!”我点头如啄米。

不多时,诊所的医生来了,一看,说:“是脑溢血!我治不了。”

好在过了没多久,120急救车就来了,大家一起帮忙把老杨抬到车上。老杨的老婆和另外四个工人跟着一起上了救护车,随后姐夫也开车跟着去了。

救护车拉走了老杨,留守在厂里的姐姐却成了热锅上的蚂蚁。

姐姐说:“怎么办,我从没经历过这样的事,老杨会不会有事啊?万一死了怎么办?”

我沉默了一下,说:“如果死了,得赔不少钱吧?”

姐姐说:“镇上有个厂子前两年死了个年轻的女孩,二十出头没结婚,老板后来赔了60万。老杨上有老下有小,正是负担最重的时候,肯定赔的比这个数还得多。”

我那时的工资是每个月2000左右,60万……真是个天文数字!

我想了一下,说:“你有没有熟悉的律师?要不问问律师吧!”

姐姐一副突然惊醒的样子,赶紧打电话,通过朋友联系到一位律师。

律师说,如果48小时之内老杨死亡了,就算工伤,赔得会很多;如果超过48小时老杨没有死亡,那么就不算工伤。

虽然出于抚慰弱者的考虑也需要拿点钱,但这个钱就很灵活了。

姐姐不甘心地强调,老杨原本就有高血压,中午又喝了酒,实在不是因公致病。

可律师说老杨是在厂子里出的事,法律就这么规定的,何况老杨有病我们也没有确凿证据,就算有证据,也不能证明老杨的突发疾病和工作无关。

挂断电话,姐姐的脸色变得很难看。

姐姐和律师的话,站一旁的我都听得清清楚楚。我很想安慰安慰姐姐,苦于实在笨嘴拙舌,想了半天也没想出来该说些什么。

过了一会,办公室桌上的座机突然“叮铃铃”地想起来,我吓得一机灵,定睛一看,是姐夫的号码。

姐姐一把抓起电话,问姐夫:“那边怎么样了?”

姐夫说:“人送到医院已经不行了,手脚都没有知觉了,医生说会尽力抢救,但抢救了一会也没见到很好的效果,现在人已经送进了重症监护室,插上了各种管子。”

顿了一下,姐夫又说:“老杨的老婆来得急,身上没有多少钱,医生说今天至少也得一万多。”

救人要紧,姐姐连忙说:“你先给拿上吧!”

姐夫迟疑地说:“老杨是因为本身有病……”

姐姐急躁起来:“我问过律师了,他是工作时间在厂里出的事,咱是无论如何逃不了干系的,现在他急等钱救命,你总不能见死不救吧!”

姐夫喏喏地答应了。

姐姐又问:“他老婆……有没有说什么?”

姐夫说:“什么也说不出来,就是一直哭……”

姐姐深深地叹了口气,说:“你先守在那儿吧,看看什么情况。”

说完,她就缓缓放下了电话。

下班的时候,虽然姐姐和姐夫也通了好几遍电话,但事情也没有什么新的进展,老杨还是躺在重症监护室不省人事。

我留下也帮不上什么忙,就照常回了家。

进门后,老婆已经做好了饭,可看着饭桌上的饭菜,我一筷子都不想动。

老婆看出了我的不对劲,问我:“怎么了?”我正愁没地方倾诉,就把这事一股脑说了。

老婆沉思了一会,说:“老杨这么年轻,虽然是脑溢血,也不见得马上就会死吧?”

我烦躁地说:“他送到医院已经不行了,不一定能挺过48小时,而且……就怕家属心狠啊,万一48小时之内拔了管子怎么办?咱姐姐这干一年都不一定够赔的!”

老婆一愣,说:“不至于吧?为了钱,人命都不要了?”

我叹了口气,说:“这种病能治好的没几个,弄好了也就是个植物人,何况老杨到医院的时候已经不行了,能恢复的概率接近于零,他家里还有老人和孩子,他老婆能不为以后打算一下吗?”

老婆目瞪口呆。一晚上,我和老婆就像在烙饼,在床上翻过来翻过去。

奋斗了这么久才攒下如今的身家,原本姐姐还计划明年买块地,建上自己的厂房,以后就不用租人家的了,现在看来,搞不好梦想就成了幻想!

第二天一早,我就去了办公室。姐夫已经回来了,他和姐姐看上去就像一对大熊猫,都顶着重重的黑眼圈。

姐姐的无奈和焦虑全写在脸上,甚至嘴边都因为上了急火而生了疮。她低着头,有气无力地说:“万一家属把管儿拔了怎么办?”显然,她也想到了这个问题。

姐夫在办公室里走过来走过去,一言不发。

我想了一会,试探着说:“要不……咱再去个人看着?”

姐姐苦笑了一声:“你还能一天24小时在那盯着?再说了,重症监护室费用很高,家属就说治不起了,就把管拔了,你能怎么样?”

姐夫这时插了一句:“最关键的是,如果我们真的去了人24小时盯着,会不会激怒家属?这种事搞不好就会起反作用,要是无法安抚住家属,后面的事恐怕更没法收拾……”

我们想了一下,姐夫说得确实有道理。

姐姐问:“现在谁在医院里陪着?”

姐夫说:“他老婆。”

停了一会,姐夫又说:“反正现在最坏的结果就是老杨在48小时之内死了,按照工伤赔偿,咱把这些年的积蓄都拿出来……也差不多了。大不了就是从头再来,总不能比一开始更差了……”

姐夫说得倒是没错,工厂刚开始起步的时候处处都要花钱,他们为此背了一身的债务,老杨的事再糟、赔的钱再多,姐姐还能比那时更差?

可是,这么多年努力的成果,要是被一锅端了,谁能甘心呢?

场面再次沉默下来。

一整天,我们仨就在办公室的愁云惨雾里煎熬着。

姐姐用座机打了很多电话,向很多同样开厂的朋友请教这件事该怎么办,却始终没有得到更有利于我们的意见。

当然了,我们也打过电话询问医院的情况,倒是没有什么异常,但是每次手机一响,我们还是心惊肉跳的,就怕医院那边传来不好的消息。

这时的电话在我们眼里就像一个炸弹,仿佛一响我们就会陷入万劫不复。

数着分,数着秒,我们熬到了第三天,熬过了48小时。那一刻,我们恨不能热泪盈眶,好像整个世界都亮了一大片。

原以为过了48小时,就算是解决了心头大患,姐夫不再走来走去,姐姐也淡定多了。

剩下的事,就是考虑要赔老杨多少钱了。这个钱可以多点,也可以少点,不像工伤致死那样有定例。

下午,老杨的老婆又打电话来了。本想着老杨家境一般,肯定是又没钱了,家属打电话来要钱,1万2万的还能承受。

出乎意料地,接通电话后,老杨的老婆却狮子大开口地要20万。

姐姐想到律师的话,说:“不可能给20万。”老杨的老婆就悲愤地说,“要是不给20万,就把老杨的尸体抬到厂门口去!”

我们仨又一次把心提到了嗓子眼,想想别的厂子死人的事件,家属上门来闹,打人砸东西……姐姐急得都快哭了。

商量来商量去,姐姐说:“实在不行,先给工人们放假吧,避一避风头。”

姐夫说:“放了假,订单怎么办?到期交不出订单,要赔很多违约金的!”

眼看着到了下班时间,最后他们把厂门上锁,决定让我在里面暂时看着,他们两口子回家避避。因为想着我不是老板,或许家属不会把我怎么样。

可是我也怕啊,眼看着天色慢慢黑了,偌大的厂子里就我一个人。白天的时候倒是没什么,但这夜晚……

我一会到大门边上望望,一会又返回宿舍,反反复复,就是不敢睡觉。

我给老婆打电话,一遍一遍地说:“万一他们来人了怎么办?万一他们打我怎么办?……”

老婆倒是沉着冷静,尽力安慰我:“你别自己吓自己,厂子有围墙呢,大门不是也锁了?……你别老在大门跟前呆着,如果他们来了,或许看到大门上锁就走了!”

ldquo;要是他们不走呢?要是他们跳墙进来呢?要是……他们冲过来打我呢?”

ldquo;那你就报警!瞅个空跑出去,别让他们撵上!”

战战兢兢地扛到半夜12点多,约摸不会再有人来了,我才半睡半醒地和衣躺了一会。

第四天早上,姐姐和姐夫很早就来厂子了。虽然来之前已经在电话里确认过了,但看得出来,直到看到我确实毫发无损,他们才松了一口气。

可惜这种轻松持续了并没多久,很快,老杨的爹就来了。

老杨的爹前来谈善后事宜。同来的还有镇上的书记、村里的村主任等有头有脸的人物,看来,老杨虽然穷,但多少还是有点家族背景的。

这时候再让姐姐、姐夫躲出去已经不可能了,而且这个场面早晚都要面对的,所以姐姐、姐夫只能努力地让自己镇定下来,然后客客气气地把这些人请进了办公室。

目标明确,事情严肃,所以寒暄什么的都省了。稍一停顿,大家就进入了主题。

镇党委书记说:“我们今天来就是想和你们谈一下善后的问题。老杨的状况你们都知道了,已经是不可能好的了,虽然他本身是有一些健康问题,但事情毕竟是在你们厂子出的,你们多少总该……表示表示吧?”

这一大早来了这么一群人,居然不是来闹事的,还找了有头有脸的人在这儿就事论事地和我们谈,我和姐姐姐夫都有些意外。

姐姐想了一下,说:“按说老杨本身有病,你们也都承认了,这个事我们没有什么责任,我们开厂子遇上这种事也是挺倒霉的,但毕竟老杨在这也干了两三年了,大家一直以来相处得都挺好的,所以,出于朋友间的关怀,我们愿意拿出两万块钱来,就当表表心意。”

镇党委书记说:“两万块钱……也太少了点吧?”

这时,老杨村里的村主任说:“有些事情你们不知道,其实老杨姑姑家有个亲戚就是律师,出事后我们也第一时间咨询了律师,我们知道48小时之内老杨要是咽了气,家里就能获得高额的工伤赔偿。”

ldquo;但是老杨还年轻,但凡有一点希望,谁也不想放弃。另一方面,咱也不是不讲理的人,也不会心狠到用老杨的命来换钱,所以我们一直煎熬着,煎熬到48小时过了……

ldquo;现在老杨是再也没有好转的可能了,再在重症监护室住着也没有什么意义,家里也负担不起了,所以我们就过来了,咱心平气和地把这事解决了,老杨也就该出院了……”

我和姐姐、姐夫互相看了一眼,对方的话在情在理,且太出乎我们的意料,原本心里想的一万个扯皮闹事打砸的方式,全都失算了。

老杨的老婆要那20万的时候已经过了48小时,想来也是出于不甘心吧?也或者,她也寄希望于我们根本没想到咨询律师?

盼着多等一分钟丈夫就能醒过来,又不甘心多等一分钟就与巨额赔偿失之交臂,这种心情该是有多么的纠结与痛苦!

想到老杨的老婆和父母不知流了多少泪,想到他们的绝望和无助,我突然感同身受起来,眼睛涩涩的。

说到底,老杨一家都是善良的!

姐姐显然也深受触动,沉吟了一下说:“这样吧,医院里给的不算,我们额外再给四万,从此之后,这件事就算了结了,后面再有什么事都和厂子无关了。”

大家都把眼睛看向了老杨的爹,老杨的爹从镇党委书记一说话开始,就一直掉眼泪。此时听到姐姐说的话,又看到大家都在看着自己,就点了点头,眼泪鼻涕一大把,憔悴加老迈让他毫无形象可言。

同来的人又和姐姐说了许多话,最终敲定了四万的赔偿,自始至终他们没有一点无理的表示,老杨的爹却在双方的谈话中,哭声越来越大。

是啊,白发人送黑发人本就是一件伤心的事,他为人老实,也不会讹人,想要点赔偿都得借助别人的嘴巴说出来,除了哭,还有什么能表达他的伤心和绝望呢?

看着他的鼻涕流过了下巴,姐姐也不禁心中酸楚,忍不住掉下了眼泪。

哭了两声,姐姐实在受不过老杨的爹的可怜,又说:“这样,除了刚才说的,我再给一万,虽然现在再多给点,老杨也好不了了,但活着的人总能有点用处。”

这句话显然又出乎了来人的意料,大家闻言纷纷赞叹姐姐是好人,又说姐姐不简单云云。

下午,老杨家人打来了电话,说上午走后,他们就去医院接回了老杨,老杨现在已经不行了,现在只等我们把钱送过去,老杨咽了气就去火化了。

我受姐姐、姐夫托付,亲自拿了钱给老杨送去。我来到老杨家大门外,发现殡仪车已经在那等着了……

原本以为是天大的灾祸,就这么意外而轻松顺利地解决了,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有的工人说老杨的家人真傻,既然已经救不回来了,就该早点放弃,争取巨额赔偿;有的工人说老杨的家人做人讲究,不讹人、很难得;也有的工人赞叹姐姐处理问题有大将之风……

但不管怎么说,一切都过去了。

经此一事,姐姐得到了历练,更成熟了。她开始重视工人的健康,厂子里每年都会出钱给工人进行两次体检。

另外,姐姐还给所有工人投了团险,不管谁在生产中伤到了,都能及时得到救治,万一死了,也都能得到巨额赔偿。

这些保障让所有的工人(包括我)心里都更踏实了,干活的时候仿佛也少了很多后顾之忧。

前两年,姐姐购买了地皮,建了自己的厂房;这两年,厂子又陆续引进了一些更先进、安全性更高的设备,效益越来越好了。

我为姐姐感到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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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米奥 自由职业

编辑 | 阿蕴 热闹人群中的默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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