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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那天清晨6点多钟，书房的电话急促地响起来。我被铃声吵醒，心里怪着这个太早的电话，不接，翻身又睡。过了一会儿，铃声又起，在寂静中响得惊心动魄。我心里迷迷糊糊闪过一个念头：不会是杭州家里出了什么事吧？顿时惊醒，跳下床直奔电话。一听到话筒里传来父亲低沉的声音，我的脑子“嗡”的一下，抓着话筒的手都颤抖了。

年近80岁的母亲长期患高血压，令我一直牵挂悬心。这个秋天的早晨，我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母亲猝发脑出血，已经被送往医院抢救，准备手术。放下电话，我浑身瘫软。然而，当天飞往杭州的机票只剩下晚上的最后一个航班了。

在黑暗中上升，穿越浓云密布的天空，我觉得自己像一个被安装在飞机上的零部件，没有知觉，没有思维。我只是躯体在飞行，而心早已先期到达了。

我真的不敢想，万一失去了母亲，我们全家人在以后的日子里，还有多少欢乐可言？

飞机降落在萧山机场，我像一颗子弹，从舱门快速发射出去，“子弹”在长长的通道中一次次迅疾地拐弯。我的腿却绵软无力，犹如一团飘忽不定的雾气，被风一吹就会散了。

二

走进重症监护室的最初那一刻，我找不到母亲了。我从来没有想到，我竟然会不认识自己的母亲——仅仅一天，脑部手术后依然处于昏迷状态的母亲，整个面部都萎缩变形了，口腔、鼻腔和身上到处插满管子，头项上敷着大面积的厚纱布。那时我才发现母亲没有头发了，那花白而粗硬的头发，由于做手术完全被剃光，露出了青灰色的头皮。没有头发的母亲不像我的母亲了。

手术成功地清除了母亲脑部表层的淤血，家人和亲友们都松了口气，然后在重症监护室外的走廊上整日整夜地守候，焦虑而充满希望地等待，等待母亲从昏迷中苏醒过来。每天上午下午两次短暂的半小时探视时间，被我们分分秒秒珍惜着轮流使用。我无数次俯身在母亲耳边轻声呼唤：“妈妈，妈妈，您听到我在叫您吗？妈妈，您快点醒来……”

等待是如此漫长，一年？一个世纪？时间似乎停止了。母亲沉睡的身子把钟表的指针压住了。那些日子我才知道，“时间”是会由于母亲的昏迷而昏迷的。

两天以后的一个上午，母亲的眼皮在灯光下开始微微战栗。那个瞬间，我脚下的地板也随之战栗。母亲睁开眼睛的那一刻，阴郁的天空云开雾散，整座城市所有的窗户都好像一扇一扇地突然敞开了。

然而母亲不能说话。她仍然只能依赖呼吸机维持生命，她的嘴被管子堵住了。许多时候，我默默地站在她的身边，长久地握着她冰凉的手，暗自担心苏醒过来的母亲也许永远不会说话了。假如母亲不再说话，我们说再多的话，有谁来回应呢？苏醒后睁开了眼睛的母亲，意识依然是模糊的，只能用她茫然的眼神注视我们。那个时刻，整个世界都与她一同沉默了。

三

母亲开口说话，是在呼吸机拔掉后的第二天晚上。那天晚上恰好是妹妹值班，她从医院打电话回来，兴奋地告诉我们“妈妈会说话了”，我和父亲当时最直接的反应是说不出话来。母亲会说话了，我们反倒高兴得不会说话了。

妹妹很晚才回家，她说母亲一口气说了好多好多话，反反复复地说：“太可怕了……这个地方真是可怕啊……”妹妹说：“我是婴音。”母亲说：“你站在一个冰冷的地方……”她的话断断续续不连贯，又说起许多从前的事情，意思不大好懂。但不管怎样，我们的母亲会说话了，母亲的声音、表情和思维，正从半醒半睡中一点一点复苏。

清晨疾奔医院病房，悄悄走到母亲的床边。我问：“妈妈，认识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