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全文阅读

1964年9月10日，我出生在浙江省杭州市一户普通人家。从小学到中学，身材瘦小的我却有一个和自己的身体条件很不匹配的不良嗜好——打架，还因此缝过13针，挨过处分，父亲为此帮我转过三次学。

当时，父亲是一家戏剧协会的负责人。或许是为了陶冶我的情操，他经常带我去看戏。我对戏曲丝毫不感兴趣，但对武生们的好身手佩服不已，痴迷于武术，天天练习散打和太极拳。

母亲惋惜地对父亲说：“儿子天生就不按常理出牌，说教对他只怕没有用。”父亲苦笑着说：“那我就把自己当成一把铁锹，一天一小铲，尽量挖掘出他身上的闪光点。”但是，要想在我身上找出闪光点可真不容易。

有一天，父亲忽然发现，无论他对我唠叨什么，我都用学到的英语回敬他，他惊喜地说：“你小子是不是在用英语骂我呢？也好，你好好学习英语，学到能随心所欲地讲，那样骂人才会痛快！”

父亲见我对英语很感兴趣，就骑着自行车带我到西湖边找老外聊天。我用在课堂上学到的只言片语和老外们越聊越开心，越聊越过瘾，学习英语越来越带劲儿。

从初中到高中，我其他各科成绩都很平庸，唯有英语，它真的成了我的闪光点，我几乎包揽了学校里所有英语考试的年级第一名。但是，这唯一的闪光点无法遮掩我严重偏科的事实，第一次高考，我英语成绩是全年级第一，数学却是倒数第一。

高考落榜以后，我决定出去打工。我和表弟一起去一家宾馆应聘保安，结果，表弟被录用了，我却因个头矮而被淘汰了。那时，我那颗年轻的心几乎被各种打击敲碎了。

父亲见我意志越来越消沉，便请朋友帮我找了个工作，让我替《山海经》、《东海》和《江南》这三家杂志社蹬三轮车送书。沉重的体力劳动和 每月30．5元的工资逐渐让我忘了高考落榜带来的伤痛，我甚至认为，也许这就是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但此时父亲却像一把铁锹似的，刻意铲凿我高考落榜的伤 疤，他对我说：“你每天骑20多公里路都不累，为什么就不能再走一遍高考之路呢？”

听了父亲的话，我下定决心参加第二次高考。我报了高考复读班，天天骑着自行车奔波于家和补习班之间。然而，金榜题名的美好结局依然没有出现。这一次，我的数学只考了19分，总分比本科录取分数线低140分。

这一回，我自己执拗地决定第三次高考。父亲是全家唯一没有反对的人，他还煞费苦心地为我请来杭州一位特级数学老师，每周辅导我两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