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全文阅读

我们常常以为那些疾苦离自己很遥远，一直到安宁与动荡之间的脆弱壁垒倒塌之后，没有人可以独善其身。竟不知，天下一家，休戚与共。

距离鼠年新年只剩下不到一周的时间，和很多朋友一样，我也正筹划着全家人的新年旅行。正当整个世界充满着希望的时候，一个看不见的“魔鬼”已经在暗处开始排兵布阵……

回家之路

先是“武汉不明肺炎”的感染人数突然激增，继而在1月20日，农历腊月二十六，官方发出了新型冠状病毒确定人传人的消息。自此，在很多像我一样的事外之人看来，原本藏匿在冰山之下的巨大风险才刚刚浮出水面。

然而，危险逐渐深入人心仍然需要一个过程，包括萌芽、发展、成熟、过热、消散，我的情绪也随之跌宕起伏。

腊月二十八，我收拾行囊，心怀忐忑地坐上了回家的火车。当时，口罩还没有被大家抢购，我也心怀侥幸，以为会像前些日子在北京发现的肺鼠疫一样，不过蜻蜓点水而已。

我的侥幸心理颇为天真，简直是“倒因为果”的——只要大家都不买口罩，事情应该就没有那么严重。于是，我好像是在做祈雨法事以求人定胜天一样，只随手带上之前剩下的几只普通一次性口罩就出发了。

到这一天，武汉疫情的相关消息已经被传播地人尽皆知了，但在地铁和火车上，也只有刚过半数的人戴着口罩，好像大家都觉得病毒距离自己很遥远。

我戴着口罩，不过我更多的考虑倒不是自己，而是不想把病毒带回家。回家的一路上，除了检票的时候，哪怕一秒都没有摘下来过。

行程的取舍

回到家乡，一个普通的县城，戴口罩的人又少了很多，甚至不到三分之一。街道上车水马龙，商场前门庭若市，大家仍然像往常一样在置办年货。虽然一切看起来平静似水，但我开始意识到，不能通过群众的情绪，反过来推断疫情的严重程度。

哥哥来接我的时候没有戴口罩，车上还带着两个小侄女。哥哥问我：“臣儿，有现在这个肺炎，咱们还能去北京玩儿吗？”

此时的我仍然不想轻易放弃计划已久的北京之行，便说道：“过两天看看情况再说吧，要是能控制住了就还能去。”回到家，我也是这么对爸妈说的：“疫区主要在武汉，咱们再等等看。”

这个时候提起疫情，还不会提到整个湖北省，全国的病例也不到五百个。虽然当时的官方消息说老年人是易感人群，但首先萌生退意的爸妈只是担心这个疫情会对两个侄女不利。

在我们这样的农村家庭的传统消费观念里，“旅游”其实是一种可选消费。爸妈本来一直推诿不去，这个进京计划其实是我和哥哥等待和筹备了很久才促成的。

于是，我的理性不管用了，因为去和不去都是理性的，放弃的一方面是疫情形势不妙，坚持的一方面是成行着实不易。

当一个人心里的天平处于平衡状态的时候，往往只能等待下一个砝码降临，只好暂且放下。

家长里短

吃了午饭，我试了试嫂子给我买的新衣服，虽然嘴上说不缺衣服穿，但很久没有买新衣服的我还是觉得很开心。

“这衣服挺贵的吧？”“得花多少钱啊？”妈妈用或暗示或明示的方式接连追问了好几句。哥哥和嫂子这才说了句衣服的大概价位。我听后连忙说：“这太贵了！我哪买过这么贵的衣服。”

妈妈又反过来劝我：“拿着吧，多好看啊，穿去吧。”

我收下衣服，把网购来的礼物拿出来送给两个侄女，我突然觉得自己的礼物有些单薄。但侄女们还是很开心，刚刚乍见到我时脸上那种害羞的表情，很快就消失了，和我也慢慢熟络起来。

到了晚上，哥哥带全家人一起去吃酱骨头自助餐，这是他早已经计划好的。哥哥还告诉我说，这个地方还是从某个短视频APP知道的，看起来又实惠又好吃。我不禁感慨，现在做生意的方式都变了。

出发之前，妈妈给姥姥打电话，劝姥姥一起去：“娘啊，一块儿去饭店吃饭啊。”

姥姥在电话里略带犹豫地推辞：“还去吗？我不想去……”

“去吧，去吧，丹丹（我的嫂子）想让你去呢！”

妈妈继续劝说几句，也就劝下来了：“你在家等着，小雷（我的哥哥）一会儿去接你。”

我有些纳闷，问妈妈：“你劝我姥，为啥说是我嫂子说的。”

“这好事儿啊，就得往别人身上推才行，傻小子！”妈妈笑着对我说。

当全家人吃饱喝足的时候，我却觉得自己只有半饱，肉馅水饺、酱大骨又接连吃了几盘。

见了这一幕，妈妈似乎又抓到了我的“把柄”，后来总是隔三差五地对我说：“在外面吃不好，还天天跑步，在北京怎么也不如在家吃得好呗。”

年味儿寡淡

吃过饭，大侄女也游兴致未尽，一家人又顺便去一个商场逛了逛。商场热闹得连停车位都找不到一个，走在人声鼎沸的商场里，依然没有看到多少人戴口罩。每个人都知道疫情的存在，却大多觉得这个事情距离自己还很遥远。

今年春节，因为村子里有几个老人过世，各家各户按习俗是不贴春联的。门窗本已经光秃秃的了，再加上河北省禁放鞭炮，整个过年的气氛几乎只剩下搞大扫除和准备年夜饭了，而这些活动早已经和日常生活并无二致了。

于是，哥哥买了一串彩灯挂在屋檐下，孤独地闪烁着的灯光成了这个新年最有年味儿的一幕。

因为偶然看见一个朋友在朋友圈晒了一个可爱的手工灯笼，我忽然想起自己小时候也曾那么喜欢过年，还用酒盒子制作可以点蜡烛的小灯笼。

第二天，我和爸妈一起忙活着蒸包子、馒头、豆馅包、年糕。有关疫情的消息几乎占据了全网所有的热点，人们戏称“冠状病毒救了故宫大G女”。

天色阴沉，阴霾不散，先是武汉传来了封城的消息。继而，故宫等很多著名景点暂停营业，铁道部和民航局决定退票不收取退票费……各种消息开始甚嚣尘上的时候，每个人都密切地关注事情的进展。

这一切也在慢慢侵蚀我的侥幸心理。但我此时还没有放弃自己的计划，只是跟家人说再等等看：“反正退票也不收费了，什么时候退都行……”

一次聚会

当晚，我和家里一起长大的哥哥弟弟们聚餐，十个人围了一张大桌子。这个时候，疫情防控的观念明显还没有那么深入人心。

席间，哥哥们问起我在北京的生活怎么样，他们觉得我这种漂泊的生活不值得。也有一个哥哥说：“你这么在外面漂着，把一家人扔家里叫什么事儿……”语气中难免有些不平和的态度。

“你要是不会说话，就别说了。”另一个哥哥说到。这时，原本打打闹闹的聚餐气氛，似乎有些变了，变得有些严肃。

我回复他们：“其实，我也没办法。既然已经去了外面上学和工作，现在就成了骑虎难下。”

最终，这个话题并没有得出什么结论就结束了。他们仍然不理解我，我也说不清谁对谁错。但还是有个问题留在了我的心里：什么样的生活才是值得的？

我对此虽然没有答案，但我依然坚持自己的选择，隐隐觉得一成不变的生活不值得过。

来到大城市里，一方面确实有很多的苦，另一方面却也遇见了更多的可能性和更多的精彩。唯独有一种不可遏制的迷茫感，经常使自己产生怀疑。从某种程度来说，怀疑生活的道路是没有用的。走到今天似乎并不是自己选择了城市，而是城市化的时代选择了我罢了。

今年的酒桌上并没有像往年那样只顾着劝酒喝酒，只是随意举杯，随意喝着。

我们又聊了很多子女教育和工作的事情。恍然间，小时候在泥地里打滚的兄弟们，现在已经在为下一代的成长着想了。然而，我们似乎发现下一代面临的变数只会更加复杂。

除夕的阴霾

除夕这一天，湖北省的各个城市都陆续开始采取了封城措施，疫情的发展逐渐超出了很多人的预估，也包括我。因为肺炎疫情的影响，越来越多的人取消了自己的春节行程，不包括我。

我们一家人搞大扫除，折腾到窗明几净，方才觉得增添了几分辞旧迎新的过年意味。

然而，头顶的天空依然阴沉，河北省再发布了“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之后，又发布了“重污染天气二级应急响应”，雪上加霜，气氛越来越凝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