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全文阅读

如果看过电影《辛德勒的名单》，一定不会对纳粹德国奴役和屠杀犹太人的历史感到陌生。奥斯威辛集中营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

关于这段历史的评论很多，有些人可能或多或少读到或听到过这句话：“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残忍的。”甚至有些人可能按照字面意思解读为：在经历过绝对的灾难之后，再去进行任何诗意化、审美化的活动，都是一种“残忍”的行为。

就这句话的出处而言，它是德国著名哲学家、思想家、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的代表人物西奥多·阿多诺的名言。

不过，阿多诺的原话并不是这样的，而是“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也是不可能的”（出自阿多诺1949年的著作《文化批判与社会》）。

其实，阿多诺写出这句话不仅基于经历大屠杀之后的悲怆，也有着上下文的语境。这句话是一个哲学命题，不能被断章取义且片面地理解。

20世纪，最残酷的莫过于“二战”的发生。

当时的纳粹德国为推行种族主义镇压异己，建立了大大小小的集中营。奥斯威辛集中营既是波兰南部奥斯威辛市附近40多个集中营的总称，也是所有集中营里最大的一个，由纳粹德国党卫军首领海因里希·希姆莱于1940年4月27日下令建造。

营内设有4个大规模的毒气“浴室”、储尸窖和焚尸炉，一次可屠杀1.2万人，配备的焚尸炉每天可焚烧8000具尸体。

所有被囚禁于此的，无论是犹太人、平民百姓，还是战俘，他们的最终命运除了惨遭屠戮，随身财物也被劫掠一空。纳粹把受害者的衣物给德国兵，将假牙上镶的金子熔化后存入德国国家银行，就连他们身上的头发、皮肤都不放过。

当奥斯威辛集中营地狱般的场景被发现时，经历过残酷战火的战士都震惊了——7000多名形容枯槁的被囚者、人皮做的手套和灯罩、头发做的褥垫、脂肪做的肥皂……时至今日，惨象依然历历在目。

据英国《卫报》报道，奥斯威辛集中营共囚禁过数百万人，有120万到150万人在这里被夺去生命，其中绝大部分是犹太人。

奥斯威辛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现代化的工业流水线，在带有德国风格的严格精密的国家行政程序下，有组织、有目的、有计划地对其他民族进行种族灭绝（摧毁+根除）。它具备极高的现代性，目的是让一些人不仅从他们自己的领土上消失，而且从地球上消失。

再看当时的德国，在战争爆发之前，是一个深受西方政治学说影响的国家，是一个高度追求审美艺术的国家，启蒙、革命曾经是他们引以为豪的文明坐标。我们今天谈的美学就来自德国，贝多芬、歌德，还有康德、马克思也诞生于这片土地。

而让后人感到讽刺的是，在集中营内，艺术曾被利用，甚至沦为某种意义上的“帮凶”。那些受过艺术熏陶的高素质公民，白天用机关枪扫射数以百计的生命，晚上又欣赏哲学和艺术。如席勒的诗歌会被送往战场鼓舞士兵，巴赫的音乐也曾在指挥官的办公室响起。

因此，到了阿多诺这里，他不得不思考：

倡导哲学和艺术的德国，为何会犯下如此灭绝人性的罪行，并且还打着“科学的基础”的幌子，带着“文明”的伪装，甚至标榜其行为是人类未来的方向？这些以文明人自居的现代侵略者，是否意识到他们自诩的文明已病入膏肓？过去所有的诗歌、所有的艺术，在奥斯威辛如此“野蛮”的背景之下，是否都要被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若把阿多诺这句话放在他的上下文语境中理解，当时他讨论的是文明与野蛮的关系。实际上，他还说：“在奥斯威辛集中营之后，任何漂亮的空话，甚至神学的空话都失去了权利，除非它经历一场变化。”

有学者曾指出，被阿多诺认为是“野蛮”的诗歌，批判的参照物是奥斯威辛之后出现的夜莺式和乌鸦式诗歌。

这两种诗歌，前者有逃避现实的意味，假装灾难没有发生;后者则只对灾难进行幼稚或历史虚无化的叙述。二者都是在刻意回避发生过的苦难，而这样“写诗”被阿多诺认为是“野蛮”的。

无视灾难、无视罪恶和痛苦的作品，的确“野蛮”。阿多诺这句话，给写作增加了一个深刻的历史反思的维度。他看到了艺术及包括艺术在内的整体西方文化的危机，他真正想探讨的是人类在经历极端厄运之后，文化与艺术该如何延续。

换言之，阿多诺想说：诗歌本身并不野蛮，一个写诗的灵魂，需要正视和感受那些野蛮。

除此之外，如果读诗之人只在平静安稳的生活中侥幸和苟且，不敢正视并选择遗忘，无视人类的苦难而继续安心地过自己的生活，那么这种想法也是“野蛮”的。

写诗，是一种只有人才能进行的活动，更是一种意义的象征。我们写诗，是为了抒发情感、传递思想。

人类固然有丑陋、残忍、黑暗的一面，但写诗，本身就是一种抵御，一种对抗。

真正伟大的文学创作，正是直面那些野蛮的核心。若因他人的野蛮而放弃写诗，则是对野蛮的归降。

美国批评家乔治·斯坦纳如此评述阿多诺的话：“诗人是该言说还是沉默，语言能否满足他的要求，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我们的文明带来了非人道，宽恕了非人道，我们与那些熟视无睹的东西狼狈为奸;这样的文明是否会丧失对我们称之为文学的这一必不可少的文明奢侈品的拥有权？”

我们不能回避和忽视其中的“野蛮”成分，而应从更深处挖掘它、剖析它，再去对抗它、瓦解它。

奥斯威辛之后，人们仍然要继续写诗，要直面苦难，要心怀爱意，要坚持信仰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诗歌能够存在，是因為它需要在那里。

（星 纬摘自《看世界》2020年第10期，〔德〕冈特·兰堡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