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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里那个臭名昭着的清华生

　　文 | 蔡寞琰

　　摘要

　　这些年，我只要一接家里的电话，那边一定会大声呵斥：“你到底还是要学你六六叔啊！不想成人了吗？”那种恨铁不成钢的语气，让我根本无法辩驳。偶尔回一趟老家，那些平日性情温和的长辈，亦会语重心长地提醒我：“你一定不能成为第二个六六！不娶老婆，不生孩子，以后死了都进不了祖坟的！”30年前，大家可不是这样说的。

　　1

　　六六叔是我叔祖父的儿子，生于1966年，得名“六六”。

　　1985年，村里一次考上了三名大学生：六六叔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一位本家堂哥上了湘潭师范学院（现湖南科技大学），还有一位田姓考生被中南工业大学（现为中南大学）录取。

　　自解放后就没出过读书人的小山沟，一下扬眉吐气了起来。连着好多天，村里一直敲锣打鼓、热闹非凡，马路两旁的树上挂满了横幅，县领导、镇领导亲自前来道贺，还连着放了几天露天电影。

　　村里人一个个说我们家背靠太阳山、头枕眺云峰、面朝蜿蜒大河，“这可是出大人物的风水”。一些人甚至专门跑去我们家祖坟前，装模作样地勘查一番，回来后故作高深地说，“那就是藏龙卧虎的地势”。

　　所有人教育自家孩子，就一句话：“你以后要想穿草鞋还是皮鞋？要穿皮鞋就得有样看样儿，以后只要有六六一半的出息，咱家就烧高香了。”

　　虽然六六叔的外形不尽如人意——身高只有一米六，小眼睛、头发稀疏，也不爱说话，迈着外八字走路时，肩膀还一高一低的——但在旁人看来，这一点也影响不到他的远大前程，“谁不知道小个子能量大？走外八有什么，他又不用挑粪砍柴”。

　　六六叔去北京那天，送行人之众，据说比他爷爷当年赴任四川厘金局局长还要风光。后来家族重修族谱时，特意在他名字后的括号里加注了“清华”两个字。

　　那时我还没出生，可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和村里的所有孩子一样，都活在六六叔的“阴影”下，无论我怎么奔跑，他仿佛永远站在前头。

　　我也曾算是长辈们眼中最有可能“成为六六叔”的人。可我无论怎样努力，每次考试也只能勉强在班里排个第三，祖父看过成绩单后就摇头：“咱们这个家啊，像你六六叔那样的人才，是可遇不可求的了。从小学到高中，没有哪次不拿第一的！”

　　每次学新课文，祖父只许我读两遍之后便要背诵，背不出来就打手板。他说六六叔同样是他教的，两遍就能背得滚瓜烂熟。每次拿了奖状回去，大人们都是瞟一眼后便随手丢一旁，半句表扬的话都没有。他们在饭桌上讨论的，永远是那个神一样存在的六六叔。

　　村里的露天电影一直是我的最爱，每当我欢天喜地搬起凳子往外冲时，祖父都会唉声叹气：“哪有那么多热闹要凑？我就没见你六六叔看过一场电影，同样是个人，他怎么就坐得住冷板凳？”我只得放下凳子，悻悻然上楼打开书本神游。心里犯嘀咕：他都去北京了，干我什么事？

　　去县城上学后，年纪稍长一点的老师只要一见我名字就会问：“你是哪里人？认识蔡XX吗？”一开始我还老老实实回答说“他是我叔叔”，然后，他们便无一例外地说起，当年六六叔读书有多厉害，“你可万不能丢他的脸啊！”

　　后来，我干脆说不认识了。

　　2

　　祖父说，1989年4月，他和叔祖父去北京逛了一下清华园，把六六叔接回家住了一段时间。这是六六上大学后，唯一一次衣锦还乡。

　　村里人都知道，过几个月六六叔就要毕业了，那时候，工作还是国家包分配，不用说，他肯定会被重用——他刚一回家，就有亲戚陆续送来了鸡蛋、砂糖和腊肉，都说以后有机会去北京了，还让他多关照。而六六叔根本分不清谁是谁。

　　其实那四年在北京，六六叔混得多少有些狼狈。

　　刚进清华没多久，他便发现，浸在骨子里十几年的骄傲，一下子全被打翻在地。别人听不懂他的普通话，他说的英语也有一股怪味；磕碜的长相以及奇怪的走路姿势，都很难讨女生欢喜；内向、自卑的性格，让他在大学四年都没处下几个朋友。

　　毕业后，他被分去了西安一家电子厂做工程师。村里知道后，一下炸开了锅，都说“怎么着也得当个县长才行，咋混厂里去了？”当然，没多久就又传来消息，当年那位考上中南工大那位田姓青年，毕业后连工作都没有——犯了事，被抓进去关了好一阵才放出来，人在哪里都不知道。

　　村里有人开始对读书这件事产生了丝丝缕缕的质疑，尤其是一些中途退学的大龄青年，大肆吹捧着“英雄交白卷”，说读书除了能把脑子读坏，百无一用。当时村里还有长辈出来怒斥他们，“自己不争气，还妄想把村里搅得乌烟瘴气”。

　　一年后，六六叔辞去西安的工作，紧接着就考上了暨南大学的研究生，成为村里的第一位硕士。毕业后，他被分进广东省政府，再度风光无限。

　　90年代初，村里的一些劳动力陆续南下广东打工，在火车上逢人便吹嘘，自己在省政府是有后台的，“关系可不一般”。有亲戚到了火车站后，特地要提着蛇皮袋子去省政府门口转一圈。

　　起初六六叔碍于情面，就算不熟也会出来接待一下。后来事情多了，也顾不了那么多了。但总有一些人有各种各样的事情来找他帮忙，见不到就骂他架子大，白眼狼，数典忘祖，一个电话就能解决的事情，把他们晾在外面一整天。

　　没几年，关于六六叔的负面消息就越来越多了：说他没有给家乡做一点贡献；说他请人吃饭还要问桌上小碟子里的花生米、萝卜条要不要钱；说婶娘带着孙子去看他，他那么高的工资才打发人家两百块钱；过分点的，还说他越来越难看了，三十出头就谢了顶，活脱一个小老头，连顶帽子都舍不得买来戴。

　　其实，在单位里，六六叔也不过是一个科员而已。由于不善交际，他被各部门踢来踢去，眼看着身边的同事一个个成了领导，唯独自己被遗忘在角落。

　　六六叔自知升迁无望，经过一番权衡，决定辞职下海。1995年10月，他给叔祖父去了一封信，说自己已离开了体制内，打算先去企业赚点钱，再自己创业。叔祖父接到消息后怒不可遏，急忙从怀化赶回老家同祖父商量对策。祖父说，尽管六六叔最听他的话，但他不想干涉年轻人的事，“儿大不由人，由他去吧！”

　　很快村里也知道了这个消息，一片哗然——“放着好好的公家人不当，跑去当一个打工仔？！”

　　3

　　1998年，大街小巷到处放着王菲、那英的合唱。时年32岁的六六叔似乎也在歌声的感染下，再次斗志昂扬，掏光所有积蓄开始创业，做起了软件开发。

　　听起来好像六六叔似乎也要搭上中国互联网的第一次风潮，可没有雄厚的资金，没有游说他人的口才，也没有逢凶化吉天降贵人的运气，苦撑了一两年，他最终也没能等来“风投”的救命稻草，白忙了一场，还欠下不少钱。从前信贷机制不健全，有人给他支招，只要能贷到银行的钱，那就等于自己赚的，但六六叔坚持认为那是违规的。

　　从小一路顺风顺水的六六叔，第一次感觉到了什么是华盖逢空。千禧年，他的同学或是在天上飞来飞去各地跑，或是在科研领域取得了大大小小的成就，只有他，提着一个破皮箱，皮夹里只有几百块钱，在拥挤的绿皮火车上站十几个小时，疲惫不堪地回了怀化。

　　叔祖父早已不指望他能在事业上掀起多大的风浪，退而求其次，他只要六六叔能成一个家，就算保住了他的颜面。

　　六六叔虽然自身外形条件堪忧，却有着自己的择偶标准——用时下流行的话来说，他可不将就。回家之后，叔祖父帮他安排了好些相亲，六六叔只说“没看得上的”。叔祖父气上心头，过完年的第三天，下了最后通牒：“你要不成家，就不要再回来。”

　　六六叔还是没答应，叔祖父便把他的那个破皮箱从二楼扔了下去，跟着砸下去的，还有几千块钱。自那以后，六六叔再也没敢回家，直到叔祖父去世。

　　六六叔的个人问题，开始成了村里人茶余饭后的谈资。以前村里的两口子吵架，男人骂女人都是“不过就不过了，你难不成还想嫁给六六？人家会正眼瞧你不？”；如今却成了“还有个六六没结婚，不如你去跟他好了，说不定还是个老处男呢！”

　　而此后没多久，六六叔的最后一块遮羞布，也被扯了下来。

　　以前，村里人虽知道六六叔辞去了公职，但怎么说也该是个当老板的人，钱还是有的，只当是高不成低不就而已。殊不知，六六叔这个老板还真不如一个打工仔，他虽开过软件公司、物流公司、广告公司、咨询公司、甚至还有劳务公司，但最后全失败了，什么都没剩下。

　　在六六叔创业铩羽而归时，当年村里受他影响南下打工的几个青年，渐渐混出了点名堂，他们开始自己招揽工程，赚了些钱。在广州的一次偶遇后，他们和六六叔恢复了联系。青年们几次对六六叔说，都不是外人，如果资金上困难，尽管开口，文化他们没有，但钱还是拿得出来的。

　　六六叔一心想创业，资金短缺是大问题，既然有人愿意帮忙，他自然开心，便向他们借了十几万块。

　　第二天消息便传回了村里。普通人缺钱自然正常，但六六可是清华生，是大老板，是十里八乡的骄傲啊，他怎能缺钱呢？国家不管他吗？他怎能向苦力出身的小学毕业生借钱呢？

　　于是，在村里人的眼里，六六叔在39岁这一年，彻底跌落神坛。因为他的平凡，就意味着耻辱。

　　4

　　那几年，村里的有钱人越来越多了，尤其那几位工地老板，号称资产上了亿。

　　大家眼见着他们脖子上的项链越来越粗，裤腰上的钥匙越来越多，说话的底气越来越足，“这个社会资本才是一切，读书不过是一些没有能力的人自我催眠的手段而已，清华大学毕业的人又怎样？照样缩起头向我们借钱！”

　　到了2003年，中南工大那田姓考生回乡开起了养猪场，活脱就是个农民。在一次去屠宰场的路上，他驾驶的拖拉机侧翻，被刺瞎了一只眼睛，没几天，老婆就跑了；而同年考上湘潭师范的本家堂哥，为了生儿子，辞去了银行的职务，村里人都笑他，“读书人还不是要传宗接代”。

　　那些老板再在广州遇见六六叔，也早没了先前的客气，总是逗他：“你都快40了，还不成家，老婆没有，外面情儿可是一大堆？”六六叔便没好气地回答：“没你那么浪漫！”

　　这场景被人当成了相声，不时在村里上演，还额外加了台词演绎——“你不浪漫的话，嫖妓总会啦？”——“没，没有，红灯区的女人哪有清华毕业的，有损我身份！”

　　更可怕的是，村里的“读书无用论”再一次甚嚣尘上。可这次，再没有人出来辩驳了。谁都觉得，只有手头有钱的才有话语权。

　　后来，院子里一位堂哥从南开毕业后，考上了北大的研究生，那些建筑老板又跑来出风头，拍了拍他的肩膀说：“好好读书，到时候来公司帮忙，我们手底下好多高材生。”

　　和十多年前相比，更多的孩子开始初中没毕业，就辍学去广东打工了。他们的偶像也不再是读书人，而是有钱人。比如，村里有一位老板，8岁学的篾匠，12岁出门闯荡，40岁成了有钱人，村里人就一边说着他的励志故事，一边寒碜着读书人。

　　我亦深受其害。祖父去世后，母亲开始撕我的书本，经常拖欠学费——读书在母亲眼里，成了原罪。她说我们家几代都是读书人，却没有攒下任何财富，祖父教了一辈子的书，连大房子都没给子女盖一座。父亲也算是读书人，还不是得外出做工程，最终把命都给搭上了。

　　连读过书的伯父也过来劝我，说我的堂哥堂姐都是13岁出的门，在外头打工好几百块钱一个月，“读书纯粹是浪费粮食！你看你六六叔，读的是中国最好的大学，现在混得不人不鬼，他已经证明读书这条路行不通了。”

　　那时候，我还在上初中，眼看着小伙伴一个一个都外出打工了。我尤其想念祖父，他自始至终从没说过六六叔一句不好，哪怕六六叔从工作后没有回来看过他一次、也没打过一个电话，可祖父还是告诉我，即使读书再“没用”，他也希望他的后代能把这种没用传承下去。

　　初三毕业后，母亲铁了心不再让我上高中，我拗不过，在家里无所事事，成天去田里钓青蛙，晚上和一些比我大的无业青年在镇上歌舞厅里厮混。

　　直到有一天，叔祖父和在法院工作的姑祖母突然回到乡里，我才知道，祖父在去世前半年，拖着病体去看了趟他们，就说了一件事，一定要保我上完大学。

　　我们小学一个班50人，最终读了高中、又考上大学的，加上我才3个人。我们下一届读书的更少。至于女孩，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上过大学的。

　　不知这算不算是六六叔的错。

　　5

　　六六叔年纪越来越大，叔祖父也越来越苍老了。我大学毕业那年，他的身体已经很差了，多走几步就气喘吁吁。很长一段时间，六六叔都是他最不待见的人，40好几了还不肯成家，叔祖父总是说，他的脸本就没处搁，如今还辱没了祖宗。

　　叔祖父一心想落叶归根，几次回老家给自己准备身后事，他自己的老房子在去怀化前就卖了，暂时住在我家。大家见他回来，也已没了之前的热情，更多的则是唏嘘和同情，当被人问他儿子成家了没有，他就指着自己的耳朵大声说“听不见！”，然后颤巍巍地走出众人的视线。

　　有一次我回去探望他，扶他散步，见他走得吃力，随口说了句：“二爷爷，您慢点！”他立马板着脸说：“叫爷爷！什么二爷爷？”

　　叔祖父找最好的工匠给自己和叔祖母打了两口上好的棺材，怕我介意，特意和我说：“你六六叔那孽子，没能在老家给我一个归宿，我现在只得求你了，棺木放你楼上行吗？你要帮我看好，以后爷爷就住咱自家山里，你要给我磕头。”我说：“您尽管放，我不在意那些。”

　　过几日，叔祖父又让我去了一趟怀化，想让我过继到他家，如果我同意，仪式就定在三日后，连过继文书都写好了，让我“以承宗祀，执掌门庭”，还在老家的镇上额外给我添置了一处房产。我以父亲只有我一个儿子为由，拒绝了他的要求，说六六叔会成家的，让他放心。

　　叔祖父倒也没有为难我，只是拿拐杖狠狠地敲击着门框：“那个畜生！那个畜生……我永远不让他进家门！”

　　2011年，叔祖父在怀化离世。临终前，他仍试图让六六叔“滚”出病房。

　　老家人前往怀化吊唁，跟六六叔说，他父亲的遗愿是要运回老家土葬的。可六六叔说那是封建迷信，执意选择了火化。

　　半年后，六六叔破天荒地回了一趟老家，说父亲托梦给他，还是要回来安葬，他先来看看坟山。

　　我没有回去。听村里的一些长辈说，这一次回老家，六六叔算是彻底“臭名昭着”了。

　　将近50的人了，连一辆车都没有，穿的衣服破破烂烂，头发掉光了，还有点驼背，走路还是以前那样。22年没回老家了，族里还有些叔伯堂兄，见到怎么着也得行个礼，但六六叔连糖果都没准备一粒，空着手就进了屋，住了好几天，只给他的亲叔叔和初中老师各拿了100块钱。

　　一个长辈忍无可忍，当面怒斥他：“不说修桥铺路、为家乡做贡献了，你伯伯（我祖父）视你如己出，而你呢？不论逢年过节，还是过寿，什么时候有过一句话？他过世了你都不露面，回来也不去坟前祭拜。现在村子里的人都不读书了，小小年纪就学着买六合彩，妄想发大财。还不是看你一个清华生都没闯出一番天地，又不讲忠孝信悌，谁还愿意相信读书有用？”

　　六六叔觉得他们都是无理取闹，与风水先生在山上逛了几圈后，说什么“酉时在甲戌，旬中为空”，反正就是丧葬之事办不了。也没说要请那些帮忙操办后事的亲戚吃个饭，就转述了几句风水先生的意思后，转头便直接回了广州。

　　一个月后，他又打电话回来，说还是要送父亲回来安葬。族里人看在叔祖父的份上，只好又开始安排起相关事宜，不想几日后，他却说，“不要准备了，暂时不回来了”。

　　三个月后，他又说要回来，等了一个星期又说，“工作忙，不回来了，骨灰先存着”。

　　半年后，六六叔忽然在某个夜里偷偷回来了，没和任何人打招呼，就租了一辆货车，撬开老家的门锁，运走了叔祖父生前置办的那两具棺木。

　　第二天清早大家议论纷纷，要不是有人看见是他，还真以为遭了贼。那天，家里很多人打来电话，问我知不知情。我只好推说，钥匙被我带出来了，是我让六六叔撬的锁。

　　说着说着，眼泪就流了出来——我是真不知该怎么说他。

　　6

　　六六叔运走棺木后，将叔祖父葬在了他妹妹的婆家，从此和村里再无瓜葛。村里也将六六叔除了名，“这种斯文败类越少越好，人读书读多了就是找不着北”。

　　后来，还有一些教育工作者来村里调研失学儿童的问题，村里人一脸淡漠，说现在培养一个大学生出来要花多少钱？他们毕业后，拿那两三千块一个月的工资能做什么？我们这里清华北大的都有，但最有钱的两个人都没有上过高中，你们凭什么对我们说三道四？

　　等到2013年，六六叔终于结婚了，次年生下一个女儿。当然，村里人对此并无兴趣，他的同龄人都已经儿孙满堂了，在他们眼里，村里只要是成了家的人，谁都比六六叔强。

　　渐渐的，六六叔在村里，只有在“大龄青年”被催婚时，才会作为反面教材出现，“你要学那个六六吗？”后生们也不知这人是谁，只觉得像是一个远山的怪物。

　　等到如今，经常被这句话堵得哑口无言的人，就只有我了。

　　家里一直提心吊胆，生怕我成了第二六六叔。我也有些担忧，我没法像六六叔那样不畏人言，也更怕自己让那些家庭条件差却又想读书的人，没了坚持到底的理由。

　　所以每次回老家，我见人就赔笑脸打招呼，拿钱送礼都不含糊，还时不时地吹嘘，自己房子车子都是靠读书赚的。直到他们半真半假地说出一句“这才是读书人该有的样子”时，我才稍稍松了一口气。

　　2017年春节，我给姑祖母拜年，终于和六六叔通上了电话。

　　六六叔虽然说的是普通话，却带着一股浓重的乡音，听着比我更像村里的人。他说：“你是学法律的啊？我好多同学在中院、高院都有任职。你以后要去社科院吗？我有一个老乡在那里做学部委员，你去网上搜一下。”

　　我没有接他的话，只问了他在外面还好吗？

　　ldquo;还行的。”他说。

　　我没有告诉他，他说的那些同学，我都认识。有一次大家聊天提到他，场面一度还有些尴尬——他们班混得最差的就属六六叔了。原话大概是，“那个谁，我们班的头号尖子生，他不会混啊！这个社会，光读书没用的，要混得开。”

　　姑祖母在六六叔回广州后，又给我打了个电话，她让我多联系六六叔，说他现在过得很窘迫。六六叔的妻子是姑祖母介绍的，夫妻俩还在闹矛盾，姑祖母夹在中间左右为难。姑祖母说六六叔没有什么积蓄，一直租房住，好几年都不出去工作了，成天盯着电脑炒股，婶婶好大的怨气，养家养女儿，压力全在她一个人身上。姑祖母问我懂不懂炒股，让我俩彼此照料着。

　　我说六六叔从来没有给过我联系方式。再说，毕竟51岁了，出去找工作也不一定有合适的，就算去做程序员从头来，也拼不过年轻人了。

　　姑祖母挂了电话后一分钟，就又拨了回来：“你不要去老家说这些啊，给你叔叔留点颜面。”

　　我说不会的。

　　姑祖母还不知道，六六叔在村里早就毫无颜面可言了。

　　六六叔没有房，没有车，没有学术着作，也没了名声，没了家乡，但我还是希望他老年不再漂泊，能得偿所愿。

　　读书人在时代的洪流里，有时不懂周旋，难免晕头转向，但读书始终是一件体面的事。人生际遇难料，我不敢妄言自己就一定不会活成他的模样，但这一辈子，我是怎么着都不会承认“读书无用”的。

　　本文系网易，题图：《万箭穿心》剧照

　　拓展阅读：

　　反思精英教育：不能输在起跑线，却输在了终点线

　　文 | 威廉·德雷谢维奇

　　摘要

　　一位耶鲁大学的学生说道：“我的一位朋友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真相——我也许在受罪，但是我若不曾受罪，我怎么可能成功被耶鲁录取。”

　　ldquo;超人”作家詹姆斯·阿特拉斯（James Atlas）曾经这样描述一群典型的精英名校大学生：他们双修专业，擅长体育，谙熟多种乐器，掌握几门外语，并参加为世界某贫穷地区组织的援助项目，而且仍有精力发展几项个人爱好。总之，于内，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于外，扶贫济困魅力无限。我们似乎不得不向这一群内外兼修、无所不能的精英名校生投以一种羡慕敬仰的目光。像大卫·布鲁克斯（David Brooks）一样，这些年轻人的身上散发的是自信、自乐和自足。在《自由》（Freedom）一书中，乔纳森·弗兰岑（Jonathan Franzen）这样描述顶尖文理学院的学生们，“他们似乎对任何东西都有一种与生俱来的高度悟性”。

　　这就是我们对当今这些头顶光环的年轻人的印象，他们就是“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的最后赢家。但是现实与我们的印象大相径庭：从我教过的学生中，包括我在美国各大校园接触过的相当数量的学生以及过去多年曾经与我通信的几百位学生，再加上我曾经阅读过的学生自我心理分享的文章来看，当那层不可一世的自信和完美无缺的光鲜外表被剥离之后，你会惊讶地发现，这群年轻人身上寄居着令人窒息的恐惧、焦虑、失落、无助、空虚和孤独。我们都承认，学生在高中阶段承受巨大的压力会导致精神焦虑，那么同样是这群学生，他们进入大学之后，这一切又怎么可能自然地得到改善呢？

　　已经有足够的证据说明，这群学生根本不会自愈。一项以大一学生为研究对象的大规模调研发现，大一学生的自我心理健康评估已经跌落至25年以来的最低谷。美国心理学会曾经公布一份名为《大学校园的危机》（The Crisis on Campus）的报告。该报告中提到，接近一半的大学生觉得自己“无望”；接近1/3的学生承认“在过去的12个月中，由于心情过度低落而影响到了自己正常的生活”。大学校园的心理咨询服务的需求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攀升，现在几乎门庭若市，应接不暇。在接受过服务的学生群体中，被诊断有严重心理障碍的数量翻了3倍，接近整体人数的一半。

　　斯坦福大学在2006年就本校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组建了一支行动组，斯坦福大学的副校长提出警告：“我们见到越来越多的学生在心理上出现了轻重不等的问题，有自卑、发展性障碍、沮丧、焦虑、饮食疾病、自残、精神分裂症和自杀倾向，等等。”另外一所大学的校长也曾经向我表示，我们的年轻一代似乎“被一场抑郁的流行病所包围”。

　　从高中到大学，这种情况根本没有丝毫改善，而且事情在进一步恶化。大学给予了学生们自己决策的权利和自由，这种突如其来的自由需要的是强大的自理、自立和自控能力，但是很多学生并未对此做好充足的准备。面对挑战，越来越多的学生会选择依赖抗抑郁或者抗焦虑的药物来帮助自己应对困难和诸多的不适。有些学生会选择中途休学或者梦想着休学。曾经有一位波莫纳学院的学生推心置腹地跟我分享：“倘若我们这群人是一辆正在高速行驶的汽车，要是哪天车轮子掉下来的话，那肯定会发生在大学这条路上。”

　　类似的挣扎绝非个案。一位在普林斯顿大学负责教学的老师就经历过一件这样的事。他回忆道：“前几天就有一位本科生备受学习压力的折磨，在我的办公室里讨论毕业论文的时候，晕了过去。”另外有一位正在从斯坦福大学办理转校手续的学生也分享了他的心声 ：“如果要出人头地，出类拔萃，那么就是要完全配合并服从于这个系统。我看到过我身边不少朋友，为了成绩和简历，不惜牺牲自己的健康、友情、爱情、个人探索、课余活动等等。而这些牺牲恰恰又是构建一个人内心和灵魂的基石。”一位耶鲁大学的学生说道：“我的一位朋友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真相——我也许在受罪，但是我若不曾受罪，我怎么可能成功被耶鲁录取。”

　　孤独的力量是强大的。我之前的一位学生曾经这么说：“在耶鲁就读时，我根本没有时间去建立真正的感情。”另外一位耶鲁学生告诉我，她甚至到大四才懂得放缓脚步，结交真正的朋友。在那个时候，去看一场电影甚至都是件新鲜事。《哈佛杂志》（Harvard Magazine）最近的一篇文章这样描述擅长社交的哈佛学子：他们总是在赶场，忙碌着从一场活动赶往下一场活动，见朋友就像快餐式的约会；这种交际如同黑夜里在茫茫大海中行驶的船，只见轮廓，不见实体。

　　这些年轻人擅长广交人脉，但是这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跟真实的友情大相径庭。大学的恋爱无非就是各取所需，《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专栏作家罗斯·多纳特（Ross Douthat）一针见血地揭露了这种现象：男女之间存在的“炮友关系”就是为了在最方便满足自己性爱需求的同时，又可以把主要的精力投入职业的发展。一位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学生在接受《纽约时报》访问时，直言不讳地讲出：“我自己就是这么一个典型的例子。在大学里，我总是非常忙碌，而且我喜欢的对象也总是很忙碌。我们根本就难以维持一段有内涵的恋爱关系。”

　　我们当今的名校大学生，对成就和成功有着一种被压迫式的追求：他们都觉得自己必须要以最高效的方式去完成自己的目标，从而再接着去追逐下一个更高更伟大的目标。这种被动的压迫和紧张导致了这些名校生不能从容地去发展一段深刻的感情，遗憾的是，这些深刻的感情是可以化解他们身上这种无时无刻追求成就的压迫感的。更糟糕的是，这种被动的压迫并非是建立深刻感情的唯一阻力，比它更具杀伤力的是名校生们内心的恐惧，他们害怕在他人面前示弱，担心自己成为一位众人眼中的屈服于压力的弱者，因此他们拒绝示弱。

　　这些名校生从中学到大学，是一群被公认的“斗士”。他们似乎浑身上下都洋溢着自信，而这种自信正是遭到了自我形象保护和满足社会预期的绑架。当迈入大学之后，竞争更加激烈，更加广泛和深入，学生们左顾右盼，环视四周，倍加感受到他人比自己更聪明，更加突显“高处不胜寒”的处境。此时此刻，他们选择了谨言慎行、乔装自己，其实内心却是觉得自己一无是处。

　　斯坦福学生中流传着一个名词叫“斯坦福狂鸭症”（Stanford Duck Syndrome）。想象一下，一只悠闲的鸭子在湖面上逍遥自在地漂过，水面之上的平静掩盖了水面之下鸭掌的疯狂拨动。在麻省理工学院一位学生的个人网站上，发布了一篇标题为《崩溃》（Meltdown）的文章，这是一位大二学生在发泄自己的无用和愧疚以及常常伴有的“压倒式的孤独感”。这篇文章得到疯传，至少有十几所高校的同学都产生了共鸣。有人留言说：“谢谢你的分享。其实我们经常都有同样的感受，但是很少会去承认。感谢你的勇气，能够把自己的心声公之于众。”来自波莫纳学院的学生曾告诉我，在这所号称全美大学幸福指数排名第四的高校里，学校为了维护快乐的形象，费尽心思推动校园活动，学生们备感压力，却必须展现给公众一个完美的形象。

　　除了因朋友之间关系脆弱而感到孤单，这些年轻人与自己也没有建立起来深层的关系。从“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开始，这些名校生经历过无数次大大小小的“磨炼”，甚至是“魔炼”：学校俱乐部、乐团、大小团体（音乐，体育等等）、AP课程、SAT考试、晚间活动、周末安排、夏季课程、体育训练、课业家教、“领导能力”、“为他人服务精神”，等等。为了完成这些，为了能够“修成正果”，学生们已经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去思考自己的追求，包括对大学的憧憬。从小到大，这些年轻人为了名校的炫目光环而奋斗。而在这个过程中，人生的目的和内心的热爱从未被给予足够的尊重，从未被思考和探索过。当他们被艾姆赫斯特学院或者达特茅斯大学这样的名校录取之后，不少学生迷茫了。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去那里，他们也不知道下一步又要做些什么。

　　《有目标地工作》（Work on Purpose）一书作者拉拉·加林斯基（Lara Galinsky）曾经与我交谈，她指出，年轻人并不擅长关注与他们有内在联系的事物。我之前的一位耶鲁大学学生告诉我：“你不可能告诉一个耶鲁学生，去找你的挚爱吧。我们大多数人不知道怎么去找。我们只对成功充满热情。这就是我们初到耶鲁时最真实的状态。”

　　哈佛大学的本科学院前院长曾经说过：“太多的学生，在头一两年里就如同在跑步机上循环，突然有一天感受到危机骤然降临，如美梦初醒一般，对自己之前所有努力付出而到底为了什么感到惶恐。”一位来自康奈尔大学的女生更加坦白地总结了自己的过去、现状和将来：“我讨厌自己的活动；讨厌自己的课程；厌恶高中里所做的一切，而将来的工作也将会是令人厌恶的。我将如此度过余生。”

　　成年人大都对这些现象没有意识，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审视事物的角度错了。在过去，对于一位成绩全A的学生，我们大概能够推测，他的生活方方面面都是平衡健康的。但是现在同样是成绩全A的学生，他的生活可能存在很大的隐患。斯坦福大学的一位牧师罗比·帕特里西娅·卡琳-纽曼（Rabbi Patricia Karlin-Neumann）曾经披露：“我们的学生，不管生活中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总是有办法取得全A的成绩。其实对于他们来讲，更重要的是，帮助他们看清并认识到自己的困境，而不要被争取高分的目标掩盖了自己的双眼。”

　　之所以难以发现隐患是因为这些年轻人擅长掩盖自己的问题。当我在耶鲁工作时，在很大程度上，我并没有意识到我自己的学生并不快乐的严重性。只有当我不在耶鲁任教，脱离了那种师生关系或者学校和学生的关系时，不少学生才愿意敞开心扉。之前书中谈到的那位到了大四才交上真正朋友的女生，在外表看来，给人的感觉绝对是很积极正面的——风趣，友好，真实，聪颖，并且不是那么咄咄逼人。

　　另外有一位学生，同等的优秀，相当的合群，之后向我承认，自己在大学期间其实极其煎熬。可以想象，当这些学生在高中毕业之际，已经身经百战，他们知道如何讨好自己的老师和教练，懂得如何跟自己父母的朋友调侃（父母的朋友又是一群名校毕业、小有成就的社会精英）。在这些历练之下，这些学生在大学之前已经锻炼成一群彬彬有礼、讨人喜欢、亲和帅气、口若悬河、八面玲珑的才子佳人。而正是这些外在的形象同时被他们“内化”了，相信自己就是如此的幸福并有成就。

　　倘若这些煎熬是出自学习本身，这也已经够让人受罪的了，但是事实恰恰相反。美国最顶尖的大学往往容易自我陶醉于学生的优秀：他们的SAT平均成绩，来自高中前10%的占比，录取门槛的高端，加上我们崇拜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每年排名所出的数据等等。千万不要误解我的意思，如果仅仅从学习成绩的角度来衡量今天的这些精英学子，他们是绝对能应付所有的挑战的。你若了解这些骄子在整个过程中是如何被培育，如何极其苛刻地被筛选，那么他们在学术上有如此高的造诣，自然是理所当然之事。这群年轻人如果在体育竞技场上，那么他们就是全明星运动员，从小就已经接受严格训练。无论你要求他们做什么，他们都会做到。不管他们面前放置了什么样的障碍，他们都会清除。我的一位在顶尖大学教书的朋友，曾经要求她的学生背诵18世纪诗人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写的一首30行的诗歌，她课上的每一位学生，都能够逐字逐句地背诵，而且连标点符号都不放过。当她在课堂上让学生默写出这首30行的诗歌时，就如同在看一群汗血宝马竞赛。

　　问题关键在于，许久以来，学生们对教育的认知已经固化：回答问题，完成作业，考试得高分。在他们的教育中，大局的认知是很薄弱的。他们懂得如何做好一位“学生”，但不懂得如何思考。在一次跟一位在州立大学分校教书的朋友交谈时，这位朋友抱怨他的学生不懂得独立思考；相比之下，耶鲁学生虽然会思考，但也只是在我们要求他们这么做的前提之下才会去做。进一步来说，我所任教过的常春藤盟校的学生往往都是聪颖、有创意并思维缜密的年轻人。我非常喜欢跟他们交流并向他们学习。但是总体来讲，大部分的学生只是甘于服从学校给他们设计好的框架。鲜有对思考本身抱有极大热情者。更少有人能够领悟到，高等教育是人的一生中智慧的成长和探索的一部分，而且这个旅程必须是学生本人为自己设计和践行的。

　　对学生的洞察并非我一人独创。我的一位在艾姆赫斯特学院任教的朋友曾经与我分享过这么一个故事：他的一位学生为了提高自己的写作能力来找他寻求写作方面的帮助，但是这位学生之所以现在有时间寻求帮助，是因为他已经被医学院录取。倘若他现在还是大一或者大二的学生，他肯定不会额外花时间来学习写作。另外一位在一所顶尖的文理学院教艺术的朋友说，她的学生是非常愿意接受创造类的挑战的，前提是做这些事能够帮助他们拿到A。

　　我在耶鲁大学的一位教计算机的同事提出了更大的怀疑 ：“我很难想象如今的耶鲁本科生会花整个周末的时间卧床吟诗或者是与电脑为伍，编写一套突破性的iPhone手机软件。”他难免回忆起自己在20世纪70年代读大学的时候，“当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校园里对各种事物激情四射的奇才和怪才遍地开花，而他们也让大学的生活丰富多彩。”

　　学生无止境地追求课外活动，不仅仅侵占了自己的空余时间，更牺牲了理智探索的机会，结果就是，他们根本没有任何时间能够全身心地去倾注于某种挚爱。大卫·布鲁克斯和其他一些观察者发现，如今已经再也没有那种随时随地可以发生的知识分子性质的对话了。而来自布朗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康奈尔大学、波莫纳学院以及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也发出了类似的感慨。一位普林斯顿大学大四学生在一封写给我的信中有这么一段话：“我在暑假期间往往要比在平时更高效，更有创造力，做更有意思的事情。我真的想了解这其中的奥秘。”

　　来自另外一所学校的一位女生在写给我的信中透露了一些关于她在耶鲁就读的男友的境况：在上大学之前，他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阅读和写短篇故事上。上大学三年之后，他已经变得极度不自信，令人惊讶。对一些微不足道的细节问题，我的那些在公立大学读书的朋友根本不会去思索，比如独自用餐的现象是否会被人解读成是“社交弱者”，但他会去思考，并产生焦虑。为了能够在众人面前表现得博览群书，对任何耳闻过的书籍，他都会快速阅读该书的首尾两章并囫囵吞枣式地阅读大量的书评，以便自己能够快速全面了解书的内容。而他的这些行为只为我一人所知，同时我也知道，他并非不喜欢阅读或者学习，而是为了能够在众人面前滔滔不绝地讨论，比起一个人安静地读书，在人前讨论有着明显的社会奖励。

　　当然，任何现象都是有例外的。那些纯粹的追寻者、思考者，甚至是“怪才”，他们不管学校和周边人群的想法如何，他们就是以最纯粹的方式去追求并获得教育的真谛。但是往往是以这种心态求学的人，在现在的大学里显得另类。一位耶鲁学生说：“耶鲁并不能够善待探索者。”另外一位学生说，她的一位朋友因为耶鲁非常令人窒息，因此选择了转校。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这个学生表达的遗憾：这种窒息是来自与周边人的强烈反差——当你身边的人并不在乎出卖自己的灵魂时，你却要去关注并滋养自己的灵魂，这几乎是一件不可理喻的事。我所列举的案例往往与耶鲁大学有关，原因并非是我有意针对该所高校，而是因为我过去的教学经历大部分时间都在耶鲁。如果读者认为我在那些头顶光环的年轻人批判耶鲁，那就误解我了。事实上，我认为相比较于宾夕法尼亚大学、杜克大学和华盛顿大学那种血淋淋的职业化教育，以及相比较于反理智型的院校，如普林斯顿大学和达特茅斯大学，耶鲁排在这些综合性质的顶尖大学前面，它在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上是最优秀的。这里暂且不与文理学院比较。如果耶鲁在这个群体里已经算是最优秀的，那么这个最优秀的也是够糟糕的了。我所说的可能令人惊悚，但绝非危言耸听。倘若说我在过去的几年里搞明白了一件事，那就是今日的这些名校大学生在迈入大学之前，既不是一群温顺的绵羊，也不是一帮无畏的机器人，更不是一些极少数的极端愤青。绝大多数学生如同他们的师哥师姐一样，处于中间地带，十分理想化并带有一份孩子般的纯真，他们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并试图追寻其中的奥秘。恰恰还是这群学生，同时又不得不与进入名校所造成的心理和精神上的压力相抗争。（文/威廉·德雷谢维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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