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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杏树

姥姥家是一溜的五间正房，在东庄村的顶东头。每天早晨全村是最先淋浴在明媚阳光下。虽说有五间正房，可全是土坯砌的土房，村里只有最没有钱的穷人家才用这样的最廉价，同样也是最需要劳动力的建筑材料。庄稼人的力气是不用金钱来计算的。盖房子对中国农民意味着什么，这根本就无须多言，所以只要是稍稍有点积蓄的村人盖房都会买上少许的青砖，把朝外的一面砌成砖墙，后面和两侧依然是土坯，当地人管这样的房子叫做“砖挂面”。姥爷家肯定是太穷了！连起码的“砖挂面”也没有。

姥姥家的院子很大，勤劳的姥爷在满院子都栽上了枣树。但最让人眼红的还是靠院子西墙的那棵又粗又大的甜杏树。管它叫着甜杏树并不仅仅因为是它结出的杏儿要比其他杏树结的杏儿甜，而是指它的杏仁也有一种清香、清香的甘甜。每到盛夏时，杏树上就结满了黄澄澄的杏儿，招惹出许多幼年在东庄长大孩子的顽皮，一个夏天里，院墙里不时飞出姥爷沙哑地高声嗓音：

“把你们这些个有人生，没人教的东西.....”

那棵甜杏树一生里到底结下多少甜杏，恐怕谁也记不清。一过麦收，杏儿黄了，姥爷便在地上铺上苇席，将黄里透着红晕的杏儿下了，然后用篮子装好。骂人归骂人，可这时的姥爷就提着一篮子一篮子的杏儿给左邻右舍送去，让大家都分享到杏儿的甜蜜。19６3年大哥从四川娶回南方的嫂嫂，也就是那一年，大嫂毅然决定不把杏儿送出去，而是冒着被“割尾巴”的危险，到洪水镇上去把杏儿卖了，换钱。尽管在当时只卖了两元钱，但大嫂这具有超前的市场意识壮举，至今仍常被我们兄妹津津乐道。

就为这两元钱，姥爷、姥姥对大嫂总是心存芥蒂，直到以后大哥与大嫂离异仍然是耿耿于怀。

两元钱，恐怕是那棵甜杏树一生唯一的商品价值体现，可它的道德价值呢？

在姥爷风烛残年之时，那棵甜杏树倒下了。据大哥讲，那天夜里根本就没有多大的风，当然也就没雨，可它还是倒下了。悄然无声的倒卧在了抚育了它整整一个世纪的泥土上。从此以后，每到麦熟杏黄的季节，村上人再也看不见一个提着甜杏篮子的老人那步履蹒跚的身影了。

姥爷并不是土生土长在东庄，他父辈起先是居住在距东庄还有８里山路的一个叫泉河的地方，泉河虽说叫泉河，可既无泉也无河，在一条干干的黄土梁子上。（19８５年的冬天，我和南方的妻子曾到过那个村子，村子里一群穷凶极恶的狗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记忆。怪不得人们在说起两大厉害时，喜欢用这样两个比喻：“山村里的狗，大街上的孩。”）聪慧的姥爷大概是看出了在黄土高原上，泉河缺水就是致命的弱点，于是便依仗着自己身高马大、年青力壮，独自一人、单枪匹马，迁移到了交通便利，水源充足的东庄村。娶下了我的第一个姥姥。

我的姥爷在一生中娶了三个女人，那么我呢？就不可选择地必须承认我有三个姥姥。

我的第一个姥姥姓张，姐妹９人，姥姥排行老四。她是母亲的亲身母亲，也就是我的亲姥姥。

她在母亲１３岁的时候就死了。母亲说：姥姥得的是一种妇科病，具体啥名她也叫不出。不过母亲经常对我们说，如果有现在的医疗条件，姥姥是肯定不会死的。姥姥死后，只是用苇席裹卷起，放在一口水缸里，埋在了姥爷刚刚买到的一块土地的地沿边上。

１９６５年，母亲带着我们回姥姥家，在地沿边上重新挖掘起了姥姥的遗骨做了一个小小的木棺。正因为如此，我才有机会见到三十多年前死去的姥姥。那是一堆黑黑的、发着油亮油亮光泽的遗骨。那一年，我刚刚７岁，从此以后我是无法再相信死人的骨头是白色的。

人们从那堆黑黑的骨头里，挑出了手、胳膊、身躯、腿，依次按序放好。在空荡荡的头颅骨上眼睛里添上核桃，鼻孔里塞上红枣，嘴巴里堵上柿饼……照样地吹吹打打，照样地哭哭泣泣，我实在是记不清，我到底是哭没有，多半是没有哭。因为我压根就不认识我的第一个姥姥。

对于第二个姥姥，就更说不出有什么具体的感觉了。因为母亲只要一提起这个姥姥，便是咬牙切齿，便是悲苦难诉，便是仇恨满胸膛。

小时候，母亲时常给我们讲，那个女人是如何地残酷地折磨她、压迫她，比如不让她睡觉、不让她吃饱饭、用针扎她的手、嘴唇......每当母亲讲起这些往事时，我们兄妹常常是泪流满面、怒火燃烧。童年的爱和憎，都是极为纯洁的，母亲的爱就是我们的爱，母亲的憎也是我们的憎。在我想象中的第二个姥姥，是长得青面獠牙，血盆大口，跟电影里黄世仁他妈一样。

童年的记忆一直保留着，等到我们有机会回到姥姥家的时候，那女人早已不在人世了。（其实她也只是和姥爷碰了３年，便分手了）没有新的形象来否定我已固成的记忆。不过现在的我决不把第二个姥姥想象得如此狰狞、恐惧了。

在说起我的第三个姥姥，就必须说到我的姥爷了。

我的姥爷身体里肯定不仅仅是狭义上的汉民族血统，我承认对此我缺乏更加精确的考证，也无确凿的证明。在我感觉中，我的姥爷无论是外貌还是性格都有着极为强烈的那种来自于遥远北方的气息。黄土高原上的太行山区是典型的农耕生产方式和传统的男耕女织生活状态，可自幼年的姥爷就非常热衷于被村上人很是看不起放羊的行当。没有了草原的辽阔，没有了自由的驰骋，山、岭、峁、塬、沟、壑毫不留情地切割阻碍了他的视觉和想像，但是那同样的蓝天，同样的白云；同样的寂寞，同样的孤独，使他在潜意识中体验着祖先那种雄浑和放纵。

姥爷的身高至少在一米七十五以上，他的颧骨很高，鼻梁耸挺，嘴唇厚实，眼睛呈三角状，那样子老是凶巴巴的，毫无一点温良恭俭让。他的骨骼粗大，臀部紧实肥厚，腰粗而腿长，异族血源那里脉承下来的放浪不羁的个性，那种对情欲无所顾忌的追求，使他与他周围谦和、中庸甚至有些暧昧的乡俗土风显得格外的生疏。

１９８７年夏天，我放暑假，回到姥姥家。夜宿东庄村党支部书记韩天才家中。乡村的夜显得格外的宁静，也许是太安静了，我反倒失眠。在那条其大无比的土炕上，我提及起了已经离开人世的姥爷。一团漆黑中，旱烟燃烧的光亮星星似地一明一暗地闪烁着，映照是一张历览沧桑的脸庞，那位脊背有些佝偻的东庄村当家人发出一声来自内心深处的感叹：

“唉＿＿，谁人又能和你姥爷那人比呢？东庄村里现在再也找不出第二个了。论胆识、论心计、论智谋、论受苦......那一年村里闹互助合作，在堰上担土，俺们四个后生跟他打赌，他一个人装，俺们八个人担......一直干了大半晌，干得俺们全都拉稀了，可他还跟没事似的。记得，他那年有五十岁了吧。”

我是绝对相信我的姥爷是一条真正的汉子，而且我对我的姥爷身上具有异族血脉这一事实深信不疑。对此，我有一个更加深层次的理由，那就是我的姥爷娶了我的第三个姥姥。

我的第三个姥姥到底姓什么，我至今也不知晓，只晓得她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的世家。在她１３岁的时候嫁到了东庄，给冯氏家族的重要成员冯潮莲做了头房。冯潮莲很快的对这个并无多少姿色，也显不出多少风骚的女人厌倦了，便有了二房、三房。依照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的家族观，头房在一妻多妾的家庭中享有的权力应该是最高的。她不仅掌握有整个家庭的经济权力、内务权力，而且还拥有一定的政治权力。有时候，男人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想要寻花问柳、求欢作乐，想要多讨几房妾，还必须看头房大老婆的脸色行事。可是我的第三个姥姥她性情温柔，天性善良，在失宠后很快地就沦为冯家下人的地位。每天除了要做饭、洗衣、织布外，还要伺候冯潮莲和他的小妾们。土改时，冯潮莲被疯狂的人们砸死在了场院里，本来作为冯潮莲的大老婆，在那样一群丧失理智的人们面前，也是劫数难逃，也就是在这时候，我的姥爷挺身而出，以他的声望，他的威严，他那宽厚的肩膀保护了我的姥姥。

说起土改，我就想起另外的一个老人。那是在1988年的春节刚刚过后，我便骑着一辆自行车，开始了我穿越太行山的艰难跋涉。在一个叫柳树村子里，我采访了一位抗战时期与李顺达齐名的老模范李马海。据传李马海不仅有当时的边区政府授予的各种荣誉，还和当时的八路军头面人物像朱德，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这些大人物都有不浅的交往，比如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就亲自送给了他一头牛......可是我所见到的李马海已经是被这个世界遗弃了的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他那极为凶悍的妻子肯定是误会了我的身份，我的到来她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兴奋，为我做出了一小锅庄户人家在平日里绝对看不见的饭菜（有豆腐、豆芽之类的烩菜加上几个馍馍）。那女人要我一人先吃，可我坚持要和李马海一起吃，女人见我很固执，只好将锅里残余的菜给李马海盛了半碗。就在我刚刚动筷子的功夫，李马海已经把半碗菜狼吞虎咽了下去，接着又用一种讨好的目光望着那女人，女人恶声恶气地说：“没有了。除了吃，你还会做甚？”我看着李马海堆满眼屎的小眼睛，花白的胡子上星星点点的豆芽子和口水，忍不住把我碗里的菜给他拨拉了一半。他极其卑下地看看我，很快地端起碗，迅速地吞咽着。我再也吃不下去了。索性放下筷子，等他吃完，再给他……后来村子里的干部对我说：那个女人是李马海的第三个女人，比他要小十多岁。原先就对他不怎么样，后来，李马海中了一次风，生活难以自理后，那女人干脆就把他赶到了旁边的窑洞里。尽管村干部再三劝说我不要到那窑洞里去，因为他们也从来没有进去过。我还是鼓足了勇气，走进了李马海的窑洞…… 窑洞里弥漫着令人窒息的臭气，土炕上堆放着一团又黑又脏的破棉絮，除此而外，便一无所有。

说老实话，起初，我对这个也许曾经风光无限的老汉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怜悯。我甚至于婉转地向村干部提出：是不是对这样的人应该照管一下。

“怎么管，他有老婆。国家每月还给他有补助。”末了，村干部说了这样一句话：“村上人都说：这是报应”。

我实在是没有勇气和胆识去揭开那已经被岁月弥合了的历史创伤，因为在和平的日子里生活的人们总是健忘的。可就在哪个夜晚，那个连公路也没有通达的小山村里，我第一次听到了发生在土改中至今让我想起来依然毛骨悚然的暴虐和酷行。比如强迫儿子当众奸污母亲;比如人杀死后，开膛把心肝拿出来，放在瓦片上晒干，再让鸟儿吃掉;比如要妻子用剪刀剪掉丈夫的生殖器……

哦，也许任何革命都同时伴随这样生命的悲剧，当人们丧失了理性后肯定比野兽更加凶残，尽管我实在无法把那样一个卑微龌龊的形象和那些令人发指的暴行联系在一起，但我原先的怜悯已经是荡然无存了。

于是，我对我的姥爷更是充满了仰慕之情。啊！我想象着在辽阔无边的大草原上，一匹奔驰的马背上有两个幸福的人儿……往后的政治风雨里，那些热心把握别人命运的人，自己的命运恰恰无法把握;喜欢玩弄别人于掌股之间的人，自己恰恰又被他人玩弄。几多的坎坷、几多的风雨、几多的沉浮……有的未老先衰，有的死于非命……相比之下，我的姥爷却在那个长着一棵粗壮、挺拔的甜杏树院子里，厮守着一个勤劳、善良的女人，日出暮归、平平稳稳，直到公元一千九百八十年才坦然、安详地闭上眼睛。终年八十四岁。超过中国人平均年龄十多岁。姥爷的葬仪我没有赶回去，那时我正在天津读书，快要考试了，害怕影响我，母亲就连信也没有写。直到1982年的秋天，我毕业分配到了重庆的一家兵工厂当军代表，顺道回到了太行山里的姥姥家，这才见到了我姥爷的坟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