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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小苹是我小学时的同班同学。入学不久，我们就约好了，由她来叫我去上学。前一日下午，我很兴奋地向家里大人宣布了这一消息。到了第二天早晨，只听前边大门外有人叫我的名字：“王安忆！”我、妈妈、阿姨，三人一同奔过去开门。妈妈一眼看见董小苹，就惊讶地叫道：“多么好看的小朋友啊！”说罢就去拉她，她逃跑了几步，最终还是被妈妈捉住，拉进房间。记得那一日，她穿了一件白绒绒的大衣，戴一顶白绒绒的尖顶帽子，脸蛋是粉红色的，一双极大极黑的眼睛，睫毛又长又密，且向上翻卷着。妈妈始终拉着她的手，问长问短。她的美丽使妈妈非常兴奋;而站在一边的我，则满心委屈，妒忌得要命，眼泪都快下来了。当我们终于一同走出门，她很亲热地用胳膊搂住了我的脖子。这时候，我心中的怒气不由得全消了，取而代之的是满心的感动。

她是一个特别幸运的女孩。那时候，我们都这样认为。她不仅形象美丽，而且极其聪慧，功课门门优秀，歌也唱得好，口齿伶俐，能言善辩，穿着打扮十分洋气。外班的老师或同学提起她常常会说“那个洋娃娃一样的小朋友”。当时，我们年级共有四个班，凡是受过幼儿园教育的孩子，都编在一班、二班，还有三班。像我们四班，都是没有读过幼儿园，直接从家里来学校的。因此，在这个班上就出现了一种较为复杂的情况：绝大部分的同学出身都相当贫寒，甚至有一些家长没有稳定的职业。而另有一小部分孩子，出身于资产阶级或者高级职员、知识分子家庭，在学校教育之外，还另外请家庭教师学习英语、钢琴、美术等。

董小苹所住的一条弄堂，是一条相当贫民化的弄堂。这弄堂曲曲折折、坎坎坷坷，房屋不整。放学后，有时候她邀我去她家做功课，我们走进那个烟熏火燎的弄口，踩着破碎肮脏的路面，来到她家门前。开门是一条过道，过道旁有一扇门，通向堂皇的客厅，一周皮沙发椅，围了一张西餐长桌，吊灯低垂在桌面上方。时至今日，在我的印象里，那客厅总是暗暗的，好像一直拉着窗帘，隔开了里外两重天地。我们顺着过道一直走向后面的厨房和洗澡间，再上了楼梯，走进她自己的小房间。墙上挂了她与母亲大幅着色的合影，母亲背对着照片，她正面抱着母亲的脖子欢笑。我们做完功课，就到楼顶晒台去玩，望着楼下破陋的弄堂，就像是另一个遥远的世界。那时候，我们无忧无虑，从来没有想到这样的差别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厄运。我们常常互相生气，由于都是同样的任性与娇惯，谁都不肯宽容对方。而在我们互相冷淡的日子里，彼此又是那么寂寞和孤独。放学回家的时候，我们各自坐在课桌前，磨磨蹭蹭地整理书包，期待着对方与自己说话。和好的日子则是那样欢欣鼓舞、阳光明媚，就像是为了补偿虚度的时光，我们会以加倍热烈的语言表达互相的信任和友爱。这时候，她告诉我，她的父亲是一个资本家。

关于她家是资产阶级的事情，早已在学校里传开。由于小学是就近读书，同学都住得很近，谁家是做什么的，都瞒不过别人的耳朵。同学之间又喜欢传舌，往往会夸大其词。就这样，人们将她家描绘成一门豪富。过了许多年后，我才从她那里了解到：在她父亲还是一个青年的时候，以工业救国的理想和祖上传下的一份遗产，联合兄弟合资开了一个铜厂。其间几起几落，几临破产与倒闭，几度危难，他们最终支撑下来了。在她出生的时候，工厂已经公私合营，父母怀了犯罪的心情，战战兢兢地吃着一份定息，时时告诫自己和儿女，不得走剥削的道路，要做好公民。

有一次，她很认真地对我说，现在有一条内部的政策：一个出身不好的青年，如果表现特别优异，就可以改变成分。现在想想，这条政策大约是她自己从“出身不能选择，前途可以选择”的思想里生发与推理出来的。她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上面有三个哥哥、一个姐姐。父母以自己的身体承接了命运的暗影，将她温暖地庇护起来。除我之外，董小苹几乎没什么好朋友，班上的同学总是和她很疏远。尽管她成绩优异，也热心参加公益活动，可她在少先队中只是一名小队长。同学们背地里说起她，总流露出不那么满意的神情。她的美丽、聪敏、妩媚、可爱，以及优越的条件，使许多人在心里感到不安与不平。

在小学最后的一年里，我与董小苹为了一件极小的、至今谁也说不清楚的事情闹翻了。我们不再说话，形同路人。为了气她似的，我故意去和一些平素并不投合的同学要好，进进出出的。有一天早晨，有人在董小苹的课椅上写了“狗崽子”的字样，待她进教室看见了，就说了大意是在“写的人是写他自己”这样的话，就有一个同学跳将起来同她吵。这个同学出身于一个极其贫困的工人家庭，身上从未穿过一件完整的衣服，性格却很倔强。吵到后来，在场的同学渐渐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沉默，另一部分帮那同学吵，而董小苹自始至终是一个人，却毫不让步，声嘶力竭地强调：“出身不能选择，前途可以选择。”最后，大家一并将老师找来，要老师证明，究竟是谁的道理对。老师涨红了脸，支吾着不敢明断。这时，我看见很大很大的泪珠从董小苹的脸颊上滚了下来。我悄悄地退场，心里感到非常难过。

许多日子过去之后，我才知道这一年里，董小苹经历了什么。到第二年开春，我们被根据地段划分进了附近的中学。在学校里，我远远地看见了董小苹。她穿了一件旧罩衫，低头默默地向教室走去。之后，我们常常在校园里远远见面，可是谁也不与谁说话。她是那样沉默，几乎没有人注意到她，也听不见别人谈起她，就好像没有她這个人似的。

后来，我去安徽插队，而我中学里的好朋友在我走后半年，去了江西一个林场。她从江西来信说：“你知道我现在和谁在一起？和你小学同学董小苹在一起。”她在信中还告诉我，董小苹想与我和好的愿望。在经过了那样的时日之后，二人间的一桩小事显得多么无足轻重。我回信时便附笔向董小苹问候，不久，就收到她附来的短信。而正式的见面，是在两年之后的夏天。我们一同在上海度暑，有一天，我去了她家。她从楼上下来迎接我，将我带上二楼。除了二楼，其余的房间全被弄堂里的邻居抢占了。这时候的我们，彼此都很生分，并且小心翼翼的，似乎不知道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她穿了旧衣旧裙，扎了两个短辫，形容依然十分姣美，眼睛又黑又大，睫毛又密又长，可是脸上的表情却失去了小时候的活泼与生动，老老实实的。只有当她母亲说起我们小时候的淘气，她才浮起笑靥，往昔的董小苹回到眼前，可是转瞬即逝，又沉寂下来。

过后，我们就开始了间歇很长并且平淡的来往。通过我中学的好朋友，我也不时能得到她的消息。我知道她在那里依然被孤立，周围有许多对她极具伤害的猜忌与流言。然后，我又知道她在很短暂的时间内，以过硬的病由和极大的决心办了病退，回到上海，在街道生产组做工。这时候，我们家搬离了原来的地方，而她也搬出了原先的弄堂，被抢占的房子再无归还的希望，十年里惨痛的记忆也无法抹平。1980年的冬天，她来到我家。这时候，她已考上华东师大历史系。她骑了一辆自行车，是在星期天晚上返校的路上到我家的。她剪了短发，穿了一件朴素的外衣，态度有些沉默，说话总是低着头。我们互相谈了这几年里的情况。我已于1978年春回到上海，在儿童时代社工作。从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回来不久，我发表了一些小说，行将走红。她自1975年年底病退回来直到1979年进校读书，此间一直在一个做绣花线的生产组工作。上大学是她从小的心愿，在林场时，曾经有过一个大学招生的名额，却被给了一个连一张通知都写不流利的男生，只因为他有一个好出身。她听了这消息几乎昏厥，虽然她不相信会有什么好运落在自己身上，可心中却无可抑制地暗暗揣着希望。

后来到了上海，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她便开始准备。而如我们这样六九届的初中生，仅有五年级的文化程度，一切都需从头学起。1977年的考试是竞争空前激烈的一年——自1966年起的历届毕业生全在这一时刻拥进考场。她呕心沥血，最终却落榜。她后悔道，如果考的是文科，分数线就过了，但她考了理科。然后，到了1979年。这两年中发生了很多变化，工商业者的工资、存款、定息、抄家物资纷纷被归还，生活渐渐宽裕起来。国家政策开放，出国渐渐成风，许多漂亮的或不漂亮的女孩子嫁了阔佬或外国人而脱离苦境，但她还在绣花线作坊里勤勤恳恳地做一名仓库保管员，用业余时间进行补习，再一次进了考场，终于榜上有名。在秋高气爽的季节，新生入校的场面，一定非常激动人心。这一个娇嫩柔弱的女生不仅坚持了她的自尊与自爱，还保存了一个理想，并将之实现。

她读的是历史，心下却喜欢中文。大学毕业后，她被分配到母校向明中学任教。一年后她结婚怀孕，正遇学校实行聘任制的改革，于是以怀孕与产假期间无法正常上课的理由“不被聘任”。她连日奔忙，终于为自己找到另一份“被聘任”的工作时，教育部门又下达了师资不外流的文件。经过又一番奔波，她终于调入上海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办了一份名叫《上海青少年研究》的内部刊物。

这时候，我已开始全日制做一名“作家”的生涯。我埋头在一些虚拟的故事之中，将我经过、看见、听到的一些实事，写成小说。我到邮局寄信，到银行取款，出国在机场验关，有时候只是在菜市场买菜，都会有人认出我。他们叫我“青年作家”，使我的虚荣心得到极大满足。可是，我又知道，自己不仅是人们所认识的那些，在那之外，自己还有些什么呢？有时候，在最热闹的场合，我会突然感到孤独，觉得周围的人都与我有隔阂。那些高深的谈吐令我感到无聊与烦闷，我觉得在我心里，其实包含着简单而朴素的道理。就这样，我和董小苹的往来逐渐频繁起来。我很喜欢在她那个简陋而凌乱的家里坐上一时，说一些平常却实际的话。她和她的丈夫、儿子住一套13平方米的往昔看门人的寓所，她的丈夫与她是生产组的同事，又一起考入同一所大学，现在在教育局工作。二人都在“清水衙门”，收入绝对有限，她又不惯向人开口，即便是自己的父母。为了改变现状，她曾努力为丈夫留学日本做过争取，可是人事多蹇，事情遥遥无期，却已负了一身债。她节衣缩食，幻想着无债一身轻的幸福时光，并执意培养孩子对拮据家境的承受能力。她在1987年脱离编辑工作，专搞青年学生的比较研究课题。

在大雨滂沱的天气，我们不合时宜地在她家做客。积水顷刻间在她家门前淹起湖洼，隔壁公共食堂进水了，老鼠们游过来，栖身在她家台阶上避雨。她安然地去幼儿园接回儿子，再去买菜买面粉，自行车像军舰一般在大水中航行。然后她从容不迫地剁肉做馅，大家一起动手包饺子。饺子熟了，我们各人端了碗找个角落坐下就吃，那情景好像插队的日子。在这间小屋里，我感受到一种朴实无华的人生。她读书、做学问、写论文，从一个作了针线匣的纸盒中取出针线，给儿子缝一条断了的鞋带，从自己微薄的稿费中留出5块钱，为自己买一条换洗的裙子。她的每一个行为都给我以真实和快乐的感染。

1988年春天，她因与日本青少年研究所合作的课题，受邀去了日本。去之前，她将500元置装费大都用来添了结婚五年来没有添置的日常衣物。当我向她提議应当做一件睡衣时，她露出茫然的神色道，她连想都没有想过，还有睡衣这一件事情。我不由得想起她幼年时那小公主般的卧室，心想：时代将她改变得多么彻底。如今，只有她那白皙的肤色与细腻的肤质，以及某些生活习惯，比如从不去公共澡堂洗澡等，才显露出她埋藏很深的气质。而她现在再怎么高兴，也无法像她童年时那样欢欢喜喜地大笑。她穿一件稍漂亮的衣服引来人们羡忌的目光，也会使她惴惴不安。

后来，她去了日本。令她十分失望与不快的是，日方合作单位，出于一种成见，竟将请她去日本当作对合作人员的一种优惠，并没有做好工作的准备。日方没有想到，这个中国人来到繁华的东京，只是为了和他们做认真的工作会谈。他们措手不及，最终只能真诚地道歉。她去日本的时候，正赶上大量学语言的上海人拥上东京街头打工的热潮，某些中国人卑下的行径，使得战败后成功崛起跃居世界前列的日本人滋生了傲慢。她所居住的单身宿舍寮长——一个23岁的男孩，通过翻译问她会不会日语，她说不会，他便说道：“你既来访日本，应当学说几句日语，每天早晨，也好向我问个早什么的。”她当即回答道：“你们日本要与中国长期做邻居，你也应当学会汉语。”当她向我叙述这些的时候，我想起小时候的她：锋利而不饶人的言辞、敏捷的反应、极度的自尊，以及认真的求学态度。我感动地想：在极尽折磨的日子里，她竟还保持了这些品质，这使本来就艰难的生活更加艰难。

从日本回来后，我觉得她有了一些变化——恢复了自信心。她常说，是社科院青少所给予她认识自己价值的机会，消除了她的自卑感，使她觉得一切尚有希望。这希望是经历了许多破灭的日子重新生长起来的。

当我从虚荣里脱身，来到她的生活里，我们互相道出那时候可笑可叹的故事，我觉得真实的自己渐渐回来了——身心一致，轻松而自然。她的生活使我意识到，在我的生活里，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有意义的，哪些是虚假的，哪些是无聊的。

（心香一瓣摘自微信公众号“作家文摘”，本刊节选，宋德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