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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纳河畔的一把椅子》是一本由[法]阿明·马洛夫著作，文汇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9.00，页数：28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塞纳河畔的一把椅子》精选点评：

●18位法兰西学院第29把椅子的座上客陪你穿越400年历史长廊。

●十八位法兰西学院终身讲席的述赞型小传，最直观的感受是我们只认识刚去世不久的最后一位列维-斯特劳斯，那么思想史反应的时代特征，过了多少年后可能就无从知晓了，列维会不会也就湮没在历史长河中呢？

●三星半。从侧面可以窥探到法国四百年的发展与变化，战争与动乱，每个人物都与时代不可分割。能坐上这把椅子的，在当时都是很有声望的人，然而几百年过去了，被人遗忘的是大多数，哪怕是现在声誉全球的列维-斯特劳斯，等再过几十年，也会渐渐被人遗忘吧。人好渺小。人间不值得。

●长途大巴上的读物

●法兰西学院是代表法国学术发展的最高机构，由路易十三时代的权臣主教黎胥留创立，设立四十个终身院士讲席，只有院士去世才会增补。作者马洛夫为在他之前十八位院士撰写了这本风格独特的思想史著作，反应了一个时代议题的历史规律。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是公认的时代精英，但是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又是非常的陌生，他们有的人之所以能干掉同时代哪些可以跨时代的伟人，似乎也采用了些不正当的勾当。书中的十八位精英，只有最后一位刚刚去世不足十年的列维-斯特劳斯为世人所公知，但这只是这个时代的荣光，当他进入历史长河之后，其境遇会不会跌落如前十七位一样，还未可知，但值得深思。

●轻松的文字走过法兰西的漫漫四百年。由于对于法国历史和文化的了解有所欠缺，所以有很多都是似是而非地“读完”，而不是真正“读过”。看的时候想起了之前读过的《九个人》，在中国背景下的类似读物对我来讲更能够产生共情，希望以后多看一些法国的东西，然后再看一遍吧。

●任何文化都不应该消失 ------ 任何族群、任何文献、任何语言、任何艺术，不论在亚马逊流域，还是在塞纳河沿岸。赞同kiyo的评价：轻盈但不轻薄的关于法兰西学院29号交椅的八卦。经常需要讲演或作鼓吹工作的人，可以细读206-207页

●“不朽者”马鹿夫的“前任”之书，薄薄一小本管窥了三个多世纪的法国（文化）史而又不显枯燥不失偏剖，实属难得。作者笔法轻盈，读者读得愉快，以及，有志学习如何diss他人的旁友也可以翻翻这本，绝对不会失望～

●3.5设想一个外国人读明代“前后七子”的传记，会是什么感觉？这本书就给我这种感觉。作者是2009年新入选的法兰西学院院士，坐第29席，就把自建立学院以来这个坐席所有的人都立了一个小传，既是对这些多数已经湮没无闻的人进行发掘，也是对四百年历史的侧写。这些人物，早期的只有基诺我稍微熟一些，因为以前曾集中听过一阵子古乐；后面的只有列维施特劳斯读过他的著作，其他的要么完全不知道，要么只是略有一些名字的印象，所以，读一下倒是收获不少新知。

●2019/12/14 2019/12/17 他们前后相继坐上了这第二十九把椅子。他们坐在那里时经历了辉煌或恐怖、虔诚或启蒙、史诗、迷失、溃败。然后他们又走了，有的留下痕迹，有的没有，而这时巴黎、法国、欧洲和全人类都在发生巨变。 他们既是历史的见证者，亦是历史的创造者。 其中，我最赞同第十一任院士——生理学家皮埃尔·弗卢朗对于科学的态度以及认识，给我这个即将踏入科研之门的小白一点点指引吧。

《塞纳河畔的一把椅子》读后感(一)：铁打的椅子，流水的名利

餐厅墙上挂着明星留影、单位的前辈是畅销书作家、大学的名校友载誉归来。或许我们跟这些人毫无私交，却因共同的经历和体验，平添了几分亲切感。法国作家阿明·马洛夫也有类似的感受，当他获选法兰西学院的院士，坐上第29号坐席时，不免好奇，之前坐在这把椅子上的都是什么样的人呢？由此创作了这本独特的小书——《塞纳河畔的一把椅子：法兰西四百年》。 法兰西学院，更准确的说法是法兰西学术院，是历史悠久的学术机构，设院士40人，他们被称为“不朽者”，其中不乏我们耳熟能详者：孟德斯鸠、伏尔泰、小仲马、雨果、拉普拉斯、巴斯德……可认真追溯起来，许多不朽者并未实现“不朽”，他们如同风光一时的“状元”们，过后被遗忘，甚至招致恶名。这其中既有主观选择的因素，也有历史环境的原因，谁能坐上院士席位得由人推举、顺应时代。 在介绍第29号坐席首任前辈时，马洛夫谈到了学院的由来：最初，它只是几位文学同好组建的私人小团体，并不代表当时法兰西的最高艺术水准。成员间的六度人脉联结到了时任红衣主教黎塞留，后者提议，将之变为一个官方组织。自然，有人觉得官方的介入会减少自由和乐趣，但审时度势，接受现实才是理性的选择。此后，或基于人性、或基于人情，所谓的“理性选择”决定了学院的继任者们，这才让后人不太服气：第二任不朽者尼古拉·波旁专业不精且不说，还看人下菜口碑差；作家高乃依被既无大作为、当选后又不履职的律师PK掉了，盖因红衣主教嫉妒高乃依的诗才；出于类似的原因，伏尔泰对自己的落选心有不甘心，先于他赢得坐席的是下一任红衣主教；第十五任不朽者加布里埃尔·阿诺托因其外交生涯的失败，在法国遭千夫所指，而他的当选其实也有滥用职权之嫌…… 在不朽者的更替中，历史的导向在悄然推进。倘说宗教势力屡屡干涉院士的选举，1728年孟德斯鸠进入法兰西学院，则“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神职人员逐渐失势，让位于哲学家”；1840年，大名鼎鼎的维克多·雨果败给了生理学家皮埃尔·弗卢朗，看似偶然的选择，折射出科学于大众日益重要的影响——科学的发展推陈出新，前人的成就易被遗忘，但他们作为基石的贡献是不应被低估的；另一位生理学家克洛德·贝尔纳的故事也很有趣，有志于文学却被泼冷水后，贝尔纳转而在新领域大放异彩，出人意料的是，他的《实验医学研究导论》被左拉奉为圭臬，成就了后者的“实验小说”，不得不赞叹科学与人文的奇妙相通。 回顾历史，我们会记住那些伟大的名字，但历史的面貌又不全然是伟大的名字拼凑起来的，它是整体的呈现。何况，以怎样的标准来评说成功，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答案。汲汲于富贵，争得短长；熙来攘往，又焉知今日之名利功过何时烟消云散……

——己亥年读阿明·马洛夫《塞纳河畔的一把椅子》

《塞纳河畔的一把椅子》读后感(二)：法兰西学院的“流水席”

（文章刊于《北京日报》2019年10月22日）

文/俞耕耘

塞纳河畔的法兰西学院，长久以来与法国知识文化界贴合紧密，可谓法国知识分子的圣殿。从它的体制规置，就能看出某种仪式隐喻，程序价值。学院里40位院士一经入选，均为终身制，各有自己的席位。只有在某位院士去世后，席位才会被后来的继任者填补。这个候补的流程就像，铁打的交椅，流水的院士。更重要的是，每把椅子都能向历史和未来延伸，隐秘蔓延出一条关于传统、谱系和影响的“河网”。在椅子这种实物上，每位继任者，都能感到先贤的余温，前辈思想的遗韵，或许是种历史慰藉。

阿明·马洛夫的《塞纳河畔的一把椅子》，让我想起海明威的非虚构杰作《流动的盛宴》。不同的是，海明威是回忆巴黎过往，那是亲历者在翻记忆里的老照片。马洛夫是在历史的河滩里，捡拾文献里的遗珠，那些人物和事迹大多鲜为人知，但他们的影响并非无足轻重。作者给这本书的副标题显然尤为宏大――“法兰西四百年”。可见，他是从法兰西学院里人事的小切口，来探寻法国社会生活史的大格局。这本书的缘起就有很大的偶然，2011年作者当选法兰西学院院士，坐上了29号座椅。他的前任就是大名鼎鼎的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

根据学院礼仪“套路”，马洛夫要对前任做些总结式颂词。他就是在回顾阅读斯特劳斯学术成就的过程中，不断回望历史。“然后，由此及彼，对于在他之前与在他之后、最近四百年间所有坐过同一把椅子的人都发生了兴趣。”他渴望揣摩精神上的传承关系，只有更好了解这把椅子上坐过的所有人。这决定了此书的“列传体”写法，每一任的生平功绩和轶闻趣事，都用评传的处理法。这个精通多国语言的大作家，龚古尔文学奖获得者，冒着写成“流水帐”的风险，硬把18个前任院士写得活色生香。

法兰西学院的诞生本就是一个意外事件。如今，很少有人会在意学院的奠基人其实是一些文艺青年在巴黎搞的文学聚会。他们的“初心”是“交往不声不响，不虚张声势，除友谊之外没有其他法则约束，他们共同享受精神社会和理智生活中最温馨与最令人陶醉的部分。”他们相互约定，对外谁都不提起这个小圈子，保持了三四年，最后还是被好事者法雷无意听到。他是交际界的红人，消息就像热传递一样，最终传到红衣主教耳朵里。恰巧主教黎塞留是个喜欢文艺的角色，他用潜在的威严示意让这个团体在官方名义下聚会。这样一来，一个民间松散沙龙就被收编了，表面看是保护与支持，从另一方面看，统治阶层也开始对聚会介入。

伏尔泰后来在成为院士的讲话中说，这些学院奠基者靠友谊，志同道合，热爱艺术联系在一起，不沽名钓誉，虽然他们没有后来继承者的才华。事实说明，法兰西学院在很长时间内，并没有收纳最杰出的文化界名流。大多入选人士成就平平：巴尔丹留下的作品大多是讲伦理价值的道德“励志书”。波旁只是用拉丁语写诗还不错的神职人员，用法语写作又捉襟见肘。他对学生评价表里不一，对红衣主教作品的耿直批评，成了反讽的矛盾。更有平庸之辈，靠保护人上位入选，也让学院蒙尘懊悔。律师维勒拉德挤掉了大作家高乃依的席位。原因是他口若悬河，会讨塞吉耶的欢心宠幸。这就是并无真才实学的伶俐人，讨人喜欢的人精，在保护人的扶持下，入选院士。“高乃依错就错在诗才超过红衣主教”，才高人愈妒，在当时的文化生态里照样普遍。

嫉妒是人性里的常见病，但在文化圈里成了“流行病”。剧作家基诺也引起同行的不满。这个才气横溢的歌剧作家，与莫里哀合作，用放纵享乐的词句，把路易十四迷得神魂颠倒。很快，他就被红眼病的同行谴责攻击为“散布淫猥道德观念”。即使伏尔泰后来为他辩驳翻案也没用。有意思的是，入选院士里还有一些权臣重臣，他们完全是学院为了平衡势力所做出的妥协。卡利埃对主子路易十四生前好战，压抑了微词，在其死后才出版了《与君王谈判术》，阐述外交与反战的关联，不料成了20世纪反思世界大战的有力注脚。神权和王权，在学院里轮流出现了代理人。大革命的血雨腥风甚至要连锅端掉学院，即使这个旧时代下的产物酝酿过启蒙的思想。

作者对材料的处理凸显命运转折，时代兴衰，再配以春秋笔法的利落“论赞”，让人倍感悠游。在我看来，它称得上杰出的叙事散文，即使将其当成虚构故事，也毫不输于小说的精彩。这源于，作者总能挖掘平淡的偶然性和微妙的戏剧感。院士们入选有各种各样的稀奇古怪的缘由，这里有真才实学，也有平庸之辈；有出于面子的“照顾”，沾亲带故的推荐，也有出于王权和神权的妥协博弈。它挤掉了像高乃依、莫里哀、雨果这样的一线大师。可以说，在这四百年里，学术和文化绝非置于纯真象牙塔。这些院士们在利益、门派，权力里浮浮沉沉，才呈现出整个社会生活史的现实感。

《塞纳河畔的一把椅子》读后感(三)：一部横跨法国四百年的半虚构系谱

试着追寻过去有着难以否认的好处。这里说的不是历史学科中，可能会提到的“逻辑思辩”或是“鉴古知来”等，那种有实用功能的理性事物，而是某种更接近人类本能与情感的东西：满足好奇心。

对过去的好奇心，让我们看清自己站在哪个时间或空间向度上，进而与过去连结，知晓这个世界并非充满着虚无与巧合。无论意识形态、教育水平或阶级地位，人类总是有意无意地藉由挖掘过去填补自己的疑惑，数千年来始终如此。

《塞纳河畔的一把椅子：法兰西四百年》（Un Fauteuil sur la Seine，以下简称《塞纳河畔》）的作者阿明・马洛夫（Amin Maalauf），即为追寻过去的探索者之一。

法兰西学院（Académie française）是法国学术界的重要机构，自 17 世纪创设至今，多位法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都曾为其中一员。按照传统，当每位新进成员正式加入学术院时，都要为该席座位的前任已逝成员，发表一篇具有纪念性质的演说。

2011 年，阿明・马洛夫接替著名学者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坐上第二十九号座席。为了履行义务，他开始深入认识斯特劳斯的人生，并“好奇”地看看在斯特劳斯之前，更早一位院士的故事，然后再更往前下去。

马洛夫最后发现，法国史上最聪明、最有贡献，甚至是最有争议的人，都曾坐过第二十九号座席。不过让他最有感触的是，这个过程使他与过往院士有了情感上的连结，即便彼此间完全没有血缘关系，他说道：

这些人从此与我有着某种精神上的联系，我想好好认识他们；同时企盼当中有人带给我的悸动，勘与我对（历史学家）米肖怀有的感情相比。我并未感到失望，一路走来不断有新发现、惊喜连连，因此，我很快就决定，这部作品不仅献给一人，而是献予一整个传承。

《塞纳河畔》基本上是一部传记形式的作品。全书共分十八个篇章，代表着曾坐在第二十九号座席的十八位前院士；十八段人生故事，共同串起法兰西学院的历史，以及法国过去四百年来的发展。

法兰西学院在一开始，只是一群知识分子的私人秘密聚会，但当时的法国枢机主教，同时也是实质上的掌权者黎胥留（Armand Jean du Plessis de Richelieu）得知此事后，决定将其任命为官方正式机构。虽不甚情愿，不过成员们考虑到惹恼主教的可能下场后，还是向他献上奉承的响应，法兰西学院自此正式诞生。

法国枢机主教黎胥留，他的独断造就法兰西学院的诞生（来源：https://goo.gl/54HybE）

接下来的四个世纪，法兰西学院经历了法国史上的各重大时期。像是路易十四的浮夸政治气氛、路易十五的改革，而后动荡的法国大革命，或是 1870 年代高涨的国家主义，以及后来的两次世界大战和战后重建。第二十九号座席的历代成员不见得都是政府核心要员，但他们的人生故事在不同程度上，都是大时代的缩影与省思。

例如第十一世院士、历史学者约瑟夫・米肖（Joseph Michaud, 1767-1839），本书作者形容他是「两度被判死刑的人」。在大革命初期相当活耀、积极的米肖虽认同自由主义，却倾向于推动君主制，而非接受已然成为事实的共和制。在那个越来越激进的年代，光是如此便足以当作处刑理由。

后来，他在友人帮助下，很幸运地逃离政府追捕，亲眼见证拿破仑时代的到来。不想继续躲藏的米肖，决定投身本来就相当感兴趣的历史研究。他不断累积学术成果，最后以学者殊荣进入法兰西学院。直到今日，包括本书作者在内的许多研究者，仍受益于他的十字军史相关研究。

第二十九号座席的十一世院士约瑟夫・米肖（來源：https://goo.gl/hGM2PD）

另外，1879 年坐上第二十九号座席的十三世院士埃内斯特・勒南（Ernest Renan, 1823-1892），也反映了大时代的缩影，他必须正面响应民族主义者的期望。当时，法国正弥漫在十年前惨败给普鲁士（后来的德意志帝国）的悲愤情绪中。他的接任致词针对当时的低迷士气，向全法国人民呼吁应该想起尚存于法国文化中的光荣、欢乐与自信元素。

他的思想充满爱国精神，却对那个时代的种族主义保持一定距离，如同他也说过：“一个国家的建立，不是因为讲相同的语言，不是因为属于同一个种族，而是在过去共同成就一份事，并希冀在未来能共同延续下去。”

但他一生中最出名的，也引来最多争议的，还是他将耶稣视为人的作品《耶稣的一生》（La Vie Jesus, 1863）。勒南并不打算借此颠覆基督宗教，也无意反对耶稣；他所做的只是用现代理性、科学方式重新检讨当时的文本和历史背景，进而让信仰不会在物质文明越来越昌盛的环境下，陷入毫无生气的一摊死水。他的学术成就，见证了基督宗教在 19 世纪末时，与现代社会异常复杂的关系。

第二十九号座席的十三世院士埃内斯特・勒南（來源：https://goo.gl/SrDJyB）

阅读《塞纳河畔》会发现，分析式的论述固然一再出现，尤其是法兰西学院与整个法国在过去四百年的历史，但作者最想表达的核心内容，始终是他所认识的前十八位院士，以及已然串联起来的深层情感。不过这种相当个人性的情感却不会过度矫情，因为作者一步步地随时间推演，用着介于随笔与学术之间的口吻，慢慢叙述出他认识的前任院士，情感真挚又不失亲切。直到最后才借斯特劳斯的说法，完整显露自己的感受：

对每一位学院的成员来说，我们从此就嵌入一个连绵不断、从三个世纪半前便开始构筑的广袤系谱中，我们将与之祸福与共。这让每位坐于扶手椅上的人，都感到无比光荣。这是一部由没有血缘关系的兄弟们，跨越时空，所构成的一部半虚构的系谱。

追寻过去，不仅使作者彰显二十九号席座十八位前任成员的故事，也为他带来出乎原先预料的满足感。作者在本书最后一句话如此说道：“就在决心陈述这一切的瞬间，我才真正感觉到，这次终于轮到自己，安坐在这张扶手椅上了。”单独视之，这句话平淡到没有值得一提的地方，不过只要跟随作者的文字经历这段过去，就能品尝到相当浓厚的余韵，让人由衷感到羡慕。

法兰西学院院士服装，左二为本书作者（来源：https://goo.gl/7tS8gv）法兰西学院的外观（photo Credit:Nitot, CC BY-SA 2.5，来源：https://goo.gl/kjTCML）

作者：王建安

原文链接： https://sobooks.tw/un-fauteuil-sur-la-seine-review/

《塞纳河畔的一把椅子》读后感(四)：一把椅子与一个国家的惊情四百年

法语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

相信有不少人以为这是全球通行的说法，但其实这句话出自我们小学课本中的《最后一课》，只是在中国十分流行。

所以如果你在法国说，法语是最美的语言，对方可能只是觉得你对法语有某种特殊的情愫。但如果你说法语是所有语言中最纯净的语言，那你将得到绝大多数法国人的点头。

法国人一直以来都很排斥在法语中引入英语词汇，比如为了不用Wi-Fi这个外来词，政府试图用“accès sans fil à l’Internet”（直译就是“无线接入互联网”）替换，但结果因为实在太过冗繁，公共场合里的标志还是继续沿用Wi-Fi，但仍倔强地读作“wee-fee”。

就在几年前，法国人甚至因为教育部计划修改2000个法语词汇的拼写，起身要求捍卫法语纯正性，打响“法语保卫战”。

保持法语的纯净、抵触外来语入侵，这对于法国人而言相当于常识，而使这些观念深入人心，并且一直为法语保驾护航的，是一个机构——法兰西学院。

这个学院成立于17世纪，当时掌权的路易十三想要确立一套法语的官方规范，约束各地法语的变种，红衣主教黎塞留由此奉命创建了法兰西学院，让这个学院对每一个法语单词做出精确规定，并且尽可能“把这门语言沾染的污秽清洗干净”。至今，这个学院已经走过四个世纪，并且已逐步成为法国知识分子的最高荣誉殿堂。

三个法兰西学院？

1. Collège de France

说到法兰西学院，有些人可能会首先想到法国著名哲学家福柯的“法兰西学院”演讲系列，但这跟我们今天讲的法兰西学院可不是一回事。

福柯的“法兰西学院”（Collège de France）其实翻译成“法兰西公学院”更加恰当。这一机构是法国著名的研究教育机构，成立时间要早于我们前面说到的法兰西学院，有几十个专业领域各不相同的教席，这些教席的主人定期授课，课程免费向所有人开放。罗兰·巴特，《忧郁的热带》作者、人类学宗师列维－斯特劳斯等闻名世界的学者都曾在那里授课。

福柯在法兰西公学院里的教席是“思想体系史教授”，从1971年1月开始一直到逝世（除1977年休假一年之外），福柯每周坚持在公学院授课。福柯的“法兰西学院”演讲系列，也就是根据这段时间授课的讲稿和录音整理而成。

福柯的“法兰西学院”演讲文集之一

2. Institut de France

但如果你百度“法兰西学院”，又会出来一个不一样的结果：

这个法兰西学院（Institut de France）是法国的学术权威机构，更恰当的翻译是“法兰西学会”。法兰西学会下属有5个院，分别负责语言、艺术、文学、自然科学、政治，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负责语言的Académie française，也就是我们这篇要谈的法兰西学院。

3. Académie française

法兰西学院代表了法国学术界的最高权威，40位院士都是各领域的巅峰人物，只有某位院士辞世之后，才会有新院士继任。

这些院士被誉为“不朽者”，地位非常高，在大革命之前甚至享有皇室成员的待遇。雨果、伏尔泰、孟德斯鸠、小仲马、左拉等家喻户晓的文人都是法兰西学院圆顶大厅的座上客。

圆顶下的坐席

但事实上，大文豪雨果申请了4次才成功，小说大师左拉连续24次被拒之门外，可见法兰西学院的门槛有多高。只有那些通过自己的创造性劳动，展现了法语精美的诗人、小说家、哲学家等才有资格入选，但在全国也只有40个坐席，因此得以选入学院的，可以说都是每个领域的顶尖人物。

因此，当学者程抱一于2002年作为首位华裔入选法兰西学院时，华人十分兴奋和自豪，法国前总统希拉克都称赞他为“整个法兰西共和国的荣誉”。这位被法国媒体称为“中国和西方文化间永不疲倦的摆渡人”的学者，不仅做了大量文学翻译工作，也直接用法文创作，他写的长诗也曾被选入法国最重要的诗歌选集。因此，在法国有这么一个说法：你可以不知道当今总统姓甚名谁，但如果你说没听说过程抱一，那一定会让人笑掉大牙。

程抱一法兰西学院的前世今生

在最开始，法兰西学院只是一群文人的私密聚会，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当时的宰相黎塞留红衣主教得知这个圈子的存在，便立刻询问他们是否有意愿组建为官方的正式团体。

黎塞留的提议表示了国家对这群文人的认可与肯定，然而，这群文人却为难起来，不知道要怎么回绝这个大人物。

当时圈子内名气最大的作家提议，最好还是不要惹恼主教大人，毕竟他手握大权，能随时取缔这个聚会。最终，文人都屈从于主教大人的安排，开始在官方的名义下定期聚会。

在这之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635年，法兰西学院正式成立，并在成立之初便以规范法语、保护法兰西文化为使命，编撰词典确保人们正确使用法语，并亲手拿出文学作品和各领域的学术成就，向世人演绎法语和法国文化的精妙。此外，法兰西学院每年还会颁发60个奖项，资助和鼓励法国的文艺事业。

当听到法兰西学院的主要职责是规范法语、保持法语纯正性时，想必有不少人觉得这个学院肯定相当保守。但事实上，在历史上的大多数时候，这个学院都在领着法国向前走——如果当年红衣主教得以预知这一结果，估计就这个学院从一开始就不会存在。

就在宣扬自由、平等、博爱的大革命过去近百年后，法国仍然遵循政教不分的传统，教会的影响力渗透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更是无形地压迫着信仰自由，直接影响到“自由、平等、博爱”价值观的实现。

在这一大背景之下，法兰西学院接连向教权开枪，其中开出致命一枪的，是埃内斯特·勒南——这个名字现不为国人所熟知，但他在当时的影响力绝不亚于几年后宣扬“上帝死了”的尼采。

他曾是教会学校中不折不扣的模范生，却因为过于热忱，在大量的学习与研究中发现《圣经》难以自洽，最终选择站到教会的对立面，宣称他们信奉的耶稣其实是个“人”。

那个年代的法国，虽然已经经过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大革命的洗礼，但将耶稣称作“人”，仍然被视为离经叛道。当勒南开始在法兰西公学院授课，会分别在自己的左手边和右手边听到“勒南万岁”和“打倒勒南”的呼声。

尽管备受争议，勒南为耶稣这个“人”写就的传记《耶稣的一生》仍然取得巨大成功，首印一万册在几天内便全部销出，之后紧急加印，售出超过四十万册。

如果说勒南开的这一枪直接打在了教会的心脏上，那法兰西学院另一位院士，生理学家克洛德·贝尔纳则开枪击中了教会的大腿上，让这庞然大物顿时失去行走的能力。

贝尔纳宣称，人体若出现问题，就该从出问题的部位下手，找出原因，对症下药——这在我们今天看来简直理所当然，但在那个年代，人作为上帝的造物，与无生命的物品截然不同，而是具有某种神秘、不可捉摸的特质。因而人如果生病，第一反应不是去找医生，而是去神甫或巫师那里讨药方。

因此，当贝尔纳说要重新研究人体，搞清楚每个器官、每块肌肉、每条神经的机能和相互之间的关系时，就相当于重新发明一种医学，去除人体作为上帝造物的光环。以往，只有教会可以定义何为肉体，而今世俗力量正在摧毁这种不容挑战的权威，并逐渐占据上风。

除了敢于将耶稣称为“人”的宗教学家，挑战教会权威、重新发明医学的生理学家，还有被判死刑之后仍然坚持政治立场的历史学家约瑟夫·米肖，热爱弱文化、时刻督促法国人警惕民族情感背后的文化优越感……由这些人聚集而成的法兰西学院，也正引领着法兰西文明逐步实现“自由、平等、博爱”。

一把椅子背后的法兰西四百年

2011年，法国文学最高奖龚古尔文学奖得主阿明·马洛夫入选法兰西学院，成为第29号坐席的第19位主人，也是法兰西学院首位黎巴嫩裔的院士。

身为黎巴嫩裔，马洛夫被公认为阿拉伯及中东世界的专家，不仅是法国文学最高奖龚古尔奖得主，作品还被翻译成27种语言，享誉国际。

按照惯例，马洛夫应当在入院当天的演讲中，向这把椅子的前任院士人类学宗师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致敬。

就在重新阅读并梳理这位“前任”的著述和生平时，马洛夫发现，关于这位伟人要说的实在太多，而且在浏览历任名单时，更是发现了不少虽然鲜为人知、但仍不容忽视的能人异士。

这把椅子上坐过路易十五时代的首席大臣安德烈·弗勒里，使得法兰西学院第29号坐席成了当年权势仅次于国王宝座的座位；

还有十字军研究专家约瑟夫·米肖，大革命后政权的频繁更替，导致他阴差阳错被判两次死刑，法兰西学院的圆顶大厅就曾是昔日关押他的大牢；

还有敢于把耶稣称为“人”的宗教学家勒南，他为耶稣谱写的传记在法国引起轩然大波……

勒南

大文豪高乃依、莫里哀、雨果曾申请成为这把椅子的主人，但都与之无缘。

从封建王朝的繁盛与颓败、宗教改革与启蒙运动的萌生、大革命风暴的洗礼、在共和与帝制之间的摇摆，到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这把椅子默默见证了法兰西400年历史，也是人类社会彻底转型的400年。

《塞纳河畔的一把椅子》读后感(五)：法兰西与法兰西学院——四百年的共和之路

原文链接：https://sobooks.tw/un-fauteuil-sur-la-seine-1/

作者：吴宗远

《塞纳河畔的一把椅子》为法兰西学院（Académie française）的院士，现任第二十九座席主人的阿明·马洛夫（Amin Maalouf, 1949- ）先生执笔，书写创院以来，前头十八任前辈的身世与贡献。法兰西学院，乃是国家设立的法语权威机构，也是世界法语的权威。他们不仅负责定义每个法语的词汇，制定权威辞典，并根据时代要求，修正法语文法与表达方式。此外，每位院士更要出版示范性的作品，除展现个人才学之外，更必须以自己的生花妙笔，演绎法语的精妙。

自一六三五年创院以来，学院已屹立超过四百年。这四百余年，也是法国变动最为跌宕起伏，乃至翻天覆地的四百年。即便动荡不安，法兰西学院却仍不计代价地，维持着他们最引以为傲的传承：法语。法语不再只是语言，而是交织堆叠着文化、立国精神与历史，累积着无数先贤智慧的综合体，彷佛一艘载满国家生机的巨舰，缓缓航向未来。这艘巨舰的舵手，正是法兰西学院。因此笔者兴起了想从书中，摘取出学院如何与法兰西共和国一同诞生，历经战火，并一步步协助共和国落实其理想的篇章，集结成一篇导读，希冀能从“国家”这个观念，来梳理这十九位院士如何成就这得来不易的法兰西。

这本书的法语原书名，直译为“塞纳河畔的一把扶手椅”（Un fauteuil sur la Seine），指的就是这些院士们其下安坐的一把把古色古香的木头扶手椅。这样的扶手椅，共有四十把，由当世文学造诣最为高超，思想言论最有影响力，以及在文化上最有贡献的人士作它们的主人，他们被称作“不朽者”，以彰显他们为法语及国家的不朽贡献。

身为欧洲第一个共和国，共和之路走来并不容易，曾经歪斜，更曾偏执，尚有赖不朽者们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坚持，奋不顾身的批判，使得直至今日，法兰西共和国仍能在危机四伏的当代，坚持其身为共和国的初衷。

自罗浮宫诞生

二〇一七年，法国大选，正确来说，是法兰西第五共和（La Cinquième République de France）的总统大选，终于在罗浮宫（Palais du Louvre）化为巨大夜店，五光十色的庆祝晚会中，完美落幕了。

这座原本用于收藏王室艺术品与财宝的旧王宫，在一七八九年，时值法国大革命，被当时的政权改为公众博物馆。它见证王权的衰落，人民的奋起，接着无尽的斗争、战乱，如今迎接法兰西人民的新领袖。这位新领袖用喧嚣的音乐与灯光，摇撼着罗浮宫沉浸在夜色中的，一道道蜿蜒曲折的回廊。

然而，罗浮宫曾经收藏过的，可不只是有形的艺术品。路易十四（Louis XIV, gr. 1643-1715）时期，整个法国政治中心从巴黎移往凡尔赛宫（Château de Versailles）。罗浮宫成了法兰西科学院（Académie des sciences）、铭文与美文学院（Académie des inｓｃｒｉｐｔions et belles-lettres，主司历史与考古）等皇家学术机构的院址所在。除此之外，罗浮宫还曾经回荡着一群法国当时最受崇敬的文学家、语言学家、历史学家、神职人员的脚步声。他们擘划法语的发展，严格制定法语的词汇定义，并规正对于文学作品的法度。身为皇家研究机构，这个称作「法兰西学院」（Académie française）的组织，默默把守着法语高尚而精妙的尊严，如同王权，神圣不可侵犯。

塞纳河畔的法兰西学院

这个组织与当选的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或者说历经四百年的法兰西共和国，有何等关系呢？

逐步建立的自由、平等

法国大革命的成果，并不是一步到位的。法国近代史，可以说是一部共和派（Républicains）与保王党（Royalistes）、中产阶级与权贵阶级、世俗主义（Laïcisme）与教会的斗争史。在法国大革命初期，实质意义上的法国平民，仍然没有左右自己命运的权利。历经暴乱的斗争清算，与拿破仑一世（Napoléon Ier, Napoléon Bonaparte, 1769-1821）所带领的，暴起暴落的法兰西第一帝国（Premier Empire français, 1804-1815），共和主义从未真切落实过。所谓的共和国，就今日的定义来看，是一“共存共生，公众决议”的政治实体。原先立意良好的国家想像，应该与远在美洲的合众国相映成趣。然而旧大陆的法兰西，却老是落入少数人或单一政党的把持，现实与理想终究背道而驰。

波旁王朝（Maison de Bourbon）的君王，早已一去不复返，旧时代的贵族亦随之没落。却造就了另一批新的，对权力更加渴望的新统治阶级。清算、政治追杀不断，随意在人头上扣一顶保王党分子的帽子，更是构陷罪名最好的工具。时任学院第二十九号座席的历史学家约瑟夫·米肖（Joseph Michaud, 1767-1839，请见本书第十章，其中详细叙述了米修颠沛流离的故事），就曾因为保王党的污名，被迫流亡十余年。而作为旧王权时代的象征，法兰西学院，自然难逃改朝换代的噩运，被新政府废黜了。

直至一八〇〇年，学院（这时已与科学院等其余四所学院，合称法兰西学会）重建，并在一八〇五年，由拿破仑亲自下令，搬到现在位于塞纳河畔康堤码头的前“四国学院”，一座原本是礼拜堂，后成为学校，拥有金色穹顶的华丽建筑内。拿破仑为学院所做的不仅仅如此。身为制服爱好者的他，还亲自为学院院士设计制服，我们现在看到的深湖绿、饰以橄榄叶的长身华服，就是他的得意之作。

左二为作者阿明·马洛夫

遭罗浮宫逐出，在塞纳河畔重生。法兰西学院除了延续旧王朝时未竟的工作，持续编纂辞典外，也与时俱进，开始容纳各行各业、专业语言修为与人望俱佳的院士，无论是新兴的文学新贵──小说家，或者政治人物、军人、心理学家、医学专家，外交家等，皆能与原先的院士并肩而坐，平等发言。学院中四十个院士座席，更巧合地构成了共和国的雏型：容许来自各行各业、传统与当代、保守与前卫的不同声音，他们或许抱持着不同的立场，却同样为了法语，这个共通的文化努力。共和主义，得以在法兰西学院里，展现最为纯粹的风貌。在政治乌烟瘴气的时代，学院成为捍卫法兰西价值的坚实屏障。

（当然，学院对于科学界人士进入文学语言决策圈，亦曾有过反对声浪。他们认为凭什么让科学跨界插手，然而生理学家皮埃尔·弗卢朗（Pierre Flourens, 1794-1867）的接任致辞，却让大家明白，原来经由所阐述之的语言，叙述科学与思想进步会相应而生、相辅相成。）

在河畔见证时代的枯荣

在法兰西学院中，各个学科并肩而坐，宗教与科学平等发言、自由思考，但却为这群菁英分子所专属，一般公民无缘参与。院士们对于法国民众而言，是文化与语言领域的权威，是高居庙堂的偶像，却不是公众意见的领袖，甚至有时还可能是备受争议的人物。如本书第十三章《宗教学家埃内斯特·勒南：敢于把耶稣成为“人”的不朽者》中的勒南（Ernest Renan, 1823-1892），同时在国家议题与宗教领域上作出翻天覆地的陈词，受到疯狂的追捧，也曾发生差点断送他事业的剧烈抵制。这些争议直到他去世之後，仍然绵绵不绝。

相对于右岸的法兰西学院，座落于塞纳河左岸的法兰西公学院（Collège de France），则以开放的公众课程，迅速地让当代的知识分子，发挥其对公众的影响力。事实上，此二间学院并非竞争关系。一些法兰西学院的院士，也同时身兼公学院的教席，法兰西学院院士们也负有责任，必须定期出版着作，向社会大众发布他们对于法语的示范作品，以及个人的公众意见。

自由与平等的美德，此时虽然仍停留学术层面上，尚未普及至普罗大众间，却巧妙地因为院士们的权威地位，让这样的思想风气逐渐深植于大众心中。例如最声名卓着的伏尔泰（François-Marie Arouet, dit « Voltaire », 1694-1778，法兰西学院第三十三号座席），就是让“自由”成为普世价值的伟人。而二十九号座席第十二任主人，即生理学家克劳德·伯纳（Claude Bernard, 1813-1878），更让科学的实证精神深入民心。在本书第十二章《生理学家克洛德·贝尔纳：想要重新发明医学的不朽者》〉中，我们甚至可以读到知名小说家埃米尔·左拉（Emile Zola, 1840-1902），以及大哲学家亨利·柏格森（Herry Bergson, 1859-1941）给伯纳的高度赞誉。法语，不再只是单一的语言，而是集众先贤倾注心力而丰沛的文化活泉，如同源远流长的塞纳河，成为人类文明汩汩奔流的脉搏。

然而，拿破仑一世带给法国的，不仅仅是荣光，还有伴随战败而来的屈辱。五次反法同盟（单指针对拿破仑一世的五次），遏止了法国的扩张，带来王权的复辟。后虽历经风雨飘摇，法国迎来了第二共和，人民却怀念起拿破仑带来的强大，厌恶共和国代表的软弱作为。在拿破仑时期，人民曾牺牲了共和，给予领袖绝对的权力；第二共和也让拿破仑的侄子，拿破仑三世（Napoléon III, Louis-Napoléon Bonaparte, 1808-1873），乘着民意，成为欧洲第一位民选总统。然而他却革了自己的命，自立为帝。不公义的民族主义，让尚不成熟的自由、平等、博爱蒙尘；看似繁盛的文治武功，却又带领法国走向更加惨烈的挫败。

一八七〇年普法战争，法国兵败色当（Sedan），拿破仑三世遭俘逊位。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Wilheim 1er , gr. 1861-1888），在法兰西荣耀的象征凡尔赛宫里，加冕成为德意志帝国皇帝（Deutscher Kaiser）。遭人侵门踏户，法国全国陷入愁云惨雾中。民族自信大大挫败，带来对共和价值的怀疑，以及更为激进的民粹。

普法战争，德国人攻到了凯旋门下

法兰西学院的院士们，作为传统与革新边界的守门人，这时挺身而出，重新诠释法兰西文化的伟大，并告诉人们，割让出的亚尔萨斯－洛林（Alsace-Lorraine）地区，虽然居民讲着德语，却不因此该被认定为德意志国家的天然领土。反之，语言虽是学院用来奠定法兰西文化的基础，此时却退到了第二线，而是文化中已然形成的共和价值，才决定他们究竟是哪一国人。法语，不再只是一种特定的民族语言，而是变为共和精神的载体，以及伴随而来的价值观与归属感。

德国的崛起，让法国陷入了生存危机，必须找寻出路。同时也促成共和精神，与法国文化一齐向外大量传播。

法语于是成为“共和精神的象征”，而不是“民族的象征”。当然不讳言地，这样的文化传播，也是殖民事业的一环。然而帝国主义，却反过来成就立国精神的最后一块拼图：博爱，使其真正落实在共和精神中。

从帝国主义到博爱

法国在欧陆争霸中落败，使得甫成立的法兰西第三共和，被迫要经营殖民地与外交，来获得斗争的资本。此举让法国与千百年以来的老亲戚，也是老敌人的大英帝国，正式在境外冲突起来。帝国主义理应与共和主义水火不容，在此时却珠胎暗结。殖民的行径，反倒被某些共和主义者视为向外寻找出路，作为共和的续命符。以法语为代表的文化也随着军队商队的脚步，加速传播至法属的非洲、亚洲与美洲殖民地。

然而体质孱弱的法国，却因殖民政策收到了反效果，不但鲜少在海外殖民地中获利，也为未来国家内复杂的多民族冲突埋下了远因。自认优越的共和主义，反倒成了文化霸权，危害着殖民地的固有文化，抹煞当地的特殊性。在本书中第十五章〈《外交家加布里埃尔·阿诺托：在法国遭千夫所指的不朽者》〉，从阿诺托（Gabriel Hanotaux, 1853-1944）的描述中，我们可以从不同观点了解，以往我们未深究的法国殖民霸权的不得不然，以及其失败的原因。

文化霸权亦源自法国传统的教权。法国作为老牌的天主教国家，教会的势力早已盘根错节地埋藏在各个层面，甚至居于领导地位。如学院的创办人黎塞留主教（cardinal de Richelieu, 1585-1642），辅佐路易十四的马萨林主教（cardinal Mazarin, 1602-1661）。政教不分的传统，不仅显得过时，更有形、无形地压迫着信仰自由。博爱，虽然是天主教的信条之一，却总是被狭窄地解释、有条件地实践。法兰西学院，自然不可能在这样交杂文化、宗教与历史的事件中缺席。

向教权开第一枪的，是法兰西学院的历史学家埃内斯特·勒南。前述的生理学家克洛德·贝尔纳，也从医疗科学的角度，重新检视灵魂与肉体的关系。宗教不再是独断而不容质疑的，其影响力逐渐在政治上淡出。这是世俗主义的胜利，也带给宗教一次自我革新的机会，从唯我独尊，逐渐发展成兼容并蓄。法兰西民族，带着骄傲走进了二十世纪，历经两次大战洗礼，褪去锦衣华服，开始向异教徒、非白种人敞开大门。

名满天下的演说家，同时也是第二十九号座席第十六世主人的安德烈·西格弗里德（André Siegfried, 1875-1959）认为，法国自始至终，就不是一个民族国家。法国原先是高卢人与罗马人的后代所居之地，接下来法兰克人入侵，尔后又有维京人，早已不符合单一民族的定义。居民因地区认同，自然而然演变成今日的“法国人”，而非透过语言或者血统。然而西格弗里德院士没有预料到，一战前后开始移居法兰西的华人，以及从殖民地回流的穆斯林与非裔移民，也来到这块土地落脚。既然欧洲的各式民族，可以因为认同成为法国人，那么为何穆斯林、黄种人与黑种人不行呢？

“何谓法兰西？”，从来就不是一个血统与种族的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也从最早的文化语言认同，过渡到政治理念，甚或思想精神的认同，也因为世俗主义的兴起，使得象征法兰西的蓝、白、红的三色旗帜，真正保证了自由、平等，彰显跨族群的价值。

然而，这就是所谓的博爱了吗？对帝国主义做出深切而彻底的反省的，正是大名鼎鼎的人类学家，同时是第二十九号座席的前任主人，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 1908-2009）。本书的第十八章《人类学宗师克洛德·斯特劳斯：热爱弱文化的不朽者》，详细记载他如何犀利地批判，相对于美国，法兰西仍不能借着殖民主义的退潮，全然敞开胸怀，接受从殖民地回流的伊斯兰文明的全面冲击。来自旧时代的宗教隔阂，依然阴魂不散地，抗拒着这在宗教与文化，甚至政治上最大的“他者”。

列维－斯特劳斯

斯特劳斯精准预言了法国现今日渐加剧的民族冲突，以及层出不穷、不断变化繁衍的恐怖主义。法兰西学院，或许已经从皇家学术机构，演变为一个毫无政治色彩的纯文化组织，却仍在历史的浪潮中，同时扮演着学者、先知、批判者的角色。或许从现今四十个席位的院士组成可见一斑──华人（知名汉学家程抱一先生，现居第三十四号座席）、非裔、中东族裔、与欧洲其他移民的优秀院士，并肩同坐，俨然就是法国现状的缩影。这即是对“博爱”一词的最佳诠释：院士们既是弟兄，更是继承法兰西文明系谱中的一分子。这个系谱织就的巨大“家族”，不靠血脉繁衍，亦不靠民族情感，而是藉由一份纯粹的，对于共和精神的遵奉。（斯特劳斯曾在其接任致辞中，亲口谈及这张“半虚拟的系谱”，请见本书第十八章〈珍惜脆弱文化的人──人类学家克劳德·斯特劳斯〉。）

结语：马克龙的共和

马克龙所代表的中道路线，击败了强调单一文化调性，与民族强大的极右阵营，也代表多数法国人心中的共和精神。不是“法兰西独我的共和精神”，而是更加普世、温和的共荣共生之路。紧接着又在一个月后，马克龙新成立的“共和国前进党”（La République en marche），在国民议会选举中获得绝对多数，法国人民给予了新总统绝对的信任。

这场选举中，法兰西学院依然站在风口浪尖。院士们公开表达批判所有候选人，认为法语，这个法国人表达所思所想的首要工具，却在彼此攻讦的辩论会中沦丧，失去其文化内涵与逻辑，并讶异着为何候选人们都对此都麻木不仁。同样的，学院也批判巴黎申请二〇二四奥运举办权的标语“Made for Sharing”。认为法语身为奥运的创始官方语言，宗主国却宁弃之，而选用一句类似披萨店的英语广告词替代。

学院似乎回到了最为保守的语言本行，实则正在替法国主体性把关。面对全球化危机、难民涌入与恐怖主义，法国人需要的，或许不是更加排外孤立的政策，而是坚守法语所代表的，这个历经四百年的千锤百炼的共和精神。毕竟法兰西共和国的发展，从未顺风顺水，所有珍贵的精神与制度，都是在内忧外患中逐渐打磨成型。

迎向挑战，法兰西共和国与法兰西学院依然坚毅而乐观，并以自己的语言和文化为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