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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的全球史》是一本由[意] 乔吉奥·列略著作，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88.00元，页数：35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棉的全球史》精选点评：

●终于读完了！！要不是身上背着政治任务，这本书我大概翻个几页就扔到一边去了，是断然不会读着它从2018年跨越到2019年的。 这书真是烂到极点，无聊到极点了。全票几乎都在进行材料的堆积，我感觉像读了三十万字的文献综述……而结论部分，就这么轻松愉快地说"我已经完成了这样的论证……"我想说"what?" 好吧，吐完槽，还要继续和这本书奋战，2019年熬的第一个夜，将要献给这本无聊透顶的书……

●比甜与权力差多了，没啥意思

●【知识转化生产力】 自给知足，自取灭亡，自作自受 触发事件产生创变的行动 就像三级运载火箭点火升空 第一级加速燃料箱脱落 第二级加速燃料箱脱落 第三级加速调整进入太空轨道 不舍不得，大舍大得 时机就是一切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点火和脱落精确计算 驶向未知的生命星球

●从棉纺织入手，最终旨在探讨工业革命的起源和“大分流”。在前人讨论的基础上，注重前现代非西方国家在这一领域的知识、棉花这一原料本身对工业生产的影响，潜在地弱化了欧洲资本主义模式的决定性影响，视角不免有几分政治正确。这可能忽略了两种生产、贸易体系在“质”上的差别而暗示它们不过是“量”的差异。这方面的争论可能永远不会有唯一的答案，不过本书至少很好地丰富了对大分流的认识，以及一项技术和产业在进入不同社会结构之后引发的难以预料的变革——这事实上同样见于印刷术、火药等不同行业。译文有一些瑕疵。

●对大分流学说在经济史领域的一次阐释。

●一般般啦，不是很精彩，论文性质的。

●亚洲和欧洲的技术、美洲棉花种植园中的非洲奴隶制度，以及全球消费者的愿望。

●物质的全球史其实是社会制度的全球史，物质流动很快但是信仰变化很慢，一切痛苦和快乐都源于这两种速度差造成的涡流。困在历史之中看你视角在哪一边。

●该书指出在近代欧洲棉纺织世界中心形成之前，在印度已经有发达的棉纺织业，并且其产品已经远销至印度洋之外，因此，全球化自中世纪就已经开始。16世纪以后非洲和美洲开始卷入到全球贸易网络之中，成为欧洲的原料和劳动力的主要来源。通过组织生产和控制原材料供应，欧洲成为三角贸易最大的受益者，棉纺织品在这一过程中转变为全球产品，而不仅仅是以印度洋为中心的纺织品流通体系的简单扩张。棉也是第一个实现机械化的领域，18世纪末以来欧洲开始使用高效率的机器来生产大批量的价格低廉的纺织品，集中化生产逐渐取代了印度的专业化生产。发达的交易网络确保了欧洲棉产品销往世界各地，欧洲的生产和消费模式以及审美标准也成为世界上其他地区模仿的对象。因此掌握先进的棉纺织品生产技术、对消费市场的把握、掌控贸易的主动权，推动了新旧体系的转变

●从全球专业化网络、消费市场、政府与文化角度，对传统【技术创新引致工业革命】的另一种解释。在Warwick读master时听过Giorgio教授讲纺织品在全球消费市场中的流动，如今这本书集成了教授的相关研究，是非常典型的全球史和消费主义视角了

《棉的全球史》读后感(一)：从蔗糖到棉花：列略玩儿一把“抖音”

如果你愿意仔细盘点一下这些年陆续关于物质全球史研究的作品，可以看到至少有以下几种商品或符号能浓缩和展演一部微观的全球史。如果将这些物品排序，我们基本可以做这样的排列：鸦片、茶、蔗糖（不包含蜂蜜麦芽糖）、瓷器、棉花，如果再用加上消费主义的全球史研究，那还有可乐、西药等等一系列的研究作品。

其中，西敏司关于糖的研究《甜与权力》，从蔗糖的生产、消费、权力的三个研究视角，展演蔗糖如何从区域走向全球、从贵族走向平民、从奢侈品走向一般消费品的时间与空间过程，用“蔗糖”这个透镜把把权力完整的折现，蔗糖发展的每一步都与权力运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开创了关于物的文化研究的完美范式。西敏司凭借着丰富的经济史资料、跨区域和时间周期的田野工作和历史学分析，生动而又尖锐的把糖背后所承载的“苦涩”史完整的呈现。

那么，今天这位意籍英国华威大学全球史教授力作《棉的全球史》，想通过棉花这个特定的象征去展演怎样的一部全球史？列略在书中给出了简明清晰的回答，《棉的全球史》旨在探寻棉花作为一种资源如何卷入商品贸易化、并如何并被消费的过程。此外，列略的研究志趣还表现在，想通过棉花来尝试回答：资源、贸易、生产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这种研究志趣旨在拜托欧洲中心主义的局限，试图从一种更加宏大的整体的视角和叙事，并且试图建立一种新的结构化的解释路径，列略对沃勒斯坦和彭慕兰的兼容并蓄的路径取向中，无疑指向了这一点。

列略的研究具体铺陈，基于对于两种体系的区别研究。具体表述为：是否以资源、技术、知识扩散和利益分享为基础。通过对早期以东方印度为中心的离心体系的棉花（资源）贸易中心到今天的以西方为中心的向心体系的棉花制造中心，试图回答：这种离心到向心背后的转变过程，以及制造与贸易所构建的中心力量与国家富强之间的隐秘关系。

然而列略的研究显然撑不起自己的野心。对于棉的历史材料的任意取舍和基于西方中心主义的研究资料的分析，显然让《棉的全球史》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用经济史的研究视角试图去展现经济、文化和社会的整体性关系，无异于掩耳盗铃。既无法超越沃勒斯坦的全球体系范式，也无法与彭慕兰的分流对话。当然，列略似乎也看到了自身研究的诸多不足，谦虚的将棉的全球史研究定位于：一本与其他关于经济转变全球史研究序列中的一本“清流”之作，并在此其中加入了对于消费和物质文化的研究路径和材料。

对于这么一个努力在经济全球史研究中脱颖而出的好选手，无疑，这把“棉花”的抖音玩儿的666！

《棉的全球史》读后感(二)：作为全球影响力No.1的纺织品，是怎样一种体验？

对于认知系统里的既有事物，大多数人似乎认为它是沿着理所应当的轨迹才成为现在这个模样。然而真的如此吗？如发展过程中出现其他变量，真的会有“殊途同归”之效吗？我们对“地球村”之所以成为“地球村”的研究，总是从宏观的全球史角度出发，但引导历史进程方向的关键因素，撬动其的支点何在？

梳理人类社会千年历史，能被称之为“巨变”的，工业革命占据一席之地毋庸置疑。正如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那样，这场革命让“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这是一个经久不衰的研究课题。

然而，在意大利学者乔吉奥·列略的笔下，它依旧重要，却不是主角。主角是一种全世界人民都熟悉的纺织品，我们与其肌肤相亲，享受着不同印染风格带来的同一种温暖。它，就是棉花。

如今，全球纺织品和服装贸易额达到惊人的4250亿美元，印度、中国的表现引人关注。然而18世纪之前，印度与中国就已经在纺织品生产中扮演亮眼的角色，当时棉花并不是英国的主要产业。而仅一个世纪过后，英国的棉花产业就在全球范围内取得了支配性地位。

对于后者，我们并不陌生。在关于工业革命技术革新的传统话题中，棉花的出镜率很高，这也代表它的故事更多是依附于此类讨论而出现的。

但乔吉奥·列略在《棉的全球史》一书中指出，书写棉花故事的第一笔，不在工业革命，也不在美洲种植园的原棉生产，而是在印度与中国。本书英文版于2013年出版之际，《金融时报》就曾给出这样的评价：“这本书历数了纺织品的影响力，从上一个千禧年之始对于印度和中国的发展，一直到全球纺织产业早期它所扮演的角色。”在今日中印重新崛起的背景下，讲述依赖于亚洲技术知识的棉纺织生产如何缓慢进入欧洲，最后回归亚洲的故事，时机再好不过。

没有任何遮身蔽体、防寒保暖的天然资源能胜过棉花，它比羊毛更柔软，比蚕丝更平易近人，但如何成为一种被全球各地人民共同喜爱的商品，过程并没有那么一帆风顺。在印度和中国登上棉花舞台之前，原棉的生产栽培也仅限于特定的地区。作者认为，棉的“全球化”在于其把世界不同角落连接起来的能力。在中世纪和现代早期，它可以算作世界交易最多的商品。然而它的诞生，并没有带来财富的平均分配。在西方视角中，原棉产地的富裕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非洲和亚洲国家。

翻开中学历史教材，关于工业革命的那一章，珍妮机与阿克莱特的水力纺纱机被放在显著位置。正如本书所言，棉纺织业是海岛经济中第一个实现机械化的领域，高效率的机器大规模生产棉纺织品，通过新技术向全世界大量出售制成品，实现了彭慕兰口中的财富“分流”。然而被人忽视的点在于，同时期的其他地方为什么没有产生同样的变化。回答这个问题，就得从棉花全球化的起点——印度开始说起。

本书的第一部分谈到，在公元1000年—1500年，棉纤维的种植、棉纺织品的生产在南亚蓬勃发展，印度是其核心，但印度享受着高质量产品带来的竞争优势，也并不代表其一家独大毫无敌手，与它进行贸易往来的其他地区同时也在种植与加工原棉，双方处于共生与竞争的关系。因此，这一体系是“离心”的，因为整个过程是以资源、技术和知识的扩散分享为基础的。

第二部分涵盖了未来250年欧洲贸易商发现与学习棉纺织业生产的情况，影响了英国，法国和欧洲的消费者和制造业，并最终蔓延到美国。在1670年至1760年间，英国东印度公司每年平均进口1500万码印度棉纺织品，并将其出售给欧洲商人。欧洲消费者喜欢印度棉，因为这些织物的质量更好，颜色鲜艳且不容易褪色，价格比丝绸或羊毛便宜很多，可以经常清洗，而且对大众来说更实惠。这些时尚廉价的商品威胁到当地的丝绸、亚麻和羊毛工业，18世纪初还曾引发棉花禁令风波，经常有穿着棉布的妇女在街上遭到袭击并被脱光衣服。到18世纪末，在不断学习复杂的织物品种如何迎合本国消费者口味和审美的过程中，欧洲制造商掌握了印度的织造技术和印花染色技术，生产出更好的棉纺织品，禁令被解除。

第三部分关于“向心系统”（公元1750年至2000年），涉及工业资本主义通过真正的奴役制造廉价棉花。在残酷的条件下，在欧洲和美国的工厂中，奴役廉价劳动力最终成为工业革命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作者还提出了一个创新观点——欧洲的弱点（例如潮湿气候与本土并不低廉的劳动力成本等）恰恰是利用技术创新进行竞争的必要条件，因为只有这样这样才能与印度进行竞争。

作者还分析了19世纪和20世纪商业体系的演变和从棉花制造业从印度分化到西方的分化，直到过去几十年里重回亚洲。但在一些阴暗的血汗工厂中依旧大量使用廉价劳动力，比如2013年孟加拉国发生的一场灾难导致了1000名制衣工人死亡。繁荣之下的残酷现实与百年前的景象何其相似。

乔吉奥·列略认为，在亚洲的“第一次棉纺织革命”中，贸易占据中心地位，而欧洲的“第二次棉纺织革命”中，制造占据中心地位。历史学家们集中解释着欧洲的技术创新在制造中的重要性，但《棉的全球史》则强调了后期处理和原材料的重要性，这种“向心体系”以“剥削”资源和利润的能力，而不是以资源、技术和知识扩散分享为基础的“离心体系”。欧洲学会了利用来自美洲的原棉，广为人知的三角贸易就是其典型体现——非洲贸易也因此融入了棉花的全球交易空间，原材料（染料和原棉）从美洲销往欧洲，欧洲利用新技术进行制造和印染，这批商品在非洲被用于购买其他原材料（如树胶），更重要的是购买奴隶，到达美洲的非洲奴隶们在种植园从事棉花栽培工作。大部分人对这个过程想必耳熟能详，这个循环的商业逻辑支撑着欧洲的核心地位，也正因如此，其他作物在全球贸易中的影响力都没办法达到与棉花同样的程度。

《棉的全球史》基于大量的研究而成书，其中包括近百页的笔记和参考书目。有许多表格、数字和醒目有趣的彩色插图（如描绘在巴西身上却穿着棉纺织品的《非洲女人》）。成功地将棉花种植、生产、贸易和经济影响的历史，以及棉花贸易对纺织业、文化、设计、时尚和艺术的影响结合起来，当你想到棉花和美国的时候，没有什么比牛仔更能代表征服新世界的精神了。正如广告所说，“Cotton.The fabric of ours lives”。这不仅仅是一个商品的历史，而是管窥全球的一把钥匙。

《棉的全球史》应该被视为对这些主题的深入探讨的一本书。尤其对那些有兴趣了解“全球化究竟是什么”主题的人来说，它会带来引人入胜的阅读。在大多数文献讨论工业革命的出现“疾速而突然”时，乔吉奥·列略却通过从印度主导棉纺织品生产贸易过渡到欧洲成为工业强国的世界变化中，通过棉花的“旅行”，告知我们工业革命的出现并非突然而是经过了几个世纪的积累，这本书的主要目的不仅仅是填补空白，而是帮助我们理解现代经济的起源和发展。

通过此书，大量有趣的事实在我们的大脑中串联。棉花编织起一个世界，无论你住在哪里，你都不可能忽视棉花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时至今日，棉花仍然是国王，衣物、挂毯是它的媒介，连接着差异巨大却同样拥有活力的土地。

《棉的全球史》读后感(三)：解释一件商品，就是作一部全球历史

原刊于 《 中华读书报 》（ 2018年03月07日 10 版）

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我们身穿的一条牛仔裤，可能源自印度提供的棉花，日本的加工，面上再贴着美国的品牌标签。在这种现象的背后，是商品生产及贸易的国际性分工，是一幅跨越国界的人类合作的宏大画卷。历史学家们发现，以民族国家为研究框架似乎已不能很好地解释这种现象。仿造陈寅恪先生的名句，我们可以说，“解释一件商品，就是作一部全球历史”，《棉的全球史》为这句话提供了一个注脚。

棉：全球化历史的透镜

《棉的全球史》是一部标准的全球史著作。其英文原名“Cot⁃ton:TheFabricThatMadeTheModernWorld”直译为中文应该是“棉：塑造现代世界的织物”，中译本将其译为“棉的全球史”，应该说基本符合这本书的内涵。这本书获得了世界历史学会2014年杰里·本特利奖。作为全球史研究的重要组织，世界历史学会自1999年起设立图书奖（于2012年起更名为杰里·本特利奖），每年评选一到两部该领域内的佳作。著名的彭慕兰的《大分流》，就是2001年的获奖图书。

《棉的全球史》试图以“棉”为透镜，来观察与棉有关的全球现象，梳理棉的全球化过程。简单地概括，《棉的全球史》主要讨论两个问题：第一，全球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11世纪开始，棉已经实现了“全球化”，这对后来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有着潜在的影响；第二，欧洲（或者说英国）后来居上，取代印度成为了棉的全球化体系的中心。

关于棉纺织业发展的研究并不少，大多集中在19世纪以来的时间段，《棉的全球史》则将目光投向了更加遥远的过去，去追溯19世纪以前就已经存在的“全球性”体系。《棉的全球史》认为，棉的全球化历史中存在着前后两个体系。一个是约1000年至1750年，以印度为中心的旧棉纺织体系。这个体系是“离心”的，印度虽然是核心但并不主导其他地区。印度是棉花栽培的发源地，而且根据考古发现和实物证据，印度的棉纺织品传播到了东亚、中东等不同地区，形成了一个以印度洋为中心的流动空间。另一个是约1750年至2000年，以欧洲西北部为中心的新棉纺织体系。欧洲通过学习和交流，经历了几个世纪的积累，后来居上地成为全球核心，并影响着其他地区的生产和消费。这是一个“向心”的体系，欧洲的棉纺织业从其他地区“剥削”着资源和利润。

《棉的全球史》重点解释了为何会发生旧体系向新体系的转变。探讨欧洲或者英国为何成为全球棉纺织业的中心，很容易跟“工业革命为什么发生在英国”“资本主义为什么产生在欧洲”这样的宏大问题联系起来。既往的解释大多有一个共同点：欧洲在影响着世界。而《棉的全球史》认为是世界影响了欧洲。《棉的全球史》尝试提供新的解释：在旧的体系里，欧洲的棉纺织业相比印度、中国等其他地区明显落后，欧洲的崛起是不同因素“叠加”的结果，有一些因素是欧洲自身特有的，有一些是从别处学习而来。

沃勒斯坦和彭慕兰的影响

为何会选择棉为对象？又为何将棉的全球化追溯到11世纪？这可以总结为作者受全球史既有研究的影响。该书作者乔吉奥·列略曾经长期参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全球经济历史网的工作，比如编辑《纺织的世界》《印度如何衣被天下》《全球设计史》，这些经历奠定了他选择棉的研究基础。在今天，全球纺织品和服装的出口额已经以千亿美元计，亚洲恢复了曾经的棉纺织业优势，中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纺织品出口国。这种现状可能刺激了对西方中心论的重新审视，也是《棉的全球史》写作的现实背景。

研究某件全球性的商品，是全球史研究的惯用套路，棉当然是合适的一种。如同首都师范大学全球史研究中心主任刘新成教授所言，全球史研究有一个典型模式，即产生于某个地区的发明创造如何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连锁反应，比如棉花生产。在全球史家的眼里，在欧洲作为一个全球贸易实体出现很久之前，其他地区的商人就已经将东半球大部分地区连结成为一个大范围的贸易世界，古代中国和地中海之间的丝绸之路、阿拉伯半岛和印度之间的海洋航线，很早就已经是充满活力的交通线和贸易网。

列略坦承自己受到了沃勒斯坦的影响。《棉的全球史》可以看到沃勒斯坦世界经济体系理论的影子，旧的棉纺织体系具有松散的、非政治意义的特征，印度和欧洲的中心—边缘关系在新体系里被倒转，而20世纪以来，这样的关系又被重新改写。不过，列略坚信自己对沃勒斯坦有所超越。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被质疑是欧洲中心主义，《棉的全球史》所勾勒的世界体系的上限则往前推进到11世纪；与沃勒斯坦不同，列略认为他笔下的棉纺织体系不仅包括权力和金钱，还包括产品、时尚和技术，换言之，他笔下的体系要比沃勒斯坦的内涵更加丰富。

彭慕兰的“分流”观点，列略也有所借鉴。彭慕兰指出的欧洲与中国的“分流”发生在18世纪晚期，原本与中国拥有相同条件的欧洲，因为一些偶然因素突然拉开了与前者的差距。列略指出这种“分流”现象也发生在18世纪以来欧洲和印度、中国的棉纺织业中。但是，与彭慕兰笔下似乎偶然发生的“分流”不同，列略认为，集中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段进行分析，会导致缩水与偏颇的风险，欧洲（或者说英国）成为全球棉纺织业的中心，在以往的叙事中似乎是突然而迅速地发生的，实际上，这可能是经过了几个世纪的漫长而缓慢的积累才形成。因此，列略笔下的“分流”过程持续了好几个世纪，而且欧洲是在许多方面落后的情况下追了上来。

全球史研究存在的通病

全球史研究似也存在一些通病。如钱乘旦先生指出，全球史的一个内在缺陷是基本上不用一手资料。这一缺陷难免导致对非母语史料的错误解读和臆测，当年彭慕兰《大分流》误认为明代中国需要用3天来织一匹棉布，就遭到了黄宗智的批评。

《棉的全球史》也未能幸免。列略的研究几乎全依靠英文资料进行，对来自非英语国家的文献只能使用翻译文本，其使用的数据大多是来自前人研究的二手资料，难免导致知识上的硬伤。在第322页，列略称：直到19世纪末，英国和欧洲的棉纺织品在中国都少有人气，直到1880年代，中国都只有少量棉纱和布料进口。实际上，英印棉纱因其低廉的价格，排挤了中国本土棉纱，导致了国人用洋纱进行织布，这是不争的事实。鸦片战争前，中国和英国之间的棉纺织品对流中，中国就已经出现了入超，到1867年，棉制品占据当年全国进口总值的21%，仅次于鸦片，这个比例在19世纪后半期一直维持在30%上下；在1879年，从印度输入中国的棉纱达到了惊人的3000万磅。这些资料在前辈学者严中平先生所著《中国棉纺织史稿》、彭泽益先生所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中都可以看到。

“解释一件商品，就是作一部全球历史”并不是新鲜现象，比如关于茶叶、糖、丝绸等商品，均有全球史研究，这些研究看似同类又有区别，区别可能在于对既有研究模式的借鉴和突破程度，以及对一手史料的挖掘利用程度。

《棉的全球史》或许能引起我们一些思考，比如如何更好地发挥中国本土史料在全球史研究中的作用，如何用全球史的视角观察中国的棉纺织业。棉自宋元传入中国至今，也有丰富的事迹可说，南京土布也曾出口海外。我们期待有中国学者能够充分利用本土文献后写出一部中国“棉”的全球史。

《棉的全球史》读后感(四)：是棉花改变了资本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改变了棉花

现在上海的市花，众所周知是白玉兰；但不为人知的是：1929年上海特别市评选市花时，获得票数最高的却是棉花。确实，如果就历史渊源而言，棉花可说是上海这座城市当之无愧的象征——从1291年建城起，上海在七百多年的时间里能由滨海小城发展为国际大都市，棉纺织业极有可能是起到最关键作用的一个产业。上海最初就是因黄道婆在乌泥泾传授棉纺织技艺而逐步繁荣起来，因而明清两代每年都要在先棉祠祭祀黄道婆，到了近代，上海又是国内发展近现代棉纺织产业最大最先进的城市。正如英国工业革命所证实的，棉纺织业在很大程度上可说是现代工业的母体，孕育、催生、带动了无数相关技术和产业发展。

“棉的全球史”之所以重要，原因不外如此：不夸张地说，我们整个现代世界，都依赖于棉纺织产业驱动的工业化进程，这是第一个进入机械化的产业，而生产之后的贸易、流通又极大地影响并重塑了一个“新全球体系”。不过，乔吉奥·列略的用意并不是为了书写棉花的传奇故事，而旨在回答一系列问题：为什么现代工业的发展由棉花发端？为什么工业革命不是诞生在棉纺织业早先的中心亚洲（尤其是印度），而这些亚洲技术、知识和原料进入欧洲后，却催生了工业革命？换言之，是棉花改变了资本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改变了棉花？

显然，这些问题的核心并不在于棉花本身，而在工业革命和现代社会的起源。多少年来，无数学者都在争论这个问题：究竟是什么特殊因素，让工业革命诞生在西方（更特定地说是英国）？美国加州学派的历史学者彭慕兰在《大分流》一书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直至1750年左右，身处工业革命核心区的英格兰仍然与同时期的中国江南地区在社会发展水平上相差无几，但之后就出现了“大分流”，彼此走上了全然不同的道路。实际上，此后的两三百年里，西方与非西方社会之间在技术、社会发展水平等各方面的鸿沟，也都是那时候奠定的。乔吉奥·列略也注意到，那一切的变化正是随着棉纺织业的工业化进程开始的：1750年后，纺纱机在西欧的普及应用，使得18世纪末一位欧洲妇女纺出的纱线达到一名印度妇女的300倍。古老的亚洲社会自此逐渐从全球的生产国沦为西方工业品的倾销对象，在长达两百年的时间里都一直未能摆脱这种地位。

为何双方的命运会出现这样的反差，为何又是西方推动了全球化并在其中取得支配地位，这样一个巨大的话题极难回答，但通过棉纺织业这“一滴水”却可以折射出全景。要理解这一点，就要先回到“西方到来之前”的历史，也就是说，在这一变革中，“英国是终点”，而“印度是起点”。棉纺织虽然在长达一千多年里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产业，但在17世纪之前它所缔造的世界却迥然不同：那时棉纺织产业的中心是印度，生产各种不同种类的棉布并行销到印度洋以外的各地，但这却是一个通过“中间者的网络”进行贸易的体系，印度虽然是生产中心，但却不能掌控各个贸易节点。列略着重指出：这是一个“离心体系”，以资源、技术、知识的扩散和利润分享为基础；而此后欧洲创设的却是一种“向心体系”，其基础是“中心”从它的生产和商业体系中剥削资源和利润，“新的体系是竞争和排他的，而不是合作和共生的”。

更重要的是：轧棉、纺纱、织布这些一向都相对简单，因而在亚洲各地，普遍都很容易融入到家庭生产中。这是一种“嵌入”在社会和文化中的生产活动，千百年来既没有催生大机器生产，也极少人去着手改进技术，因为人们从事棉纺织生产只是祖祖辈辈的生活方式，并不像西欧资本家那样强烈地追求利润。与别处不同的是：欧洲的商人不是满足于成为一个贸易网络上的“节点”，而是出资推动集中化生产和规模经济，通过官僚性的管理，谋求掌控从生产到流通的整个体系，最终实现利润的最大化。但这并不是凭空掉下来的，事实上，欧洲的这一体系特征早在希腊罗马时代就已如此，应用于从糖料到棉纺织的各种不同生产体系，因此，真正重要的并非原材料和技术本身，而是其组织管理原则。

不可否认，在欧洲逐渐支配棉纺织业生产的过程中，来自亚洲的原材料、技术和知识都曾起到推动作用，但真正革命性的却是资本主义对从生产到消费整个过程的重组。固然，本书强调了棉本身的重要性：如果没有这样具有极高供应弹性的原材料，那么在棉纺织业高速发展的过程中，生产成本将会剧增，甚至导向生态崩溃而无法持续，只有原棉才是耗能低、成本低、单位利润高、贸易量大的理想材料，因而具有非凡的全球贸易潜力。这乍看是棉花塑造了新的生产体系，但如果我们暂时把目光从纺织业上挪开，就会发现，在西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第一种采用种植园、奴隶劳工和机器生产的产业是制糖业，而且在咖啡、可可等不同产业上都具有相似的模式，即资本来自欧洲、劳动力来自非洲，全部产品用于出口，以专业化生产和规模经济追求利润。这意味着，是资本主义生产“选择”了棉花，发现棉花刚好是最能适应生产需要的理想原料，但如果没有棉花，那它极有可能也会找到另一个产业进行投资。

那么，为什么是西欧？原因或许正在于经济史学者伊斯特凡·洪特在《贸易的猜忌》中指出的一个特点，即欧洲的经济发展是以“倒序”发生的：它始于在罗马帝国时代就已相当繁荣的远途贸易，国内贸易随之逐渐发展起来，直到最后农业才变得商业化。在这样的过程中，手握资本的城邦居民，很自然地就卷入异地的贸易交换，进而通过重新配置资源和替代生产的方式获取利润。没有这种对国际市场的掌控，没有贸易、分配、金融和保险的复杂组织，一种商品本身并不能自动创造出这样一个市场结构来。工业革命诞生于第一个现代的“出口导向性经济体”英国，这并非偶然，因为只有英国这样从世界各地充分获取原料和劳动力，并有效控制市场的国家，才能为大规模生产提供充足的驱动力，否则它的生产是不可能维持的。至于这一产业与农耕活动、家庭劳动和手工业完全脱离，以及技术创新本身，都只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事。

显然，这样一种体系天生就具有开放、扩张的特性，并要求越来越严谨的数目字管理，必须不断对信息、资金、品种、数字、风险进行评估，否则生产和市场轻则陷入无法承受的波动，重则完全崩溃。这与印度、中国传统社会的特质全然相反，在亚洲各地原有的习惯中，棉纺织生产都内嵌在家庭活动中，日复一日，以维持一种静态的日常生活。这种“男耕女织”的生产以自给自足为特征，缺乏市场扩张和商品利润内在冲动，即便赚到了钱，通常也不是用于扩大再生产规模，而是投入到不动产或社会资本上。西欧的工业革命证明，这种小农经济的结构如果不打破，规模化的大工业生产是无法自行到来的。

从事棉纺织业的香港企业家杨敏德十分强调系统性的管理模式，因为其父在很早前就曾叮嘱她说：中国很多企业在规模尚小时很成功，因为我们能灵活响应市场机会，但到了企业要做大的时候，如果不是背靠特殊资源，“那么这个企业的管理就很少有能做得非常好的”。这并不是中国人缺乏所谓“企业家精神”，更不是中国缺乏原料、技术、劳动力或资本，甚至未必是因为中国商人的社会地位不高，更深层次的因素，倒不如说是在整个社会文化在价值取向和结构上就没有这样的驱动力——简单地说，企业做大，赚更多钱，然后呢？为了什么？

这实际上远不仅仅棉纺织行业如此。中国是茶的故乡，但千百年来尽管也出现过一些著名的茶商，却从未像英国那样出现一些著名的茶叶品牌，进而实现标准化生产和规模经济；相反，中国的茶多是以“地方特产”的模糊面目出现的，你在杭州可能会发现无数不同作坊出产、不同品质和标价的绿茶都冠以“西湖龙井”的名目，它们的背后并没有一个支配性的集中管理者。尽管标准化大生产造成了单一化的“品位趋同”问题，但在机械化生产的初期，它的确威力无穷，不仅可以批量化大规模生产、易于评估并优化，更重要的是凭借规模优势，哪怕利润率不高，也能带来相当可观的收益。从这一点上来说，西方的工业时代并不是为了“强制实施生产和消费的标准”，那不如说只是手段，这么做最终只不过是顺应资本增殖的自然逻辑。

对于“为何首先是英国”这个棘手的问题，本书的答复是“在欧洲其他地方和世界上其他地方也存在的特点中，英国并不是‘例外的’，而是‘极端的’”，这意味着，作者倾向于否定英国自发产生英国革命的特殊性，甚至不认为它是质变，仅仅强调它在程度上处于极点，因而一再强调西方崛起所赖以成立的一系列技术条件，都是西方（the West）从非西方国家（the Rest）那儿“学来的”。这似乎暗示着中国、印度也有同样的潜力，如果不被西方入侵打断，假以时日也能发展出自己版本的工业革命。但至少在中国历史上，我们很难看到这样的可能性——那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结构，以至于即便有某种可能，恐怕也要花费极其漫长的时间才能突破这一结构的束缚，而这已经超出了历史研究的范畴，只能依靠我们猜想了。

已刊2019-3-22《第一财经日报》 ----------------------------------------------------------------------------------------------------- 勘误 彩图6.3：《中国男人、印度女人、混血小孩》（De Chino, e India, Genizara）：按西班牙语中chino也指黑白混血的穆拉托人，从图上看，应非中国男人；而India此处从图上判断也应指印第安人。下文p.150提到“在墨西哥被称为‘indianilla’（印度面料）的印花棉布”，疑也当指“印第安面料” 彩图6.9：在鲁昂查获的由托屈埃维尔（Tocqueville）一家工厂生产：通译“托克维尔” p.10：（自科罗曼德尔海岸来的）大量货物运往孟加拉、勃固（Pegu）、西恩（Sian）和马六甲：此处Sian即Siam，暹罗 p.13：地图“近代早期的印度洋贸易世界”，上面标注“马来西亚”当作“马来亚”（Malaya），而“马来西亚”（Malaysia）则是1963年才出现的新国名；又图上“摩加迪休”当作“摩加迪沙”；“摩鹿加群岛”在全书中则多处都译作“马鲁古群岛”；“色里布”应即Celebes，苏拉威西的旧称，一般译作“西里伯斯”，此处应指“西里伯斯海”（中国出版的世界地图则多称“苏拉威西海”） p.14：译注：非洲之角是非洲大陆最东部的地区，包括了吉布提、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肯尼亚、索马里、苏丹、南苏丹、乌干达、邦特兰等国家：按，Puntland是索马里内战后自立的“国家”，但国际上一般不予承认 p.16：大布里士：布=不 p.18：塞内甘比亚（Senegambia）：此处指塞内加尔与冈比亚的合称，故宜作“冈比亚” p.27：《南亚的纺织业》（The Textile Industry in Southeast Asia）：英文原名应指“东南亚”而非“南亚” p.32：琳达·谢弗(Linda Shaffer)……著有《南方化》（Southernization）：按，此人名字的拼法是Lynda，此外，这里可能给人感觉《南方化》是一本书，但其实是她撰写的一篇论文 p.34：到9世纪，一年生的棉花(“pai-tieh”，白迭)品种在这一地区已有栽培：应为“白叠” p.34：[哀牢夷]因首领名哀牢而称哀牢人。哀牢人穿鼻儋耳，镂身文身，以龙为图腾，有著名的九隆神话：这一段译注抄自搜狗百科，讹误颇多。段立生等认为，哀牢实际上是“牢”（傣语“我们”），“哀”是傣语前置虚词（见何平《从云南到阿萨姆：傣-泰民族历史再考与重构》p.194）；“镂身”应是“镂面”；他们也并不以龙为图腾，“九隆”和龙无关 p.36：在这一时期上海南部的嘉兴地区：应该说是“上海以南” p.41：特里波利斯（Tripolis）：应作“的黎波里”；阿克里（Acre）：通译“阿克”；埃菲索斯（Ephesos）：通译“以弗所” p.53：19世纪的欧洲游客来到今巴基斯坦西北部的旁遮普时：旁遮普在今印度和巴基斯坦均有一部分，但对巴基斯坦而言不是在西北部，恰是在东北部 p.88：日本将葡萄牙人和荷兰人称为“野蛮人”：日文汉字是“南蛮” p.95：1660年早期，英国东印度公司在班塔姆（Bantam）：或为“1660年代”？Bantam通译“万丹” p.98：代替法属荷兰或佛兰德斯：按，French Netherlands即佛兰德斯，此处Netherlands不能译为“荷兰”，而是对包括荷兰、比利时在内的整个低地国家区域，因为佛兰德斯在今比利时，应译为“法属尼德兰（即佛兰德斯）” p.119：毛料和丝绸以“符号标记”等级：此处“符号”原文应是symbol，宜译为“象征” p.142：它看似是印度洋贸易世界的延伸，而实际上却是整个贸易体系的重建：此处“重建”的原文应是reconstruct，宜译作“重构”或“重组”，“重建”在汉语里给人的感觉是“毁灭后恢复”，相当于rebuild p.143：[英国皇家非洲公司]1660年组建并取代了英国东印度公司和之前的几内亚公司：英国东印度公司在一直延续到1874年，这里何以说被“取代”，疑有误 p.183：在热那亚、利沃诺（livorno）、马赛、南特、勒阿弗尔：此处Livorno应译为“里窝那”，佛罗伦萨外港 p.197：西莱西亚（Silesian）印花工厂：通译“西里西亚” p.208：译注：生态帝国主义指资本主义国家将生态危机转嫁给发展中国家，对这些国家进行生态掠夺的行径：按，其实《生态帝国主义》一书的主旨并非如此，而是指欧洲人之所以能在新大陆等地成功殖民，一个很根本的因素是将旧大陆的生物带过去，造成当地生产环境的欧洲化，从而使土著的物种、民族遭到灭顶之灾 p.211：《大流散研究：1650-1850年非洲劳动力对英美世界的影响》（Working the Diaspora: the Impack of African Labor on the Anglo-American World, 1650-1850）：书名里的working并非指“研究”，而是指“劳动、劳作”，指非洲奴隶作为劳动力而流散到各地，应译为《劳动流散》；另Impact一词拼写有误 p.225：美国的棉花种植在1791年的时候可以说是基本不存在，而在两年之后的1801年，美国出口到英国的棉花已经和整个西印度群岛相当：1791到1801年间隔十年，为何说“两年之后”？疑有误 p.231：棉花顺河而下被大批运至棉花市场，如佐治亚州的查尔斯顿、萨凡那等地：查尔斯顿属南卡罗来纳州，原文想应是Charleston and Savannah of Georgia，译者可能因此误以为两港均属佐治亚州 p.245：译注：《积渐所止：中国环境史论文集》。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高度平衡陷阱”(High-Level Equilibrium Trap)：止=至；高度=高水平 p.288：巴西西北部的马拉里昂（Maranhao）：马拉尼昂（Maranhão）其实位于巴西东北部 p.303：喀什米尔（Cashmere）披巾：Cashmere确实是克什米尔（Kashmire）的旧拼法，但作为纺织品通译“开司米” p.309：《“其余国家”的崛起》：按书名原文是The Rise of ‘The Rest’，直译确实也没错，但在英文的讨论语境中，The Rest是与The West并举的，所以其确切含义其实是“非西方国家”。p.297译作“其他地区”；p.328作“其他地方”；p.329作“其他世界”；p.330作“其他国家”，均可同改

《棉的全球史》读后感(五)：书札

棉的全球史

第一部分.第一次棉纺织革命：一种离心体系（约1000—1500 年）

在1000-1500年 南亚是棉纺织品的主要产地。在印度因高质量的产品带来竞争优势之时，与印度贸易往来的很多地区，也开始凭他们自己的能力种植、加工原棉并制成布料。

它们共同形成了一种竞争与共生的体系，即一种将不同的地区通过产品、技术和经济关系连接起来的逻辑。

世界上的第一次棉纺织革命是“离心”的，即以扩散为基础的。

第一章 销往世界：印度和旧棉纺织体系

印度西部的古吉拉特邦、北部的旁遮普邦( Punjab)和北方邦( Uttar Pradesh)、南部的科罗曼德尔( Coromandel)等地区,以及17世纪的孟加拉地区( Benga),都曾是完善的交易体系内繁荣的纺织品制造中心。

这些地区生产的布料,通过陆路和海路远销到东面的印度尼西亚和日本,以及西面的沙特阿拉伯、埃塞俄比亚、埃及和西非。

这种贸易有两个突出的特点。其一,它利用的是陆路和海路两种路线。陆路和海路并不是棉布和其他商品贸易二选其一的方式,而是相互补充,商品从船上卸下,再用骆驼背负,反之亦然。其二,它是以许多中间媒介为基础的贸易。由一个商人将商品从原产地一直带到最终消费者手里是极其罕见的,其中有可能经过多次转手。

借助于纺织品,印度洋成为一种典型的“流动空间”一既是商品交换的空间,也是人的流动和社会文化交流所构建的空间。

全球史学家将这种空间视为原始全球化阶段的摇篮。许多学者强调了印度洋在18世纪之前的全球中心作用。

它当然是一种“全球体系”,但它完全不具备全球性,因为它并没有延伸到欧亚非大陆板块之外,没有影响到大西洋和美洲。但珍妮特·阿布一卢格霍德提出,它也是一种通过一系列中间媒介和子区域所构建的松散相连的体系。

各个子体系构成且连接点是一系列城市一她称之为“城市群岛”如马六甲、亚齐、广州、亚丁、穆哈( Mocha)或马斯喀

特( Masqat)这样的贸易港口,或者如巴格达、阿勒颇（叙利亚）和撒马尔罕这样的陆地节点。随着人们的迁移,商品通过一次次转手进行“散播”。

其中更显著的特点不是制造核心所享有的优势地位,而是体系中不同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印度或许提供了大量的纺织品,但它的制造商和商人并不是这一体系无可争辩的统治者和协调者。

（全球化带来全球城市的中心化 如70年代提出的纽约 伦敦 东京）

进口印度纺织品的其他亚洲地区,并没有以之取代家庭作坊和小型生产中心从事的本土棉布生产。贸易和交换的逻辑是对本土制造的“补足”和“补充”,而不是“竞争”。

（中古时期的生产力与世界贸易体系效率应该很难达到让各地的比较优势互相作用的地步 能成为大宗贸易宠儿的 多带有奢侈品的意味 譬如丝绸 瓷器。

印度棉布领先于竞争对手的,是提供的品种的多样性,以及凸显次大陆手工艺生产特征的技术。是产品的质量、本土的专业化、媒染剂和染料的灵巧运用,成就了印度纺织品的魅力和惊艳。正式印度棉布的高水准与异域风情引起了其他市场的欢迎。因此 此种性质的贸易是不会冲击其他地区的本地纺织产业的。）

第二章 “野树上长出的羊毛”：棉走向全球

印度的原棉产量与质量并不占据优势 纺织业的技术也并无优势

棉花发源于印度 适宜于在温带生长 公元7世纪才传到中国。棉花花了一千年才传遍亚洲的温带地区 原因有二 ①多年生的棉株较为容易移植 但不容易在较为寒冷的地方生长；而一年生的棉株较为容易在寒冷的地方生长 但较难移植。② 棉布生产技术的传播也需要时间 在中国传统的纺织苎麻和亚麻的机器需要更新 这在中国花了2-3百年

“旧棉纺织体系”依赖于不同品种和质量的原棉（不同气候中生产出的棉花质量与纤维长短都有所不同）棉的小规模种植（与其他作物混种 或在较为贫瘠的土地上耕种）,使棉花成为在农户家中进行简单工业加工的最佳原材料。这一模式不仅是印度,而且也是中国、安纳托利亚和欧亚大陆其他地区的特色。

棉的处理是个简单的过程 因此才易于在小农家庭普及

棉花的清理步骤是清除棉籽(轧棉),再将其疙瘩解开、弹松(弹棉),然后纺成纱,棉纱绕好之后再织成棉布。最后,可以对棉布进行印花或染色。

①轧棉 ②弹棉 ③纺纱 ④织布

第三章 世界最佳：印度的棉纺织业及其优势

印度有专门的织布家庭。当地各个种姓的妇女纺织纱线 为织布家庭供货。在织布家庭中 有一至多名男性从事全天的纺织生产，而其他成员进行辅助。

印度农村制造业原本为的是自给自足。16世纪 当开始广泛进入世界贸易体系之后 印度的棉纺生产组织有所变化。商人开始介入 而织匠不再简单地将布匹拿到集市上售卖。

织匠与商人的关系有两个特点：①以现金预付为基础②涉及中间人。在漫长的生产流程中（可达六个月）织布家庭需要控制风险 因而需要预付金。而商人会委托当地的中间人完成 以防织布家庭毁约。

欧洲：织匠和纺纱匠没有原材料与工具。商人将原料分发给工匠 然后付计件工资。市场扩张在让印度的棉布生产走向专业化（工艺专业化 产品专业化 区域专业化）有时整个村都生产针对特定市场的商品。而欧洲则呈现出集中化的趋势 由商人组织所有流程的生产。

欧洲不产原棉 全靠从黎凡特进口。因此商人掌握原材料 雇佣工匠生产。而非像中国与印度 由生产原棉的家庭各自为政 自行生产。

中国：13世纪 元朝 中国的棉花栽培迅速扩张。1289年 政府设立棉司 1296年 棉布被纳入税收系统 棉布成为某种程度上的货币 被用来交税和付军饷。1365年 家有5亩地以上的农户都被强制要求种棉花。中国的棉布生产是以小农户为单位的 妇女老人儿童负责生产 然后卖给中间商。直到明朝的贸易发展 男性才介入棉纺生产。中国的棉布主要在国内流通 其商品化程度相当高。

黎凡特 奥斯曼：中世纪晚期 叙利亚成为重要的棉布产地 尤其是阿勒颇地区。16世纪 安纳托利亚高原也产生了大批棉纺中心。17-18世纪 希腊中部的棉纺产业达到巅峰。奥斯曼棉布远销欧洲 北非 撒哈拉以南非洲。

棉布的生产过程 全世界大致相同（轧棉 弹棉 纺纱 织布） 印度的生产技术与组织形式都没有独特优势 而其后期加工技术 即极为出色的印染技术是令印度棉布独步全球的重要因素。这项技术并没有传到非洲与欧洲。

第二部分.学习和联系：棉的全球化（约1500—1750 年）

第四章 印度学徒生涯：欧洲人的印度棉布贸易

欧洲各东印度公司所从事的贸易,是棉纺织生产能够在18世纪末自印度迁移到欧洲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一过程的核心,在于这些公司在1600年到18世纪末这段时间,从印度获得的产品和市场知识。贸易通常是为投资国内生产而积累资本的手段,它同样也让消费者接触到将来能为国内所生产的新产品。因而,经常被描绘成发展绊脚石的各个东印度公司,却是欧洲经济发展和转型为工业生产体制的根基。

葡萄牙 英国 荷兰 丹麦 法国 瑞典 都先后建立了东印度公司 开展与亚洲的贸易。

我所定义的“印度学徒生涯”,并不仅限于学会如何推销和了解消费者的偏好,而是扩大到对于整个生产过程的理解,从原材料开始,到纺纱、织布和后期处理,一直到在国内国际市场成功经销成品布料。

第五章 新的消费习惯：棉布如何进入欧洲人的家庭和衣柜

印度棉布的优势：①颜色鲜艳 洗涤或暴晒都不会产生太大影响 ②花纹带有异域风情③给穷人穿的土布 结实耐用

棉布的流行引起传统织匠的抵制 很多织匠上街示威 撕烂妇女身上的棉布衣服

重商主义：阻止贸易逆差。因此英国法国普鲁士等国家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全面禁止棉布进口 但未见成效。

欧洲各国在禁止进口的同时 鼓励国内生产 以求替代进口。

重商主义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将外国产品拒之门外,同样还在于鼓励以国内产品替代它们。这些是法国、英国和欧洲大陆的许多国家通过国家扶持生产、保护产权、给予发明特权、物质奖励生产创新而制定的政策。它们极大地激励了产品创新、专业技术的获取和开发、产品革新和改造。

在整个17、18世纪,印度棉布和欧洲的仿制品逐步成为欧洲人的消费习惯。它们被用于装饰和服装,是毛料、精纺毛料、丝绸和麻料的补充而不是替代。棉布为纺织品范围的扩大作出了贡献,同时在颜色(有时候还包括图案)方面也提供了新的选择,这些新的东西成为更广大的社会阶层的时尚、表现和风格概念的一部分。不过,我们也不能忘记,棉纺织品很难具备稳定的市场一致性,它们受制于价格的大幅波动,它们遭到竞争面料和势力强大的经济利益的激烈谩骂和反对。消费者经过漫长的过程才逐步开始喜爱棉布、欣赏它的质地和特性。这发生在一个存有明显的以国内生产的面料代替印度面料的动机的社会政治环境中。但是,棉的故事并不仅仅在于使这种产品适合欧洲人的需要,它的实力还在于对国际市场的征服,在于因欧洲的贸易而成为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商品。

第六章 从亚洲到美洲：棉纺织品在大西洋地区

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在“西欧 西非 美洲/西印度”的三角贸易中 存在大量的棉布贸易。英国从印度进口大量棉布满足国内消费 同时向西非（可直接换取奴隶）与美洲/西印度再出口。因此 作者认为 不是棉纺织生产的机械化和工业化让棉布成为全球商品 而是恰恰相反 正因为棉布是全球商品 从而刺激了欧洲的机械化与工业化道路。

为了满足替代印度棉布的重商主义倾向 欧洲产生“进口替代”的动力；为了满足全球市场的需求 欧洲产生了“再出口替代”的动力。二者合一 推动了工业化的进程。

除了简单的转口贸易之外 欧洲进口了大量印度白棉布 进行印染后期加工 然后再出口。

1700-1770年代 曼彻斯特（兰开夏中部）法国的鲁昂与南特 逐渐成为棉纺织的主要地区。初期他们专注于廉价的棉麻面料（棉花中混入便宜的亚麻）

欧洲的三种主要的棉布贸易行为①转口②进口坯布 印染加工再出口③自产廉价棉麻混合布

第七章 学习和替代：欧洲的印花棉纺织品

欧洲有大量羊毛 因此善于生产毛料。在欧洲 毛料 丝绸 天鹅绒 都是在织布机上形成图案。此外的后期处理技术就是刺绣。而印度人善于染色 绘色 印花。印花是一种灵活的工艺 依靠染料与媒染剂。而机织的花费巨大 对于复杂的图案 织布机的安装则需要花上几个月。

白底为欧洲的织物后期处理技术 黑底为印度技术

在16世纪之前,印花的知识从印度传到了中国和日本,然后传到了伊朗和奥斯曼帝国,并在17世纪早期传入了俄罗斯、乌克兰和东欧然而,在17世纪下半叶之前,它一直没能传入欧洲其他地区。

欧洲大陆对于印染技术,对于不褪色染料和媒染剂都所知甚少。在16世纪,欧洲纺织品生产商试图模仿印度纺织品,用油彩和水彩给亚麻织物上色或者印制简单图案。它们与印度产品的差距大得无法再大:欧洲的纺织品只有单色印花,而且没有使用媒染剂(因此不能洗涤)。

从印度到欧洲的知识转移 通过①前往印度的欧洲商人 ②从奥斯曼帝国迁往欧洲的亚美尼亚工匠 由此 18世纪的欧洲逐渐出现了大量棉布印染企业 专门从事这道附加值较高的工序。

染料：

两种最基本的颜色:茜草红(或称土耳其红)与靛蓝。这类着色剂在亚洲的棉布染色与欧洲的毛料、麻布染色中,都长期得到运用,它们也是近代早期全球贸易量最多的商品之一。

红色提取自各种不同的物质,比如胭脂虫、茜草根、巴西木、苏木和紫虫胶等,它们的交易都非常广泛,主要从美洲销到欧洲。自中世纪开始,苏木就从遥远的泰国和松巴哇等地来到欧洲,对它的贸易后来被荷兰东印度公司所垄断。胭脂虫新世界广泛出口到欧洲和亚洲,而利润丰厚的靛蓝生意,则被古吉拉特的亚美尼亚商人所掌控,欧洲各东印度公司对此颇为懊恼。在欧洲位于罗马附近托尔法( Tolfa)的矿藏被发现之前,明矾是从中东和希俄斯岛( Chios)进口的。

靛蓝属植物在亚洲很多地区得到栽培,其中古吉拉特在18世纪之前是全世界主要供应地之一。靛蓝植物在这里被收割并被制成小碎块,出口到巴格达和阿勒颇,再被运至欧洲。和棉花一样,西印度群岛的靛蓝种植开始于17世纪,尤其在18世纪得到发展,成为当地经济的主要特色,该地大量供应这种染料,价格也日趋便宜

因而,欧洲早期的印花棉纺织品,是亚洲的知识、亚洲和美洲进口的染料,以及来自印度的平布和花色相结合的产物。欧洲对于亚洲和美洲的知识和材料的借鉴,为布料的装饰工艺带来了全新的诠释。有两点值得提。首先,这些改变发生在18世纪晚期纺纱和织布上传统的“棉纺命”之前。在很多情况下,印花是欧洲棉纺织业发展的一个台阶,因为印花的主要中心后来都成为棉纺织产业区域。其次,对于亚洲知识的整体重新诠释,其推动力在许多情况下都是来自国家支持的机构,比如院校、政府办公署,也来自对于特权、专利和版权的保护。历史学家们认为,所有这些领域,都是18世纪影响欧洲经济发展的制度力量的一部分。

新印染技术：

欧洲印染厂面对的两个问题:①如何使印花更快从而更便宜 ②如何改进印花布料的质量。

①铜板印花：以铜板代替木刻版 这一经验来源于欧洲先进的印刷术。

②滚筒印花：雕花滚筒 多色滚筒

一名印度工匠要花费两周的时间才能绘完一块七米长的棉布;相比之下,据计算,普通的棉布印花厂在1851年每天能够完成6匹布料的印花(每匹28码,共计168码),机器印花每天可达200至500匹(5600-14000码),产量提高了30至80倍,生产急速发展。1750年,英国的印花棉布总产量据估计为50000匹,1796年达100万匹,而1830年则达到了860万匹。

科学 制度：

欧洲科学研究的方法。政府对科研的奖励 法律对专利权的保护。都支持了棉纺工业的发展。

第三部分 第二次棉纺织革命：一种向心体系（约1750—2000 年）

第八章 新世界的棉花、奴隶和种植园

欧洲的棉纺织产业自中世纪起步之后,一直受到原棉匮乏的困扰。黎凡特、地中海诸岛,以及后来的巴尔干半岛供应的棉花十分昂贵,并受到频繁的政治和商业争端的摆布。

17世纪末,英国皇家非洲公司开始考虑在非洲建立种植园的计划，但过了好几十年,棉花栽培还是不见影儿。

①跟蔗糖一样,在非洲发展种植园的尝试遇到问题,首先就是适合棉花栽培的低盐渍土地位于内陆,而不是处于交通方便的西非海岸。

②此外,来自英国、荷兰和丹麦的报告都提到,要将农村社区的自给生产转变为以市场为基础的体制。

1560年代末,来自新西班牙(墨西哥)的少量棉花到达欧洲,17世纪早期,一些巴西棉花到达欧洲,但在1620年代之前,美洲几乎没有针对欧洲出口而进行棉花栽培。棉花栽培最早出现在1620年代的巴巴多斯( Barbados),于1630年代传播到巴哈马群岛。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当中,棉花进入了西印度群岛的大部分地区,先是于1670年代在牙买加得以栽培。最后,棉花栽培进入了北美大陆,1640年代末来到弗吉尼亚州,1660年代中期来到南卡罗来纳州。

西印度群岛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短暂地成为欧洲原棉的主要供给地 但是土地的有限与地力的迅速耗竭 让西印度群岛很快被美国南方所取代

第九章与印度竞争：棉与欧洲工业化

技术不是经济发展的原因 而是经济发展的工具。欧洲工业革命期间的生产转变 一是生产力的提高 二是产品款式、质量与品种的进步。

中国的内卷化生产不必要机器 印度情况类似 人工价格太低 无需机器 即便有新式机器 也得不到推广 因为机器太贵

欧洲为了提升棉布品质 想要纺出如印度工人那样粗细相等的棉纱 因此推动纺纱机的发明

第十章“披着羊皮的狼”：棉的潜力

毛纺业需要羊毛 1850年 英国所产的棉布如果替换成毛纺织品 所需的绵羊为1.67亿头 需要全英国两倍以上的土地供养。这种转换效率上的优势 注定工业发展要选择棉。

亚麻种植 割麻 打麻 搓麻 抖麻 拍麻 梳麻 沤麻（漂白？）是劳动密集型行业 极为繁琐 适合时间不值钱的贫穷阶层。17 18世纪 工人工资不断提高 因此亚麻不如棉花合算。亚麻布也远不如棉布在市场上受欢迎。

最终 美国源源不断地棉花制成了欧洲棉纺织业的发展 欧洲不再依靠中东 地中海国家（塞浦路斯 马耳他） 和西印度

第十一章全球成果：西方和新棉纺织体系

结论：从一种体系到另一种体系，从分流到合流

我认为分流有两个主要的特点:关联性和持久性。欧洲的分流不能仅仅以欧洲范围之内的视角来理解,也不能仅仅归因于欧洲特殊的文化、制度、科学和机械知识或自然禀赋。本书指出,分流是以世界各地之间不断变化的相互作用为基础的一种进程。我也尽量避免因指出所谓的“其他世界”是西方崛起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而落入“西方”与“其他世界”的对立当中。西方(尤指北美洲和欧洲)并不具备任何“杀手级应用软件”一尼尔·弗格森近年所定义的欧洲的假设内在本质,反而,西方的崛起是建立在工作方式、权力和交易逻辑在全球重新构建的基础之上,而它们又反过来使得工业化成为可能。这不仅仅是更多或更有效地生产的问题,而是要找到市场、构建贸易、提供保险、说服消费者,创造信息流、资本流和商品流。很多这样的技巧,都是“西方”从“其他国家”学来的。所有这一切都不会在短时间内发生。它需要好几百年来重新构建经济、了解潜力、获得知识和扩大市场。尽管分流依然是主要出发点,但它在时间上的延续,本书认为比其他历史学家愿意承认的还要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