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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生命诠释忠诚--首届中央监察委员会牺牲者寻访》是一本由长江日报编辑部 著著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0.00元，页数：12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用生命诠释忠诚--首届中央监察委员会牺牲者寻访》读后感(一)：他们用生命诠释信仰忠诚

他们用生命诠释信仰忠诚

http://szbold.cjn.cn/cjrb/html/2017-06/29/content_5621536.htm

2017年06月29日《长江日报》第3版

-- 用生命诠释忠诚 --版次:[ 3 ]首届中央监察委员会10名成员8人先后牺牲他们用生命诠释信仰忠诚筹备组建 国家监察委员会文/记者黄征 通讯员孟婵 制图/职文胜

武昌廉政文化公园的主体景观《永远的丰碑》，该景观是中共五大选举产生的中央监察委员会10位成员的青铜群雕记者胡九思摄

本报讯（记者刘功虎鞠頔）今年是首届中央监察委员会成立90周年。1927年，在武汉召开的中共五大上，选举产生了首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在随后的革命斗争中，面对生死考验，10名中央监察委员会成员中8人先后牺牲，用生命诠释了对信仰的忠诚。

首届中央监察委员会由委员7人、候补委员3人组成。他们分别是：委员王荷波、杨匏安、许白昊、张佐臣、蔡以忱、刘峻山、周振声；候补委员杨培生（又名杨培森）、萧石月、阮啸仙。王荷波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杨匏安任副主席。首届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党的纪律检查制度初步创立，意义十分重大。

牺牲的8位成员，年纪最大者45岁，最小21岁；有1人没有子女，1人孩子在革命辗转中失踪。主席王荷波被叛徒出卖，在狱中受尽酷刑，但始终坚守党的秘密；副主席杨匏安被捕后，面对国民党的高官厚禄引诱不为所动，甚至摔掉蒋介石的劝降电话，慷慨就义。萧石月当选候补委员仅19天，就牺牲在战场上；张佐臣是杨培生的入党介绍人，两人同时被捕，一同高唱《国际歌》从容就义。

烈士牺牲后，他们的名字始终被历史铭记，他们的忠诚与献身精神在后人身上传承，在他们的出生地、工作地和牺牲地被人们纪念、弘扬。

中国共产党纪检机构历史沿革

中国共产党成立96周年以来，始终重视党风党纪建设，注重发挥党内专门监督和执纪机关的职能作用。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应运而生

形势

需要

建党之初，中国共产党没有设立纪律检查机关。随着自身发展壮大，适应形势和任务的需要，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应运而生。

产生首届

中央监察

委员会

1927年，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选举产生首届中央监察委员会。由于当时复杂的历史条件，首届中央监察委员会没能真正开展工作，但其成立具有开创性和奠基性。

组织

党内审查

委员会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八七会议，作出一项重要决定——组织党内审查委员会。

选举产生

中央审查

委员会

1928年，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没有选举产生中央监察委员会，而是选举产生了一个替代机构——中央审查委员会，主要负责监督检查党内财务，并没有全面履行纪律检查的职能。

成立

中央党务

委员会

1934年，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召开，成立了中央党务委员会，这是党内纪律检查的职能机关。

监察机关

重入党章

1945年，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七大，在党章中重新恢复了“党的监察机关”一章，但没有选举产生党的监察机关。

新中国成立后

逐步健全

成立

中央纪律检查

委员会

1949年11月9日，中国共产党成立了由11位委员组成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其有关规定和做法，初步奠定了中国共产党执政后纪检体制和纪检工作的基本格局。

再次产生

中央监察委员会

1955年3月31日，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关于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的决议》，并选举产生了由21人组成的中央监察委员会。这是党的纪检工作史上的重要改革，进一步健全了党的纪检机构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八大，选举产生了由21人组成的新一届中央监察委员会。

暂时被撤

“文革”期间，党的各级监察委员会被撤销，九大和十大党章都取消了关于党的监察机关和党的纪律的条款，党的纪检工作遭到全面破坏。

改革开放后

重建和完善

重现活力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选举产生了由100人组成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党的纪检工作重新焕发出生机活力。

列入新党章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选举产生了由132人组成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通过的新党章专门列了“党的纪律”和“党的纪律检查机关”两章。

人数逐渐增加

党的十三大选举产生了由69人组成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此后中纪委人数逐渐增加，到党的十七大增至127人。

党的十八大以来

全面从严治党

向纵深发展

筹备组建

国家监察委员会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纪律建设全面加强，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2016年11月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部署在3省市设立各级监察委员会，从体制机制、制度建设上先行先试、探索实践，为在全国推开积累经验。

2017年1月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公报发布，其中提出“筹备组建国家监察委员会”。

稿件统筹刘敏陈丹刘功虎图片统筹陈卓田飞版面统筹张凡胡维琼周建华版式统筹职文胜陈昌

文/记者黄征通讯员孟婵制图/职文胜

责编：朱艳琳美编：职文胜责校：刘谏

《用生命诠释忠诚--首届中央监察委员会牺牲者寻访》读后感(二)：首届中央监察委员会10位成员8人牺牲

-- 头版 --版次:[ 1 ]

90年前中共五大选举产生首届中央监察委员会10位成员8人牺牲本报寻访八烈士后人见证精神传承

http://szbold.cjn.cn/cjrb/html/2017-06/29/content_5621650.htm

90年前中共五大选举产生首届中央监察委员会10位成员8人牺牲本报寻访八烈士后人见证精神传承

八烈士牺牲地点图

王荷波

1927年11月11日

被捕牺牲

杨匏安

1931年8月

被捕牺牲

蔡以忱

1928年7月中旬

被捕牺牲

许白昊

1928年6月6日

被捕牺牲

萧石月

1927年5月28日

在战斗中牺牲

张佐臣

1927年7月1日

被捕牺牲

阮啸仙

1935年3月

在战斗中牺牲

杨培生

1927年7月1日

被捕牺牲

1927年4月底到5月初，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选举产生首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即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前身。首届中央监察委员会的10位成员，先后有8人英勇牺牲，1人失踪，只有1人见证了新中国的成立与发展。

2017年6月，长江日报发起大型采访活动，记者分赴北京、上海、广东、江苏等地，寻访8位烈士的事迹和后人，展现他们忠诚于党、舍生忘死的革命献身精神。（记者刘功虎鞠頔）

制图陈昌

王荷波

严以律己获工友送匾“品重柱石”

女婿任职电信总局不先装家用电话

蔡以忱

回乡建立黄陂第一个中共党支部

同事几十年不知其孙为烈士之后

杨匏安

华南地区最早传播马列主义

牺牲后四个儿子都走上革命道路

杨培生

放弃优越生活参加革命散尽家财

无私奉献不计得失精神成为家风

许白昊

主动交接数万元工会经费

传承精神后人每年清明诵家训

萧石月

被李维汉评价“勇敢有为忠诚坚定”

革命故事在家族流传成精神传家宝

张佐臣

办平民学校在工人中传播革命思想

遗孤苏联出生俄名意为“星火燎原”

阮啸仙

不顾体弱省下口粮支援前线

儿孙遵家规一分一毫都靠自己挣

3-11版

《用生命诠释忠诚--首届中央监察委员会牺牲者寻访》读后感(三)：萧石月革命故事在家族流传成精神传家宝

萧石月革命故事在家族流传成精神传家宝

http://szbold.cjn.cn/cjrb/html/2017-06/29/content_5621554.htm

- 用生命诠释忠诚 --版次:[ 10 ]萧石月被李维汉评价“勇敢有为忠诚坚定”革命故事在家族流传成精神传家宝

萧石月

1900—1927

湖南常宁人。1920年10月，萧石月来到长沙，成为湖南第一纱厂弹花车间的工人，加入了劳工会。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萧石月被补选为中共湖南省委委员，任湖南安源地方委员会书记，随后被派往新化锡矿山从事工人运动，发展党、团组织。1926年12月，湖南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召开。萧石月根据大会通过的“工人武装自卫案”决议，并经中共矿山特支和矿工会领导成员研究同意，于次年春用计谋收缴了商团和安集乡保安团的枪支，开始训练和组织党的工人武装。在中共五大上，萧石月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1927年5月，长沙发生了许克祥等部发动的“马日事变”。随后，萧石月接到中共湖南省委要求各地工农武装攻打长沙的通知，带领300多人的锡矿山工人武装日夜兼程向湘潭进发。行至蓝田时，遭许克祥部一个营的伏击，英勇牺牲。

位于湖南省常宁市兰江乡兰江村前光组的萧石月旧居记者任勇摄

萧真应展示萧家家谱，“连祜”即为萧石月记者任勇摄

萧真应是萧石月侄孙，应该是萧石月最近的亲人了记者任勇摄

特派记者汪文汉

等我长大了，我也打天下，让穷苦百姓翻身做主。

——萧石月

萧石月，湖南常宁人，1927年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李维汉回忆录多次提到这位出类拔萃的年轻党员，以“忠实、沉着朴素、忠诚坚定”来概括萧石月的优良品质，认为他是湖南早期的杰出工人运动领袖之一。

1927年5月“马日事变”后，萧石月率部队在湖南一次突围战中牺牲，年仅27岁。

6月12日，长江日报记者前往萧石月老家湖南常宁兰江乡兰江村前光组，采访他的亲近族人，了解他短暂而灿烂的革命历程，感受他不屈不挠、一往无前的革命精神。

“等我长大了，要帮助穷苦百姓翻身做主”

“前光组原来叫萧家湾，萧是大姓，村里大部分人都姓萧”，一年前从村党支部书记退下来的萧敬喜告诉记者。

萧敬喜找来萧家的家谱。家谱装订很精致，纸张泛黄柔软，字迹清晰。记者在萧家家谱中查到，萧石月的父亲叫萧相光。“当时萧相光家是周围这一片比较富裕的人家”，萧敬喜说。萧家故居占地500多平方米，有10多间房子。

萧敬喜告诉记者，萧石月的远大抱负，在他小小年纪时就显露了出来。7岁的时候，他父亲把他送到附近的私塾读书，但萧石月对四书五经不感兴趣，偏偏喜欢阅读稗官野史，常和同窗们交流“陈胜吴广起义”“项羽学万人敌”的故事，还说“等我长大了，我也向他们学习打天下，让穷苦百姓翻身做主”。

萧石月对穷苦孩子特别友善，时常帮助他们，好打抱不平，这让他在村里的口碑极好，大家都喊他“小四哥”。萧敬喜介绍说，村里小伙伴没有鞋子穿，他偷偷把自己的鞋子送过去；快过年了，有的家连一点肉都没有，萧石月背着自己父亲，偷偷到自家的鱼塘里打鱼，送给困难人家。

萧石月17岁的时候，父亲给他定了门亲事，但据了解，萧石月结婚后与妻子只在一起呆了3天，就毅然决然去参加革命。直到牺牲，中途只回过家一次，半夜回来，天不亮就走了。

信仰不同，与三哥分道扬镳

萧石月的革命道路发端，与三哥萧同兹密不可分。三哥很会读书，被父亲送到长沙湖南甲种工业学校读书，后加入湖南省劳工会成为骨干，写信给弟弟萧石月，召唤他投身革命洪流。

1920年10月，萧石月来到长沙，成为湖南第一纱厂弹花车间的工人。他开始接受革命思想，到各个车间、宿舍演讲，组织工人发起抗争活动。

在革命斗争中，萧同兹和萧石月兄弟渐渐走上迥然不同的道路：萧同兹加入了国民党，还把父亲萧相光接去南京住了一段时间，每日求田问舍；萧石月则坚定不移，继续从事工人运动。

1923年4月，湖南第一纱厂工人俱乐部宣告成立，并加入省工团联合会，萧石月当选为干事长。同年秋，党、团组织在第一纱厂相继成立，萧石月任党、团两个支部的书记。也正是在这个时期，萧石月接触到中共湖南省委书记李维汉。

萧石月另一笔浓墨重彩的革命事迹，是在新化锡矿山从事工人运动，发展党、团组织。他在那里成立的“新化锡矿山工会”，一周之内吸引3000多名工人参加。从第一纱厂到锡矿山，萧石月在斗争中得到了锻炼，并深刻体会到建立工人武装对于革命事业的重要性。

1927年4月底5月初，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萧石月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随后他又回到湖南。很快，“马日事变”发生，萧石月接到中共湖南省委要求各地工农武装攻打长沙的通知。他立即带领300多人的锡矿山工人武装，日夜兼程，取道蓝田，向湘潭进发。当队伍行至蓝田时，突遭许克祥部一个营的伏击。

史料显示，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萧石月用手枪击倒了几个妄图活捉自己的敌兵，在枪里剩下最后一颗子弹时，他掉转枪口对准了自己的胸膛。

村里人不知他改了名，牺牲20多年后被追认烈士

今年69岁的萧真应是萧石月二哥萧连恒的孙子，家住兰江村马家组16号。虽已年近七旬，头发花白，走路颤颤巍巍，可一讲起萧石月的故事，萧真应的眼中就闪烁着兴奋和自豪。

他回忆，萧石月在长沙从事工人运动期间，有一次深夜回过老家，带回一些工人协会的证件，让妻子藏在土砖屋炕下，并用泥巴糊起来。天不亮，萧石月就离开了。萧真应说，这个举动曾引起当地政府的盯梢，多次上门骚扰，“那时的萧石月，已经被纳入军阀的头号盯梢对象”。

萧真应透露，萧石月去世后，家里人很长时间都不知道。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央工作的李维汉给萧石月老家写来一封信，信的内容大致如下：

“萧石月同志，1921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他同邹觉悟等同志曾领导1922年初在湖南第一纱厂的工人罢工，萧石月是党支部书记，在工人斗争中有较高的声望。在一年多的接触中，我认识到萧石月同志是一个忠实、沉着、朴实、熟悉群众、了解厂情、遇事心中有数，勇敢有为的青年党员。萧石月同志是纱厂的工人领袖，忠诚坚定，1925年是省委委员，大革命失败后牺牲于锡矿山。”

萧真应说，当时家里人都不知道萧石月是谁，因为他参加革命工作后改了名字，村里人都称他为萧连祜。

原常宁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汪周荣告诉记者，接到李维汉的来信后，当时常宁县革委会组织专人进行了调查，常宁县革委会经过认定，批准萧石月为革命烈士。

6月12日，萧真应在政府修缮的“萧石月故居”内，一边小心掸着墙上的灰，一边自豪地说，萧石月的这些革命故事，在家族里广为流传，“他对革命的忠诚，已成为我们家族的‘精神传家宝’”。

探访

家乡出英烈传

他排第一位

记者汪文汉

6月12日，记者在常宁市文物管理局副局长尹黑白的带领下，来到文物保护单位——“萧石月故居”。

故居地势平坦，东南紧靠萧家祠堂，西与村道毗邻，北与农田相连，村道水泥路四通八达，田园风光独具。故居占地545平方米，坐东北朝西南，面阔三间。从外观上看，正面、东南外墙为青砖，内墙多为土砖木结构，为典型的湖南农家建筑风格。萧石月1900年出生在这里，度过他的童年和少年时光。

尹黑白介绍，衡阳市、常宁市对萧石月的革命事迹一直很重视，先后多次到故居来调研，并编辑出版《常宁英烈》，萧石月被列为第一人。2015年5月，衡阳市专门批准“萧石月故居”成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原兰江村党支部书记萧敬喜指着每个房间，一一告诉记者，哪一间是萧石月父亲的，哪一间是兄弟们的，哪一间是萧石月的婚房。尹黑白则表示，萧石月尽管在27岁即献出了生命，但是他的斗志、他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永世流传。

（此稿得到湖南省常宁市委宣传部吕小宝、郭华的大力支持）

责编：刘方明美编：职文胜版式：段莉莉责校：谷未黄

《用生命诠释忠诚--首届中央监察委员会牺牲者寻访》读后感(四)：阮啸仙不顾体弱省下口粮支援前线儿孙遵家规一分一毫都靠自己挣

阮啸仙不顾体弱省下口粮支援前线儿孙遵家规一分一毫都靠自己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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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生命诠释忠诚 --版次:[ 11 ]阮啸仙不顾体弱省下口粮支援前线儿孙遵家规一分一毫都靠自己挣

阮啸仙

1897-1935

广东河源人。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之一，广东青年运动的先驱，大革命时期著名的农民运动领袖。1927年5月在武汉召开的中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1928年赴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1934年1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审计委员会主任，是人民审计制度的创建者和奠基人。1935年2月，阮啸仙领导的赣南省委机关部队被敌围困，3月6日在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38岁。

广东河源市革命烈士纪念馆里阮啸仙与同志的合影照片记者李葳翻拍

广东河源市东源县阮啸仙故居记者李葳摄

6月8日，广东省的大学生参观阮啸仙故居记者李葳摄

特派记者刘智宇

哪怕是最困难时候，仍要与党保持一致。

——阮啸仙

1935年初，阮啸仙领导的赣南省委机关部队被敌围困，他人在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38岁。

6月初，长江日报记者在广州越秀区华侨新村和平路39号一栋老旧的房中，采访到烈士阮啸仙之孙阮钦彤。他回忆，在革命最低潮时期，祖父阮啸仙奉命秘密转移到香港，负责农运领导工作，其间祖父常对同志们说：“革命处于低潮，仍要充满对革命胜利的信心。哪怕是最困难时候，仍要与党保持一致。”

9年只和儿子通过两封信

在广东河源市革命烈士纪念馆内，有一个展区专题展示了阮啸仙烈士存世的信件、照片、报道。一封家书引起记者的注意——

“爱儿：……你想学好，你应该向你眼前的事情去学，事无大小，都有它的道理的。想见识多，有本事能耐，不必向上海或国外花花世界去学，随时随地随事都是书本，都有够学的道理在，哪怕是烧火煮饭的小事，你想知道火是什么东西？从何而来？它对于人群社会有何益处？有何害处？如何用之才有益而无害？那就够你想了。”

这封几百字的家书，纸页泛黄，是1933年阮啸仙担任全国互济总会救援部长期间，写给儿子阮乃纲的。

“革命形势严峻，阮啸仙与儿子聚少离多。他们之间仅仅通过两封信，这是第二封，也是最后一封”，馆长许敏光告诉记者。

1926年“中山舰事件”之后，广州笼罩在白色恐怖中，刚将阮乃纲从河源老家接来才一年左右，担心拖累家人，阮啸仙又让妻子带着阮乃纲回了乡。

1927年，中共五大在武汉举行，阮啸仙当选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后来，阮啸仙接受党组织派遣，先后赴莫斯科、天津、内蒙古、辽宁、上海、沈阳等地从事革命工作。

1933年初，14岁的阮乃纲给父亲写了第一封信，阮啸仙收到后一遍遍告诉身边同志：“我儿子长大了，会写信了……”当晚，他给儿子回了信，信中嘱咐阮乃纲孝敬母亲、好好学习、更加进步。

于是阮乃纲又给父亲写了第二封信，但迟迟没有收到回信。后来才知道，阮啸仙遇到了“最困难的时候”——党在上海的一些秘密机关连遭破坏，廖承志、邓中夏等人先后被捕。阮啸仙想方设法组织营救，但都失败了。直到几个月后，形势稍稍稳定，才抽空回了信。

收到这封回信，阮乃纲又写去第三封信，但从此音讯全无。许敏光介绍，1934年阮啸仙调任赣南，红军主力长征后，他留守下来领导游击战争，在一次与敌人作战时被流弹击中胸口，英勇牺牲。

贫病交加仍设法与党组织联系

阮钦彤回忆，阮啸仙烈士曾告诉家人，1931年前后，因为中共在上海的机关遭到敌人破坏，他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贫病交加，一度不省人事，“后来百般无奈，他给家里写信，向亲友请求救济”。收到亲友凑来的100元钱后，他在第二年初与党中央再度取得联系，找到组织。

河源市革命烈士纪念馆保存着这份信件的复印件，信中写道：“与其身死他乡，沦为异地之鬼，以贻乃祖乃家羞，何不汗颜乞怜于诸兄长之前……弟曾计之：继续我本行（注：指中共中央机关）消息，以三个月为限，必有收获……”

1933年10月，党中央派他到中央苏区工作。前方军事频繁，用粮吃紧。为了节省用粮，支援前线，阮啸仙不顾自己体弱多病，仍同大家一样，参加苏区每人节省三升米的活动。同志们照顾他的身体，都劝他不参加节省活动，被他拒绝。

其间，在与家人的通信中，阮啸仙也嘱咐家人一定要节俭，他写道：“在家要节俭，一支火柴也来之不易。”

从不以烈士后人自居

阮钦彤今年64岁，中等个头，头发有些花白，穿着朴素的短袖、短裤，脚蹬一双旧拖鞋。他满脸笑意将记者迎进门，站在门口，三室一厅、不到90平方米的全房格局尽收眼底，墙面白色乳胶漆像新涂过的，木制桌椅的颜色已有些暗沉。

“才把空调打开，聚聚凉气”，阮钦彤有些不好意思，他平时基本不开空调，“费电，吹吹风扇就不热了”。

阮钦彤说，自己的节俭是受父亲阮乃纲的影响。“父亲一生节俭，过生日从不允许我们在外面摆酒席，哪怕是七十大寿。我们提出来想办热闹些，也被他责备，只好在家里做些简单的饭菜”。

阮乃纲就是在这栋旧房子和儿孙平平淡淡过了数十年，直到离世。“他是爷爷阮啸仙的独子，从不以烈士后人自居，也从未主动向组织上提出过任何要求。平时喝喝茶、下下棋，不抽烟不喝酒，总是一副自得其乐的样子”。

阮钦彤是阮乃纲的二儿子，他回忆，父亲阮乃纲为人低调，很少向家人提起阮啸仙烈士的事迹。只在逢年过节，一家人聚在一起，父亲才会和母亲闲聊，只言片语提及阮啸仙。他们家里有条不成文的规定，在外从不主动提及自己是烈士后人。

以曾祖父为榜样踏实走好自己的路

“我们兄弟姐妹几个都是平头老百姓，用爸爸的话讲，一分一毫都是用自己的双手挣出来的”，阮钦彤告诉记者。

阮钦彤的哥哥原来在手表厂当工人，后来从厂里出来做服装生意，在商场租个小档口，在夜市推个流动摊位。姐姐在啤酒厂当工人，一直干到退休。妹妹原来在水果店当售货员，后来在私人企业当财务。

阮钦彤高中毕业后，分配进广州第三针织厂当裁缝，从学徒工做到熟练工，再做到车间二三十人班组的负责人，勤勤恳恳，直到1998年工厂倒闭，没两年，妻子所在的指甲钳厂也倒闭，一家人一时陷入困境。“父亲从没有动用自己烈士后人的身份去谋福利。”阮钦彤说。

后来，阮钦彤经亲戚介绍，在工地上谋得一份现场安全管理工作，一家人有了稳定的收入，一直干到2013年退休。

阮钦彤的儿子阮士君，现在中央审计署驻广州办事处工作。他在电话里告诉记者，自己最初知道曾祖父阮啸仙是革命烈士，是爷爷阮乃纲只言片语中提到的。“爷爷说得最多的是，让我们好好以曾祖父为榜样。曾祖父的事迹，让我明白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我希望自己继续踏实走好自己脚下路，踏实工作”。

探访

烈士故居

成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记者刘智宇

从河源市区出发，驱车30公里抵河源市东源县义合镇下屯村，阮啸仙故居就位于此。

长江日报记者看到，这是一栋三进院落式客家民居建筑，颇有古韵。据介绍，这栋建筑始建于清代，阮啸仙在此出生并度过童年、青少年时期。

故居内布置了不少展示阮啸仙烈士革命事迹的展板，烈士照片、使用过的老物件也在展柜内一一排开。2002年7月，阮啸仙故居被定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0年被定为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记者抵达时，偶遇一群志愿者在故居外集结。他们头戴红帽、身着红背心，背心上写着“河源理工学校志愿者”几个字。

领队刘贤军是河源理工学校机械制造教学部的老师。他告诉长江日报记者，该校建校以来，一个传统延续至今——每年入校的新生都会分批来到阮啸仙故居进行志愿服务活动。

“阮啸仙烈士是河源地区最有影响力的革命先烈，他的爱国思想和事迹对青少年成长是最好的教材”，他介绍，这一批，共有120余名新生乘大巴车从市区来到烈士故居，学生们做卫生、拔草，再到附近孤寡老人家中探望。

责编：朱艳琳美编：职文胜版式：段莉莉责校：龚新翔

《用生命诠释忠诚--首届中央监察委员会牺牲者寻访》读后感(五)：张佐臣遗孤在苏联出生 俄名意为“星火燎原”

张佐臣遗孤在苏联出生 俄名意为“星火燎原”

http://szbold.cjn.cn/cjrb/html/2017-06/29/content_5621556.htm

-- 用生命诠释忠诚 --版次:[ 7 ]张佐臣办平民学校在工人中传播革命思想遗孤在苏联出生俄名意为“星火燎原”

张佐臣

1906—1927

浙江平湖人。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参加和领导上海日商大康纱厂工人大罢工。曾参加第二、三、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当选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二、三届执行委员。他是上海工人运动的领导者之一。1926年9月任中共无锡独立支部书记，不久任中共无锡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后在上海总工会工作。1927年参加中共五大，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6月任上海总工会委员长，同月下旬中共江苏省委成立，当选为省委委员。1927年6月29日在上海被捕，7月初在上海龙华监狱英勇就义，年仅21岁。

上海纺织博物馆内关于张佐臣的介绍记者胡九思摄

张佐臣女儿伊斯克拉（忆霞）照片浙江新昌县党史办提供

特派记者周满珍

请带一信给我的妻子，叫她不要难受

——张佐臣

张佐臣牺牲时年仅21岁，留下的生平资料不多。长江日报记者的寻访之路，从他的故乡浙江平湖开始，再到他的牺牲地上海龙华监狱——现为上海龙华烈士陵园。

一路寻访，记者发现，烈士虽然牺牲了90年，但人们并没有忘记他，各地相关方面一直在搜集烈士资料，寻找烈士后人。

浙江平湖党史部门、上海民政局、龙华烈士陵园：

一直在搜集烈士史料

在浙江平湖党史部门，记者获得了一张张佐臣黑白照片、一份《平湖英烈——张佐臣烈士传略》。一位工作人员说，平湖方面一直在搜集张佐臣的资料。

记者在《平湖英烈——张佐臣烈士传略》里发现，“据周月林回忆”多次出现。周月林是张佐臣的妻子，两人于1926年结婚。

据周月林回忆，1927年6月，张佐臣被关押在上海龙华监狱期间，对同时被捕的难友说，“如果你们能出去，请带一信给我的妻子，她在苏联，叫她不要难受，再嫁一个好人。”

经平湖党史部门查阅档案发现，在1992年上海市第十二棉纺厂工会委员会一封来自平湖查阅张佐臣资料的介绍信里，留存了一条有用信息：1926年深秋，张佐臣将怀孕6个月的妻子送往苏联。

案卷同时记载，1989年，上海市纺织局也来寻访线索。

6月7日，记者来到上海龙华烈士陵园，负责媒体接待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曾向社会发起过征集，但烈士纪念馆和陵园内关于张佐臣的资料非常少，其墓地也不在那儿。

在龙华烈士陵园的烈士名册里，记者看到了张佐臣的名字，还有当年坐过的监牢、押送的囚车等。

记者随后联系上海市民政局，工作人员回复，在民政局优抚办的名单里，没有张佐臣后人的记载。

上海纺织博物馆原馆长蒋昌宁：

对张佐臣事迹如数家珍

平湖档案里出现的“第十二棉纺厂”现属上海纺织控股集团，旗下建有上海纺织博物馆。博物馆原址是上海申新九厂，位于苏州河畔。上世纪初，此地纺织厂云集，不少穷苦人家顺着苏州河到上海讨生活。

已经退休多年的上海纺织博物馆原馆长蒋昌宁，对张佐臣事迹如数家珍。他说，张佐臣早年在上海做工的日商大康纱厂，是以动力纺织为主的纱厂，张读过私塾，在车间担任记工员。1924年，中共地下党员蔡之华在沪东扬州路603号创办了沪东工人进德会，组织工人上夜课、演剧、阅读书刊。蒋昌宁说，让工人识字其实是掩护，主要是为了传播马克思主义，当时的教科书便是《共产主义宣言》。

经常去听蔡之华讲革命形势和革命道理的张佐臣，由此接受了革命教育，成为工人运动积极分子，不久就加入中国共产党，年仅18岁，就此走上革命之路。蒋昌宁说，张佐臣相貌堂堂，加上会识字，富有亲和力，在工人中非常有号召力和人格魅力。

意外获得线索：

张佐臣女儿在苏联出生

在上海中共四大纪念馆，一面关于1927年的主题展板上，记者看到张佐臣的照片和简短介绍。纪念馆研究部副主任李娜给记者提供了一条线索：《人民司法的开拓者——梁柏台传》一书中曾提到，张佐臣和周月林有一个女儿在苏联，该书作者是陈刚。

梁柏台是周月林的第二任丈夫，两人在苏联结为革命伴侣。梁的故乡在浙江新昌，周月林生命的最后十几年，一直住在新昌，直至1997年去世。

据《人民司法的开拓者——梁柏台传》一书记载：1927年1月13日凌晨6时，周月林在苏联生下了她和张佐臣的女儿。

记者辗转获悉，该书作者陈刚曾是新昌县党史办工作人员。记者联系陈刚家人得知，80多岁的老人一年前中风，思维已不清楚，很多事都不记得了，所搜集的相关材料也悉数移交给新昌县党史办和档案局。

当家人把电话递给陈刚，话筒那端，老人已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唯一能听清的是不断重复的“记者”二字。

烈士遗孤取名忆霞：

中国大使馆曾寻找未果

在新昌县党史办，记者拿到了烈士遗孤忆霞的数张珍贵照片，从相关信件可以看出，这些照片是梁柏台1930年由苏联寄给家里，并且写着：

“这是我的女儿忆霞，在一九二八年一月十三日周岁时拍摄于伯力城。现在她已有三岁多了，每天从早晨八时到下午三时在幼稚园受教育，说得一口纯粹的俄语，但中国话却懂得不多。”

梁柏台给女儿起了个俄文名字：伊斯克拉，意即“火星”，取“星火燎原”之意，期盼女儿做“革命火种”，中文名叫忆霞。

1931年5月，梁柏台和周月林一起踏上了回国路程，为了全心投入新的革命事业，行前他们将女儿忆霞和儿子玛依（后改名为伟力）送到莫斯科南郊的瓦斯基诺国际儿童院。从那以后，周月林就再也没有见到过自己的骨肉。

梁柏台1935年在红军长征战斗中壮烈牺牲，年仅36岁。1981年，中共新昌县委党史征集小组搜集烈士的素材，记者从新昌档案局拿到一份梁柏台小学同学“丁宗华回忆梁柏台烈士生平”的手写材料，上面写着：梁柏台的大姐曾试图寻找这两个孩子的下落，并到中央组织部了解情况，组织部回复，需要到中国大使馆（驻苏大使馆）了解。后来，大使馆回信说，“现在查不着，查着了再回信。”直到1981年，仍旧没有任何音讯。

这份材料目前存于新昌县档案局，是我们能得到的张佐臣女儿忆霞的最后讯息。

探访

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李福长：

4位委员在上海就义

记者周满珍

2011年，中纪委曾组织拍摄专题片，介绍首届中央监察委员会成员的故事，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李福长作为党史专家全程参与。当时，他遍寻张佐臣资料，也所获不多。

回望1927年这一特殊年代，李福长告诉长江日报记者，“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敌对势力混进党的队伍，对党员进行腐化，有人退党，有人出卖组织，党员人数一下子从高潮时期的6万多人，减少至1万多人。中共五大召开后，党组织意识到队伍不够纯洁，尤其是在革命低潮时，加强党的纯洁性和党的自身队伍建设非常重要，因此就有了首届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产生。

李福长说，张佐臣组织能力、感召力、亲和力都很强，被工人亲切地称为“张大哥”，他在沪东开办平民学校，采用讲故事等喜闻乐见的形式授课，在工人中传播革命思想。年轻的张佐臣对革命所表现出来的热情，为了信仰舍我其谁为大家的胸怀，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可能无法想象的。

李福长举了一个例子，1926年，张佐臣和共产党员周月林结婚后，夫妇俩各自忙于革命，在同一个城市，相聚的时间却很少。同年9月，张佐臣原准备和妻子一起去苏联留学，党组织考虑到他在工人运动中的影响力很大，一旦离开，工人运动会受到影响，便派他去无锡领导党的支部建设。张佐臣二话没说，就奔赴无锡，夫妻就此永别。其时，周月林已有6个月的身孕。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无锡开始清党。危急关头，张佐臣不顾自身安危，一面组织幸存的同志疏散、撤退，一面转道回上海，此后在上海继续领导总工会的工作。

1927年4月下旬，张佐臣等奉命从上海乘船去武汉参加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大会上，张佐臣当选为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从汉返沪后，由于被叛徒出卖，6月29日，张佐臣在上海总工会秘密办事处开会时被捕。

关押在龙华监狱审讯期间，张佐臣受到了严刑拷打，但毫不屈服。临刑时，张佐臣和杨培生等4人肩并肩，神色自若，高唱《国际歌》，观者无不为之动容，连刽子手都惊慌失措，临时决定改枪杀为砍杀。

在李福长看来，正是这些革命先烈将“为穷人、劳苦大众争解放争自由”当成信仰，才能舍生忘死，不畏牺牲。

李福长透露，张佐臣、杨培生、杨匏安、许白昊4位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先后在上海龙华监狱就义。他们牺牲后，中共地下党组织做了很多努力，秘密寻找他们的亲人和后人，尽量转移到安全区域。

责编：朱艳琳美编：职文胜版式：段莉莉责校：周丽芳

《用生命诠释忠诚--首届中央监察委员会牺牲者寻访》读后感(六)：蔡以忱回乡建立黄陂第一个中共党支部同事几十年不知其孙为烈士之后

蔡以忱

1896—1928

湖北黄陂人。1923年，经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董必武等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其间，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开展秘密工作。历任中共武汉地委执行委员，中共湖北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共湖北区执行委员会委员兼武昌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中共湖北区委（即省委）宣传部长。中共五大上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后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中共湖北省委委员兼农民部长。大革命失败后，奉调湖南工作，历任中共安源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湖南省委秘书长，湘西特委常委兼军委书记等职。曾参加秋收起义。

1928年7月中旬，因叛徒出卖，在湖南常德澧县被捕，英勇就义。

-- 用生命诠释忠诚 --版次:[ 8 ]蔡以忱回乡建立黄陂第一个中共党支部同事几十年不知其孙为烈士之后

http://szbold.cjn.cn/cjrb/html/2017-06/29/content_5622007.htm

记者黄征通讯员王谦裴高才颜学甫

要为百姓着想，不要找组织的麻烦。

——蔡以忱

1925年12月下旬，蔡以忱(二排左一)与董必武(二排左三)等的合影据《人民政协报》

武汉市黄陂区蔡家榨街白家嘴自然村，是黄陂东部的一个偏僻村落，首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蔡以忱就出生在这里。6月9日，蔡以忱的孙子蔡亚生和长江日报记者一起，驱车来到他的祖辈生活过的地方。

白家嘴村的部分房屋，如今还保留着旧时土墙黑瓦的模样，走过一条狭窄的小巷，蔡亚生指着一间只剩下一面墙的旧民居说：“我的祖父蔡以忱就是在这间屋子出生的，他读小学就离开了这里。”

投身革命后仅回家两次

蔡以忱又名一尘，学名滨，1896年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父亲蔡宏熩做帮工，母亲王氏一生务农。兄弟6人中，他排行老三。

蔡氏家族以清廉著称，蔡氏第八代孙蔡完是明代监察御史，嘉靖帝朱厚熜曾钦赐匾额“清官第一”。读书传家的蔡宏熩夫妇，在勤俭持家的同时，十分注意培养孩子良好的行为习惯。蔡以忱从小就有了报效国家的远大理想。

蔡亚生说：“祖父的大哥蔡极忱参加过辛亥革命，这对祖父走上革命道路影响很大。”

1920年8月，董必武、陈潭秋等人筹建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通过举办读书会、编辑进步书刊等，传播马克思主义。在董必武、陈潭秋等人引导下，蔡以忱参与编辑中共武汉地方党组织机关刊物《武汉星期评论》。1923年至1924年间，经董必武等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其间，受党组织委派，回家乡帮助建立了黄陂第一个中共党支部。

蔡亚生儿时在家乡听老人讲蔡以忱的传奇，心中充满了敬仰之情，“祖父膝下有两个孩子，他和祖母吴金梅带着长子蔡惠安（我的大伯）在武昌住了几年，但祖父一心扑在革命事业上，经常东奔西走，没有时间照顾他们。我父亲蔡光海是他的次子，刚满周岁就不得不寄养在乡下堂叔父家”。小光海几岁的时候，蔡以忱曾回家探望，但不久就匆匆告辞。

八七会议后，时任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的毛泽东被派到湖南领导秋收起义，与时任中共中央委员的罗章龙商量物色几个懂军事的同志到湖南做组织发动工作，罗就推荐了蔡以忱。蔡欣然接受了这一重任，到湖南后任中共安源市委书记，积极筹备秋收起义。他组织的安源工人队伍被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他任党代表。秋收起义时，蔡以忱与团长率领的第二团参加了起义。

“祖父32岁就牺牲了，他投身革命后仅回家两次。”蔡亚生说。

蔡以忱留给后代的铜剑记者胡九思摄

生活再困难也不向组织找麻烦

蔡亚生说：“祖父在武汉从事革命工作时，祖母曾带着我的大伯蔡惠安为他送信、做掩护，后来因工作需要，祖母带着大伯回到黄陂。”

蔡以忱曾在地方党组织担任重要职务，中共五大上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后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中共湖北省委委员兼农民部长。他也是国共两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创始人与执行委员等。

“我听母亲讲，当年村里一些乡邻对祖母说，以忱当了这么大的官，你怎么不找他要一些东西？但祖父在祖母回乡前跟她讲，‘你带着孩子，哪怕生活再困难，也要自己想办法解决，不能找他们的麻烦’。”

根据组织要求，蔡以忱没有向家人透露共产党员的秘密身份。蔡亚生说的“他们”，是指吴金梅认识的董必武、陈潭秋等人，她只知道这些人是丈夫的同事，新中国成立后，她才知道他们和丈夫都是共产党员。

“祖母当年也确实很困难，母亲曾告诉我，祖母是想去找董必武，但犹豫再三，还是没有去。祖父牺牲后直到新中国成立，她和孩子的生活全靠亲戚们接济、照顾”，蔡亚生说。

新中国成立后，蔡以忱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因当时国家干部的薪金是按级别定量供应粮食，故对烈属的优抚，也是以供应粮食的方式抚恤。由蔡惠安保存的烈属证上记载，自1950年12月16日起，当地人民政府每年给吴金梅及子女发放1200斤粮食。

吴金梅回乡后始终没有离开故土，一直在家种地，直到1970年去世。

蔡以忱的后人在向记者讲述先烈故事记者胡九思摄

后代将“传家宝”

无偿捐献

记者黄征通讯员管海燕范真怡

探访

严于律己绝不给祖父丢脸

蔡亚生对长江日报记者说，爷爷没有留下什么遗产，只有数件遗物是通过奶奶作为“传家宝”传下来的，其中几件他和大伯又捐给了博物馆。

蔡以忱在写给妻子吴金梅的信中说：“他日子女成人，我曾经用过的铜剑、砚台以及我的衣物，你可以选择一些给他们留作纪念。”

蔡以忱牺牲后，吴金梅痛不欲生，终日以泪洗面。整理丈夫的遗物时，她特地将他用过的一方砚台、曾随身携带的一柄铜剑，以及参加国民党“二大”所用的皮箱等妥为保存。

“奶奶常说这是爷爷用过的东西”，蔡亚生说，“她教育我们要认真读书、诚实做人。”

1970年，吴金梅在弥留之际，将砚台和小皮箱交给长子蔡惠安，铜剑交给次子蔡光海，希望他们当作“传家宝”世代相传。后因有关部门征集烈士遗物，他们又把这几件“传家宝”无偿捐出。

1977年，蔡惠安和儿子蔡小兵向有关部门捐赠蔡以忱用过的皮箱、砚台、纪念册、纪念章多件。蔡惠安写给武汉文物管理处的信中说：“小皮箱是我父亲随身携带，于1925年底在广州开会后，直接带回家过春节。内存衣物、证章等。春节后父亲离家未带走，由母亲保存。砚台是我父亲在乡间读书时所用，由家母保管。由于侄儿春安生活困难，曾借给他小孩上学用。”

1984年7月1日，蔡亚生向当时的黄陂县人民政府捐出了爷爷的铜剑和一枚教育徽章。

目前，蔡以忱用过的铜剑在中共五大会址纪念馆展出，砚台、皮箱也即将展出。

据了解，黄陂区正在筹建蔡以忱烈士陈列室，地点位于蔡以忱儿时读书的蔡家榨街蔡官田村（其出生地白家嘴村的邻村）。建成后的陈列室将充分展现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迹和爱国情怀，并成为反腐倡廉教育的重要阵地。

受父辈的影响，蔡以忱的后代也都严于律己，为人正直。

蔡以忱曾对长子蔡惠安说，为人要正直，要为百姓着想，不要找组织的麻烦。蔡亚生说：“我父亲蔡光海虽然很少见到祖父，但这些话对他的影响也很大。父亲一辈子为人本分正派，从来不做违背良心的事情。”

上世纪60年代末，蔡光海到武昌遵义中学（现三角路中学）教书时，从来没有向领导和同事透露自己是烈士的后代。董必武任国家副主席时，曾派秘书到武汉看望蔡以忱的二哥蔡襄忱，蔡光海正好在他家，秘书得知他是蔡以忱的次子，非常高兴，问他有什么困难？蔡光海回答：“没什么困难。”

“实际上那时很困难”，蔡亚生说，“当年父亲在城里教书，母亲带着孩子在乡下种地，工分很低，家里年年缺粮。但父亲从来不愿意找政府的麻烦，还让我们尽量靠自己的力量解决，他说，‘国家这么大，有困难的人太多了，如果我们老是伸手向组织要这要那，会愧对祖先’。”

在父母的教育下，蔡亚生和兄弟姐妹也都自食其力。1978年，蔡亚生考入黄陂师范学校，毕业后在蔡榨中学教书8年，1986年入党，后被抽调到区人大常委会。他工作勤奋努力，曾荣获武汉市教育系统劳动模范称号，多次被评为区优秀共产党员。

蔡亚生的领导和同事一直不知道他是革命烈士后代，直到2013年，武汉市纪委的同志为办展览找蔡亚生了解情况，大家才知道他是蔡以忱的孙子。

“祖父为革命抛家不顾，又是这么廉洁，我们后辈绝不能给他丢脸。”蔡亚生说。

责编：欧阳思陨美编：刘岩版式：杜云秀责校：蔡明君

（本组稿件得到中共五大会址纪念馆大力支持）

《用生命诠释忠诚--首届中央监察委员会牺牲者寻访》读后感(七)：杨匏安牺牲后四个儿子都走上革命道路

杨匏安牺牲后四个儿子都走上革命道路http://szbold.cjn.cn/cjrb/html/2017-06/29/content_5621538.htm

-- 用生命诠释忠诚 --版次:[ 5 ]杨匏安华南地区最早传播马列主义牺牲后四个儿子都走上革命道路

1925年杨匏安（右一）与陈延年（右二）等合影记者胡冬冬翻拍

杨匏安

1896-1931

广东珠海人。早年赴日本求学，建党前就在华南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1921年入党，是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前的党员之一。第一次国共合作以后，受党委派主要在国民党中任职，曾在国民党中央担任过第二届中央委员、中央组织部秘书和代部长。1927年春，他到武汉参加中共五大，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并任副主席，同年8月以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身份出席八七会议。在汉期间，杨匏安做了大量统战工作。1928年赴上海工作。1931年7月被捕后，多次拒绝了国民党元老们高官厚禄的利诱和蒋介石的亲自劝降，8月被秘密杀害于上海。

6月10日，广州珠海，杨文伟夫妇站在杨匏安雕像前记者胡冬冬摄

特派记者欧阳春艳

再苦再危险，我们也要革命到底。

——杨匏安

作为我国最早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先驱，杨匏安与李大钊并称“南杨北李”。1927年，中共五大在汉召开，杨匏安当选首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主席。

1931年，年仅35岁的杨匏安在上海被国民党杀害。他就义后的许多年间，周恩来经常带着深情讲述他的动人事迹，并用他“为官清廉，一丝不苟，堪称楷模”的品德来教育大家。

6月9日，长江日报记者前往珠海专访了杨匏安的儿子杨文伟。

300多大洋薪金大部分交给党作活动经费

杨匏安1896年出生于珠海南屏北山村一个破落的茶商家庭，他的成长，适逢中国社会经历剧变。杨匏安对社会激变过程中的种种黑暗非常厌恶失望，不断思索国家和人民的出路。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后，他认定了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他翻译写成了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世界学说》，成为华南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

今年88岁的杨文伟是杨匏安最小的孩子，父亲去世时他才2岁。谈及父亲的才华与胆识，他告诉长江日报记者：“我祖母是个大家闺秀，知书达理，还可以双手写书法。她一辈子生过9个孩子，最后只有我父亲一个人活了下来，所以她很重视对这唯一一个孩子的教育，我父亲很小的时候就是远近闻名的神童了。”

1921年春，杨匏安由谭平山介绍加入了广东的共产党发起组，1923年，他又受中共中央委派参加了国民党的改组，此后三年间在国民党中央当过第二届中央委员、中央组织部秘书和代部长。他身为国民党“高官”，却没有借机敛财，而是以此身份大力发展中国共产党党的组织和工农运动。

“他那时一个月的薪金有300多大洋，足以买田、买地。但他把绝大部分钱都交给党作活动经费，只留下极少的一部分作为家用。因此，我们家里也就不可避免地清贫、困难了，家人都必须去做工贴补家用”，杨文伟回忆。

省港罢工时，杨匏安还当过广东政府财政部的代表，管理大量钱财。当时常有人上门送礼，他从不许家人接受。一次省港罢工委员会发放捐款后，留在杨家的袋子里剩下一枚硬币，只值一两毛钱，孩子们捡到后拿着玩。杨匏安发现后马上严肃地对他们说：“这是公家的钱，一分一文都不能要。”接着，他又让孩子们马上把这枚硬币送回罢工委员会。

受到不公正处分，仍表示“公忠不可忘”

第一次国共合作并不一帆风顺，国民党内右派势力一直在争夺权力，排挤、打击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1926年，杨匏安被迫辞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秘书职务，但依然继续坚持斗争，勇敢地抗击国民党右派。1927年春，他到武汉参加中共五大，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主席。同年11月，杨匏安受到不公正处分，被撤销中央监察委员之职，生活困窘，他仍表示“公忠不可忘”。

离开武汉后，杨匏安一直以普通党员身份在上海做地下工作。他全家有十多口人，自己又患肺病，所领的有限生活费难以维持日用，七个儿女有两个因病缺医而早夭。

“父亲白天在党报秘密机关当编辑，晚上写作译书赚稿费补贴家用。那时出版革命书籍发行困难，稿费很低，他还要经常帮家人推磨做米糍，让祖母和哥哥姐姐们清晨上街叫卖”，杨文伟透露，“家里那时的很多生活费用，其实是靠祖母和我母亲一分一分挣来的。”

在上海期间，杨匏安一家的生活不仅艰难而且充满危险。他的母亲担任机关掩护，失学的孩子们则担任起发送进步传单书报的工作。家里每个人口袋里只装两毛钱，杨匏安还规定这笔钱平时不得动用，在机关暴露或与组织失去联系时才可用于买食物。

1930年杨匏安被捕后，周恩来冒险到家中探望，杨母很受感动，却坚决不许儿子的这位友人再来。后来，杨匏安因未暴露真实身份而获释回到家中时，有人说起：“我们做这些事，又穷又危险，小孩子没有书读，上街也提心吊胆的。”他却坚定地回答：“再苦再危险，我们也要革命到底。”他的母亲马上说全家都支持你。这一幕，成为杨匏安几位子女记忆中最为深刻的一笔。

摔掉蒋介石劝降电话，狱中写下绝笔诗

1931年7月，杨匏安再次在上海被捕。在狱中，杨匏安面对国民党的高官厚禄引诱，宁死不屈。蒋介石甚至亲自出马劝降，杨匏安不为所动，把电话都摔了。

在狱中杨匏安也惦念家中生活，设法传出纸条叮嘱“玄儿不可顽皮”，“缝纫机虽穷不可卖去”。因为这个缝纫机是家中唯一的谋生工具。杨匏安还告诫家人，千万不能接受国民党要人送的钱物，如不能生活下去就立即南返。

“实际上广东老家已经没有任何财产了，但父亲在遗书中只字不提让家人去找党组织，因为他怕给组织增添负担”，杨文伟老人说起那段历史非常沉痛，“当时母亲病重，无奈之中甚至想把我给卖掉，后来因为我的哭闹和祖母的坚持，此事才作罢。”

虽然已是88岁高龄，杨文伟老人仍能背诵父亲就义前在囚车中口诵的那首诗——《示难友》。这首诗引据南北朝时褚渊出卖袁灿之事，告诫人们明辨忠奸：“慷慨登车去，相期一节全；残生无可恋，大敌正当前；知止穷张俭，迟行笑褚渊；从兹分手别，对视莫潸然。”

家人都走上了革命道路

杨匏安牺牲后，他的家人也都走上了革命道路。长子杨玄由周恩来送去参加革命工作；二儿子杨明1938年在武汉找到周恩来，随后去了延安；三儿子杨志也被党组织送去延安参加革命；最小的儿子杨文伟则被祖母、姐姐杨绛辉等带到香港，继续为党收集、传递情报。

“1945年，广东党组织找到了我，把我送到东江纵队。因为有在香港从事无线电台工作的经历，组织就分配我在部队做电台机要工作”，杨文伟告诉记者，“因为长年从事电台工作，我听力不太好了。”

后来，杨文伟在福建与战友郑梅馨结婚。不管时代如何变化，夫妻两人都把清白做人、认真做事、坚持读书作为家里最重要的教育信条。“恢复高考第一年，我们家就有两个孩子同时考上大学，这在当时很轰动”，今年85岁的郑梅馨回忆。

离休后，杨文伟带着家人回到珠海定居。“我们一大家子人，总算有个人回到了家乡，父亲应该会很高兴”，6月9日，在珠海南屏北山村那座古老的杨氏宗祠里，杨文伟拄着拐杖，抬头望着墙壁的族训“忠孝廉节”，喃喃自语。

探访

家乡纪念小学

每年评选“杨匏安之星”

记者欧阳春艳

“在珠海，我父亲的雕像大概有七八座，但香炉湾畔的这一尊铜像是最传神的，”6月10日清晨，冒着霏霏细雨，杨文伟、郑梅馨夫妇带领记者前往海边，瞻仰伫立在这里的杨匏安烈士雕像。

记者看到，这座建于1986年的雕像高约四五米，人物造型细腻，杨匏安手执烟斗，凝神沉思，狂风卷起他的长衫、围巾，显示出一派坚守傲骨、为真理献身的英雄气概。

“负责创作这座雕像的是著名雕塑家潘鹤，著名的珠海渔女雕像就是他的作品。潘鹤是我父亲的表弟，想必他在创作这尊雕像的时候，一定是倾注了跟别人不一样的情感。”杨文伟老人感叹。

“1986年，我们家四个兄弟在分离了50多年后，第一次见面就是在这里。后来二哥、四哥在外地去世，骨灰都送回了珠海，就埋在这里的树下，永远陪伴着父亲”，杨文伟老人给我们指点着雕像右后方的两棵柏树。没有墓碑，甚至没有任何标识，杨匏安的两个儿子就静静长眠于此。

沉默片刻，杨文伟老人告诉我们：“我们这个家庭确实不太一样，很多人埋在哪里都已经不知道了。父亲是被枪杀的，母亲去世时只有年纪尚小的姐姐在身边陪伴，祖母在香港去世，哪里还能找到他们的归处。”

烈士精神至今在珠海广为传承。2003年，杨匏安老家珠海南屏北山村的北山小学，正式更名为杨匏安纪念学校。6月9日，长江日报记者走进这所学校时，只见一座杨匏安半身雕像竖立在美丽的校园中央。该校教导主任黄晓华告诉我们：“学校不仅有关于杨匏安的红色课程，教育孩子们学习他坚韧不拔、公而忘私的精神，每年还会评选‘杨匏安之星’，标准就是以德优先。”

在杨匏安纪念学校不远处，还有一座建于2011年的杨匏安陈列馆。这座百余平方米的仿古建筑里，近百块展板和十余件文物复制件，讲述着杨匏安的故事。这座馆的创建者是从外地来的企业家薛军，我们前去采访当天，他正与公司员工在这里上红色党课。“杨匏安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是有重要地位的，他也是北山村最重要的红色资源，所以我们一来到这里，就决定要为他建造一座陈列馆，成为人们学习红色精神的场所”，薛军说。

作为杨匏安唯一仍然在世的子女，88岁的杨文伟和妻子郑梅馨一起，正在继续发掘更多史料，希望让父亲的精神能够走得更远。珠海市青年志愿者协会执行副会长陈铮眼下正与他们合作，筹划排演一部以杨匏安为主题的话剧，他说：“查阅史料的时候，我好多次都感动得想流泪，杨匏安应该被更多人知道。”

责编：欧阳思陨美编：刘岩版式：杜云秀责校：峻峰

《用生命诠释忠诚--首届中央监察委员会牺牲者寻访》读后感(八)：许白昊主动交接数万元工会经费传承精神后人每年清明诵家训

许白昊主动交接数万元工会经费传承精神后人每年清明诵家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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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生命诠释忠诚 --版次:[ 6 ]许白昊主动交接数万元工会经费传承精神后人每年清明诵家训

许白昊

1889—1928

湖北应城人。早年就读于武昌甲种工业学校机械科。1921年底，参加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领导工作。随后赴莫斯科，出席次年1月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1922年7月，作为湖北代表参加在上海举行的中共二大。1924年领导发动了汉口人力车夫、英美烟厂工人等5万人大罢工。1926年5月赴广州出席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被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10月湖北省总工会成立，任秘书长。1927年4月至5月出席在武汉召开的中共五大，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和中央工人运动委员会委员。大革命失败后任中共上海总工会党团书记兼总工会组织部部长。1928年2月16日因叛徒告密被捕。6月6日在上海英勇就义。

许白昊侄孙许振斌向记者展示家中珍藏的唯一一张许白昊旧照记者任勇摄

许白昊侄孙许振斌（右）和其母亲记者任勇摄

特派记者万建辉

决当做中国有用之人。

——许白昊

6月6日是许白昊烈士牺牲纪念日。

5日上午，大雨倾盆，许白昊侄孙、56岁的应城市国税局副局长许振斌带长江日报记者来到应城市郊的国光村杨家湾。

在一栋竹林环绕的农家楼房内，许振斌指着堂屋相框里的一张老照片说：“这就是我大爹许白昊，这是他做学生时的照片，也是家里留下的唯一一张他的照片。”照片里，许白昊身着长衫，面庞英俊。

把两个弟弟接到武汉参加革命

1889年，许白昊出生在应城国光村杨家湾。他出生的老屋保留到20年前，直到许振斌的兄弟姊妹在原址建了现在这栋楼房。

1917年，许白昊离开杨家湾到武昌的湖北甲种工业学校求学，后来参加革命，组织工人运动，担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直至1928年在上海被捕牺牲，许白昊再也没有回过他出生的老屋。

“当时家里人知道大爹参加了革命，但并不知道他在做什么。大爹的父亲，也就是我的曾祖父，曾两次坐船沿汉江到汉口，其中一次见到大爹，在他那住过一个星期。许家人所有关于大爹的印象，都来自曾祖父许步赢后来的讲述。”

许振斌说，许家当年有几亩田，曾祖父许步赢还会些手艺活，也曾带读私塾辍学的许白昊做过挑夫。

许白昊弟兄三人，他是老大。北伐军进入武汉后，许白昊把二弟许华明、三弟许克明接到武汉参加革命。许华明在一所学校读书；许克明参加国民革命军，成为营级军官后曾回过一次应城老家。许白昊牺牲后，家人没有了许华明、许克明的消息，此后几十年杳无音信。

许白昊的二弟许华明是许振斌的爷爷。许振斌的父亲、母亲新中国成立后参加土改，做了几十年村干部。许振斌的父亲2013年去世。

回家乡闹革命，数过家门而不入

长江日报记者在杨家湾见到了许振斌的母亲田桂凤老人。84岁的田桂凤老人精神爽朗，吐字清楚。她说：“我土改时嫁到了许家，老爹爹（许步赢）1956年过世，过世前他跟我们讲过大伯许白昊的事。”

田桂凤对当年许步赢讲的许白昊扮挑水工，秘密联络工人骨干的事记得最清楚。她说，那时工友们家里都没有自来水，大伯从汉江里挑水，要上80多个台阶上岸，再走街串户叫卖，一天要挑5—8担水。“那活苦啊！”

老人说，许步赢在汉口许白昊住处看到过孩子。许白昊跟父亲许步赢讲，他们很快要北上，让父亲早点回应城去。许步赢问孩子怎么办，许白昊回答，他们有办法，不用为他担心。许白昊让许步赢回去后，湾里人要问起他，就说一概不知，相信随着时间推移，他做的事会大白于天下。

1922年秋天，许白昊结识了汉口英美烟厂女工秦怡君，并介绍她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伐军进入武汉后，两人结婚，生得一子。许白昊1928年在上海被捕后，秦怡君辗转之中，孩子失踪了。

田桂凤老人说，当年许白昊曾秘密回应城矿区几次，都是晚上来晚上走，没有回过一次家，来了就下到矿井里发动工人。老人还提到一件事，那就是许步赢在汉口那一个星期，许白昊曾说资金困难，让父亲帮忙。老爹回应城后，卖掉一亩多田，还卖了一些家具和柴火，为许白昊筹钱。

“决当做中国有用之人”成家训

1925年冬，许白昊在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市党部常务委员和监察委员。1926年10月，湖北省总工会成立，许白昊被选举为湖北省总工会秘书长。他参加并领导了收回英租界的斗争。

1927年中共五大上，许白昊被选举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正在写作许白昊传记的湖北省社科院曾成贵研究员告诉长江日报记者，1927年“七一五”汪精卫集团“分共”后，党派许白昊到上海工作，临行前，他把自己掌管的7万多元工会经费，连同详细账单，一起交给了接任者。

1928年2月，许白昊参加江苏省委在上海召开的工作会议，由于叛徒告密，敌人包围会场，他和陈乔年、郑覆他一同被捕。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中，许白昊英勇不屈，痛斥敌人。当年6月6日，许白昊壮烈牺牲。

在应城市国税局的一个楼层，许振斌带记者参观了廉政文化长廊，其中一个宣传栏专门介绍许白昊的事迹，上面印了许白昊一句原话，“决当做中国有用之人。”

许振斌说，这句话来自许白昊写给应城家里的一封家书，这封家书装在一个苏联长牛皮信封里，它躲过了国民党、日本人的历次搜查。家书原件在上世纪70年代遗失。

许振斌说，许白昊他们那一代人，对党忠诚，做人做事规规矩矩。

许白昊的精神潜移默化影响着后人。“许家到我这一代弟兄4个，3人经党培养成为国家干部，都牢记大爹许白昊的革命精神，工作上廉洁奉公，生活上节俭朴素。大爹许白昊家书里那句话，如今成为许家的家训，每年清明节，我们兄弟姐妹几家以及孩子们，都要到许家祖坟前，齐读家训”，许振斌说。

探访

“初心许党，矢志不渝”

湖北学者著《许白昊传》即将出版

记者万建辉

近年来，湖北省社科院研究员曾成贵在武汉、应城等地访问许白昊曾经战斗过的地方，搜集有关他革命生涯的历史资料，写成12万字《许白昊传》，即将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

日前，曾成贵在接受长江日报记者采访时说，最早为许白昊作传的是他的工运战友项英。1928年中共六大在苏联莫斯科召开期间，项英写了第一篇许白昊传，留下宝贵记载。

曾成贵说，近年披露的文献资料，有许白昊1922年1月在莫斯科出席远东民族代表大会时亲笔填写的调查表，完整记录了他的个人经历。

许白昊作为武汉中共党组织的领导成员，北伐军攻占武汉前，以个人身份在国民党中活动，担任过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监察委员。大革命时期，在国共两党都担任过监察委员职务，许白昊大概是第一例。

许白昊曾两度入狱。1924年在洛阳坐军阀吴佩孚的牢，1928年在上海坐国民党新军阀的牢。严刑逼供，丝毫没有动摇他的意志和信仰。作为省总工会财政部长，许白昊掌管着大笔经费，国共合作破裂后，社会谣传他卷款潜逃。其实，许白昊已将7万余元的现金和存折，连同往来账目，一并交给了接手的同志，他做到了公私分明，毫不含糊。

曾成贵对许白昊的品质做了概况：“初心许党，矢志不渝；扎根群众，献身工运；率先垂范，洁身律己。”他说，延安时期，毛泽东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提到湖北的3名共产党员，除了董必武、施洋，就是许白昊。

揭秘

妻子遗稿多处提到许白昊

和项英一起藏身铁匠铺

记者万建辉

许白昊的妻子秦怡君，是湖北最早的女共产党员之一。秦怡君1976年去世前曾留下几篇文字，记述她早年在武汉、上海从事革命活动，其中多处提到了许白昊。1984年，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的陈芳国将这几篇文字整理成《秦怡君遗稿》，发表在当年的《武汉党史资料》第3期上。

长江日报记者日前到陈芳国家里，见到《秦怡君遗稿》原文。陈芳国介绍说，秦怡君留下的那几篇文字是她本人手写的，存在武汉市政协的档案室里，当年他把这几篇文字手抄下来，做了一些小的修正，基本保持了秦怡君文字的原貌。

秦怡君原名陈凤仙，1904年生于湖北黄陂。在英美烟厂做女工时，许白昊、项英、施洋、林育南等人发展她参加1922年的烟厂罢工。这是她与许白昊最初的相识。

罢工失败后，秦怡君被厂方开除。不久许白昊等人将秦怡君转移到湖南长沙清水塘毛泽东处暂住。秦怡君回忆，许白昊当时给她提来一个行李箱，还给她买了一身黑棉衣裤，将她女扮男装护送到长沙。

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爆发，党组织派许白昊接秦怡君回武汉工作，秦怡君对外称为许白昊妻子。京汉铁路罢工结束后，形势趋紧，许白昊和项英藏身一间铁匠铺楼上的房间，秦怡君一次给他们送饭，见到两人正在玩“牛触角”，看谁力气大。秦怡君称两人当时号称党内的“铁汉”，面对敌人四处抓捕，不得不闷在一个地方，玩起孩子的游戏。

1923年4月，许白昊和林育南介绍秦怡君入党。秦怡君在德润里工作的机关，一次遭敌人破坏，敌人将秦怡君留在房子里当诱饵，许白昊来找秦怡君，上楼梯发现情况不对，赶紧说他是洗衣店的，来找这家人讨欠账，转身下楼。不料4个警察扑了上去，许白昊还是被押走了。

1927年7月，秦怡君住院。许白昊匆匆赶来，让秦怡君带着孩子出院到乡下暂避，他和部分同志先到上海，以后再设法接她。当年10月，秦怡君从乡下经武汉到上海，见到许白昊。因安全考虑，第二天两人便分别找了住处。到1928年2月许白昊被捕前，两人见面、相处的情况，秦怡君的文字里没有提到。

责编：刘方明美编：陈昌版式：杜云秀责校：周丽芳

《用生命诠释忠诚--首届中央监察委员会牺牲者寻访》读后感(九)：王荷波严以律己获工友送匾“品重柱石”

王荷波严以律己获工友送匾“品重柱石”

2017年06月29日《长江日报》第4版http://szbold.cjn.cn/cjrb/html/2017-06/29/content_5621647.htm

王荷波严以律己获工友送匾“品重柱石”女婿任职电信总局却不先装家用电话

王荷波

1882—1927

福建闽侯人。早年当过水手、工匠。1922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1月代表津浦路铁路总工会筹备组到郑州出席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组织津浦路沿线工人举行罢工。同年6月，在中共三大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后补选为中共中央局委员，任中共上海区执行委员会委员长。1925年1月在中共四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2月当选为中华铁路总工会委员长，5月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1927年春参与组织领导上海工人第二、第三次武装起义，5月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8月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同年10月18日，在北京被捕。11月11日深夜被杀害。

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中国代表合影记者胡冬冬翻拍

6月5日北京，王荷波外孙赵迪（左）和其五弟王凯之女王皓光接受长江日报记者采访记者胡冬冬摄

特派记者蒋太旭

请求党组织对我的子女加强革命教育，教育他们千万别走和我相反的道路。

——王荷波

6月5日，午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鸟声如洗。

70岁的赵迪伫立在外祖父墓碑前，抬头仰望高大墓碑上镌刻的“王荷波等烈士之墓”几个大字，仿佛仰望外祖父高大的身影。

这身影穿越90年的历史烟云，在他的眼前愈来愈清晰。他缓缓侧过身，对赴京采访他的长江日报记者说：“姥爷就义前，在狱中给家人留下的唯一嘱托，就是请求党组织对他的子女加强革命教育，教育他们千万别走和他相反的道路。现在，可以告慰他老人家的在天之灵了，他的后人一直在沿着他的足迹前行。”

周恩来指示寻找王荷波遗骸

1927年5月，王荷波在武汉召开的中共五大上，当选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在随后召开的汉口“八七”会议上，他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担任北方局书记。同年10月，由于叛徒出卖，他在北京被捕。一个月后，45岁的他被敌人秘密杀害于北京安定门外，抛尸荒野。北京刚解放不久，他的遗骸被找到。1949年12月，由周恩来总理亲自主祭，其遗骨被移葬八宝山革命公墓。

王荷波生前育有一子二女。儿子王夏宁死于1937年的南京大屠杀，年仅18岁。抗战初期，两个女儿被周恩来派人接到延安，在延安学习成长，并参加革命。新中国成立后，两个女儿分别定居南京和北京，现均已离世。

赵迪是王荷波小女儿王修竹的长子，退休前系企业职工。王荷波牺牲时，王修竹还是个三四岁的孩子，关于王荷波的事迹是她到延安后，听王荷波当年的同事、战友所说，其中也包括周恩来。

“听母亲说，连周恩来总理都尊称姥爷为‘大哥’”，赵迪指着一张家藏的王荷波照片说，这张照片曾一直挂在家中。照片中的王荷波蓄着胡须，脸庞略显清瘦，双目炯炯有神。

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王荷波和周恩来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在1927年3月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中，周恩来任军事总指挥，王荷波作为上海市总工会负责人之一，也参与了这次起义的组织和领导。

“姥爷比周恩来大十几岁，又长着大胡子，这或许是周恩来尊称姥爷为‘大哥’的原因，但我认为，这‘大哥’的称呼更多的是蕴含着总理对姥爷人品的敬重”，赵迪说，姥爷牺牲后，周总理无比悲痛，北京刚解放不久，他在指示修建八宝山革命公墓时，就向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提出要组织力量寻找姥爷的遗骸。

他公私分明，被工友们称为“王胡”

外祖父的《革命烈士证明书》一直由赵迪保管。这张证书于1983年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颁发（换发）。上面的信息显示：王荷波出生于1882年4月，籍贯为“福建闽侯”。

在赵迪心目中，姥爷就是一个传奇。

位于南京市浦口区的浦镇车辆厂前身叫浦镇机厂，这里是王荷波革命生涯的起始之地。在这里，他赢得了广大工友的信任和尊重，成为工运领袖。从出生地到就义地，从南到北，赵迪曾不止一次踏访过姥爷的革命足迹。

王荷波童年仅读过两年私塾，为了谋生，曾当过水手，在旅顺枪炮局做过机匠。1916年，饱受颠沛流离之苦的王荷波来到津浦铁路浦镇机厂当了一名钳工。直至35岁时，他才在这里娶妻成家。

赵迪说，姥爷慷慨无私，工友们对他十分敬重。为了替工友们争取权益，他多次带领工友与厂方作斗争，并取得一次次胜利，这使得他在工友中的威望越来越高。1921年3月，他秘密筹建浦镇机厂工会，被工友们选为会长。

1922年，王荷波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的革命生涯中，他组织和领导了一系列声势浩大的工人运动。

“这时的姥爷已经从自发进行经济斗争的劳工领袖，成长为在党的领导下进行自觉政治斗争的工运领袖。这也恰恰说明，工人阶级只有从自发到自觉才能将革命进行到底”，赵迪说，在担任工会领导工作中，姥爷遵守章程、严以律己、办事公正、公私分明，而且账目清楚，从不乱花大伙的一文钱，深得群众信赖。

“工人们把满脸胡须的姥爷，亲昵地称呼为‘王胡’，在他40岁生日时，工友们送他一块牌匾，上题‘品重柱石’4个大字”，赵迪深有感触地说，这4个字体现了工人兄弟对姥爷的崇敬和爱戴，共产党人和群众打成一片，为群众谋利益，就会获得群众拥护。

赵迪认为，自身清廉，一尘不染，在群众中具有崇高威望，或是姥爷当选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的原因。

遭遇严刑拷打，也不透露半点党的机密

“我常想，姥爷就义前为什么要给后人留下那句唯一嘱托，其实，答案就在其中”，赵迪说。

小时候，赵迪一直把姥爷和周恩来在一起干革命的故事，作为向小伙伴炫耀的资本，觉得姥爷要是能活到革命成功，一定会是级别很高的“大官”。但长大后，他渐渐明白了，姥爷当年之所以为党的事业和人民的解放牺牲生命，是因为他对党忠诚、对信仰执着。他参加革命的动机决不是为了将来自己能做大官，让子孙享受荣华富贵。

安定门外是王荷波等烈士被敌人秘密杀害之地。赵迪曾数次试图寻找当年刑场遗迹，无奈由于历年城市变迁，未能如愿。

在北洋政府警察厅关于王荷波等被捕情况的原始报告档案中，赵迪看到，王荷波被捕后，在初审时称自己叫汪一喜，江西人，在上海经营西服店。后经叛徒指认，他仅承认了真实姓名和叛徒指认身份，而对党的机密，无论敌人怎样严刑拷打，始终没有透露半个字。

敌人的档案，无声地记录着一位杰出的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对党的忠诚和坚贞不屈、慷慨赴死的豪迈。在赵迪眼中，姥爷不仅是一个传奇，更是一位顶天立地的大英雄。

姥爷留下的最大精神财富是干净忠诚

赵迪的父母生前都是离休干部，父亲曾任电信总局副局长。赵迪说，父母从来不为家人行使特权，从小到大，他们兄妹几个没沾过这个“革命家庭”的半点光。

有两个小事，赵迪至今记忆深刻。一是父亲从不用公家的车办私事，平时上班都是骑自行车。二是直到家用电话基本普及，家里一直没有安装过电话。父亲说，按规定不能装就不能开这个口子。

“母亲1939年参加革命，离休前是邮票厂的普通科员，她从未向组织提出过任何要求，还经常鼓励我们，自己的路要靠自己走”，赵迪说，所谓家风不是刻意教育出来的，而是父母在日常生活中通过一言一行传下来的。

“千万不要走与党和人民相反的道路，这不仅是父母，也是我们这些后人对姥爷临终遗言的理解”，赵迪说，“姥爷留给我们最大的精神财富就是四个字——‘干净’‘忠诚’！”

探访

三个弟弟在他带领下

都参加了革命

记者蒋太旭

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离王荷波烈士墓不远，寄存着王荷波五弟王凯的骨灰，兄弟俩年龄相差19岁。王凯曾长期从事党中央地下机关的秘密交通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国务院机要交通局局长。

王凯的女儿王皓光告诉记者，王荷波兄弟五人，他是老大。四个弟弟中除一人早逝外，其他三个都在他的带领下参加了革命。

“父亲生前曾一再叮嘱我们，每年清明，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一定要去为大伯父王荷波扫墓，要继承大伯父的精神，不要违背他的遗愿”，王皓光说，大伯父虽然牺牲得早，但他的言行对父亲的影响很大。大伯父牺牲后，父亲也被国民党逮捕，在监狱中关押了十年。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父亲没有改变自己的信仰。

家住福州的王更生是王荷波三弟王介山之子。王介山于1983年逝世，生前曾任福州市西湖公园管理处主任。王更生向记者介绍说，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失败后，大伯父从上海去武汉参加中共五大，父亲也一起赴汉，担任党的“地下交通员”。

“大伯父的思想对我父亲的影响尤为深刻。”王更生回忆说，他退伍时，本想到父亲单位搞摄影，没想到却被父亲一口拒绝，最后到工厂当了一名工人，直至退休。

“公私分明，不占公家一分一厘，我们从小就受到这样的教育”，王更生记得，上世纪70年代，父亲管理的公园恢复举办菊花展，每张门票9分钱，一些亲朋好友找他索票，父亲自掏腰包购买了100多张票，赠送给他们。此后，每届都是这样。

揭秘

从敌人档案中

找到就义线索

遗骸20多年后被找到

记者蒋太旭

抛尸荒野20多年后，王荷波的遗骸如何被找到和确认的？王荷波的五弟王凯作为家属代表，曾参加过当年的安葬仪式。日前，在北京，王凯的女儿王皓光向长江日报记者披露了相关细节。

1949年，北京刚解放不久，北京市就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下达了《关于寻找王荷波等同志遗骸的通知》，并成立了专门的工作组。王荷波就义已有20多年，工作组一边向收编的伪警了解情况，一边查阅京师警察厅的档案。通过异常艰难的查找，工作人员终于从一则档案中查找到记载王荷波等18位烈士在安定门外箭楼东侧就义的情况。

工作组又找到当地几位老人，掌握了烈士遗骨掩埋的准确地点。老人们虽不知道烈士的名字，但埋葬这些人的事还依稀记得。在这些老人的帮助和指认下，经过三天挖掘，终于找到了烈士们的遗骸。因为王荷波长得十分高大，骨架粗大，遗骨中有一具明显大于其他烈士遗骨，加上找到一只皮鞋，是他生前经常穿的那种，且尺码也相符，因此被家属确认。

责编：刘方明美编：陈昌版式：杜云秀责校：唐红燕

《用生命诠释忠诚--首届中央监察委员会牺牲者寻访》读后感(十)：杨培生放弃优越生活参加革命散尽家财无私奉献不计得失精神成为家风

杨培生放弃优越生活参加革命散尽家财无私奉献不计得失精神成为家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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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生命诠释忠诚 --版次:[ 9 ]杨培生放弃优越生活参加革命散尽家财无私奉献不计得失精神成为家风

杨培生

1883—1927

又名杨培森，江苏川沙（今属上海市）人。1906年进上海启昌机器厂当钳工，后转英商祥生铁厂工作。“五卅”运动前，祥生铁厂举行多次罢工，他被推为工人代表。1925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上海总工会和上海铁厂总工会相继成立，他均被选为委员。1925年秋冬，在中共浦东支部委员会负责组织工作。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后，被选为上海总工会副委员长。“四·一二”事变后，任上海总工会委员长。1927年4月，出席在武汉召开的中共五大和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分别当选为中央候补监察委员和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中共江苏省委成立后，被选为省委执行委员。1927年6月29日，因叛徒出卖而被捕，7月1日，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上海龙华监狱。

1919年7月，上海铜铁机器公会发起人合影（二排左起第5人为杨培生）记者胡九思翻拍

杨培生后人察看曾经关押先辈的地方记者胡九思摄

特派记者宋磊通讯员李莉张兰英

一个人能为天下劳苦工人的解放多做些事，打倒了反动派，大家安居乐业，不就是顶好的事吗。

——杨培生

“党指向哪里，就去往哪里；认真做事，为人正直，这些是祖父教给我们的”，6月7日，谈起祖父、革命烈士杨培生，杨明娟饱含深情。

当天，杨培生四子杨继新的子女杨明娟、杨明珍、杨宝用，五子杨渔春的子女杨敏华、杨一斌、杨桂芳、杨宝丰，相约来到上海龙华烈士陵园，共同追忆祖父的革命经历。他们表示，忠于党和人民、无私奉献是杨培生的可贵品质，且已成家风，鼓舞着他们积极进取、踏实做人。

为革命不给自己留后路

杨培生在革命时投入、忘我，丝毫没有考虑到个人利益，没为自己留后路。牺牲后，因没给妻儿留下任何财产，家庭面临沉重的经济危机。杨培生妻子杨周氏不识字，为养家糊口，她只好到祥生铁厂为工人做饭、洗工作服，赚取微薄收入。

杨培生的孙女杨敏华说，当年她大伯杨洁如只有11岁，每天去黄浦江打水，供杨周氏洗衣挣钱用。为能多挣钱，他在打水时，还到码头帮人滚油桶，推一个油桶挣一个铜板。一次，杨洁如因滚油桶错过了江水涨潮，没有提水回家，杨周氏非常生气，狠狠地打了他。挨打后，杨洁如没有哭，从床下拿出一个小铁罐，把滚油桶赚的积蓄递给妈妈，杨周氏顿时泪如泉涌，从此立誓，再也不打孩子了。

当时，杨培生的四子、五子分别只有8岁、5岁，因家里贫困，他们也承担养家重担，到书店帮别人装订、切割书籍。“虽然家庭穷困潦倒，但奶奶和她的孩子从没有埋怨过祖父，他们尊重祖父的选择，努力让自己更坚强、独立”。

杨宝丰说，祖父在上海市区没有住房，川沙老家的老宅是他祖辈的家传，陈旧失修，直到十几年前拆除，没有整修过一次。“听父亲说，爷爷甚至没有留下一件像样的衣服”。

为党和人民倾其所有

“他把自己完全献给了党和人民”，杨敏华说，祖父是富家子弟，家境不错。在祥生铁厂工作时，是个技术工人、工头，薪水不低，完全可以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但参加革命后，他不遗余力支持革命斗争，几乎倾其所有。

“乐于助人、无私奉献是他最大的精神品质”，杨敏华说，在担任祥生铁厂党支部书记时，党组织将杨培生安排在工会第一线，以充分发挥他组织工作的特长。在响应北伐的日子里，他先后在浦东、南市的工人代表会任主席团成员，曾帮助江南造船所组建厂工会，还先后参与筹建铁厂总工会和上海金属业总工会，并任领导职务。

杨敏华说，后来革命形势如火如荼，而杨培生的经济收入却没有保障，为了维持生计，他把16岁的大儿子送进英美烟厂做工。当时，他还设法把川沙老家仅有的几亩田产卖掉，所得收入用以帮助党组织筹购武器。即便如此，他还竭尽所能，资助生活有困难的工友，甚至不惜借债。

孙子杨宝用说，他记得小时候听母亲说，为了支持革命，祖父不仅倾其所有，还借了不少债。他牺牲后，还债任务落在了妻儿身上，杨周氏带着几个儿子克服生活困难，努力分期分批还债。“最后一笔债是新中国成立后，祖母带着我的母亲，一起去威海路一家粮店还清的”。

忠诚献身精神鼓舞后人

杨宝丰说，祖父牺牲时，父亲杨渔春才5岁。“虽然父亲很少对我们讲祖父的事，但看得出，他对祖父心存敬仰，也一直用行动让自己不愧为烈士后代”，杨渔春为人忠厚、本分，在工作中一直对自己严格要求，工作勤奋。杨宝丰记得，刚参加工作时，杨渔春对他说：“勤恳工作，老实做人。”这句话，杨宝丰一直牢记心上。

杨宝丰说，父亲曾在半山钢铁厂（现杭州钢铁厂）从事调度工作，当时的工作相当艰苦，他没有一句怨言，工作努力出色，曾多次被厂里评为先进。当时，杨渔春与妻儿两地分居，但他始终安心工作，没有提出调回上海的要求，直至退休。杨渔春去世前几年，曾立遗嘱，死后将自己的遗体无偿捐献。

杨敏华说，父亲90岁那年，曾对她说，这辈子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

“祖父、父亲无私奉献、不计得失的精神已成为一种家风，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这一代人”，杨敏华曾在上海汽车齿轮厂做检测工作，是业务带头人。工作中，她刻苦钻研，工作之余，她主动参加学习班，提升技能，争当先进。虽然她并不是共产党员，但她坚信：“想为国家作贡献，心中有党、有人民就足够了。”

“也许是血脉相传，父亲一直认认真真做事、清清白白做人，为后代作出表率”，杨明娟说，父亲杨继新一直铭记祖父杨培生的革命精神，立志为国家富强而奋斗，他刻苦好学、追求上进，从学徒工自学成才，成为了一名建筑工程师。杨明娟记得，父亲经常凌晨4点多就起床，赶到办公室，早早开始工作。受父亲影响，杨明娟退休前从事英语教学工作，在工作岗位上她严谨负责、主动创新，是学生们公认的好老师。

杨明娟记得，读小学时，她曾看过一本名为《浦江故事》的书，里面记述了杨培生的革命事迹，深受震撼。“祖父对党无比忠诚、甘于献身的精神鼓舞着我们，为党和祖国富强贡献一切，这是祖父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探访

个人影像仅存一张早年合影

“两句话”是最重要展品

记者宋磊

杨培生牺牲后，他曾工作的祥生铁厂工人和亲属设法将他的遗体运回他的家乡、川沙小营房安葬。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将杨培生遗骨移葬到川沙烈士陵园。

6月6日下午，长江日报记者来到位于上海浦东新区的川沙烈士陵园，这里僻静幽雅、绿树成荫。杨培生的墓碑与黄竟武、王剑山等5位烈士的墓在陵园显著位置并排而立，总高约2米，与其后的松柏相映衬，显得庄严肃穆。17年前，陵园重新修整烈士墓，杨培生等人的墓碑由普通的坟冢改造成大理石材质、有人物铸铜塑像的单体墓碑。

一位解说员告诉记者，每年来这里参观、祭奠者达13万人次，每年清明节、“七一”“八一”等重要时间节点，大量上海市民前来瞻仰，缅怀英烈。

川沙烈士纪念馆坐落在广场的西面，共两层展区，陈列展示以时间为序，介绍了各个时期牺牲的部分烈士事迹。杨培生的展陈面积不大，展品仅有几张老照片，属于他个人的照片仅有“1919年上海铜铁机器工会发起人合影”，为印刷品。

上海浦东新区烈士陵园管理所宣教科负责人张兰英说，尽管近年来川沙烈士陵园多次征集烈士实物，但关于杨培生的实物一直是空白。“很遗憾，但我们一直在努力”。

“虽然没有找到实物，但杨培生有两句话是最重要的展品”，张兰英指着展墙上的两句话说，一句是：“我看党为平民谋事就是好，即使砍我脑袋，我也要参加共产党。”另一句是：“一个人能为天下劳苦工人的解放多做些事，打倒了反动派，大家安居乐业，不就是顶好的事吗。”

建馆之时，有人从杨培生的史料里挑出了他曾说的这两句话，并制作成展墙文字，纪念馆所有工作人员都认为这两句选得好，极有教育意义。“读了让人震撼，看一次感动一次”。

张兰英介绍，“五卅运动”爆发后，杨培生迎来了上海区委派到浦东工作的张佐臣。1925年6月，张佐臣介绍杨培生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的一天，张佐臣教新党员们唱《国际歌》，令杨培生情绪激昂，并很快学会唱这首歌，此时，他憧憬党组织、希望入党的愿望极大高涨，向张佐臣说了上述第一句话；1927年6月，杨培生以家庭为掩护，搬到上海总工会秘密机关居住，他见妻子有些犹豫，就对妻子说了上述第二句话，鼓励她克服眼前的困难。

“‘两句话’不是豪言壮语，却充满对党的忠诚，对劳苦大众的关怀，不仅令我深深感动，也感召着到这里参观的所有人”，张兰英说。

揭秘

临刑前泰然自若高唱《国际歌》

记者宋磊通讯员李莉

原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旧址位于上海龙华烈士陵园内，这里正是杨培生被叛徒出卖后被捕关押的地方，他在这里度过了人生中最后两天。

6月6日，长江日报记者探访位于上海龙华烈士陵园内的淞沪警备司令部旧址，曾经关押杨培生的牢房经重建，还原了当时的情形：关押男“囚犯”的牢房是3栋拱顶平房，灰白的墙壁，漆黑的大门，显得阴森可怖。进入牢房，过道极狭窄，两边的囚室阴暗逼仄，内有四张高低床，可关押8人。

龙华烈士陵园工作人员讲述：1927年6月下旬，中共江苏省委成立，杨培生担任省委执行委员，省委成立后，立即遭到破坏，几天后，上海总工会的两个秘密机关也被破坏。6月29日，杨培生在虹口横浜桥上海总工会秘密会址开会，事前安排妻子在弄堂里望风。突然，熟悉地形的叛徒带领一群警探迅速包围会址，抢在杨培生妻子报信之前冲进房间，逮捕了杨培生等人。他们先被送到狄思威尔路巡捕房，当晚转押到淞沪警备司令部。

审讯期间，杨培生以化名应对，但叛徒指认，身份暴露，祥生铁厂企图营救未果。杨培生意识到，他们可能马上会被杀害，但他没有动摇和软弱，他平静地对难友们说：“我们既被捕，诸同志宜各努力奋斗。”

1927年7月1日，杨培生在受尽严刑折磨后，从淞沪警备司令部的牢房平静地走向刑场。临刑前，他泰然自若，高唱着《国际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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