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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盖尔归来（第二版）》是一本由[美] 娜塔莉·泽蒙·戴维斯著作，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2，页数：31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马丁·盖尔归来（第二版）》精选点评：

●微观史学的研究。我对它的方法论大开眼界。档案研究可以做到这样，也是很有趣的。至于内容就是讲了一个故事，重点在于怎么从档案还原出这个故事。

●16世纪的法国农民不照镜子……

●图卢兹高等法院和巴黎的路子真是不一样。有趣是挺有趣的吧，但其实只想打3.5星，因为我其实更感兴趣马丁盖尔为什么回来……

●原来是理查基尔那部《似是故人来》的原型，书中也提到了这部电影，电影的结局更加戏剧化，更好莱坞，现实中马丁·盖尔夫妇在事件之后的遭遇更符合现代人对那个时代人的想象。

●真是在处理数据时尝得的一涌清泉啊。这本书回应了我之前对历史认知的一系列模糊的体验。

●马丁盖尔当然没有骗过所有人，但人们并不注重真相，只在意这个身份在这个社会网络中的位置，这个人是否符合这个身份是否符合各自的利益。

●“真相” 内容很饱满。也好读。在很多个方面给我启发。

●当关于人物侧面的史料不足时

●历史记录、历史真相、历史叙述…“讲故事的人”本身也很有意思啊，到蒙田那才点出确定性的问题

●可能太过专业的缘故，我竟然觉不出好来了

《马丁·盖尔归来（第二版）》读后感(一)：这不合时宜的闯入的人啊

第一次听说马丁·盖尔这个经典的法国味道的名字，是在大二时候郑群老师的西方史学史课程中，它跟蒙塔尤，跟屠猫狂欢摆在一起，静静地代表着一个已经过去的潮流和方向。

时隔一年，我终于下决心细细品读这则故事，虽然故事的情节我在翻开书之前早就已经滚瓜烂熟，但即使是冲着这本书的名气，我也觉得有必要好好打开它，消磨一个下午或者两个下午。

我一直觉得，台湾在翻译这本书的时候用的名字是更妙的：“马丹·盖赫返乡记”。最可爱的便是那个“盖赫”。“盖赫”，而不是“盖尔”，那个小舌音，那个法语里最最可爱的小“R”被巧妙地保留下来。

而且“返乡记”，也比平铺直叙的“归来”，更能讲故事准确地定位到它本身。虽然在那个宗教改革的年代，一个农村青年外出闯荡的故事的确令人啧啧称奇，但是作为现代人的我们，大部分不都是追梦的马丁吗？当然，如果马丁的动机真的是追梦的话，毕竟连作者也没有在书中百分之百地告诉我们马丁离乡的原因，他只是抛下妻子南下了，就这么简单而已。

其实，这段文字跟这本书的学术理念、研究对象和文章内容都毫无关系，我从来也没有把这种跟学术有关的大段记述反映在公共平台的习惯。我写下这段文字，完全是因为我突然觉得，缘分这件事情是很妙的，它玄而又玄，让你没有办法从任何方向、用任何办法了解它产生的原因，作用的方式以及造成的结果。你唯一知晓的只是它一定存在罢了。

马丁·盖尔的故事有趣在那个突如其来的闯入者。而可爱的是，我在读这本书的这几天，生命力也闯进了一个人啊。

要是真的这么巧，我下次应该选一本发财的书来读……

《马丁·盖尔归来（第二版）》读后感(二)：马丁·盖尔，真或假，有什么意义呢？

版权归作者所有，任何形式转载请联系作者。

作者：Widya（来自豆瓣）

来源：https://book.douban.com/review/9233935/

像读小说似地欢快而愉悦地读完了。最大的疑惑是，为什么作者一开始就认定贝特朗是被迪蒂尔所骗后来与其共谋呢？是出于女人的直觉，认为作为妻子与“丈夫”在行房事时不可能认不出这一点吗？反正我是挺疑惑的。

男性们对贝特朗的批评，表示其由于自身性别的弱点而容易受骗。这其实是对女性的保护。但是作者的猜测或判断看似就有些“恶意”了哈。娜塔莉认为，将女性描述为容易手边才导致的错认丈夫，“弱化了贝特朗的能动性。它的危险在于，我们塑造的是个19世纪支持自己男人的罗曼蒂克式的贝特朗，而不是一个在法律上脆弱的16世纪的乡村妇女，一个钥匙条件许可会寻求和平的婚姻，但对通奸的指控或其他危及自身和孩子生活的风险存有戒心的人。”（P203）

看了全书，最大的感触是，无论归来的马丁·盖尔是否为真，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也许是，谁相信以及为什么相信谁是真的，谁是假的。

也许在我们的第一段感情结束之后，继起的对象或将来的配偶，其实在我们的内心都是“马丁·盖尔”式的存在。无论是或不是，我们都希望自己的配偶与内心的the one是一致的，并且在配偶的言辞、行动和情感上，寻求与我们内心the one匹配的地方；但也无论是或不是，真实的这个人其实从来都不是你内心的the one.这可能也是作为女性，对贝特朗的一点理解吧。

你回不回来有什么关系呢？只要在我心中认定你回，或者不回来就行了！（哎，一本精彩的社会史著作被我读出了romantic的味道，哈哈）

《马丁·盖尔归来（第二版）》读后感(三)：历史的缝隙

这是一个类似于“真假美猴王”的故事。离开八年之后的马丁突然归来，被接受、被质疑、被讯问，最后在几乎要说服所有人的时候再次反转，失去了一条腿的真正马丁回归，哦，原来之前的那个确实是假的啊。

这样一个情节简单的故事，在作者的笔下却变得丰富而有趣，当然这不是说作者让故事变得曲折离奇，而是她在叙述中提供了大量的细节，因此故事不仅是人物、矛盾、情节的组合，更像是一幅徐徐展开的生动生活画卷。例如，作者讲述马丁的父亲带领家人从巴斯克迁移到阿尔蒂加，讲述马丁、贝特朗、阿诺等人在有交集之前各自独立的生活等等，从中我们知道当时的农民是如何看待他们的财产、怎样融入一个新的环境、他们身处的乡村社会的人际关系具有何种特点，以及女性的生活状态和观念、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等等。这种大环境，是人物活动的场景，也是读者理解人物行为的依据。

更感兴趣的是书后附录的作者的两篇论文：《再造冒名者：从马丁·盖尔到萨默斯比》和《档案的沉默，故事的名声》。论文中详细的记述了作者寻找史料的过程，可见史学研究的繁琐与严谨，而各种类型的文献史料，包括婚书、遗嘱、买卖与交易文书、纠纷与仲裁书等等，又可见文化史研究的博杂与趣味。作者有句话这样说“任何历史学家都认可这种感觉：成堆的文件藏在某个地方，在这些来自过去的印记中，可以找到自己问题的答案”。然而现实总是会很快露出“无情”的一面，纵使资料浩如烟海，可是关于某个特定人物、事件的记录常常是一鳞半爪，甚至可能还有许多的声音没有被记录。

看到这些的时候忍不住点头，事实可不就是这样，即使现在可用的数据库多了，还是有许多的资料找不到，可愁人了。

戴维斯将这些“消失”了的史料称作历史的缝隙，不断的考证和援引旁证或许能够稍作弥合，但是历史仍然是充满不确定性的，似乎永远不可能盖棺定论呢。所以，正文结束时，作者说“我已经发现了过去的真实面目——抑或，是庞塞特又演出一次”。

很迷人啊。

《马丁·盖尔归来（第二版）》读后感(四)：冒名故事的吸引力

该书史料详实，叙述生动，兼具历史学家的专业功底和小说家的文学技巧。通过重构一桩广为流传的冒名故事，不仅纠正了该故事通常版本中的史实性错误，同时勾勒了尚处于空白状态的16世纪法国乡村生活的图景，尤其是当时村民对于婚姻的理解。而叙事的行文风格（“讲故事”）塑造了极佳的可读性，是适合普通大众的优秀范本。

戴维斯之前参与电影《马丁·盖尔归来》的拍摄经历为其提供了一种新的民族志经验（参见：https://movie.douban.com/subject/1401246/），电影类似于一种重构历史的“思想实验”，她借助“电影”的方式将人类学参与式观察的方法巧用于微观史学实践中。以各种官方和民间史料为基础重建了主人公与其生活环境间的联系，解释了其行径的背后动机。而当面对档案的沉默和缺席时（传统史学认为史料“会为自己发声”），她根据具体的时空背景和史料中的蛛丝马迹进行援引旁证，将确定无疑的命题替换为条件句式的间接判断，努力重构了在一个以“记忆”为身份保障的乡村社区中，真假马丁·盖尔各自是如何证明自我身份的故事。

冒名故事之所以具有普适性吸引力，不仅在于故事本身的戏剧感染力，满足了人们内心的猎奇欲望——像“马丁·盖尔”的故事之所以能够超越时空的界限被广为流传，与其固有的“奇异”元素是密不可分的，如马丁·盖尔和阿诺·迪蒂尔形貌间的神似（两个素未谋面，更无血缘关系的乡村人）、迪蒂尔惊人的记忆（对马丁出走前生活细节，乃至性生活的复述）、原配妻子的共谋（戴维斯的原话大致是“贝特朗在床上接纳了冒牌货”），这些奇异元素的加入强化了真实事件的戏剧色彩。

同时，冒名故事的普适性吸引力还在于其之于各个时代社会关系的隐喻意义。因为冒牌货的成功无疑是对权威的直面挑衅与尖锐讽刺。像迪蒂尔对马丁这一角色的扮演的逼真（可能形容为“超真”更贴切，因为他的伪装与演出更接近很多人内心中对于马丁的理想预设），甚至让马丁的妻子贝特朗都愿意去相信他就是自己的丈夫，以至于忤逆心存疑心的亲人也在所不惜。可谓偷梁换柱，真假难辨难分，正如蒙田曾说“真相和假象是如此地相似。” 在马丁的故事中，迪蒂尔的成功不仅让当时的法律有些无所适从，同时，贝特朗自愿作为迪蒂尔共谋的这一行为使得妻子在旧式婚姻中的那种坚贞的传统形象也得以动摇。冒名故事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某些信仰、习俗、制度、知识等权威的绝对地位，之于当事人（如对迪蒂尔假冒身份实际知情的贝特朗）和旁观者都具有一种革新的意义。

《马丁·盖尔归来（第二版）》读后感(五)：《马丁盖尔归来》：虚构与真实的交错

“我感到我拥有了自己的历史实验室，它提供的不是证据，而是历史的可能性”，戴维斯在前言如是说。这本著作行文之间充满了虚构与真实的交错，无论是对于马丁盖尔事件本身的叙述与背景，还是作者的写作技法与立场。虚构的不确定性某种程度上成为了真实的秩序的保障并对后者施加影响。

关于马丁盖尔其人，他的出走，新马丁的归来，两次审判这一系列连续的事件实际上主要记录于前九章。在这部分情节的复原中，戴维斯充分利用了语言（方言俚语）、习俗、人口流动、法律（教会法与民法）、宗教信仰及刑法等相关资料，试图对16世纪40年代这位农民及其家庭中发生的事情进行全景式还原。作者同样找到了许多地方文献——婚书、遗嘱、买卖与交易文书、纠纷与仲裁书等，这些奠定了写作的真实性基础。与此同时，戴维斯利用心理学分析和从后续事件的判断对人物的心理活动进行共情式的把握。在不确定的地方，她指出三四种具有说服力的可能性，以保证推断的逻辑。在戴维斯的另一部著作《档案中的虚构》她表达了对于传统认为具有严重主观倾向的史料运用的态度：“我要把这些资料的‘虚构’的方面作为分析的中心。”而这里的“虚构”，指的是“在这类文本中普遍存在的某种叙述手法，而通过对这种叙述手法的分析，就有可能透过表面的文本内容，获得对事实的解释”（周兵《新文化史：历史学的文化转向》）。

经过前三章的铺垫，第四章阿诺迪蒂尔正式登场。显然，新马丁身份的虚构成为贯穿事件始终的线索。它作为一种不确定性的要素对传统的秩序发起诘难。各方人物有各自的考量，贝特朗出于贞洁的考量需要一个“真”的丈夫（另一方面他虽假却实在），皮埃尔出于家庭权力的稳定也希望有一个真家主。这个过程中，虚构的身份成为自我塑造的表现，虚伪、伪善的行动中不真的意义同样建立在一种虚构的想象之上。故事发展到这里和1526年写作的《曼陀罗》剧情就有点相像了（新马丁与卡里马科，贝特朗与卢克蕾佳），马丁盖尔的故事发生年代与《曼陀罗》的创作年代如此相近，让我们不得不思考其中的关联性。马基雅维利意在展示利用各方的需求而展现伪善最终达到共赢的结果及对传统秩序（重视的前提下）决断的重要性，审慎与伪善作为时代的新德性建立的秩序恰恰是对于传统秩序下罪恶的真实的承受。从这种视域下进行解读，能得出许多有趣的比较。马丁盖尔的故事亦可说是悲喜剧。

最后三章讲科拉斯本人的经历以及他的这本《难忘的判决》在后世流传所经历的遭遇，是戴维斯对科拉斯文本叙事倾向的质疑。科拉斯所面对的背景环境中同样具有潜藏的虚与实的交错，图卢兹地区日益严重的宗教冲突亦是明线背后涌动的暗流。科拉斯同样面对这种无力感，在天主教与新教的冲突不断升级之际，他显然对于新教抱有同情和理解。他清楚地知道异端与魔法的虚构性和天主教真理秩序的反动面，但却无能为力，而将自身注意力完全放置在马丁盖尔的案件中以求解脱。在随后的行动中，他表现得和马基雅维利更为相近——用一种伪善的态度（即不表明自己的真实立场的隐微写作）去言说某种真相，寄希望于来世有人能够重新发现和解读它的精妙立意。

戴维斯的写作中同样具有其特定的立场与视角，而这与她的个人经历密不可分。对于戴维斯本人来说，犹太人身份带来的麻烦一直紧随着她。上世纪50年代的政治迫害，她和其丈夫钱德勒被没收护照，生活颠沛，直到1963年才恢复正常。这使她拥有远离公众的思考视域，并且似乎也成为了她对于不确定性思考的根源。在《故事的沉默，档案的名声》一文中，她指出回到不确定性问题：试图将这本书成为“对真相与质疑的探索，揭示16世纪一个社区对身份之真相的探求和今日史学家对过去之探求之间的相似性。”戴维斯确实做到了对虚构身份问题的回应，她呈现出了16世纪人们对于身份认同的认知以及虚构言行对于传统秩序的消解和改造。但她的思考并不止于横向的阐释，还有纵向的比较。《再造冒名者》一文中，戴维斯例举了张龙泉和霍格的事迹，指出了前者利用社会中对“关系”的认同，后者利用普林斯顿对“多元构成的本科生”的向往，制造出了一件件堪比马丁盖尔事件的闹剧。这既不是巫术所为，也不是百年难遇的奇闻怪事，它就发生在我们身边。戴维斯想指出的是这种做法的可能性：伪造身份者（虚构者）利用族群（或社会场域）对于建构其身份的符号的倾向性而对真实的秩序作出影响。

沃格林对虚构身份所表达的这种自我性的追问于社会场域中做出了回应：“他们（指这种追问）在场域中发生，由更古老的有关追问之真理的秩序经验及其符号化表达所构成，而现在又被那些坠入无序和衰退的追问者所经验到。对真理的追问是对弥散四处的无序的抵抗运动；是一种努力，它力图让有着具体表现的无序生存重新调整到与它——实在的真理相一致，试图创造出生存上有序的全新社会场域，去与那些真理主张已经变得可疑的社会场域相竞争。”

这进而启发我们思考对于谎言的真正态度。我们真正嗤之以鼻的是谎言本身吗？我们面对真相的不安能证明我们对真相的持续追求吗？我们真的关心真相吗？从某种意义上讲，新马丁的身份虚构和盖尔家族移民迁居改姓氏是一回事。在第十二章中，戴维斯引蒙田的说法：“真相和假象是如此相似……我们却只能用同一双眼睛来打量它们。”海德格尔谈及洞喻说的时候指出主体之死，“灵魂所观看到的东西是否为真，也就取决于灵魂的这种观看是否符合理念本身，是否与理念本身相一致。柏拉图把真理理解为符合的转变，而那真实的世界则开始成为明确的对象性世界，成为有待认识的世界。”我们需要去理解秩序的一致性，在克服形而上学的过程中，人必须放弃他的主体身份，成为“有时间性的会死之人”，这样才能“进入存在的真理之中而守护存在”。这或许是我们对身份建构最大的不确定性。

C‘est tout bizar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