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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与汉》是一本由[美]路康乐著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9.80元，页数：45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满与汉》精选点评：

●可能还是周锡瑞说的对，晚清的满汉问题，其实并不是族群问题，而是反特权的问题，这就能解释为何在辛亥革命后，反满口号迅速的销声匿迹了。

●对于清后十年的强调比较有价值。以族群政治的视角重写了1861-1928年的历史。比较期待进一步的研究，例如在中华民族的形成和重组中的满汉分畛（黄兴涛，2017）和满洲国时期的满日关系（书中草草一提，意犹未尽）。

●没有想象中的精彩。。。

●视野新也很权威，但是吧就觉得有问题，很多地方需要商榷

●梳理书柜发现了这本书，几年前看过的书，内容也仅记得大致，对清代历史了解不深，且对满族感兴趣的不妨一看。

●核心线索是满/旗人如何从世袭军事阶层被不断诠释、固化成为“民族”的过程。“民族从来都首先是政治群体”的最佳例证。更重要的或许是以满/汉为视角重述了晚清民国史，各种观点其实没有突破主流晚清民国史学界的研究，但因这个视角而新鲜。很“汉学”。尤其是对辛亥革命的理解，很新鲜。最后对共和国时期满族状况的勾勒匆匆收煞，显得充满希望的样子。倒是引老舍的著作生平、引李劼人《死水微澜》谈“满城”让人耳目一新。如果如作者所言，老舍能抓住洋车夫群体写成《骆驼祥子》，虽然直接诱因是青岛见闻，也与20年代北平底层满人的生计关系密切。而晚年的《正红旗下》真可算是奉旨写“满”了。从民国时期的“不写”到共和国时的“直写”，老舍“满族”书写背后也绝不是“身份政治”，而是“自有国情”。 译笔清晰可读。

●核心：满即旗人，汉即民。围绕清末民初满汉关系的著作。新清史四书。

●学术流水系列

●快速过了一遍。总体上，满汉关系讲得不怎么多，反而是辛亥革命前后十几年讲了不少。文风到后半本不知道是翻译的问题还是什么，不怎么样。比较让人印象深刻的，义和团运动后朝廷的来回折腾，还有革命军的屠满。

●我喜欢有理论趣味的作品，这本书的理论阐发不够，但史料与视角对我来说已算新颖，读来尚有启发。

《满与汉》读后感(一)：满与汉之间的恩恩怨怨

10月24日，随着西安的满城被攻陷，革命党人对满城内进行了顽强抵抗的满人军队进行了屠杀，其中也包括了很多无辜的妇女和儿童。

在个别的其他地方，也发生过类似的情况，有妇女跪下来哀求道：“我们也觉得“扬州十日”是罪过，但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你们杀了我们又能怎么样呢……”，但是哀求是没有用处的，伴随着屠杀的是抢劫财物和放火焚烧满城……正如当年徐锡麟刺杀巡抚恩铭之后说的那几句话：恩铭待我不薄，为官也很正直，但我杀他不是出于私怨，而完全是因为他是个满人。

作为对当年“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的报复行动，在辛亥之年，这些鲜为人知屠杀行动成为汉人的愤怒的排泄口，虽然大部分地区并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流血冲突。

清朝末年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在很多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体制的并未完全改革，特别是慈禧1906年新政实际上采取的加强中央集权的态度，使改革并没有彻底。如收回袁世凯北洋六镇中四镇的军权，再如表面上是满汉为官平等，实际上却加强了满人官员在各重要职位的任职。

随着慈禧太后的突然去世，继任的年轻满人摄政王载沣，虽然采取了一些有效的新政，其中甚至包括对于1898年的戊戌变法之人平反（其中不包括康有为和梁启超），但是更多的时候还是敷衍新政的实施，甚至更加强化了满人掌管重要部门的趋势，在很多关键的部门，载沣任人唯亲。与这种行为一起的很多行为，包括最为重要的对四川铁路权力的收归国有化，彻底凉了立宪派人的心。

再随后的辛亥革命到来之时，各省纷纷响应，载沣及其党羽在万般无奈之下，召回了之前被罢免的袁世凯，把赌注放到他的身上。

离心离德的朝廷是无法挽回败局了，特别是在袁世凯已经怀有异心的情况下。

不过袁世凯对皇室始终倒是客气，包括之后的溥仪退位。袁世凯等一些人和南方的革命党人凯旋，决定优待皇室，正是由于袁世凯的努力，才保证了一波三折的退位风波平稳的过度。

不过南方主要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激进的革命党人一直对这些条件表示愤慨，他们认为对于满清皇室的优待很过分。

激进的革命党人的行为与清朝的长期对于满汉的实际上不平等的态度有直接关系。占总人口数约1%的满人和占人口总数50%以上的汉人享有同样的甚至是更为有利的做官机会（满人进入仕途可以通过与汉人不同的科举考试：满人只需要把一些通常的科举考试的经书一类翻译成满语即可，所以这类考试也被称之为“翻译科举”。如果满人的上一辈人因公牺牲，那么他就可以捐官缺，也就是花钱买官缺。如清末的大臣瑞澂的祖父就是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时候因公牺牲，因此他有资格花钱捐官缺。），满人掌管着从中央到地方很多重要的职位，特别是在中下级官员中，满人的比例更大。他们与汉人平分着权力。

1%的满人统治广大的汉人，这确实需要高超的统治艺术。

虽然满人在很大程度上被汉化了，但是在很多方面，例如服饰，和习惯方面，仍然与汉人有着明显的区别。例如满人妇女的服饰就和汉人妇女的不同。特别是满人妇女不裹脚，而汉人妇女裹脚。（这也成为了后来革命军屠杀想逃走的无辜的满人妇女的重要标志之一）满人说的语言是当时的官话，也就是当时的官方语言或者说我们今天所说的普通话很大程度上就是继承了那时的官话。主要是北京东北一带的方言。

清朝的倒塌并未因此而结束，很多人一直不承认新政权，这其中最为著名的一个恐怕要属肃亲王善耆了，他和日本浪人川岛浪速来往密切（他也就是川岛浪子的生父）。

载沣等人更是成立了“宗社党”。

张勋的复辟以及溥仪的伪满政权都是尽人皆知的事情了。

49新政权之后，实际上满人在某些方面的遭遇还不如之前。之前虽然蒋介石的国民党人由于他们一贯激愤的态度，并未对满清遗老遗少过多照顾，但也无什么迫害。

不过49年之后，特别是文革时候，一些满人受到了冲击。这其中比较著名的一个例子就是满人作家老舍被批斗后的自杀，他的作品被称为“封建余毒”，恐怕与他个人是个满人的这层关系是分不开的。

最后想说的一点是“满，藏，蒙，回，汉”五族共荣的这一思想，实际上在乾隆年间就已经被提出来了。所以这并不是孙中山的首创。

《满与汉》读后感(二)：谁是满，谁是汉

摘要：透过族群关系，路康乐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谁是满，谁是汉？义和团运动后革命党人是怎样批评满人的？在满人统治中国两百多年后，满汉到底有多大的区别？清政府是怎样处理这些批评的？满汉畛域是否有所弥合？关于汉满关系，清廷到底是有所作为或是无所作为而导致精英与之分道扬镳并激发了辛亥革命？革命期间以及之后，满统治阶级和满民众的命运如何？《满与汉》一书就是对这些问题的回答。

张君卓

自由撰稿人，北京

1644年，偏居东北一隅的满族以异族身份统一华夏，掀开了近300年的满汉对立。说得极端一点，有清一代，可以说就是满族和汉族的斗争与合作史，双方势力消长深刻影响了整个清朝历史进程。在我国封建王朝统治时期，有一个很重要的统治秩序观念，就是“华夷秩序”，即汉族为华，汉族以外即为夷。满族统治中国，即是以夷变华，动摇的是整个汉族意识形态的基础，这对整个汉族群体来说是一件关乎生死存续的大事。虽然满族为稳固其统治基础而建立所谓的康雍乾盛世，汉族仍然没有放弃为华夏正统观念而战的努力，总是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宣扬华夏统治的正统观念。当历史发展到满族统治力量逐渐衰落的晚清时，满汉之争突然又变成清王朝最主要的矛盾之一了。

1898年，戊戌年，晚清第一健笔梁启超发表了一篇《中国与达尔文》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梁启超提出要“平满汉之界”，即要破除满族占据统治权的优越地位，实现满汉“合种”。因为他认为，当时满人统治汉人是“劣种”统治“优种”，是野蛮统治文明，满族采取的种种政策都是削弱自身竞争力的行为，并导致王朝每况愈下，时局日益危急；而且随着帝国主义威胁加剧，从人种角度看，世界已经演变成白种人和黄种人之间的竞争，满汉“相猜而不相通”已经成为影响中国甚至亚洲生死存亡最为重大的问题之一；满族必须加快变革，加快与“优种”的汉族“合种”，提高满族的智慧，进而变为“优种”，如果拒绝变革，满族统治的清王朝将发生“巨变”。

其实，这篇文章在梁启超本人众多文章中影响并不大，尤其是在清末民初那个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时期，即使是重要的文章也可能被言论的洪流裹挟而去。但是当事件、言论、文章成为历史后，我们可以用更客观、更理性的态度来检视一些文论时，我们就会发现梁启超这篇批评清朝廷、满人和满汉关系的文章非常重要。其重要性不是把满汉斗争明面化，更重要的是他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满汉关系与政治权力、王朝存续，以及革命和改良等政治改革的关系。19世纪末20世纪初，“满开始从一种职业身份转化为一个族群”，而且梁启超认为满汉之间的关系，正如黄种与白种间生死攸关的种族冲突一样，在中国，这种对立也存在于同属黄种的两个亚群之间。所以现在看，梁启超提出的满汉关系问题，其实是提出了观察当时政治局势的一个良好视角，即以族群来考察清末民初政治权力的斗争。这也是德州大学历史系教授路康乐《满与汉：清末民初的族群关系与政治权力(1861-1928)》一书研究的起点。

清末民初历史纷纭复杂，而且也是一个改革快速推进的时期，在改革过程中活跃的对象包括保守派、革命派和改良派，并且在当今的研究过程中，对这些派别的研究基本都有所涉及，如对孙中山等革命者，以及立宪派等改良精英的研究。但路康乐发现，这些研究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主体，那就是以满族为主的宫廷。从当时的改革看，反朝廷是最为显著的潮流，而反朝廷就是反满，这样满汉关系问题就成为当时革命派宣传攻势的靶子，所以综观当时的言论，反满的言论最为突出。最为著名者有三，章炳麟、邹容和陈天华，从他们的言论中，路康乐总结出满人的七宗罪，围绕这七宗罪爆发了激烈的满汉冲突，最突出的表现就是1907年夏天满人巡抚恩铭被暗杀。

透过族群关系，路康乐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谁是满，谁是汉？义和团运动后革命党人是怎样批评满人的？在满人统治中国两百多年后，满汉到底有多大的区别？清政府是怎样处理这些批评的？满汉畛域是否有所弥合？关于汉满关系，清廷到底是有所作为或是无所作为而导致精英与之分道扬镳并激发了辛亥革命？革命期间以及之后，满统治阶级和满民众的命运如何？《满与汉》一书就是对这些问题的回答。

路康乐首先从当时革命党人众多反满言论开始，讨论满人的身份、革命党人对满抨击的确切性以及满汉分离的程度。并且得出结论，当时革命者的反满控诉并不仅是一种宣传策略，而是有着当时社会现实基础的。正因为存在这种严重的分离，造成满人巡抚恩铭被暗杀，从而导致慈禧太后采取大量的改革措施，尤其是对针对满族而设的“特权制度”——— 八旗制度的改革，看出慈禧太后的改革非常深入，甚至超过戊戌变法时期，以此来弥合满汉之间的不平等和矛盾。

但是慈禧的继任者载沣却对慈禧的改革开了倒车，不但在平息满汉矛盾上无所作为，反而无视当时革命派的反满言论，并通过加强中央集权和“强化皇权”，将朝廷日益变成满人的朝廷，并在1911年5月，以备受指责的“皇族内阁”的出现而达到顶峰。于是革命派决定通过反满推翻清朝统治，并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口号；而改良派精英也因清廷对政治的改革的不彻底，极度失望，从而在革命爆发时放弃对朝廷的支持。

在这次短短革命中，路康乐分析了从武装起义、清廷反应、反满暴力、南北议和到清帝退位中满汉问题与政治斗争的关系。在辛亥革命前，革命派的宣传策略是中国是汉人之中国，因此按《同盟会章程》，满人应被“驱逐”。革命中，共和人士抛弃了这一思想，开始接受中国作为多民族国家的概念，即集汉、满、蒙、回、藏为一体，从而使革命后对满族的反对又显得不那么彻底。但是满汉问题仍然在延续，如“末代皇帝”在1924年被逐出紫禁城，1928年清朝皇陵被人破坏却没有遭到惩处等均是这一矛盾的延续。

原载2011年3月20日《南方都市报》A II06版《南方阅读·历史》

《满与汉》读后感(三)：恩怨了结于天崩地解时

辛亥革命时鲜为人知的屠杀

10月24日，西安的满城沦陷了。随着革命军从南面和西面潮水般涌入，他们把捕获的所有居民看作潜在的敌人，不由分说地进行了杀戮。……如果八旗驻防城市的人口是两万人，那么一半人都死了。而且，满城被大规模抢劫一空。

这是辛亥革命爆发时鲜为人知的场景。梁启超早在1898年就警告清廷：若不尽早“平满汉之界”，当倾覆之时，“各省驻防制满人，其无噍类也必矣。”梁氏不幸而言中，鼎革之际，武昌、太原、镇江、福州、南京、荆州等地都发生了对旗人程度不等的屠杀。

他们是特权制度的受益者和受害者。一个人数极少的族群，不但征服了高度文明、幅员广阔、人口众多的汉人社会，还能保持其统治200多年，此中委实蕴含着高度的政治智慧。然而，“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清王朝到了后期，不仅要处理绝对权力惯性腐化这种历代共有的问题，还要面对欧风美雨强邻环伺的绝大危机，以及族群冲突的全新挑战。只有雄才大略的领袖群体，才能闯过这一段荆棘路。

出生于广州的美国学者

时人多注目于革命派、立宪派在清末的活动，对晚清政府处理满汉关系时摇摆不定以致激化民族矛盾没有给予充分的注意。满汉“隔离而不平等”格局的形成及演变，以及满汉冲突与辛亥革命的关系，正是美国学者路康乐着力探讨的对象。

Edward Rhoads出生并成长于广州岭南大学康乐园（即今日中山大学南校区），取个中文名叫“路康乐”。或许出于这份中国缘，他回美之后做起中国史研究，成绩斐然，成为汉学中坚之一，其代表作即是这部《满与汉：清末民初的族群关系与政治权力（1861-1928）》。与时下美国汉学中借用新出社会科学理论“装饰”史学研究不同，路康乐走的是实证史学的路子。读完全书，你没有看到一个时髦的新术语，真正做到了“让史料本身说话”。

“隔离而不平等”

作者化用美国历史上“隔离而平等”这句口号来描述清廷对两个族群的政策。“隔离”很简单，旗人几乎都住在与汉人分隔开的满城里面，禁止与汉人通婚，不得经商。这个政策一方面是出于军事考虑，另一方面是避免满人被汉人的汪洋大海完全同化。保持满人文化特色的努力比较成功，但弊端到了清后期才凸显出来，那就是满人的普遍文化程度偏低，谋生技能缺乏，除了做官什么都不会，成为社会转型中一大“包袱”。

政治上实施的是“满汉共治”，具体说来，就是在中央各部门实行“官缺制”，首长名额满汉各半，地方督抚满汉参用，满人略占优势；府县一级则以汉人为主。看起来似乎半斤八两，但满人人口只占全国1%，却占据50%的高层职位，这能叫公平吗？且慢，在确定“官缺制”以前，汉人更惨，朝中掌权的多是王公贵族功臣贵戚，能做到“部长”甚至“国务院副总理”的纯属偶然。在满洲贵族看来，政权是祖先通过军事征服取得的，由他们占主导地位是题中应有之义；让出一半的高级“官缺”，似乎带有“照顾”汉人的意味。

咸同军兴，不得不借重汉人筹饷掌兵，汉人权力得到适当的扩张，胡、曾、左、李成为清朝平定天下的关键人物。随着“同治中兴”的来临，中央机构也开始出现松动。光绪朝曾出现汉人阎敬铭、翁同龢先后执掌户部，薛允升、赵舒翘、沈家本相继执掌刑部的局面。

再次强化皇权

慈禧在平定乱局之后，再次致力于从汉人手中收回权柄，也即书中所言的“中央集权”与“强化皇权”。在恭王、醇王、礼王相继掌控军机处之后，任用荣禄组建一支直属皇室的近代化军队——武卫军。这一计划因庚子事变而遭到挫折；袁世凯的部队作为硕果仅存的武卫右军趁机崛起，埋下了清朝覆亡的伏笔。

摄政王载沣的岳父荣禄不幸死于1903年。作为最后一个杰出满族领袖，荣禄要比其他权贵要清醒得多：“朝廷不能独立，赖众力以维持之”。荣禄掌权时，极其注意结纳李鸿章、刘坤一、王文韶、张之洞这些汉族领袖人物，虽经戊戌政变、庚子事变两次惊涛骇浪，清廷的统治依然稳如泰山，满汉合作共赢是关键。

新一代满洲权贵缺乏大局观。载沣在平满汉畛域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之时，名义上取消“官缺制”，却组建了一个臭名昭著的“皇族内阁”，令羽翼渐丰的立宪派对朝廷失去了信任。摄政王或许无意触怒公众，而是在皇族包围下无奈接受这样的安排，毕竟“自己人”掌权心里踏实一些。皇亲国戚到此时依然无法摆脱“祖宗打江山，我们坐江山”的狭隘心理。对长期以共享政权为前提对清廷效忠的汉族士大夫来说，这是一个极端危险的信号。立宪刚刚还在在预备阶段，皇族已经打算垄断政权，所谓“立宪”必定缺乏诚意。历朝历代，征服者集团都必须吸收被征服者中的精英为它服务，任何政权都需要有一定的开放性。不管是用考试还是功绩作为甄拔标准，权力的开放性和规则的公平性是政权得以维持的基础。不给新崛起的精英参与国家决策和行使权力的机会，精英们就会撤掉对政权的忠诚。武昌起义之所以迅速成功，不是革命党的实力有多强大，而是以殷实士绅为主体的地方实力派对清廷彻底失望，选择了倒向革命派一边。

恩怨总有终结时

当崩盘的时刻来临，受到不公平对待的一方，也同样会以不公平待人，于是出现了本文开头的一幕。各省驻防旗人其实根本不掌握权力，他们可以说是无辜的受害者。长期满汉对立的结果让民众毫不犹豫地认为，就算他们本人没有责任，也要为他们祖先和同族人“埋单”。满人作为一个集团被贴上了统一的标签，不管你是否做过坏事，都要为整体的罪恶承担责任。正如革命烈士徐锡麟所言，安徽巡抚恩铭是个好官，我刺杀他不是要报私仇，只是为了排满。

政府对机会平等既不重视，又用全国税收供养一个特权阶层，用滥发通货来剥夺民众辛苦赚来的血汗钱，怨气的累积只能是日甚一日。到了气球吹暴的一天，报复来临，无辜者也免不了成为牺牲品。天崩地解之时，不免玉石俱焚，三百年恩怨似乎了结了。但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危机即已在酝酿之中。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似乎都免不了撕肝裂肺的苦痛。让苦痛减轻，是否一种奢望？

（本文原发于2011年6月12日《信息时报》）

http://informationtimes.dayoo.com/html/2011-06/12/content_1382113.htm

《满与汉》读后感(四)：【转】开辟满族史研究的新视野

——读（美）路康乐著《满与汉：晚清到民国初期的族群关系与政治权力，1861—1928》

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 吴磊 徐永志

摘要：美国学者路康乐所著《满与汉：晚清到民国初期的族群关系与政治权力，1861—1928》一书，运用“民族—社会”的视角，着重分析了清末民初政治变革背景下，满与汉、君与臣、维新派与保守派以及立宪派与革命派等围绕政治权力展开的博弈，以及满人社会生活及满汉关系的演变，从而开辟了满族史研究的新视野。该成果有助于推进满族史的研究，并深化学界对清末民初民族关系与政治发展和社会变迁互动作用的认识。

近年来，美国的满族史研究又出现了一些新的进展，其突出表现之一是将社会学和族群（eth-nicity）理论引入所研究的领域，开辟出“民族—社会”的新视野，随之陆续推出了一批相应的新成果。其中，路康乐（Edward J．M．Rhoads）的《满与汉：晚清到民国初期的族群关系与政治权力，1861—1928》（以下简称《满与汉》），侧重讨论辛亥革命后满人从特权阶层沦为截然不同的边缘人群的变革过程，并详细叙述了晚清ZF与汉族革命者之间的对话与相互影响，是迄今为止国内外有关满族和满汉关系研究的一部重要学术著作，而备受海内外史学界关注。2002 年 4 月初在华盛顿召开的亚洲学会第 54 届年会上，《满与汉》获得该学会的列文森 20 世纪中国研究著作奖（JosephLevenson Book Prize，Post—1900 Category），也证明了该书的重要性。鉴于此，本文试对该书的主要内容、研究取径和有关观点，以及自认为的其可资借鉴之处等，略做梳理、介绍，以广交流。

一

《满与汉》分为 6 章，分别为：第一章，分化与不平等；第二章，慈禧与特权制度；第三章，载沣与“优待满洲”；第四章，1911 年的革命；第五章，1911年后的皇室与满人；第六章，结论。路氏在书中把 1861—1928 年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中国近现代史分为了慈禧掌权（1861—1907 年）、载沣摄政（1907—1911 年）以及中华民国初年（1911—1928年）三个时期，详尽论述了其间满与汉，君与臣、维新派与保守派以及立宪派与革命派等围绕政治权力展开的较量与博弈。而令人耳目一新的是该书并不偏重于着力渲染满汉矛盾以及政治斗争，而是在此同时，进一步向读者呈现了清末民初满人社会生活的状况以及满汉关系的演变。

首先，就该书的基础理论支撑而言，路氏选取了几个重要的概念并在书中做了详细的分析与诠释，如 “manchus”，按照《英汉大辞典》[1]的解释，可译为“满族人的；‘满洲国’ 的；满语的”，而按照作者在最后一章结论中有关 manchusidentity 涵义的理解，manchus 译为代表中性的汉字 “满” 则更为恰当。此处的满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则有着大相径庭的涵义，它可以指 “满人（manren）”、“旗人（the banner people 或 qiren）”、“满洲（manzhou）” 和 “满族（manzu）”。再如 “ethnic rela-tion”，应译成 “族群关系”[2]，不同于我国目前学界的普遍观点，作者将 manchus 与 han 分别作为了两个族群而非两个民族来看待。路氏指出，1949 年新中国建立后 manchus 才完成了由旗人（the ban-ner people）向一个民族的转变，而正是由于1956年中国开展民族识别工作后，“满”才正式作为中国 55 个少数民族的一员获得了民族身份以及民族权利，而自此以后则只有“满族”再无“满洲”了，此时的“manchus”则更多地被赋予了丰富的政治内涵。

其次，该书另辟蹊径，运用了民族—社会的分析视角。目前学术界对于民族史的研究多集中在民族源流及融合上，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对不同时期少数民族及其社会的变迁则涉及较少，而《满与汉》恰给我们展示了清末民初满人社会生活的历史变迁以及与汉族的关系史，这对于满族史与清史乃至近现代史的研究都大有裨益。作者在书中除了大量使用“manchus”的概念外，还注意把握影响清末民初族群关系变迁的因素以及族群关系演变和构建民族国家的关系。如作者在第五章开篇指出：“新的民国ZF消除了满人施加于汉人的统治支配权，瓦解了八旗制度以及地方驻防，终结了满汉分离，并将满族人从中国社会的特权阶层拽至最底端。而对满人而言，代价是整体的民族歧视、自身族群意识的丧失以及日益逼近的占人口绝大多数汉族的压迫”。在满汉族群关系研究中，作者分别用了 “排满” 和 “排汉” 两个概念，深入分析政治制度安排对于族群关系的影响。如在分析载沣处理满汉关系的态度上，路氏认为“载沣缺乏其前任慈禧那种执行政策达到目的的稳定性，在处理满汉关系方面与慈禧相比，他做的微乎其微。他最大的成就也只是沿袭了慈禧颁布的第二道诏令，使得汉人在法律上与满人享有平等的地位，而其他的满汉差距则一如往常”。

又其次，作者在注重对政治权力以及族群关系分析的前提下也将视野投放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生活方式、居住特点、民族习俗、服饰穿戴、婚姻模式以及人口生育。路氏于书中引用了满族作家老舍先生的《正红旗下》和李劼人的《死水微澜》等小说，探讨清末民初时期的满族和社会生活状况，并援引了多幅珍贵的原始图片来反映当时满人服饰及其风俗习惯的演变。在介绍满汉分化时，作者论及了满、汉分居（实际上是旗、民分居）的特点，并据此归纳了满城（八旗驻防以及家眷住处）居住格局的四种类型：第一类是“双城互系型”，北京是这种类型的唯一代表，满城和汉城只用一道城墙隔开，里面居住着旗人，两城紧密临近而又不互相包容；第二类是“双城分离型”，这种的城市类型旗人居住在离汉人、蒙古人不远的区域内，但是却与汉城完全分离。这种城市的典型代表是呼和浩特、青州以及 1860 年以前的乌鲁木齐。另外两类被称作“内裹型”[3]，即满城都位于原存的城市之内，一种是满城完全被汉城所包裹有代表性的省市如浙江和开封，而另外一种则是满城分享了汉城城墙外的一小部分区域，西安、广州以及南京都属于这种类型。毋庸置疑，这种分析手法将有助于我们更具体地理解清末民初民族关系和政治发展及社会变迁的互动作用。如再进一步的思考，我们或许能将目光投向这一时期时期的民族风俗甚至城市发展中满族社区与汉族社区的演化及其互动与变迁。

最后，路氏有关辛亥革命后满人状况的阐述对我们进行民族社会史视野下的辛亥革命研究将会有借鉴与启示作用。辛亥革命之所以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不仅仅是因为它终结了几千年来的封建统治制度，更重要的是它促进了近代中国的族群意识和公民身份的觉醒。作者在书中这样阐述了满人在辛亥革命后的境遇与政治和社会诉求：（1）满人除了更改旗籍和使用满族姓氏外，他们也在其他许多方面隐藏自己的身份并逐渐走向汉化。一些人离开了原始居住地包括满城，并尝试与汉人生活在一起；（2）一些满族有志之士建立了“满族共进会”等进步组织，并宣称“如果满族要自救而不至于灭亡就必须团结起来”，“复兴满族精神、为民主权利抗争、获取基本技能和着眼未来”。[4]由上述作者所描述的满人在社会巨变影响下的政治地位、族群意识的变迁，我们不难发现族群关系和族群意识在社会变迁史中占有的重要地位和分量，尤其是在辛亥革命后族群关系的演变以及族群意识的觉醒都将可以作为今后辛亥革命史的研究范畴。

二

《满与汉》留给读者思考的空间也是宽阔的，尤其在运用民族——社会的视角去分析近现代社会方面，《满与汉》还至少给我们提供了如下启示与思考：一是如何在民族社会史的视野中去思考“民族” 和 “族群” 的概念及其区别，并考察民族的变迁以及族群的演变；二是在清末民初社会转型的历史背景下族群意识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如何进行调适的；三是重要的历史事件譬如辛亥革命对族群意识以及民族关系的作用和影响。

《满与汉》在一些方面还存有缺憾。如书中对 19 世纪汉人“排满”的思想渊源涉及较少。此外，在对辛亥革命前后满人的族群意识以及此时的国家主义思潮，作者仍未有深入的分析与探讨。然而瑕不掩瑜，该书无论是在满族史、清史还是在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中均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值得我们去吸收和借鉴。无怪乎美国学界将此书与欧立德（Mark C．Elliott）的《满人之道：八旗与晚期中华帝国族群认同》[The Manchus way：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罗友枝（Evelyn Rawski）的《末代皇帝：一个清代帝制的社会史》[The Last Emperors：A Social His-tory of the Qing Imperial Institutions]、柯娇燕（Pamela Kyle Crossley）的《透镜：清代帝国思想中的历史和认同》[A Translucent Mirror：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 列为当代美国学界满人研究的 “四书”（the Four Books）[5]，并称赞其对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具有杰出的贡献[6]。

注释：

[1]参见陆谷孙主编《英汉大辞典》，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年版。

[2]有关 “民族” 和 “族群” 定义的辨别可以参见《民族社会学——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 》，马戎编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版。

[3]详见欧立德在《满人之道：八旗与晚期中华帝国族群认同》The Manchus way：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

[4]有关注重描写“大城 ”和“小城 ”的 著作可以参阅王笛的《街头文化 ：成都公共空间 、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 ，1870—1930》，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年版。

[5]R． Kent Guy，Who Were the Manchus？ A Review Essay．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61，No．1（February 2002），p．152。

[6]见亚洲学会第 54 届年会评奖委员会赞词，2002年 4月。

《满族研究》2011年第1期

《满与汉》读后感(五)：平满汉之畛域——读路康乐的《满与汉》

1911年的辛亥革命终结了大清朝近三百年的国祚，但是满族统治者并不是没有做过努力，在庚子之乱之后，朝廷实行了新政，不过最后仍归于失败，大清朝在革命者的呐喊声中倾倒了。现在史学界讨论比较多的是历史应不应该给清政府一些时间和机会，让它将改革进行下去，也许中国的历史会是另一种形态。当然了，历史不可以假设，时光也不可以倒流，也许在另一个时空里是另一幅景象，而对于我们来说，现实的思考是晚清新政为何会失败，并且中国的历史为何会是这样的走向。

一、破坏祖制

太平天国之役改变了整个清朝的权力关系，汉族地主的权力和地位大大提高，朝廷的军队不能够战斗，主要依靠汉人的军队，这样朝廷就有被颠覆的危险，即很可能政权会被汉人重新夺回，鉴于此，朝廷为了强化皇权，在1861年认命奕为军机大臣，在路康乐看来，这是历史学家最容易忽视的一点，因为这次认命所造成的影响才刚刚开始，“嘉庆皇帝所定下的百年成列，在同治中兴之初以一种特别的方式首先被打破。1861年，奕作为年幼的皇帝的叔父，被重新任命到军机处。回过头来看，我们就能明白这只是一种长期趋势的开始，这种趋势在载沣摄政其间为了重新强化帝制达到顶点”。

从奕进入军机处开始，后面有礼亲王世铎供职于军机处到1901年，载漪在1900年进入军机处，义和团之后，庆亲王奕劻进入军机处，之后其子载振被任命为商部尚书，这样祖制被彻底破坏了。晚清之时，清政府也不反对平满汉之界，但言行并不一致，有时恰恰相反，致使汉人对满洲之朝廷失去信心。

梁启超认为平满汉之畛域是解决满汉问题之关键，也是中国战胜列强之一途。梁启超在他的《变法通议》中说“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从戊戌变法始，梁启超就认为满汉应该合种，梁启超认为只有合种才能抵御列强之侵略，解国家之危局，他举中国古代之例，又举西方列强之例，意在说明合种之必要，至于如何做，他想了四个方法——散籍贯、同婚姻、并官缺、广生计。最后他说“要而论之，种战之大例，自有生以来至于今日，日益以剧，大抵其种愈大者，则其战愈大。而其胜败愈有关系，善为战者，知非合种不能与他种敌。故专务沟而通之，《诗》所谓兄弟阋于墙，外御其辱也。不善战者，不知大异种之可畏，而惟小异种之相仇，《传》所谓鹬蚌相持，渔人获其利也。”合种利大于弊，不合种弊大于利。此思想以后还有进一步发展，他认为中国各民族应该消除彼此之界限，合成一中华民族。

在我看来，当时所谓平满汉之畛域实际上是要求清廷将政权和汉族共同分享，尤其是在官缺上消除满汉共治之现象。然而满族统治者在嘴上答应的同时，行动并没有跟上，正如前面所说，亲王进入军机处是违反祖制的行为，但是清廷一再违背，其目的就是不想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人分享政权，仍然想做高高在上的统治者，仍然想让汉族人俯首称臣。清初满洲的彪悍已经不见了，从太平天国开始，经中法战争、甲午战争、义和团之乱，清政府的威信已经完全扫地，它再也不能像清初那样，让全国人感到恐惧，而此时的统治者对待立宪派和革命派却阳奉阴违，制造皇族内阁，使当时的很多人对朝廷绝望了，一部分支持它的立宪官僚也转向了革命。

这个在路康乐看来是我们容易忽视的一点——从奕开始的违反祖制到皇族内阁的建立。正如前面所说，梁启超认为应该平满汉之畛域，这是解决中国问题之关键，而统治者未尝没这样去想，而且也去做了，但效果似乎很不理想，因为几百万满族人已经成了既得利益者，也是一种国家的寄生虫，他们“不劳而食，不织而衣”，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这确实是令清廷头痛的地方，因此，平满汉之畛域也是具有现实之困难的，这也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同时他们为了维护其统治的权利，背叛了自己的初衷，最后终于自掘坟墓。

二、种族问题

在研究中国近代史时，满汉种族问题成为了目前研究之重点，试假设，当时如果统治集团是汉族人，革命还会产生吗？很可能中国会和日本一样，成为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而不是一个共和制国家。之后中国也不会有一系列的革命，也不会有1995年的“告别革命”，可以想见，种族问题也是影响近代中国历史的关键问题之一。

路康乐在其《满与汉》一书中描述了满人的“七宗罪”：第一，满人是异族，是不属于中国、不同于汉人的野蛮民族；第二，满人对汉人犯下了令人发指的大量罪行，尤其是在17世纪中期的征服过程中；第三，通过把野蛮的习俗强加于汉人臣民身上，满人使中国趋于野蛮化；第四，满人把自己上升为特权种群，凌驾于汉人之上；第五，满人让汉人屈从外族的军事征服；第六，满人对汉人实行政治歧视；第七，满人虽然自称调和满汉，但是其实一直对汉人怀有敌意。这七宗罪是革命派总结出来的，从中我们可以明显的感觉到，这七宗罪的核心问题就是种族问题。

过去我们研究中国近代史时忽略了这一个问题，可能也是因为政治的原因，因为要塑造民族团结，我们更多的可能关注于统治者的压迫和帝国主义的侵略上。不过，在此有必要说明的是，西方研究中国近代史尤其是晚清史时，可能过度的关注满汉之间的对立，或人为的制造满与汉的对立。中国这样一个国家是不同于西方的民族国家的，中国更注重的是文化的统一，而不是种族的问题。孟子曾经说“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也即是说，中国的古人认为，即使是夷狄之人，只要学习了中国的文化，就可以变成华夏，孟子还举了陈良这个例子。

由此可见，满族入关已两三百年，自己的语言都已经无法说清了，大部分满族人已经同化在汉族人的海洋之中，完全是沐浴在汉文化的光辉之下成长的，诚然，他们还保留着不少自己的文化，但是在我看来，这并不影响他们已经成为“中国”的事实。而事实上，自乾隆之后，汉族人基本上已经认同了满族人的统治，而满族人也包括汉族人在解释历史时，仍然是从文化的角度来解释的，不过种族矛盾还是暗含其中的，如果不是朝廷在一次次的战争中失败，如果不是朝廷一次次的阳奉阴违，历史也许不是这样。不过正如前面所说，历史是不可以假设的，而且，大清朝的衰落也不是一两天造成的，自乾隆时，整个国家的官僚运作体系就出了严重的问题，贪官恶吏横行于世，最高统治者已经很难对整个官僚体系进行很好的控制。另一方面，军队严重腐化，毫无战斗力，太平天国之役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假使当时的清政府整个官僚系统效率很高，军队也有战斗力，那太平天国也不会造成这么大的破坏，太平天国之役耗尽了帝国的最后元气，同治中兴也只是回光返照而已。在我看来，清廷之所以能够继续残喘约半个世纪，完全是由于中国古代社会制度顽强的生命力——由皇帝、士大夫、乡绅、百姓组成的稳定的社会结构。当这种稳定的社会结构被打破之后，整个国家也就崩溃了。

三、谁是满人？谁是汉人？

在《满与汉》这本书中，路康乐提出了两个主要的问题：谁是满人？谁是汉人？在革命者看来，满人等同于旗人，而满人自己也是这样认为的。然而，旗人并不只是由满族人组成的，还包括汉族旗人和蒙古旗人在内，旗人的构成本身就是复杂的。八旗制度被创立之初是一种军事制度，随着战争的结束，八旗军士驻守在中国各地，以镇压人民的叛乱，而他们也不用外出谋生，由国家供养，这样旗人就成了一种职业，成了一种寄生阶层。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方面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另一方面由于西方的民族主义的理论逐渐传入中国，中国人的民族意识觉醒了，作为统治者的异族——满人，成了革命者制造革命舆论的最佳工具，比如前面所说的革命者所提出来的“七宗罪”。

在我看来，梁启超正是由于意识到了这一点才提出平满汉之畛域的，因为中国自董仲舒创大一统理论以来，大一统的天下理论就成了统治者追求的最高目标。西方列强入侵中国，意在瓜分吞并中华，而作为异族统治者的满人正是他们分化利用的最好工具，中国古话有“宁赠友邦，不予家奴”，而这也是梁启超猛烈批判之所在，也是革命者要求推翻满人，建立汉人国家之关键所在。然而，在梁启超他们看来，建立十八省之中国不是一个理想之选择，满人入关三百年来已融入中国之中，他们同样属于中国，实行种族歧视和种族压迫之政策恰是中了西方列强之圈套，在他看来，最好的乃是合一中华之民族，由汉、满、蒙、回、藏等共同组成之，创立一中华之帝国。那么谁又是汉人呢？

路康乐认为这遵循了梁启超的看法，“在关于中国的种族竞争论述中，他仅仅集中于两个竞争者——满和汉。因为满等同于五百万旗人，汉自然就是其余大量中国人口，按照旗民二分法，他们就是四亿非旗人的‘民’。”接着，路康乐在书中又讨论了一个问题，即满人的合适地域是哪儿？众所周知，满洲人发源于东北的三江平原，也就是说东北是他们的老家，而中原地区由汉人居住，所以在革命者看来，中原地区应该由汉人统治，应该把统治者驱逐回东北。

路康乐在书中这样写到“正如陈天华声称的那样，‘中国属于汉人’。由于中国被如此界定，因为满人不是汉人，他们在中国就没有一席之地，根据同盟会的宣言，他们应被‘驱逐’。章炳麟不止一次地表示，满人合适的避难之所应该是他们的老家东北，他们可以在那里创建他们自己的民族国家，正如后来日本人打着满人的名义所试图做的那样”。事实正如路康乐所说，革命者的目的就是反满，推翻满族的统治，建立汉人的国家，我相信，这就是当初革命者的唯一目的，正如后来辛亥革命推翻清朝一样，章炳麟认为革命目的已经达到，那么革命之军队也应该解散了。

革命者利用了种族主义的反满宣传，利用了如前面所说的满人对汉人犯下的“七宗罪”，然而这样的宣传手段虽然能够唤醒广大汉人隐藏心中已久的仇恨，但是这样就对国家的统一造成了严重的危害，正如多年以后我们见到的伪满洲国，而且新疆、西藏也不在十八省范围之内，可以想见此想法危害之大，而这也是梁启超所担忧的，所以，梁氏极力推动平满汉之畛域。后来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针对这个问题提出了五族共和的思想，之后又在五族共和的基础上发展出了种族同化的思想，即所有其他民族和汉族同化，成一新的民族——中华民族，这个和梁启超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四、种族问题的学术探讨

满汉之间的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如今在研究清史的过程被抬出来，在我看来一方面是拓宽了研究的视角，而且此视角是极其必要的，清朝的灭亡以及中国近代历史的走向和种族问题有着天然的关系，在我看来此关系在三百年前就结下了，另一方面也是有政治的原因在里面的，如今中国的民族问题比较复杂，民族矛盾增多，不可避免的会有西方学者借助历史来煽动中国的民族矛盾，在此，我希望我的想法是一个阴谋论，因为如果将学术问题扯上政治，那么就说不清了，尽管学术从来就和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路康乐的《满与汉》一书在我看来，是很有价值的，原因在他开创了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一个新的视角，晚清时期的满汉关系牵涉的问题太多太复杂了，而且其一直影响到新中国，甚至是现在。路康乐运用他那出色的发散性思维，让我们理解了满族统治者如何从被统治的征服者变成统治者，最后又变成了被统治者这样一个过程。可以想见，《满与汉》一书只是刚刚开始，种族问题是所谓的新清史们研究的重点，我想一定还会有更多的令人如醍醐灌顶般的著作产生，不过，我仍然希望的是，这只是学术的讨论，因为目前整个国际秩序是由西方主导的，1500年来的国际格局并没有多大改变，相反，苏联解体之后有一种倒退的趋势，所以说，在国际上，学术话语权依然由西方所主导，因此，如果他们将此研究和政治进行紧密联系，那么可以想见，对我国的民族政策必定会产生一定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