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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是一本由师哲 口述 / 李海文 著著作，九州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68.00，页数：49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精选点评：

●书不错，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一版的书在错别字上有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

●每个时代的人都要去尝试解决那个年代的问题，师哲老人给出了他的一点看法。

●这本书总体上是个人的回忆录，由于是自己经历了什么就说什么，所以逻辑上并不连贯，只能当史料翻翻。特别是开口闭口直呼领导姓名，不知道是拔高自己，还是确实当时就是这样，或者那个年代的领导礼贤下士？

●还是能看出点东西的。

●师哲透露出来的一些细节很有意思，值得琢磨。

●史料价值十分有限，格局小、视野窄，一些自以为高明的春秋笔法，平白增添了不甚可信的感觉。。。

●师哲的回忆录具有独特的历史价值，从未有他这样一个人如此契合了共产国际对中国的影响，以及中苏关系的整体脉络

●休憩87th，此书和峰与谷记叙人不同，风格区别不大，有不少地方的重叠，本书更为详尽一点。总体说来师哲一以贯之的毛主席伟光正，各种无视情节的强行拔高议论。每个出现的历史人物，根据他的叙述口吻就可以断定其结局究竟如何，师哲虽然已是惊弓之鸟却仍然春秋笔法的留下几处尾巴，可以嚼出不少东西，那一代活下来的人都是历尽沧桑经验空前丰富，啥都懂，就是不说，MLGBD

●一本可以一读的有关党史的回忆录，第一次知道师哲这一名字是听沈志华教授讲《中苏关系史》

●伟人的回忆录

《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读后感(一)：过气人的过气观点

师哲丑化了一些人，美化了一些人的时候虽然振振有辞，但并不到位。不过，透过他对某人的赞美，也能看出某人逢迎、拍马、甜菊的老到和处心积虑。师哲自以为平和中允，比别人看得真、看得深，其实是“不知身在此山中”，哪得庐山真面目？十几年的审查，不知对他是长是短。可怜，可叹。

《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读后感(二)：师哲回忆录的历史视野

九十年代前，对共产国际-苏联对中共的影响一直是一个大陆的党史盲点，一方面要强调中共的“主体独立性”“历史自发性”的“人民-历史选择论”，另一方面，对此的研究又很容易流于国民党式的“黄俄”式的出卖中国利益式的控诉。九十年代后，一方面是苏联档案的解禁和开放(如沈志华和最新的潘佐夫毛传)，另一方面是国内的回忆录陆续补充了这一阶段国内资料极为缺乏的历史。读师哲的回忆录就像一个宝库，生动的历史细节逐步还原了在师哲身边的“历史巨人”，而杨奎松沈志华杨天石更多次引用师哲回忆录，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比如延安整风，中苏建交，毛岸英等，补充了大量历史细节。师哲留苏十五年，接受了苏联教育并留在苏联契卡部门。返回延安后，担任康生的副手，毛泽东的俄语翻译，任弼时的秘书等职务，历经了延安整风(高华红太阳引用回忆录多次)，并参与共产国际-苏联的对共联络工作。建国后，参与中苏外交。师的经历无出及右，同共产国际对中共影响到脉络深度契合，读他的回忆录，是更高层次的中共党史视野，是把握共产国际-苏联对华影响的精彩文本。当然师哲对康生的态度是尤其值得玩味的，这种感情流露折损了其真实性(比如康生引荐江青事)，而师笔下的毛，特别是建国前，历史视野之外，透着一种骄横和顽劣，延安时期的江青诸事，更是精彩。

师的回忆录是杨奎松一直在建构的“中间地带革命”的一个绝佳注脚，苏联秘密警察-共产国际专员-任弼时秘书-毛的翻译，党内有留苏经验的在整风和建国后少有命运平易的，当然这样的经历也为其回忆录成为碎片历史的完美源泉(本书直接为读者附上了方便研究的索引，现在除教科书外不多见了)，君不见那种标题党历史里语涉延安或中苏的有几个不引用师哲的？

师哲一生三任夫人，换个地方就换个夫人，建国后又因“生活作风问题”被老上司康生从山东书记处书记任上赶下来，其女师秋郎(任弼时李富春1940年视察七大会址时，偶然发现了自己秘书留苏前的原配和女儿，失联15年-.- -.- -.-)在2014曾接受采访，又谈到了师哲的其他面，可以与本书协读。

《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读后感(三)：大时代的小背影

评《站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

人物传记和回忆录类书籍一直是我阅读的兴趣点。阅读的主产品就是从主人公的经历中揣摩其成长历程、内心情怀，副产品是随便管窥时代一角，进而沉淀些对自己有帮助的东西。虽然知道许多回忆录或者传记有不实的成份，或曲笔美化自己，或夹杂了其未必正确的观点，但我深信在纷繁世事的背后，人性是相通的，性格决定人生、时代影响命运，也是现实中屡屡应验的定律。

《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由师哲口述，李海文整理成书，作为一本大部头的党史类书籍，平心而论阅读范围应是小众化、学术圈子化的。但其多次增补修订发行，顽强地活在当下的出版丛林中。在这个微信微博大行其道，碎片化阅读触手可及的情况下，一本貌似小众化的书，能有这样的命运确实不易。这是引起我阅读兴趣的起点。

1920年代的中国是个沸腾的大时代，尽管那段历史已经渐行渐远、面目模糊，但许多时代人物、历史事件仍然是当下书籍报刊、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师哲和那些如雷贯耳的大人物比起来，不怎么有名气，也不那么耀眼。如果借用今天划分一、二、三线城市的做法，师哲应属于二线人物吧，这样划分也许不妥当，但容易让更多读者增加对那段历史的感性认识。

师哲在苏联学习工作十五年，从首都莫斯科到西伯利亚开拓期的县城，再回到莫斯科，在共产国际工作多年，对于苏联有着极其深入的认识。今天的俄罗斯，在国际上扮演着硬汉角色，是中国一衣带水的重要邻邦。但其前身苏联是什么样子的？苏维埃、布尔什维克、共产国际、中苏关系等等，这些小时候比较面熟眼熟的名称，这些历史教科书中一闪而过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样的，有怎样的前世今生？历史教科书也许展现了宏大的画卷，回忆录更像一幅幅细致入微的工笔画，生动细腻，有血有肉，让那个大时代多了一份小人物的情怀和温情。

从1940年初回国在延安工作，至1957年离开中央到地方工作，师哲作为俄文翻译，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十八年之久，亲历和见证了延安整风肃反、国共谈判、朝鲜战争、中苏关系等重大历史阶段。读这本书，除了条分缕析地认识那段历史外，还提供了从另一个切面认识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朱德、张闻天等人物的可能。正如作者张海文所言“我采访过数百位领导同志，他们往往以仰视的角度回顾历史。师哲则不然，一贯以平视的角度看待、评论老一辈领导人……”书中有些关于老一辈领导人的回忆，其视角确与以往有所不同。一般的书有十年寿命就很不错，而师哲回忆录经过近二十年的考验，已然成为历史文献、成为经典、成为研究历史必备的参考书。这也许是其视角独特、不同与其他史料或者传记的原因吧。书中有大量生动翔实的细节、大量鲜为人知的历史节点。比如：

朱德从前线回到延安后的第二天，就出现在篮球场上，和同志们打篮球；

江青第一次到主席那儿，主席望望她说：“你能对我有什么帮助？”

“我可以管生活、家务”

“你能负担的起吗？”主席又问。

“能，试试看”。

还有一些题外话。这两年，中央出台“八条规定”后，硬起手腕、持之以恒开展整顿作风活动，并印发了几代领导人有关作风建设的论述资料汇编，看着权威有余，生动不足。在师哲回忆录许多章节的字里行间中，不断读到老一辈革命家艰苦朴素、深入群众、勤勉敬业的片段，却少有突兀之感。相信文字背后是回忆者融入血脉的信念与信仰，进而形成的思维行动习惯，而这些正是当下最稀缺的软实力。每每至此，掩卷唏嘘不已。

作为一名历史的旁观者，透过那些照片和文字，回望那段历史的背影，还是一如既往的感慨。师哲本人命途多桀。在异国他乡的十五年中，西伯利亚的酷寒艰苦，莫斯科共产国际的纷繁复杂，深深地影响和改变了师哲；在高层身边的十八年中，虽是荣耀备至，但也步步惊心，并留下隐患，最终遭到关押、审查、流放达十九年。很难想象，从主席的心腹红人到秦城监狱“6601”号囚犯，师哲的内心经历了怎样的思索、忍耐、坚持，但他最终战胜了苦难，可以自豪地以精神财富的方式，解析苦难，笑傲命运。

如此说来，“站在历史巨人身边”，究竟是福兮祸兮，还是命哉运哉？

《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读后感(四)：中国革命的苏联身影 ——《师哲回忆录》读后

张光渝 《 中华读书报 》（ 2015年03月25日 06 版）

1946年3月，从事国共调停工作的美国将军马歇尔来到延安，中共为他举行了一场隆重的大型招待宴会。招待会的第二天早上，毛泽东招阿洛夫大夫去他的住所。当他到达时，毛泽东才起床穿衣服。阿洛夫以为毛泽东病了，毛却请他坐下喝茶，告诉他没什么急事。毛泽东说：“昨天举行了一场招待会，宴请马歇尔。这件事你也知道了吧？气氛相当热烈。但是马歇尔只能在礼堂里做客，却不能像你今天这样坐在我的寝室里同我聊天。尽管我这个屋子里对你没有举行任何欢迎仪式，但这正是我们对待你们和对待他们的实质性差别。”

中国学界的主流看法似乎都认为斯大林对中共是不信任的，出的主意大部分是错的。但师哲关于斯大林和中共关系的回忆中，却有与众不同的说法，其中特别需要指明的有两点：第一，斯大林没有主张国共划江而治，搞“南北朝”；第二，斯大林曾因中国出兵有困难而同意放弃朝鲜。

流行的说法是林彪反对出兵朝鲜。但师哲证实，当面表态“以不出兵为宜”，并与斯大林达成总撤退协议的是周恩来。那次会谈的结果是，斯大林根据周恩来不出兵的意见，决定全部放弃朝鲜。

从师哲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出，斯大林对中共和中国革命的态度，是在逐渐变化的：从早期的高压、主观主义瞎指挥，到后来的观察、调整，再到解放战争后期的全力支持，是一个向上的曲线。

周恩来在确定中国出兵朝鲜后，与苏联进行了关于军事装备援助的谈判。师哲说，由于形势紧迫，中苏双方在谈论军火援助时，只谈到了品种和数目，没有谈到价格。实际上，周恩来认为这应当是苏联为我们出兵朝鲜而做出的贡献。但对苏联人更为了解的师哲提醒周总理，苏联那些具体办事的人不会同意我们不付钱。周恩来表示下次见斯大林要正式提及这个问题，做出明确规定。结果，这件似乎是双方心照不宣的默契并未落实。

1952年，师哲被毛泽东任命为中央编译局局长，任务之一是培养俄语人才。按说，培养人才要多多益善。师哲主持的俄语培训学校，学员达到四五千之多，留苏预备班也有两千人。但师哲却碰了个软钉子。1954年的一天，毛泽东问师哲：“你培养那么多人，不怕过剩吗？”

2015年2月，最新版《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师哲口述，李海文著，九州出版社）出版了。自1991年第一版至今，《师哲回忆录》一直被高度关注，成为研究中共党史，特别是中苏关系史的经典著作，在许多中国当代史的专著中被引用和参考，并于1998年再版时，增加了数万字的内容。

最新版的《师哲回忆录》经作者李海文再次整理，又增加了师哲在延安保卫处工作的经历以及毛泽东与江青结婚等内容，使这本著作更全面更有深度。

师哲（1905—1998），陕西韩城人，1924年参加革命，1925年被派往苏联学习，1926年在苏联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名副其实的“老革命”。他在苏联十五年，除了学习以外还在苏联内务委员会工作，也参与了中共与共产国际的联络事务；回国后在党中央机关十七年，主要从事协助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对苏交往的工作。因此，他的回忆具有高层次的第一手史料价值。

本文主要从苏联与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史方面做一些择要和思考。

一

毛泽东精心处理与“远方”的关系

毛泽东本人很注重共产国际（实际上是苏联共产党）这个巨大身影，中共处在它的遮蔽之中，必须认真对待。周恩来1940年亲自带回了共产国际的通讯密码，师哲随周一同回到延安。他说：

“1940年末，我们同莫斯科建立了可靠的空中联络，但只有毛主席一人有权使用。”（138页）

师哲在延安作为任弼时的秘书，兼任毛泽东的俄语翻译。毛泽东与共产国际的电报来往，只有任弼时和师哲二人负责处理，其他领导人均不能过问。师哲说：

“往来的电讯，不但都由毛主席亲自处理，而且全存在他那里，向谁传达或传阅，也由他决定。据我所知，这类文件一直没有传达过（指作为文件传达），只是涉及重大问题时，由毛主席在书记处或政治局会议上口头介绍一下。就是说，他认为有必要时，才在上述两种会议上谈谈，否则作罢。”（138—139页）

1946年年底，蒋介石即将进攻延安，毛泽东命令师哲将保存在他手中的与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往来的全部电报稿一律烧毁。师哲建议留下几份最重要的文件由自己随身携带，被毛泽东断然否决：

“不妥！如果你受了伤或被打死了怎么办？你快去把那些文件全部清理出来！”

在师哲销毁这些文件时，毛泽东跟着来到师哲的办公室门口，一边看着他烧文件，一边带着女儿李讷玩耍。师哲解释毛泽东的意图：“其实是监督，最后用小木棍拨弄燃尽的文件，直到确信全部文件化为灰烬才离开。”（138—139页）

师哲晚年回忆此事，遗憾那么多重要历史文件未能保留下来，“但同时又钦佩主席做事严谨、认真、周到、事事小心，万无一失。”（139页）其实，这并不是毛泽东的性格特征。毛对“远方”文件的格外小心，反映了他对与共产国际和苏共之间关系的特别关注。

毛泽东与“远方”的电讯往来，师哲是极少数经手人之一，所以他的回忆格外珍贵。据他说，毛泽东经常向莫斯科发出电报，有的长达数千字甚至上万字，这种长电要分数次拍发。电报拍发前均由任弼时和师哲共同校审，来电则由师哲翻译，交任弼时转给毛泽东。师哲说，毛泽东给莫斯科的电报，百分之八九十的内容是关于我党我军和根据地的发展情况，以及各项群众工作，“也就是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139页）

师哲记忆较深的是1941年皖南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向莫斯科发出的长电报告。师哲记得电文末尾有这样的话：

“在总结和汲取血的历史教训时，不得不指出项英同志因轻信蒋而上当受骗，一命身亡；其次，损失是严重的，教训是沉痛的，经验是有益的。这次事件教育了我们全党，我们今后就会更为心明眼亮了。”

师哲认为，这份电报向共产国际表明了中共坚持独立自主抗战路线的决心，绝不能在统一战线中丧失警惕，完全服从国民党。（140页）

但在当时，还有一个苏军情报组常驻延安，他们也有一部电台。1942年延安整风期间，王明很有抵触情绪，他把自己生病说成是被谋害的结果，并通过苏联医生报告了共产国际。季米特洛夫拍来电报，通过情报组转给毛泽东，表示了对王明的关心，提醒中共注意团结，不要搞派系斗争。面对这种形势，毛泽东除了发电给莫斯科反复阐述整风的必要性和有关方针政策外，还和苏联派驻延安的医生阿洛夫以及苏军情报组负责人兼塔斯社记者孙平多次谈话，争取“远方”的理解和支持。（140—141页）

1943年5月，共产国际宣布解散，中共头上这个有组织的“太上皇”消失了，但苏共还在。在共产国际时期，斯大林和苏共中央一般不直接和中共联系，以免引起与“中华民国政府”的外交纠纷。实际上，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所有指示和意见，都是出自斯大林。国际解散后，中共就直接面对苏共了。

1945年七大，毛泽东极力做代表的工作，说服大家将王明、博古等在以前犯过错误，在整风中被批评，并与苏联关系密切的人选入中央委员会。这既是向全党宣示团结，也是做给苏共和斯大林看的。由于李立三长期在苏联，并曾因“日本特务”嫌疑被捕过，毛泽东专电苏共，询问能否将李立三列入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以此表示诚意。苏共答复，李立三没有大问题。苏方开了口，于是中共将李立三列为候选人，并在大会上缺席选为中央委员。（142—143页）

苏共派到延安的记者孙平提出，想请一个负责人向他介绍中国革命的历史和各个阶段的政策。毛泽东认为这是与苏联沟通的好机会，于是亲自和孙平谈话。从1944年夏开始到七大召开前，毛泽东几乎每隔一两周就和孙平长谈一次，有时一周谈两次，每次都要三四个小时，“几乎像上党课一样”。师哲说，毛主席的目的是“把他变成我们的朋友，让他宣传我们的观点”。

七大召开时，毛泽东请孙平列席会议，要师哲做翻译。会议进行期间，毛还让师哲报告孙平的反应。七大结束后，毛泽东又与孙平进行了专门的交谈，实际上是列出孙平向莫斯科汇报的提纲。师哲记得要点有三条：

“（1）大会是团结的，全党达到了空前的统一；

（2）大会通过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得到了全党的拥护；

（3）大会一致拥护毛泽东和刘少奇作为第一把手和第二把手。”

师哲说：

“每次从毛主席那里出来，孙平总要同我谈谈他的体会、感想，他同我谈得很好。他很尊重毛主席。”（152—153页）

七大在中共历史上具有不同寻常的重要意义，毛泽东作为领袖，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在这次大会上正式确认下来。要苏共和斯大林及时地、全面地了解这个大会，无疑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毛泽东亲自给孙平“上党课”的原因。

1946年3月，从事国共调停工作的美国将军马歇尔来到延安，中共为他举行了一场隆重的大型招待宴会。在这件事上，毛泽东又一次显示了与众不同的政治智慧。招待会的第二天早上，毛泽东招阿洛夫大夫去他的住所。当他到达时，毛泽东才起床穿衣服。阿洛夫以为毛泽东病了，毛却请他坐下喝茶，告诉他没什么急事。毛泽东说：

“昨天举行了一场招待会，宴请马歇尔。这件事你也知道了吧？气氛相当热烈。但是马歇尔只能在礼堂里做客，却不能像你今天这样坐在我的寝室里同我聊天。尽管我这个屋子里对你没有举行任何欢迎仪式，但这正是我们对待你们和对待他们的实质性差别。”“我想你已明白了我的意思，无需再多做解释了。”

师哲是这场会面的翻译，他从阿洛夫的表情上看，判断他听懂了毛的意思，但又没有恰当的语言回答。他毕竟是个医生，政治外交不是本行。阿洛夫沉思片刻告辞而去。师哲判断：“但毫无疑问，他会把这种奇特的场面和谈话的内容向莫斯科汇报的。”（233—234页）

毛泽东用东方式的智慧维护着中共与苏美两大国之间的微妙关系。

直到新中国建国之前，毛泽东仍然是中央书记处五位书记（毛、刘、朱、周、任）中唯一一位没有到过苏联的人。但是，最善于和苏联打交道，最善于将“远方”对中国革命的积极作用最大化，消极作用最小化的，却是毛泽东。

二

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态度

实际上，共产国际是按苏共中央的旨意行事，而苏共中央是按斯大林的旨意行事，这是众所周知的“显”规则。共产国际与中共的关系，就是苏共与中共的关系；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态度，就是斯大林对中共的态度。

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各国共产党的老大哥，也是国际共运的“当家人”。斯大林作为苏共的领袖，存在着大国沙文主义、民族主义和教条主义倾向，对共产国际和国际共运有消极影响。毛泽东当年遭受带有共产国际背景的党内势力排挤，红军丢掉中央苏区，都与这种影响有关。师哲还指出：

“当年以王明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受斯大林的影响，在‘九一八’之后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这个口号严重地脱离了中国人民大众。”（65页）

直到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在尊重和承认共产国际领导，最大限度获取苏联老大哥支持的前提下，坚持独立自主的立场，坚持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敢于抵制来自“远方”的不正确的干预，才保证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

毛泽东对共产国际和苏共的一些错误做法是深怀不满的。他曾在第一次访问苏联时几次想向斯大林当面倾吐这种不满，但都被斯大林把话题岔过去了。斯大林大概是觉得他已经承认过去对中共出了错的主意，并为此道歉，所以不愿再同毛详谈这个话题。（325页）

不过毛泽东仍然念念不忘，终于借1956年中共八大的机会，向苏共代表团团长米高扬一吐心中的积怨。这一天，师哲被从家中临时召去做翻译。毛泽东告诉米高扬，中央苏区的失败，原因就在于中共当时的领导人盲从共产国际的指挥。

而苏共把自己与其他兄弟党的关系视作老子党和儿子党的关系，要求其他党照搬苏联经验，甚至牺牲自己的利益维护苏共的利益，这是完全错误的。

毛泽东最后说，对于这些教训：“假如没有地方说话，就写文章；假如憋不住气了，就会骂人的。我们有这种民主权利，就要使用它，谁也封不住我们的嘴。”

米高扬显然对毛泽东的这番长篇谈话没有心理准备，也不太了解中共早年的历史内幕，因此他只能听毛泽东讲，而没有发表任何个人意见。师哲判断，毛泽东的这次谈话包括了1950年代初期毛想对斯大林说的那些内容。（434—438页）而1956年八大，是在苏共二十大以后召开的，苏联和东欧都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些话也显然有了更多的含义。

由于这一段纠结，加上以后中苏两党关系破裂，中国学界的主流看法似乎都认为斯大林对中共是不信任的，出的主意大部分是错的。但师哲关于斯大林和中共关系的回忆中，却有与众不同的说法，其中特别需要指明的有两点：第一，斯大林没有主张国共划江而治，搞“南北朝”；第二，斯大林曾因中国出兵有困难而同意放弃朝鲜。

关于第一点，师哲证明：苏联从未向中共提出“南北朝”的建议。师哲说：

“‘南北朝’的提出是在1949年4月间我们已进入北京一个多月以后，国民党政府谈判代表在北京谈判时，才提出的所谓建立‘南北朝’的问题。”（268页）

不过，师哲否定斯大林主张搞“南北朝”的根据似乎有些勉强：

“有人说斯大林让我们搞‘南北朝’，这是没有根据的说法。苏联人，包括斯大林，有几个人懂得‘南北朝’这个词？既然他们连这个词都不懂，怎么会搞出‘南北朝’呢？”（269页）

我的看法是，苏联人不懂“南北朝”，只是一种推测，不是必然，因为苏联有汉学家。但即使他们不懂这个词，也可能提出“划江而治”的主张，而且这个说法还是很流行的。苏联提出“划江而治”，中国人把它演绎成“南北朝”，不是没有可能。因此，判明师老的这个说法能否成立，还要到回忆录中寻找其他证据。

首先，作为中苏交往实际上的首席翻译，师哲从未听到莫斯科方面有这个说法，也没有见到这类文字。如果有，他应当比毛泽东更早知道。

其次，据师哲的回忆，1948年秋季，国民党败势已显，为了阻止共产党扩大战果，国民政府致信苏联政府，要求调停中国内战，“共商国是”。师哲说：

“苏方只说这封信是国民政府写给苏联政府的，现将原信转给你们，供你们参考。未做任何其他说明。”

中央五大书记传阅了这封信，没有人表示什么，因为此事不值一提。以后，苏联方面也没有再问及。（266—267页）如果斯大林有划江而治的想法，本应就此提出建议的。

第三，1948年年底，毛泽东致电斯大林，明确提出不和国民党政府讲和，只同其地方军政势力开展和谈，争取局部停战或者起义。（268页）

也就是说，中共的目标是彻底推翻国民党政府。由于中共将对方所有主要军政大员都定为“战犯”，实际上就已经不是对等和谈，而是逼其投降。对此，斯大林并没有提出任何反对意见，也没有近似于“划江而治”的停战建议。

第四，1949年1月米高扬奉派到西柏坡，代表斯大林听取中共的情况报告。毛泽东等人向米高扬详细介绍了解放战争的进程和土地改革等政策，提出了建国大政方针的设想。（272—277页）米高扬并没有向中共提出不过长江，“划江而治”等类似建议。如果斯大林有这个想法，米高扬的到来本是提出这个建议的最佳时机。

可以肯定，斯大林是支持中共夺取全国政权的。苏联提出“划江而治”建议的说法，因为没有时间、地点、当事人等确切背景的证据支持，所以是没有根据的。

师哲详细说明的另一个要点是：斯大林在同周恩来、林彪的会谈中，曾根据中方的态度决定放弃朝鲜。师哲以当事人身份做了确认。

1950年夏秋之际，朝鲜战场形势逆转，美军仁川登陆，大举反攻，北朝鲜兵败如山倒。无奈之下，金日成向中苏两位“大哥”求助，并明确要求中国出兵参战。是否出兵朝鲜，中共决策层内部存在分歧，毛泽东也在左右衡量。1950年10月8日，周恩来离开北京前往苏联，与在莫斯科疗养的林彪汇合，一同前往斯大林的休假地。斯大林率苏共中央政治局的几乎所有成员与周恩来、林彪会谈，中方师哲和苏方费德林担任翻译。师哲说：“开始时气氛有点紧张，因为互相都不摸底，都在放气球试探。”（355页）

斯大林说，朝鲜战场形势不妙，对我们很不利，想听听中国同志的意见。师哲回忆，周恩来在列举了中国面临的种种困难后，明确表示“以不出兵为宜”。斯大林听后说，朝鲜如果没有外援，至多支撑一个星期。与其无谓抵抗，不如主动撤退，保留有生力量。我们要把各种可能都想到。

斯大林见周恩来没有接他的话，笑了笑接着说：让出整个朝鲜，中苏两国都会受到美国的威胁。但如果朝鲜同志支持不下去，就不要做白白牺牲。建议他们把老弱病残送到苏联，把有生力量撤到中国东北，以便日后东山再起。斯大林明确建议：

“总之，我们两家都得承担这个重担。建议把我们商谈的这个情况，即撤退的意见，立刻电告金日成，不能拖延时间。”（355—356页）

如果以这次会谈的结果为决策，就没有抗美援朝战争了。这个结果是斯大林主动认可，并希望“立刻”执行的。

流行的说法是林彪反对出兵朝鲜。但师哲证实，当面表态“以不出兵为宜”，并与斯大林达成总撤退协议的是周恩来。与师哲共同担任这场会谈翻译工作的苏方费德林则认为：“周恩来和林彪是带着中国不会也不应该介入朝鲜问题的坚定信念去见斯大林的”。（沈志华：《中苏联盟与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对中国和俄国文献资料的比较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5期、1997年第1期）费德林的这种看法也许带有主观成分，但重要的是，两位现场翻译都认定，那次会谈的结果是，斯大林根据周恩来不出兵的意见，决定全部放弃朝鲜。

还有近似“文学手笔”的说法：林彪因为斯大林不肯向中国提供空中支援而拒绝与斯大林干杯。其实，斯大林在那次会谈中是同意出动空军的，也答应提供飞机。师哲回忆，斯大林当时表态：“在作战时，我们可以出动一定数量的空军作掩护。自然，也只限于在后方和前沿活动，而不能深入敌后，以免被敌人击落、俘获，这在国际上会造成不良影响。”（《师哲回忆录》357页）所以空军问题不是林彪拒绝与斯大林干杯的原因，唯一的理由是他从不喝酒。师哲说：当时的情景很尴尬，斯大林最后说了一句话：“不知这位将军如何在前线指挥作战？！”（358页）

次日，周恩来一行回到莫斯科，却在下午就收到毛泽东来电，电文第一句话是：

“你们走后，我们继续开会，政治局同志多数人主张出兵。”

师哲说：“看后，他（注：指周恩来）一言未发，双手抱着头，陷入深深的沉思。因为在几个钟头之前，他所谈的话与这个电文中的意思是完全相反的。”现在，一切要推倒重来。（358—359页）

综上所述，中国是否出兵朝鲜，斯大林同中国是一个商量的态度：如果中国出兵，苏方会给予援助；如果中国出于困难考虑不能出兵，则苏方建议尽快从朝鲜撤退，以保存有生力量。可见，最后主动下决心出兵的是毛泽东。对于这个决心是否得当，现在有很大争议，但这已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从师哲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出，斯大林对中共和中国革命的态度，是在逐渐变化的：从早期的高压、主观主义瞎指挥，到后来的观察、调整，再到解放战争后期的全力支持，是一个向上的曲线。新中国成立前后，斯大林给中共提出了不少建议，给予了大力支持。比如：

——赞成中国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与苏联不同的政策；（293—294页）

——提醒中共早日建国，组织政府，以防国际反共势力借“无政府状态”干涉中国内政；（303页）

——尽快制定宪法，实现全民选举，使政权合法化；（379—380页）

——对中长铁路、苏联驻军旅顺港等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采取了尊重中方的态度；（372页）

——帮助中国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提醒留有余地，不要把工业指标订得太高；（373页）

——提供大量物资，派出大批专家帮助中国进行工业建设；（372页）

——建议中共编辑出版毛泽东著作，并应邀派出学者尤金参与编纂；（331页）

等等。

师哲的印象是：

“斯大林对世界各国的领导人都有些看不起，而对毛主席则完全不同，很尊敬。从1949年到斯大林逝世，凡关系到中苏两国两党的事情，在苏联一方可以说无论大事小事都是斯大林亲自过问，亲自处理，任何人都不能插手。斯大林这样做，一方面是表示对中国的重视，另一方面是担心下面办事的人做错了事而影响同中国的关系。”（331页）

可以说，从新中国建国前夕到斯大林逝世，是中苏关系的蜜月期。斯大林在这段时间里，对中共和新中国表示了高度尊重，提供了大量援助。这些支持是真心的，因为社会主义中国无疑会增加苏联阵营的力量。

顺便提一件事，周恩来在确定中国出兵朝鲜后，与苏联进行了关于军事装备援助的谈判。师哲说，由于形势紧迫，中苏双方在谈论军火援助时，只谈到了品种和数目，没有谈到价格。实际上，周恩来认为这应当是苏联为我们出兵朝鲜而作出的贡献。“周总理在同我私下谈话时就明确说明了他的这个打算，同时还谈到，为了合理节约使用，避免浪费，对上述这个考虑不可传扬出去。”师哲还说：“斯大林从没有明确规定一定要我们偿还。”

但对苏联人更为了解的师哲提醒周总理，苏联那些具体办事的人不会同意我们不付钱。周恩来表示下次见斯大林要正式提及这个问题，做出明确规定。结果，这件似乎是双方心照不宣的默契并未落实。中苏关系恶化之后，赫鲁晓夫开始向中国索要朝鲜战争的军火款项。（360—361页）

这个细节应是师哲的独家回忆。

归纳斯大林和苏联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影响，师哲晚年说：

“如果没有社会主义苏联的存在，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恐怕也是不可思议的。”（381页）

师哲作为中苏关系，特别是中共与斯大林交往细节的见证人，他的回忆是可靠的。他的结论代表了那一代人的心声。

三

苏共对中共的历史性影响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共从诞生起，就在苏共“老大哥”的巨人身影之下。从苏共来说，无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无论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它对中共的影响始终存在，甚至苏东巨变之后，依然余波荡漾。对中共来说，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无论是支持的还是对立的，苏共始终是其制定内外政策所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从中苏关系史上说，起主导作用的，是苏共对中共的影响，而不是中共对苏共的影响。

这一点，从师哲的回忆录中看得很清楚。

师哲先后经历了苏联上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和中共40年代的整风审干，却都安然无恙，全身而退，是令许多人羡慕的幸运儿。他的幸运在于，苏联大清洗时，师哲是苏联西伯利亚内务部的工作人员（当时被派往苏联的中共党员同时获得苏共党员身份，可以在苏共内部工作）。而在延安整风时，师哲又先后在边区保安处和中央社会部工作。也就是说，在中苏两场党内清洗整肃运动中，师哲都是执行机构成员，是负责整肃别人的人。可以推测，师哲能够在延安获得这样的位置，是与他在苏联的工作经历有直接关系的。

师哲以他本人的见闻描述了苏联大清洗的恐怖场面。他说，大清洗的做法是：

“只要有人控告，写匿名信揭发，甚至是仅仅提出怀疑，不管你的资格有多老……不管你的地位有多高……都可能随时被逮捕、关押、审问、判刑，甚至可能被枪决。”

师哲的几位内务部上级领导，对这样的做法很不满，又很恐惧，根本没有抵制的勇气。当下属向他们请示汇报有关肃反的工作时，他们会说：“随便吧！对谁都一样。只是不要把自己办进去就行了。”

师哲说：

“1935年—1938年约有七百万人被清洗，其中党员有一百二十万，被处死的党员约有六十万。”（54—58页）

大清洗是斯大林一生最大的污点。

苏联整肃“托洛茨基派”的大清洗运动对中共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产生了恶劣影响。1938年2月，中共中央做出《关于扩大铲除托匪汉奸运动的决定》（《党史博采》1998年第8期刘继堂《冀中抗日根据地的“肃托”运动》），各个抗日根据地奉命开展“肃托”，许多被以“托派”罪名冤杀的共产党员，甚至至死都不明白什么叫“托派”。

根据地“肃托”运动余波未尽，接着就是整风、审干。1943年1月，师哲被委任为陕甘宁保安处一局局长。一天，师哲的上司康生命令师哲按一份名单抓人、审问。师哲请示：这些人有没有材料？康生答：“有材料还要你们审问干什么？”经过顾不上休息的一整夜，师哲他们抓了二百六十多人。（180页）

从整风延伸出审干，从审干发展为“抢救”，内部倾轧步步升级，人人自危。中共的“抢救”，是苏共大清洗的翻版。

苏联的大清洗到1939年就搞不下去了。1939年3月，斯大林在苏共代表大会上承认：

“绝不能说，在进行清洗时没有犯过严重的错误。遗憾的是，所犯的错误竟比原来预料的还多。”（58—59页）

1943年9月末，延安的抢救运动也成强弩之末，用师哲的话说：“‘抢救’和被‘抢救’的双方到了极度对立的程度，再也无法继续进行了。”（183页）

七大召开之前，毛泽东到陕甘宁边区行政学院（被“抢救”的中层干部集中受审查的地方）向受冤枉的干部们鞠躬道歉，承认抢救运动搞错了：“我向大家赔个不是。”（192页）

固然，延安的抢救运动不是苏共让中共搞的，但对象、手段和结果十分相似的两个政治运动的先后发生，又不是没有联系的。毛泽东在抢救运动中提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方针，就是汲取了苏共大清洗的教训，虽然这仍然没有避免死人的事情发生。

如果说在民主革命和新中国建国初期的一段时间，苏联对中国的影响包含主动成分，有的是指示，有的是建议，有的是实际支援，那么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苏两党两国关系逐渐恶化以后。苏共对中共的影响就是负面的了这个“负面”不光是指打压和攻击，还包括中共出于对苏联的戒心而做出的错误判断和错误决策。

师哲1957年离开中央机关到山东任省委书记，未能亲历中苏交恶的内幕，但也已经感觉到一些微妙的变化。

1952年，师哲被毛泽东任命为中央编译局局长，老资格的陈昌浩给他当副手。师哲的任务之一是培养俄语人才。按说，培养人才要多多益善。师哲主持的俄语培训学校，学员达到四五千之多，留苏预备班也有两千人。但师哲却碰了个软钉子。1954年的一天，毛泽东问师哲：“你培养那么多人，不怕过剩吗？”师哲解释：“国务院开会，总理总是把我拉去列席。人家要俄文干部，总理就说师哲在场，向他要。怎么会过剩？”

师哲回忆道：

“毛主席见我不开窍，说：‘今天不谈了。’”

这个“窍”应当开在哪里呢？师哲说，他是在1956年八大期间担任了毛泽东与米高扬那场谈话的翻译后，才对中苏关系问题有了更多的了解。（453—454页）师哲想多多培养俄语人才，毛泽东却先一步预料到“过剩”问题。

可以想象，那些满腔热情学习俄语的年轻人的命运，会因中苏关系的变化受到多大影响。

1954年发生了高岗事件。事后毛泽东对师哲说，是斯大林害了高岗，把他捧得太高，摔坏了。（453页）这种说法很牵强，却可以看出中共党内斗争与苏联扯不断理还乱的关系。

几年以后整彭德怀，1950年代初期斯大林与彭德怀暂短单独谈话的事情，也成为彭“里通外国”的罪状之一。彭德怀于1962年6月向中央写报告说明与外国交往的经历，提到那次与斯大林的交谈是师哲做翻译。1970年8月19日，被关在秦城监狱的师哲还专门为此写出“证明材料”。（368页）

苏联的背影，深长久远。

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做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报告内容通报给了中国，引起中共的担忧。同年发生的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也对中共的走向产生了不可避免的影响。师哲是陪同刘少奇到苏联，与苏方协商解决波匈事件的当事人之一。（439—445页）

师哲在回忆录中提到和没提到的，苏共内部在此前后发生的事件还有：

——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苏共中央使用突然袭击手段逮捕和处决贝利亚；（383页）

——1957年6月，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等人企图撤换赫鲁晓夫，但在中央全会的表决中被挫败；

——1957年10月，赫鲁晓夫趁苏联国防部长、二战英雄朱可夫不在莫斯科之机将其撤职。几个月前，朱可夫刚刚帮助赫鲁晓夫度过政治危机；

——1964年10月，勃列日涅夫等人趁赫鲁晓夫在外地休假之机召开会议，罢免了他的党中央总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职务。

这一切看起来都与中国无关，但却不可避免地对中共领导层产生震动性影响。这些影响是毛泽东先后做出一系列决策的重要外因。

苏联，是中共挥之不去的身影。它的前车之鉴如何化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正确导向，依然是当代中国人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四

关于编辑和阅读回忆录

《师哲回忆录》从1991年初版至今已经二十余年，是一部畅销不衰的大作。作者李海文女士是中共党史研究室研究员，从文革后期就与师哲老人相识。走上党史研究道路之后，她有幸得到师老的信任和嘱托，担负起为师哲整理回忆文稿的重任。

这部回忆录的编著工作始终在师哲本人的关心和指导下进行，李海文女士为此花费了很大的精力，并折服于师老在高龄重病中“头脑清醒，文思敏捷”的精神状态。他们两人配合默契，认真投入，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和出版单位的支持帮助下，使《师哲回忆录》成为一部高质量的党史出版物。

我注意到李海文女士在2015年版《师哲回忆录》的“整理者序”中，提到整理师老回忆录的一些做法。我认为，这是《师哲回忆录》编著原则的点睛之笔：

“我尊重师哲本人历史实际和意见，凡是他不可能知道的事情，即使查到资料也不增加，凡是他不同意的观点和史实都不用。”

“对于与事实不符而他又坚持的，我们都尊重他的意见照实写下来，而在注释中加以说明。”

“他讲的有些观点我虽然不完全同意，但因是他的口述史，作为整理者，我只能忠实原意，照录无误。”（《师哲回忆录》2015年版“整理者序”5—6页）

这是《师哲回忆录》能够成功的重要前提。

个人回忆录，有本人亲历的优势，详细、生动、具体，现场感强烈，是其他文体的著作很难取代的。但是，因为个体的记忆、立场、地位、情绪和身体状况的差异，不同个人对同一事件的回忆出现很大差异甚至完全相反的情况，是不鲜见的。

师哲是参与中央最高层与苏联打交道的翻译人员，他的工作特性产生的时间差，使他甚至能够早于中苏两党两国领导人知道他们各自的观点和想法。因此，他的回忆是权威的，也是具体的；是有很高史料价值的，也是很有趣味性的。但即使如此，师哲的回忆中也不可避免地会有李海文所说的“不可能知道的事”和“与事实不符的事。”

对于这种情况，最重要的原则是既尊重回忆者的个人回忆，也尊重史实。当个人回忆与有证据的史实不符的时候，“尊重他的意见照实写下来，而在注释中加以说明”是正确的方法。编辑者可以就某些问题征求回忆者的意见，但如果回忆者坚持自己的回忆，就应当尊重回忆者。

比如，师哲说林彪1942年初从苏联回国，毛泽东让他停留在西安，住了较长时间。毛还打电报和托人捎信要林彪安心住着。师哲对此不解，后来才明白，毛是要林彪到重庆见蒋介石，做做统战工作。林彪从苏联回来，不去延安先去重庆，可以表明一个姿态。1942年10月林彪去了重庆，蒋介石见了他一面就再无下文。林于1943年5月后才回到延安，临行前蒋又见了他一次。

《师哲回忆录》对这段内容做出了注释，指出林彪是先从西安返回了延安，然后才于10月从延安去往重庆的。对师老关于林彪1943年5月后从重庆回到延安的说法，又注解道：“应是1942年林彪回到延安”。（158页）

对于这段史料的注释处理，我推测可能有两种情况：一是李海文就时间地点误差与师老做过沟通，但师老坚持己见，于是编著者“尊重他的意见照实写下来。”还有一种情况可能是师老去世后，编著者才发现此处说法不符合史实。

无论哪一种情况，保留原意，凭借史料注解不实不确之处，都是妥当的方法。单方面要求或“引导”回忆者改变自己的回忆，或在回忆者逝去后加入不是回忆者回忆的内容，这是看起来“负责任”但实际上很不负责任的办法，会使回忆录失真。所谓“真”，包括两方面：一是事件符合事实，二是内容符合回忆者原意。前一个真用注释保证，后一个真用“照实写下来”保证，方能两全其美。

进一步说，所谓“正规史料”和“定论”并不能保证完全真实准确。回忆录既应该接受史料的印证，也可以补充甚至修正史料或定论。如所谓斯大林建议中共军队不过长江，与国民党政权“划江而治”的说法，已经流传了多年，几成定论。但师老以自己的见闻亲历，明确说苏联方面从未提出过此类建议。现在，师哲的这段回忆已被有关部门接受。“定论”被回忆修正了。（“整理者序”5页）这是很重要的修正。

由于师哲老人的资历和经历，他可以也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和立场。但其他一些回忆者，由于身份地位关系、人情世故关系或政治形势关系，很可能经不住要求和“引导”，违心改变自己的回忆内容，最终使个人回忆变为他人回忆甚至组织回忆。因此，编著者清醒地掌握这个尺度，是很有必要的，也是很难得的。

我还想提到另一种倾向：编辑者碍于回忆者的名气或地位，或者追求“短平快”的商业利益，全盘接受回忆者的所有回忆，不予核实不予考证，照单全收，甘当复印机。这看起来是对回忆者的尊重和信任，实际上是一种真正的不负责任的做法。一些类似出版物出现完全不符合事实的明显漏洞，不仅歪曲了历史，也对回忆者本人造成了声誉上的损害，这是很令人痛心的。相比之下，我对《师哲回忆录》作者和编辑认真负责的态度表示赞赏。

师老这一代人，全情投入改变中国命运、争取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革命斗争。他们历经磨难，百折不挠，百折不悔；他们是忠诚的，也是真诚的。说他们坚决也好，说他们有局限也好，他们是值得尊敬的一代英雄。

师老在回忆中，涉及了他经历的延安抢救运动、土改运动和文革运动。他在回忆这几段历史时有一个鲜明的特点：把中共所犯的错误和极左的做法，主要归罪于康生。比如延安抢救运动，师哲几乎将所有错误都说成康生所为，或者说，只讲康生，不及其他。我猜原因大概有几个：一、康生确实是抢救运动的具体操控者，确实有许多恶行；二、师哲当时是康生的部下，对康生的言行了解较多；三、1957年师哲在山东因“生活小事”被康生抓住不放，以至于开除党籍下放农场劳动，后来又继续遭受迫害，对康生恨之入骨。

对于毛泽东、斯大林等中苏领袖人物，师哲则是以尊重的态度回忆的。他对清洗运动和抢救运动造成的损失感到痛心，但对斯大林、毛泽东都表示了大度的宽容和理解。比如，他认为斯大林在大清洗中犯的错误是“被蒙蔽、被欺骗、被吹捧、被愚弄”的结果。（59页）

我认为，师老这样的回顾，有将苏共和中共历史错误归结于某些坏人，而领袖又被坏人欺骗和蒙蔽的简单化倾向。这需要读者在阅读回忆录时凭自己的认识去理解和消化。这样的内容，是不是就属于李海文所说“有些观点我虽然不完全同意”，但还是“忠实原意，照录不误”的部分？

当然，回忆录不是也不可能是教科书，它的主要功能是为读者提供历史资料，而不是提供统一答案。对同一篇回忆录，不同的人会做出不同的理解和评价。比如，这篇读后感就是我个人的理解。这些，已经不是作者和编辑者能够决定的了。

李海文在“整理者序”中提到：

“我们从内容到叙述都不能求全责备，但是所述事实力求不违背历史；不发表不当的、过激的观点。”（“整理者序”5页）

还说：

“在审查时，有人提出删节对一位领导人评价的内容，他（注：指师哲）一方面尊重组织意见，另外他专门写了一段话，陈述、保留自己的看法。”（“整理者序”7页）

这是编辑回忆录的重要支撑点。没有这个支撑点，回忆录的出版就可能功亏一篑。读者理解这样的处理。况且，我差不多可以猜到哪一段是师老“专门写了”的“一段话”。

应当说，回忆文章写出来保存和印出来发行是有区别的，但写出来更为重要，可以白纸黑字留下历史印记。比如前版《师哲回忆录》就没有收入延安抢救运动和毛泽东江青结婚的内容，最新版就加上了。读者可以相信也十分期盼，更多没有付印的珍贵历史资料能够与我们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