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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的元宵节，让我至今难以忘怀。那还是刚刚勒紧裤腰带还没从所谓的自然灾害中苏醒过来的大陆，一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原子弹就在这一潭死水中炸开了，波涛凶涌、硝烟滚滚。红卫兵的大串联、大造反，打、砸、抄、烧、批、斗“封、资、修、牛鬼蛇神”的暴风骤雨席卷着大江南北，中华大地的每一个角落。到处都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的振臂高呼声和游斗“地、富、反、坏、右”的车辆，刹那间，举国上下、男女老少个个都象堤坝上的蝼蚁拚命地挖掘着自取灭亡的洞穴，越挖越深，越挖越大，直到山蹦地裂、洪水猛兽狂泄万里......

在“打倒走资派刘少奇”、“誓死捍卫无产阶级专政”的呼叫声和无休止的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铺天盖地中，人人都脱去了孔孟的礼服，卸掉了多年的伪装，赤裸裸地登上了“史无前例”的政治大舞台，无需编剧、无需导演，人们真实而淋漓尽致地自我表演着，有的张牙舞爪，有的舞文弄墨、有的阴险狡诈、有的冲锋陷阵，把多年来的恩恩怨怨、仇仇恨恨，一股脑儿全都各自绑在了族群撕裂、意识形态皆然不同的两大阵营上，但谁都会打着“忠于毛主席”的伟大红旗勇往直前......

我们医院很快就成立了两个势不两立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和“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组织，忽然间，原来亲密无间的同事变成了互不往来如同仇敌，原来关系疏远的陌生人变成了忠诚战友，整天见了面就争辩得面红耳赤，互揭疮疤，各不相让，这天，手术室的一名护士急急忙忙地冲出大门，大声疾呼：“快来人啊！手术室打起来啦！”我们十分震惊，跑去看，天哪！肃穆洁净的手术室里一片狼藉，扫帚、拖布、拖鞋洒落一地，只见思想兵的术者和主义兵的麻醉师扭打在一起，边打边骂，互不相让，一个护士吓得瑟瑟发抖、一个医生举着戴好手套的双手不知所错地站在墙角，无奈地叹息着，骂声不绝于耳，可怜的胃穿孔的病人双膝跪在手术床上，双手抱拳哭泣不停地向医生打躬作揖，磕头哀求：“医生呀！别打啦！求求你们，我快疼死啦！救命呀！妈呀.”.....我从来没听说没见过的事情活生生的呈现在面前，我惊心动魄、，不寒而栗、医生这个令人敬若神明的称号，威严高尚的形象己被“魔咒”紧箍得荡然无存了.....很快，文化大革命从文斗变成了武斗，从大字报、大辩论、发展到了肢体碰撞再升级到枪、炮、坦克，烧、杀、抢、抓无所不及了。我当时是思想兵办公室的秘书，负责日常事务，我写好文章准备下班，刚走出医院大门，一群主义兵的学生们将我团团围住，声称他们的领袖请我到他们的办公室谈一谈。我当然不肯去了，我大声说：“有事请你们的队长到这来讲”。但他们不肯，并上前来拉着我的胳臂往前推。这时，乎拉拉一片“不准抓人！”的怒吼及思想兵们一下子将主义兵团团围住，七手八脚很快把我救了出来。当时的场面真是触目惊心呀，我们的医生护士还有工人谁也没有回家，大家商议着怎样安全地护送我出去，口腔科的王医生脱下淡黄色的尼子大衣换下了我的兰色棉猴，一个护士将自已的眼镜摘下给我戴上，几个老一点的工人师傅分成前后四人将我护送到车站直到我上了3号电车。望着这些不熟悉但很真挚地面孔，我想哭！想喊！可死一样地沉寂让大家面如土色，心如刀绞......

我在中山广场的工会大楼《五一兵团〉总部给临时在外办公的队长卦了电话，简单讲了医院发生的事情，队长告诉我不要回家，20分钟后会有四辆自行车来接我。我站在冷酷的大街上，忐忑不安的向三八广场的方向张望着，西北风呼呼地向我身上扎来，干枯的树枝发着吱吱啪啪地哀鸣，不知是饿还是冷，我的牙齿嘚嘚地不停地打架，心也在咚咚地跳个不停，将近视镜推在额头，因为我是远视眼，戴着它会让我晕头转向，双脚好象踩在云端里，我搓着双手，哈着气，来回地踱着，夜幕下的大街上廖廖无几的行人匆匆忙忙地往回赶着，几柱稀稀拉拉的路灯一闪一闪地眨着昏沉沉目光，似乎在向世界哀毁瘠立：它就要熄灭了......忽然，一辆宣传车风驰电掣地飞奔而来，“誓死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的声嘶力竭地呼喊声划破了死一般的夜空......

天哪！中国这是怎么啦.....我的心和空气顿时凝固在一起吊在了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