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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是一本由徐旭生著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4.80元，页数：36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精选点评：

●在图书馆摸到的书是很旧的版本。很脏，都是灰尘，好像几百年没有被宠幸过一样

●开创之作，奠基之作。今治史前史的研究论文，引征该书者仍极多，书中提出的治学方法，亦值得我辈慕习

●三大部族最终仍然仅仅是汉族的祖先，那么未提及的地区是否有少数民族呢？东夷部落和苗蛮部落是不是现代少数民族的祖先呢？

●读后第一次对我国古史传说的框架有了粗浅的了解。另，治古史，历史地理得好啊。。。

●虽然没有完整读完，但是折服于徐老的治史理念，一生中浩瀚的材料中寻找出那么一丁点靠谱的事实，伟大。

●徐老的书，虽然受限于时代，但仍是先秦史必读书籍...

●对传说时代的定义，史料形成过程和可靠性的分析。

●搭配顾老的古史辨食用更佳

●其实当时没大看懂～打算近期在读一遍啊

●孔网价格很高，可以考虑再版了。。。

《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读后感(一)：读前感

此书其实为中国上古史研究提供了一个的典范意义。在“疑古”潮流之下，徐旭生的“夏墟”考察表面上似乎为寻找与殷墟对等的考古单位而作出的实地努力，但追究根本却是在对文本进行历史追认。堪称徐氏的代表作。

：重刊的封面设计我觉得倒还没有一版的朴素雅致，反而有点像大学通识教材的样子，比较小家子气。

《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读后感(二)：认真读完，华夏起源于神话人物有一个基本的脉络了

五颗星的巨著，虽然读起来很费劲，但却读的引人入胜，很多曾经让我迷糊的古代神话传说与人物，在书中大多都有了一定解释。尤其是对春秋战国时代的几大国的文化脉络与宗教图谱，以及三皇五帝的论证，都让人叹为观止。

虽然读完，仍有一些不明之处，个别观点也暂时存疑，古代中国神话传说与人物的架构和图谱也未能完整解答，但已经收获巨大。

《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读后感(三)：上古史的钥匙

该书早已读过，只是觉得平淡无奇，与铺天盖地的所谓古史、神话的梳理没有多大的区别。又读了《走出疑古时代》依然不能领会该书。又读丁山的《古代神话与民族》只是觉得老先生的考证泰国令人惊骇，读后满腹狐疑。最近读了顾颉刚所作《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一书，对于古史典籍的真伪有了更为确切的认识，但又觉得顾先生所作疑古破而未立，有一概而论的嫌疑，有些问题似乎说的有些过头，不过指出其不可信之处还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书中又没有提供一个如何的看待那些被证为伪的材料路径。于是传说和神话被提出古史而没有着落了，似乎全部成为战国秦汉间人为了自己的学说而搭起来的架子，全然是假的了。但是司马迁在五帝本纪中说“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於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由此可见司马迁做五帝本纪并非全为整齐古书，而是建立在广泛的田野调查之上的，他将自己于民间访得的传说与“他说”相较才写出五帝本纪的。

我们不能因有人依托古人而否认传说在当时广泛存在，不能以为这些传说均是造假所出。而徐先生的这本书恰恰是正确看待和研究古史传说的范例。其中有诸多重要的基本观点实是需要我们继续延此前行的。

反过来再以此与考古学的研究结合当可以对商以前的考古提供一个基本的古史传说背景，祛除那些一概否定的盲目和不辨别而一律信为真实的虚妄。

《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读后感(四)：李零：帝繫、族姓的歷史還原——讀徐旭生《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下）

三、帝繫

兩種五帝說

現存文獻講帝繫，主要分兩大系統，一個系統是黃帝系統的五帝說，一個系統是少皞系統的五帝說。前者以周帝繫為主，後者以秦帝繫為主。

（一）黃帝繫統的五帝說

此說以姬姓為主，包含唐、虞、夏、商、周、楚六個子系統，乃西周大一統的總結。

1.《大戴禮·帝繫》：

少典產軒轅，是為黃帝。

黃帝產玄囂，玄囂產蟜極，蟜極產高辛，是為帝嚳。帝嚳產放勳，是為帝堯。

黃帝產昌意，昌意產高陽，是為帝顓頊。顓頊產窮蟬，窮蟬產敬康，敬康產句芒，句芒產蟜牛，蟜牛產瞽叟，瞽叟產重華，是為帝舜，及產象、敖。

黃帝居軒轅之丘，娶於西陵氏之子，謂之嫘祖氏，產青陽及昌意。青陽降居泜水，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於蜀山氏，蜀山氏之子謂之昌濮氏，產顓頊。

……（略，即上講祝融八姓的一段）

帝嚳卜其四妃之子，而皆有天下。上妃，有邰氏之女也，曰姜嫄氏，產后稷；次妃，有娀氏之女也，曰簡狄氏，產契；次妃曰陳隆氏，產帝堯；次妃曰娵訾氏，產帝摯。

帝堯娶於散宜氏之子，謂之女皇氏。帝舜娶於帝堯之子，謂之女匽氏。鯀娶於有莘氏之子，謂之女志氏，產文命。禹娶於涂山氏之子，謂之女憍氏，產啟。

這節引文，前四段是說，黃帝之後分兩系，帝嚳和堯為一系，出自玄囂；顓頊和舜為一系，出自昌意。接下來，講祝融八姓，祝融八姓楚為大，屬顓頊系。再下來，講帝嚳四妃所生子，堯為唐祖，契為商祖，后稷為周祖，屬帝嚳系。最後，講堯、舜、鯀、禹之妃。堯為唐祖，屬帝嚳系，舜為虞祖，屬顓頊系，已見上文。鯀生禹（文命），禹生啟，是講夏，夏亦顓頊系。

2.《國語·魯語上》展禽語：

故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商人禘嚳而祖契，郊冥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這段話是魯人展禽（即柳下惠）講虞、夏、商、周的祭祀系統。有虞氏和夏后氏皆“禘黃帝而祖顓頊”。虞祖舜，舜繼堯，故“郊堯而宗舜”；夏祖鯀、禹，故“郊鯀而宗禹”。商人和周人皆出帝嚳，故皆“禘嚳”。商祖契、冥、湯，故“祖契，郊冥而宗湯”。周祖后稷和文、武二王，故“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這一系統分兩支，虞、夏出自顓頊，為一個分支，商、周出自帝嚳，為另一分支，與上面的譜系一樣。

《帝繫》《魯語上》所述五帝，黃帝在譜系頂端，下分兩系，帝嚳和堯是一系，顓頊和舜是一系。唐、商、周出帝嚳系，虞、夏、楚出顓頊系。這種譜系，如果在廟堂上擺神主牌位，黃帝南面，端居上位，其他人以他的面向定左右，則左顓頊右帝嚳，右堯左舜，左夏右商，右周左楚，很像周人的昭穆制。

黃帝

↘

帝嚳←顓頊

↓

堯→舜

↓

契←禹

↓

棄→季連

這一系統，黃帝以下分兩支。一支是帝嚳四子：帝摯，據說禪位於堯，族姓不詳；堯為唐祖，祁姓；契為商祖，子姓；后稷為周祖，姬姓。一支是顓頊三子：舜為虞祖，姚姓；禹為夏祖，姒姓；季連為楚祖，芈姓。

這裡值得注意的是，炎帝集團（姜姓）和二皞集團（風、嬴二姓）不在這個系統中，但楚卻在這個系統中。

楚人所屬的祝融八姓是以中原為中心的地域聯盟。司馬遷說“周文王之時，季連之苗裔曰鬻熊子事文王，蚤（早）卒”（《史記·楚世家》），所謂“子事文王”，即以楚子的身份服事文王。“楚子”的稱呼不僅見於《左傳》、《國語》，也見於周原甲骨[1]。武王定鼎中原，楚居江漢，當周之南，在南方諸國中，離周最近，或許這就是它被納入黃帝集團的原因。

科考途中的徐旭生（左）、斯文·赫定（中）、袁复礼（右）

（二）少皞系統的五帝說

1.《左傳》昭公十七年：

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大皞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我髙祖少皞摰之立也，鳯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

郯、秦皆出嬴姓。郯子五師是折中黃炎集團和二昊集團。此說以龍、鳳相對，水、火相對，配中為五，已粗具秦系五帝的雛形，差別只在以共工居北，而非以顓頊居北。共工是水師，自宜在北。

2.《史記·封禪書》：

秦襄公攻戎救周，始列為諸侯。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為主少皞之神，作西畤，祠白帝，其牲用六駵駒黃牛羝羊各一云。其後十六年，秦文公東獵汧渭之間，卜居之而吉。文公夢黃蛇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鄜衍。文公問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於是作鄜畤，用三牲祭白帝焉。

自未作鄜畤也，而雍旁故有吴陽武畤，雍東有好畤，皆廢無祠。或曰：“自古以雍州積高，神明之隩，故立畤郊上帝，諸神祠皆聚云。蓋黃帝時嘗用事，雖晚周亦郊焉。”其語不經見，縉紳者不道。

……

德公立二年卒。其後四年，秦宣公作密畤於渭南，祭青帝。

……

其後百餘年，秦靈公作吳陽上畤，祭黃帝，作下畤，祭炎帝。

後四十八年，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秦始與周合，合而離，五百歲當復合，合十七年而霸王出焉。”櫟陽雨金，秦獻公自以為得金瑞，故作畦畤櫟陽而祀白帝。

秦為嬴姓，嬴姓本居東方，以曲阜為中心。曲阜是少皞之墟。但嬴姓西遷，自以為主少皞之神，先後立西畤、鄜畤、畦畤。少皞是秦人的主神，對秦最重要。

其次，秦祭太皞，立密畤。太皞係風姓，舊居魯地，是少皞系的兄弟氏族。

又其次，秦祭黃、炎二帝，立吴陽上下畤。平王東遷洛邑，把岐周之地留給秦，秦人伐戎繼周，收周餘民，主要是姬、姜二姓。黃、炎是姬、姜主神，秦祭黃、炎是為了安撫這批居民。

3.《呂氏春秋·十二紀》《禮記·月令》：

（春月）其帝太皞，其神句芒。

（夏月）其帝炎帝，其神祝融。

（季夏）其帝黃帝，其神后土。

（秋月）其帝少皞，其神蓐收。

（冬月）其帝顓頊，其神玄冥。

這一系統的五帝應屬秦系五帝。顧頡剛說，秦人只祭二皞、黃炎，不祭顓頊，黑帝是劉邦立北畤才有，上述系統“決不能出現於秦及漢初”[2]。他以為五行說一定晚出，五色帝的說法不可能太早。但楊寬指出，雍四畤沒有黑帝，並不等於說五色帝是漢代才有，五色帝“最遲當春秋時已有”[3]。

《孫子兵法·行軍》有“黃帝勝四帝”之說，銀雀山漢簡也有《孫子》佚篇《黃帝伐赤帝》[4]，這兩條材料可以證明，先秦固有五色帝之說。但《孫子》和《孫子》佚篇未必成書於春秋晚期，也可能在戰國時期。

秦祭五帝，作為一種完備的制度，或許形成於秦靈公（前424—前415）作吴陽上下畤之後、呂不韋（前292—235）作《呂氏春秋》之前，更大可能在戰國時期，特別是秦惠文王（前337—前311）以來，屬於秦併天下的預告。

秦系五帝以二皞為主，黃炎為輔，外加顓頊。這種五帝與周系五帝不同，周系五帝是黃帝以下分顓頊、帝嚳二系，顓頊、帝嚳以下分堯、舜二系，屬於垂直系統，其中沒有二皞集團。秦系五帝是以五帝配五方五色，屬於平面系統，兼賅東西南北中。

古代族姓，本來是姬、姜在西，風、嬴在東，祁、姚、姒在北，芈、曼在南，但上表五帝配方色，卻是另一種安排。其設計思想可能是：少皞之後秦為大，秦居西土，西方之色白，故以少皞為白帝；太皞之後在魯地，居東方，東方之色青，故以太皞為青帝；黃帝之後周為大，武王克商，以洛邑為新都，平王東遷洛邑，居天下之中，中央之色黃，故以黃帝為中央之帝；炎帝姜姓，姜姓本居西方，但姜姓東遷，往往被安插在洛邑以南，申、呂更被封於南陽盆地，南方之色赤，故以炎帝為赤帝；顓頊之墟在濮陽，濮陽在河南北部，北方之色黑，故以顓頊為黑帝。這一系統不但加進二皞集團，突出二皞集團，還兼顧了黃帝集團、炎帝集團和祝融集團。帝嚳系的唐、商、周，最後歸併於周。周代表黃帝，居中。顓頊代表虞、夏，居北。祝融變成炎帝佐，居南。祝融集團楚為大，楚在最南。太皞—少皞系代表東西兩極，顓頊—祝融系代表南北兩極，黃帝代表中央。整個“天下”，一覽無餘。

古代祭祀，本來都是祭本族之神。《左傳》僖公十年：“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五帝並祭是一大進步。

秦帝繫比周帝繫更具大一統色彩。

斯文·赫定赠予徐旭生的书（家属藏）

武王未下車之封

西周封建，特點是“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論語·堯曰》），把前代古國納入自己的體系。

古書記武王未下車之封，見《禮記·樂記》《呂氏春秋·慎大》《史記·周本紀》《史記·樂書》，各書所記，互有不同，可歸納如下：

1．封神農之後於焦，見《周本紀》。焦在安徽亳州，可能是姜姓。

2．封黃帝之後於薊，見《樂記》《樂書》。薊在北京，可能是姞姓。封黃帝之後於鑄或祝，見《慎大》《周本紀》。祝在山東肥城，任姓。

3．封帝堯之後於黎，見《慎大》[5]。黎在山西黎城，祁姓。

4．封帝舜之後於陳，見上四書。陳在河南淮陽，媯姓。媯姓是從姚姓分出。

5．封大禹之後於杞，見上四書。杞在河南杞縣，姒姓。

6．封成湯之後於宋，見上四書。宋在河南商丘，子姓。

這裡值得注意的是，周初古國，多半不在原地，而是遷往他地。其歷史回憶正是兩周帝繫的素材。

帝墟、帝都和帝陵

古史傳說的上古帝王，亦如後世帝王，有其居葬之所。與五帝有關的帝墟、帝都和帝陵主要在河南，可見河南確實是文明漩渦的中心。

（一）帝墟

《大戴禮·帝繫》：“黃帝居軒轅之丘。”軒轅之丘在河南新鄭。

《左傳》昭公十二年楚靈王語：“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舊許在河南許昌。

《左傳》哀公十七年：“衛侯夢於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被髪北面而噪曰：‘登此昆吾之墟，綿綿生之瓜。余為渾良夫，叫天無辜。’”昆吾之墟在河南濮陽。

《左傳》昭公十七年梓慎語：“宋，大辰之虛也；陳，太皞之虛也；鄭，祝融之虛也；皆火房也。星孛及漢，漢，水祥也。衛，顓頊之虛也，故為帝丘。”大辰之墟即閼伯之墟（大辰即商星，閼伯主商星，相傳為帝嚳子），閼伯之墟在河南商丘，太皞之墟在河南淮陽，祝融之墟在河南新鄭，顓頊之墟在河南濮陽。

《左傳》定公四年子魚語：“……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少皞之墟在山東曲阜。

（二）帝都

《漢書·揚雄傳上》顏師古注引應劭說：“堯都平陽，舜都蒲阪。”平陽在山西臨汾，蒲阪在山西永濟。

《漢書·地理志上》顏師古注引《世本》：“禹都陽城。”陽城在河南登封告成鎮[6]。

《水經注·獲水》：“椒舉云：‘商湯有景亳之命也。’闞駰曰：‘湯都也。亳本帝嚳之墟，在《禹貢》豫州河洛之間，今河南偃師城西二十里尸鄉亭是也。’”

《史記·周本紀》：“明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史記·秦始皇本紀》：“吾聞文王都豐，武王都鎬。”豐、鎬俱在西安市長安區，豐京在灃水西，鎬京在灃水東。

（三）帝陵

《史記·五帝本紀》“黃帝崩，葬橋山”，《漢書·地理志下》謂橋山黃帝冢在上郡陽周縣南。橋山即子午嶺。漢陽周縣，從出土發現看，很可能即陝西靖邊楊橋畔的龍眼城，與上郡膚施縣的黃帝祠鄰近[7]。

同書“顓頊崩”，集解引《皇覽》：“顓頊冢在東郡濮陽頓丘城門外廣陽里中。”顓頊陵在河南內黃縣。

同書“帝嚳崩”，集解引《皇覽》：“帝嚳冢在東郡濮陽頓丘城南臺陰野中。”帝嚳陵也在河南內黃縣。

《史記·五帝本紀》“堯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集解引《皇覽》：“堯冢在濟陰城陽。”城陽在山東菏澤。

《史記·五帝本紀》：“（舜）葬於江南九嶷，是為零陵。”九嶷山在湖南寧遠縣。

《史記·夏本紀》：“十年，帝禹東巡狩，至於會稽而崩……或言禹會諸侯江南，計功而崩，因葬焉，命曰會稽。會稽者，會計也。”禹陵在浙江紹興。古人講大禹治水，兩河涵蓋九州。黃河水患主要在兖州，長江水患主要在揚州。古人把大禹治水設想成周行天下，治完黃河治長江，終點選在會稽。堯、舜古蹟遍天下，照此複製。

桥山黄帝陵

有關出土發現

出土發現，與帝繫傳說有關，下述發現值得注意：

（一）中國國家博物館藏秦公簋[8]

甘肅禮縣出土。器物作於秦共公時（前608—前604），約當春秋中期偏晚。司馬遷說，孝公以前，“秦僻在雍州，不與中國諸侯之會盟，夷翟遇之”（《史記·秦本紀》），但銘文提到“丕顯朕皇祖受天命，宓宅禹蹟”，仍以禹蹟稱秦地。

（二）宋代出土的叔弓鎛（舊稱叔夷鐘）[9]

山西榮河后土祠附近出土。器物作於齊靈公時（前581—前554年），約當春秋中晚期之交。銘文提到“弓典其先舊，及其高祖。赫赫成唐，有嚴在帝所……伊小臣為輔，咸有九州，處禹之堵”。弓為湯後，也說商有天下，住在禹住過的地方。當年，《古史辨》第一冊討論古史，禹是重要人物。王國維以秦公簋和叔弓鎛為例，說“舉此二器，知春秋之世，東西二大國，無不信禹為古之帝王，且先湯而有天下也”[10]。

（三）子彈庫帛書[11]

湖南長沙子彈庫戰國楚墓出土。帛書提到伏羲、女填（似即女媧）和他們生下的四子（類似《堯典》的羲和四子），以及炎帝、祝融、少皞、帝俊、共工。

（四）保利藝術博物館藏公盨[12]

器物作於西周中期。銘文提到“天命禹敷土，隨山浚川，乃別方設征。”與《禹貢》書序語句相似，說明西周中期已有大禹治水、任土作貢的傳說。

（五）陳侯因■（上次下月）敦[13]

陳侯因■（上次下月）即齊威王嬰齊（前356—前320），器物作於戰國中期偏晚。銘文提到“其唯因■（上次下月）揚皇考，紹申高祖黃帝，屎嗣桓文”。陳齊媯姓，屬於舜後。銘文奉黃帝為高祖，可見周系五帝說確實存在。

（六）秦公大墓出土石磬[14]

石磬殘銘提到“高陽有靈”，高陽即顓頊。銘文發表者以為，此語可以證明秦人出自顓頊，恐怕不太合適。《史記·秦本紀》：“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脩。女脩織，玄鳥隕卵，女脩吞之，生子大業。”女脩只是秦人的女祖先。秦人並不屬於顓頊系統，而是屬於少皞系統。

（七）上博楚簡《容成氏》[15]

簡文開頭是一串古帝王名，叙在堯、舜、禹、湯、文、武之前。這個名單估計是以篇題所見的容成氏打頭，但簡文開頭殘缺不全，目前所見第一簡只有八個帝王名保存下來，曰尊盧氏、赫胥氏、喬結氏、倉頡氏、軒轅氏、神農氏、椲|氏、壚■（連字換車為畢）氏。此類古帝王名，也見於《莊子·胠篋》和《六韜》佚文。

（八）清華楚簡《楚居》[16]

述季連以下楚世系。

這些發現證明，文獻所見帝繫確實是兩周時期的傳說，不是秦漢人所能杜撰。過去，辨偽學家總是把古文寫本的經書和先秦子書定為漢代偽作，特別是古文經學家劉向、劉歆父子的偽作，毫無疑問是疑過頭了。

“简帛古书是中国学术的源头，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是源头。”

——《子弹库帛书》自序，李零著

四、總結

古史傳說的不同層次

古人講史，刨根問底追到頭，上面都有說不清道不明的一段，好像《老子》論道，有個從無到有的過程。《楚辭·天問》就是追問這個過程。這個過程，一部分是純粹的神話，一部分是帶有神話色彩的傳說，一部分是含有歷史成分的傳說，可以分為六個層次。

1．創世神話（包括開闢神話和造人神話）

《創世紀》第一章講上帝創造天地萬物，我們有盤古開天地。盤古開天地見徐整《三五曆記》（《太平御覽》卷二引），出現相當晚[17]。《創世紀》第二至第五章講上帝造亞當、夏娃，傳九世至諾亞，生閃、含、雅弗，我們也有女媧造人。女媧見《楚辭·天問》。女媧造人見《風俗通義》（《太平御覽》卷七八引）。這些故事，早到沒有人，晚到剛有人，遠遠超出歷史記憶之外，當然是神話，也可以說是一種哲學推演。

2．救世神話

《創世紀》第六至八章講人類作惡，上帝後悔自己的創造，乃發洪水，要毀滅地上的一切，他只通知諾亞，讓他預造方舟，拯救生靈。這類傳說屬於救世神話。救世神話是創世神話的補充，有創就有毀，有毀就有救，有如一治一亂，反反覆覆。女媧補天、后羿射日屬於這一類，鯀、禹治水，亦屬這一類。古人講災變（隕星、火山爆發、地震、洪水等），往往會講這類故事，有些早一點兒，有些晚一點兒，後面可能有自然史的背景。

3．三皇傳說

我國古書有很多古帝王名，如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共工氏、混沌氏、吴英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陰康氏、無懷氏，散漫無所歸統[18]，這類名單是三皇的備選名單。古書所謂三皇，或仿三才（天、地、人），曰天皇、地皇、人皇，或仿三一（天一、地一、太一），曰天皇、地皇、泰皇。備選者，有伏羲、神農、黃帝說，有伏羲、神農、女媧說，有伏羲、神農、燧人說，有伏羲、神農、祝融說。伏羲氏和女媧氏既是造人之神，也是化生萬物者。燧人氏和祝融氏是火的發明者或守護者。伏羲氏是狩獵、畜牧的發明者。神農氏是採集、農業的發明者。黃帝是“人文初祖”，人類各種發明的集大成者。人文初義是人類文明，如禮樂教化、人類的各種發明，有别於神創，如《世本·作篇》就把各種發明歸功於黃帝君臣。這類傳說，一方面反映上古氏族林立的局面，一方面反映人類的早期發明。三才或三一式的“三皇說”是一種古代道論式的哲學表達，用以配合中國古代的宇宙論。這類故事也是創世神話的延續，頭緒紛亂，背景模糊，很難做歷史研究。徐氏花很多筆墨考證蚩尤、共工、驩兜、檮杌、帝俊、帝鴻的譜系歸屬，基本也屬這一層次。

4．五帝傳說

五帝傳說是族源傳說。本文討論，重點是這一層次。五帝傳說是兩周族姓的整合。族姓反映血緣關係，同姓不婚，異姓聯姻。帝繫以血緣為基礎，發展地緣關係和政治關係，形成若干族團。族團以族姓為基礎。這類傳說已超出《尚書》的範圍。《尚書》只講堯以來。司馬遷說“五帝、三代之記，尚矣。自殷以前諸侯不可得而譜，周以來乃頗可著。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紀元年，正時日月，蓋其詳哉。至於序《尚書》則略，無年月，或頗有，然多闕，不可錄”，“余讀諜記，黃帝以來皆有年數。稽其曆譜諜終始五德之傳，古文咸不同，乖異”（《史記·三代世表》）。他講五帝、三代是“以《五帝繫諜》《尚書》集世紀黃帝以來迄共和”而為之。在他看來，五帝是歷史追溯的極限。

5．堯、舜、禹傳說

堯、舜、禹傳說是禪讓傳說。兩周時期，唐人、虞人、夏人還在，其後代，各自有各自的族源傳說。《堯典》《皋陶謨》《禹貢》三篇如天文志、地理志、百官志，是《尚書》的引子，也是一種三才天、地、人的結構。堯、舜把各族的祖先召來，聚在一起開會，好像黃帝君臣、《周禮》六官、《漢書·百官志》和《唐六典》，整個官制被壓成一個平面。堯老了讓位給舜，舜老了讓位給禹，根本不是朝代關係。這一傳說，既無年，也無世，只是三個人的故事。古人說，堯在位98年，舜在位50年，禹在位8年（梁玉繩《人表考》）。唐、虞、夏大概只是晉西南彼此鄰近的三個部落。三個部落有三代領袖，加一塊兒也就156年。這只是晉西南向伊洛盆地發展的一個過渡時期。伊洛盆地是古人所謂的“天下之中”，空間意義恐怕大於時間意義。《尚書》的叙事以這類傳說為起點，主要就是講“天下之中”的形成。

6．湯、文、武傳說

湯、文、武傳說是革命傳說。夏、商、周，本來也是平行關係。夏居中，商在東，周在西。禹傳子不傳賢，始有朝代概念。湯武革命是改朝換代。夏居三國之中，商自東克夏，周自西克商，目標是同一個，都是為了奪取伊洛盆地[19]。伊洛盆地是天下之中。誰得此中，誰得天下。洛邑遺址、二里頭遺址、尸鄉溝遺址、鄭州商城遺址、垣曲商城遺址都是圍繞這個天下之中。西周是中國的第一次大一統，它把黃河流域的三大板塊第一次整合在一起。中國的概念就是由此奠定[20]。三代有世表，確實是王朝關係，屬於歷史範疇。

族姓不是從帝繫分衍，相反，帝繫是族姓的整合

研究古史，顧頡剛有“層累形成說”。這一說法的合理性在於，任何歷史記述都是倒追其事，譬如積薪，後來居上。這很像考古學講的地層堆積，早的肯定在下面，晚的肯定在上面，文化層都是從上到下，一層層往下挖，挖到生土才是頭。他的問題，只是在於把“層累形成”當作了“層累作偽”，受辨偽學影響太大。

歷史記述具有滯後性，歷史記憶總是在後人的口中和筆下一步步展開。過程可以概括真偽，真偽不能概括過程。我們要研究的是叙述過程、時段劃分和上下限，而不是真偽。研究歷史，不可能全靠同期史料。同期史料說，貌似周密，貌似科學，其實是膠柱鼓瑟、刻舟求劍。

歷史記述，說來話長，話裡有話，話外有話，話總是套着話。有時一個人講，有時很多人講，七嘴八舌。這種話語，無論在時間上還是空間上，都是一種連續體。或許我們永遠無法知道，哪一種說法更接近歷史真相，但說話人是誰，他（或她）在什麼時候說話，這個追述的起點很重要，應該儘量搞清楚。

王國維說，族姓是周人發明。兩周金文證實，族姓制度確實是周人創用。兩周以前，只有氏，沒有姓，兩周以後，姓氏混一。這種制度，太早不可能，太晚也不可能。這就是一個追述的起點。

族姓和帝繫，在兩周時期，曾同時存在，互為表裡。如下面兩個例子：

（一）《左傳》文公四年：“楚人滅江，秦伯為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秦國和江國同屬嬴姓，楚人滅江，秦雖遠在西土，不能救，仍為之服喪舉哀，不勝悼惜。

（二）《左傳》昭公十二年楚靈王語：“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昆吾己姓，楚國芈姓，同屬祝融八姓。八姓，昆吾為長，楚為季。二者雖不同姓，但楚人確實認同這種帝繫。

帝繫，舊說是族姓源頭，現在考慮，恐怕相反，它應是周初封建，併夏、商古國，以姬姓為中心，串連其他族姓，整合而成的一種譜系，體現“天下一家”的概念。

唐的歷史由兩周時期的唐人追溯族源。

虞的歷史由兩周時期的虞人追溯族源。

夏的歷史由兩周時期的杞人追溯族源。

商的歷史由兩周時期的宋人追溯族源。

周人更不用說，他們的故事也是他們自己在講。

帝繫是這類故事的拼合版。故事整合反映族群融合，早不過西周，晚不出戰國。

總之，帝繫傳說是兩周時期的故事。當然，故事中的故事或许另有来源。

王国维先生的画像与篆书作品

考古發現與二重史證

司馬遷講史，他是從黃帝講起，勉強追到這裡，再往前不敢講。我從文章一開頭，就點明這一點。這是中國式古史傳說的起點。

中國，書寫傳統強大，史學特別發達。我國不但有浩如煙海的文獻史料，而且有大約3000年不曾間斷的歷史記載。這在世界上，可以說絕無僅有。

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後，發佈《改曆改元通電》，規定中華民國以黃帝紀元4609年11月13日為中華民國元年元旦。民元以來，為了“恢復中華”，我國有“中華五千年”的說法，這種說法來源於同盟會的黃帝紀年[21]。它是由現代國家以國家名義加以確認的歷史概念，一直影響到現在。

史學，舊稱史地之學，時空並重，密不可分。中國地理沿革，周秦以來，每個縣，縣界可變，名稱可變，但前後一條綫，完全可以一代一代往下排。

中國學者重視以後證前、通古今之變，這是基於中國歷史的連續性，中國地理的連續性。

宋以來，辨偽學興，重史料審查；金石學興，重證經補史。這是中國自己的史學傳統。

近代，西學引入是一場革命。他們的文獻批評學（text criticism）與我們的辨偽學相結合，他們的考古學（archaeology）與我們的金石學相結合，拓寬了中國史學的眼界。但中國學者認為，這是加法，不是減法，我國歷史垂數千年，文獻史料浩如煙海，金石銘刻層出不窮，不可能也沒必要棄置一旁，他們非但沒有遵循西方漢學家強調的“考古自考古，文獻自文獻”，反而“上窮碧落下黃泉”，更加熱衷於“以地下證地上，以地上證地下”的“二重史證”；歷史地理學的發達，也使中國考古學帶有“謝里曼式考古”的濃重色彩。我們的很多遺址，確實是由文獻學和地理學的綫索做引導，一次次被發現。

中國的疑古運動把三皇五帝一一驅逐出歷史學，造成秦漢以上無古史或商周以上無古史，給考古學騰出地盤，造成考古、文獻各管一段。但人類心理很難忍受空白想象[22]。中國的考古學家總是希望用考古發現搶救古史傳說，把中華文明的背景不斷往上推。夏不夠，上面還有堯、舜，堯、舜不夠，上面還有黃帝。大家總是希望把商代以前的一千幾百年最後補起來。夏商周斷代工程（1996—2000年）之後有中華文明探源工程（2001—2015年），正是這一尋夢旅程。

王國維提倡的“二重史證”是金石學傳統。考古學的引入，不但沒有削弱這一傳統，反而強化了這一傳統。由於考古研究的對象是大時段的歷史，特别是年代較早的歷史，背景的前面還有背景，我所熟知的考古學家，他們遠比文獻學家更偏愛古史傳說。他們總是把“中華五千年”揣在心中，拿古史傳說當考古發現的參照物。

考古和文獻，在不同歷史時期，如何此消彼長，我們應如何理解和利用古史傳說，這是需要慎重對待的問題。我認為，古史傳說只是一種文獻參考，越往下越實，越往上越虛。到目前為止，“二重史證”的適用範圍，從下往上推，逐步遞減，兩周時期仍然是個坎兒。商代主要靠考古和甲骨文，文獻的作用十分有限。夏代還是個值得探討的問題。五帝的話題跟司馬遷時一樣，仍然是個很難談論的話題，本文只是把有關文獻梳理了一遍，實的方面已如上述，虛的方面還有待進一步探索，考古學家完全不必為此捆住自己的手腳。

注释：

[1]周原甲骨H11:14提到“楚白（伯）乞今秋來”，H11:83：“今秋楚子來告”。見曹瑋《周原甲骨文》，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02年，14頁和63頁。

[2]顧頡剛《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古史辨》第五冊，下編，463、495—497頁。

[3]楊寬《中國上古史導論》，《古史辨》第七冊，上編，250—251頁。

[4]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銀雀山漢墓竹簡》﹝壹﹞，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32—33頁。

[5]《周本紀》作“封帝堯之後於薊”，恐誤。

[6]《史記·六國年表》“故禹興於西羌”，集解引皇甫謐說：“孟子稱禹生石紐，西夷人也。傳曰：‘禹生自西羌’是也。”正義：“禹生於茂州汶川縣，本冉駹國，皆西羌。”

[7]李零《陝北筆記》，收入氏著《我們的中國》，第三編：《大地文章——行走與閱讀》，209頁。

[8]《殷周金文集成》（修訂增補本），第四冊，2682—2685頁：04315。

[9]《殷周金文集成》（修訂增補本），第一冊，322—346頁：00272.1—00285.8。

[10]王國維《古史新證——王國維最後的講義》，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4年，4—6頁。

[11]李零《楚帛書研究（十一種）》，上海：中西書局，2013年。

[12]保利藝術博物館編著《公盨——大禹治水與為政以德》，北京：線裝書局，2002年。

[13]《殷周金文集成》（修訂增補本），第四冊，3025頁：04649。

[14]王輝、焦南峰、馬振智《秦公大墓石磬殘銘考釋》，《史語所集刊》六十七本第二分（1996年），263—322頁。

[15]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楚竹書》（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247—292頁。

[16]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上海：中西書局，2010年，下冊，180—193頁。

[17]“三五曆記”的“三”是三皇，“五”是五帝。

[18]見《莊子·胠篋》、《六韜》佚文等。

[19]我用三縱一橫圖表示三者的關係，夏的縱軸是大同—太原—長治—洛陽—南陽—荊州一線（洛陽到荊州的路，古稱夏路）。商的縱軸是北京—邯鄲—鄭州—黃陂一線（今京廣線），周的縱軸是包頭—榆林—西安一線（早期在此線以西，晚期擴展到此線以東）。三條縱軸共享一條橫軸，即寶雞—西安—潼關—洛陽—鄭州—開封—徐州—連雲港一線（今隴海線，寶雞到潼關，古稱周道），伊洛盆地是三個大十字的中心。

[20]李零《兩次大一統》，收入《我們的中國》，第一編：《茫茫禹跡——中國的兩次大一統》，6—75頁。

[21]同盟會主黃帝紀元（前2697年），本為排滿。康有為立場不同，保皇保不成，乾脆保孔子，因而主孔子紀元（前551年）。他們都想用中國紀元代替耶穌紀元。“五族共和”反而是滿族人提出來的，更符合北方征服王朝的傳統。民國，折中南北，行五族共和，最初的國旗是象徵五族共和的五色旗，但這面國旗後來只是北洋政府和偽滿洲國的國旗。

[22]宗教史上關於偶像崇拜的爭論可以充分說明這一點。神無偶像，看不見，太抽象，讓需要頂禮膜拜的愚眾無所寄託；神有偶像，看得見，很具體，又缺乏永恆普適的權威性。

《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读后感(五)：李零：帝繫、族姓的歷史還原——讀徐旭生《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上）

发表于《文史》2017年第3辑

文天祥有句話，“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文山先生全集》卷一七）。中國正史，《史記》是第一部；《史記》，《五帝本紀》是第一篇。

司馬遷作史，十二本紀下有三十世家，三十世家下有七十列傳，列傳隸屬世家，世家隸屬本紀，有如參天大樹，樹根在下，枝葉在上。本紀之本，原指樹根。世家之世，乃葉之本字。這是一種族譜式的框架。《五帝本紀》是它的根。

作史，年代、世系很重要。《史記》十表，包括世表一，年表八，月表一。《十二諸侯年表》始於共和，即公元前841年；共和以上，有世無年，只有《三代世表》；三代以上，既無年，也無世，只有帝繫。《五帝本紀》是本《大戴禮》的《五帝德》《帝繫》而作，就是講帝繫。《帝繫》也叫《帝繫姓》，本來是講族姓的來源。

帝繫和族姓到底是什麼關係？這是討論中國古史傳說的基礎。

一、序说

何謂傳說時代

我想推薦一本書，徐旭生的代表作《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1]。我想從這本書引出我的話題。

徐旭生（1888—1976）是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元老。徐氏去世前，只有中國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是1977年才從中國科學院分出。

1949年以前，南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北有國立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所考古組。商文化的探索由前者揭開序幕，周文化的探索由後者揭開序幕。三代考古，兩個系統各有貢獻。

1950年，中國科學院接收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所和史語所北平圖書史料整理處，建考古研究所。這個所的老前輩，梁思永、夏鼐、郭寶鈞、尹達來自前中研院，徐旭生、黃文弼、蘇秉琦、白萬玉來自前北平研究院。徐氏當過北平研究院史學所的所長和代副院長。

此書前有徐氏門生黃石林（考古所內，人稱小黃老）寫的徐氏傳、著譯目和介紹此書的序言，可參看。徐氏留學法國，本來學哲學。他的考古生涯以西北考察（1927年）、鬭雞臺發掘（1933年）和夏墟調查（1959年）最著名。西北考察，他是中瑞西北考察團的中方團長。鬭雞臺發掘，他是主持人。夏文化研究，他是拓荒者。

此書是徐氏的代表作（下簡稱“徐書”），1939—1941年寫於昆明黑龍潭。他在此書叙言中講得很清楚，他的寫作初衷是為了回應1923年前後以顧頡剛為代表的疑古思潮[2]。

顧頡剛是開風氣之先的人物。他把中國古史一分為二，神話歸神話，歷史歸歷史，對中國現代史學的重建影響非常大[3]。其學上承中國的辨偽學傳統（如姚際恒、崔東壁），下受近代思潮（如康有為、胡適）影響，畢生致力於古書辨偽和古史辨偽。古史辨偽是基於古書辨偽。

早在1926年，王國維在《古史新證》第一、二章就對顧氏的古史觀有所批評[4]。1929年，錢穆作《劉向歆父子年譜》，也對顧氏的辨偽方法有所商榷[5]。

徐氏認為，顧頡剛的最大貢獻是把《尚書》前三篇即舊之所謂《虞夏書》拉下來，還原到春秋戰國時期[6]，不足之處是破壞有餘而建設不足，在方法論上有四點值得商榷（22—28頁）[7]。

徐氏以華夏、東夷、苗蠻三大族團重構“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與蒙文通《周秦民族史》（1927—1935年）和傅斯年《夷夏東西說》（1931年）可謂不約而同。他們都對疑古思潮有所反思[8]，寧肯撇開年代早晚，把問題還原為族系的空間分佈。

蒙書動手最早，着眼點是民族遷徙，特别是周秦少數民族（舊之所謂“蠻夷戎狄”）的遷徙。他把周秦時代的部族分為江漢、海岱、河洛三系[9]。徐書增訂本說，他是從1939年開始研究古史傳說，把古代氏族分為三大族團，以後才聽說蒙氏、傅氏先他已有類似說法，可見並非一己私見。他說，他和蒙氏的分歧主要是，蒙氏把炎帝、共工、蚩尤、祝融歸入江漢系（即徐書的苗蠻集團），他把炎帝、共工歸入華夏集團（即蒙書的河洛集團），蚩尤歸入東夷集團（即蒙書的海岱集團），祝融雖屬苗蠻集團，但本來卻屬華夏集團（第121頁）。蒙氏是四川鹽亭人，對兩湖雲貴川格外重視。徐氏是河南唐河人，考古經歷與西北和中原有關，他更強調中原和西北。徐氏把秦歸入二皞集團的東夷，蒙氏把秦歸入西戎，意見也不同[10]。

傅斯年的文章也比較早。他是山東聊城人，他領導的史語所，主要工作是挖商代遺址。他把黃河流域的先秦部族分為東西二系，以夏、周為西系，商、夷為東系，認為商文化起源於中國東北，與東夷為一系[11]。傅氏說此文“原為‘九一八’之前所作《民族與古代中國史》一書中的三章”。1932年，傅氏作《東北史綱》第一卷，論證東北是中國領土。他對東北和山東更關注。1949年，傅氏去了臺灣，成為敏感人物，徐書增訂本稱之為“反動學者”，但仍然承認，他的“夷夏東西說”，除部分細節可商，“大致可靠”（第109頁）。

上述族團說各有偏重，但時代背景相同。時局危機讓學者不由自主聯想到歷史上的夷狄交侵、不絕如縷[12]。民族問題和地理問題不光是歷史問題，也是現實問題。當時，誰都不能容忍截斷中國古史，分裂中國國土，坐貽侵略者以口實[13]。

他們的學術判斷還跟當時的考古發現有關。如傅氏的夷夏東西說受仰韶、龍山二分法影響[14]，徐氏認為黃炎二族來自昆侖丘，東進中原（第43頁注1），也受安特生彩陶文化西來說影響。當時，很多人都相信，仰韶、龍山是東西並峙、彼此平行，文化傳播是仰韶西來而龍山東去，這些說法已被後來的考古發現推翻[15]。

上述三書，不約而同，都很關注中國早期族群的譜系構成和地理布局。這預示了中國學術的風向轉變，從疑古到考古的轉變。

研究族團說，徐書後出，對中國考古學影響很大，如蘇秉琦的“區系類型說”就留下了它的影子[16]。

现代著名史学家徐旭生的代表作：《中国古史的传说時代》

各國古史都有傳說時代

凡事都有起源，天地有起源，萬物有起源，人類有起源。古人對這類問題很着迷，今人也很着迷。《聖經》講這三大起源，有《創世紀》。

天地之間人為貴。人類歷史，早期都有講聖王或英雄的一段。如兩河流域的《吉爾伽美什》，這是世界最古老的英雄史詩。吉爾伽美什在這部史詩中亦人亦神，頗具文學色彩，但此人見於《蘇美爾王表》，約當公元前27世紀前期，是個真實存在的歷史人物，文本形成於公元前21世紀末期到公元前13世紀，也相當早。波斯史詩《阿維斯塔》，印度史詩《摩訶婆羅多》《羅摩衍那》，希臘史詩《伊利亞特》《奧德賽》，還有我國各少數民族的史詩，也都有本民族的族源傳說和發明傳說。

古史傳說很複雜，神話與傳說，傳說與歷史，歷史與文學、宗教、哲學，纏繞糾結，很難分清，但歷史學家總是希望把它分清。

我國，史字本指史官，史官是會寫字的人。他們把歷史上的大事寫下來就是歷史。立史記事，在中國是文明標志。《千字文》說“乃製文字，乃服衣裳”，有没有文字，那可是跟穿不穿衣服一樣重要。

西人治史，有史前時期和歷史時期之分。歷史時期有文字，靠文字史料；史前時期無文字，只能靠考古，兩者分得很清楚。但傳說形之文字，可能跨着兩頭。我國歷史，書寫傳統太發達，傳說當然有，但根本不靠史詩。

徐氏說，西人把摻雜神話的傳說叫legend，同純粹的神話即myth應該有所區別（第20—21頁），試圖為上述二分法找到一個中間地帶[17]。他所謂“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指盤庚遷殷（約公元前1300年）前約“一千餘年”（第20—21頁），大體相當龍山、二里頭和商代早中期。在他看來，這麼長的一段歷史，不應該是空白，文獻中的傳說時代，對這“一千餘年”還是有參考價值。

西方，考古自考古，歷史自歷史，完全是兩碼事。但徐氏卻有意把逐出歷史之門的“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重新納入考古學的視野。

《摩诃婆罗多史诗》中记载了库鲁卡什特拉的天空之战（手稿图）

中國古史，基礎是兩周史

中國古史，我們的文獻知識主要來自兩周。夏、商，除司馬遷提供的世表，我們幾乎一無所知。我們對古代世系、年代、官制、地理多少有點兒了解，主要是兩周以來。兩周以前的古史，確實是個混沌。

司馬遷講史，他是從《五帝本紀》講起。《五帝本紀》的性質是什麼？這是歷史學家和考古學家都很關心的問題。

五帝傳說見《大戴禮》的《五帝德》《帝繫》。《五帝德》記宰予請教孔子，問黃帝是不是人。孔子的回答是：“禹、湯、文、武、成王、周公可盛觀也。夫黃帝尚矣，女（汝）何以為？先生難言之。”司馬遷說“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訓，薦紳先生難言之”，就是撮述《五帝德》。他說“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繫姓》，儒者或不傳”，前書即《五帝德》，後書即《帝繫》，二書都是古文本，“儒者或不傳”是今文家不傳。

孔子承認，夏商之禮，文獻不足徵（《論語·八佾》）。孔子說的“文獻”，“文”是文字史料，“獻”是故老傳聞（屬於口述史）。早期歷史，無論司馬遷的《史記》，還是希羅多德的《歷史》，都是靠這兩樣。孔子的意思是說，夏、商兩代，他說不大清，原因是史料不夠，可以採訪的遺老遺少找不到，證據明顯不足。

我們能夠讀到的古書，年代最早的古書，都是孔子讀過的書。《詩》《書》《易》是孔子時代的經典。這三大經典，主體是兩周時期的東西。王國維作《殷周制度論》，十分強調西周制度的重要性，固然是為復辟帝制張本，有政治立場和文化立場方面的原因，但他看得很準，中國歷史，兩周確實是關鍵期。

《詩經》是兩周時期周、魯、宋的廟堂樂歌和兩周採風的作品。除個别作品談到點兒先周的事情，主要是兩周時期的詩歌，特別是東周時期的詩歌。

《尚書》是兩周時期貴族教育的古代史課本，有别於講當代史的《春秋》類作品，《虞夏書》《商書》只有不多幾篇，主體是《周書》，《周書》以外有《逸周書》，都是講周代的故事[18]。

《易經》本是占卜書，號稱《周易》，從書中提到的人物看，當是西周時期的東西。

我們的文獻知識有局限性，兩周以上的事，還是要求助於考古。

中國的古史傳說是靠帝繫而傳，帝繫的基礎是兩周族姓

中國古史，西周共和以下有年表，三代有世表[19]，略同埃及、亞述、波斯等古國留下的王表。《舊約聖經》也有這種王表。五帝傳說是三代世表以前的東西，它是以帝繫的形式傳下來。帝繫的基礎是什麼？是兩周族姓。兩者關係很密切。帝繫，按司馬遷的說法，原來也叫帝繫姓。

什麼是帝繫？

帝繫的帝，與根蒂之蒂、嫡庶之嫡和禘祫之禮的禘是同源字，本指宗神而非天神，特别是血緣所出和族源所出的老祖宗。不僅同一族姓有共同的老祖宗，而且不同族姓，通過聯姻和結盟，也有共同的老祖宗（其實只是强族即盟主的老祖宗）。因此，一個帝下可以有很多族姓。這種老祖宗的譜系，就是所謂帝繫。如《大戴禮》的《五帝德》《帝繫》就是講這種譜系。

什麼是族姓？

族姓是兩周時期的特殊制度。王國維指出，族姓制度是周人的一大發明[20]，古文字材料可以證明，他的說法一點兒没錯[21]。兩周時期的姓是“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左傳》隱公八年）。它是周人初建天下，為了統治大地域國家下的不同族群，即所謂“百姓”，用以認同識别的一套制度。

兩周族姓，特點是帶女字旁。姓本作生，與出生有關，人是女人所生，加女為姓。姓與婚姻生育有關，屬於血緣關係。氏與封土授官有關，屬於地緣關係。族姓制度下，氏是姓的分支，男人稱氏，女人稱姓，用以别婚姻。兩周時期，通婚是聯繫族群的主要紐帶，後世叫和親，親戚套親戚，可以串連一大片。當時，凡與周人通婚關係密切者多賜以這樣的姓。但也有一些族，没有納入這一系統，只有氏，没有姓，屬於以氏為姓。比如萊夷之萊，金文作釐，古書說萊夷是釐姓，就是以氏為姓[22]。可見帶女旁的姓並非全覆蓋。

古書講族姓、帝繫有什麼材料？

徐書把有關文獻分為三等。

（一）“以見於金文，今文《尚書·虞夏書》的《甘誓》一篇、《商書》、《周書》，《周易》的卦爻辭，《詩經》，《左傳》，《國語》，及其他的先秦的著作為第一等。《山海經》雖《大荒經》以下為東漢人所增益，但因其所述古事絕非東漢所能作偽，仍列入第一等。”

（二）“《尚書》中的三篇（零案：指《堯典》《皋陶謨》《禹貢》）、《大戴禮記》中的兩篇（零案：指《五帝德》《帝繫》）的綜合材料雖也屬先秦著作，但因為它們的特殊性質，只能同西漢人著作中所保存的有關材料同列第二等（《禮記》各篇有些不很容易斷定它的寫定究竟是在戰國時，或在西漢時的，只好隨時研究和推定）。”

（三）“新綜合材料，《世經》為第三等。譙周、皇甫謐、酈道元書中所載有關材料也備參考。”

這些史料，基礎材料可分兩大類，一類以講族姓為主，一類以講帝繫為主。前者，《左傳》《國語》最重要。後者，《大戴禮》的《五帝德》《帝繫》最重要。《史記·五帝本紀》就是利用這幾種材料。徐氏認為，“綜合材料比未經系統化的材料價值低”，因而把前一類材料列為第一等，後一類材料列為第二等，這是很有眼光的。

徐氏不用《路史》，比較慎重，但考古帝王，多引用《山海經》。古帝王，頭緒紛亂，很多不在帝繫中。《山海經》，性質複雜，引用要慎重[23]。

徐氏也未述及《世本》。《世本》只有輯本，没有完書，各種輯本，體例不一，引文不盡可靠，需要核對甄别，特别是《路史》的引文，尤須慎重。《世本》對《左傳》《國語》《五帝德》《帝繫》在細節上有補充，但没有框架上的修正。

古書所記族姓很多，多與兩周金文合。兩周金文涉及帝繫，材料有一點兒，但比較少。

這裡只把跟帝繫、族姓直接有關的基礎材料分析一下。

下面先談族姓，後談帝繫。

《大戴礼记•五帝德》中记载颛顼乘龙至四海：“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济于流沙，东至于蟠木，动静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砺。”

二、族姓

黃帝集團：黃帝十二姓（姬、祁、任、姞等姓）

徐書所說“古代部族三集團”是華夏集團、東夷集團和苗蠻集團。他說的華夏集團是指奉黃炎二帝為共祖的集團。我們先談黃帝集團的族姓。

古書講黃帝集團的族姓，關鍵材料是《國語·晉語四》載司空季子語。司空季子即晉臣胥臣，也叫臼季，其官職為司空。《晉語四》說“胥臣多聞”，是個熟悉掌故的人物。

他說：

同姓為兄弟。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唯青陽與夷鼓皆為己姓。青陽，方雷氏之甥也。夷鼓，彤魚氏之甥也。其同生而異姓者，四母之子，别為十二姓。凡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儇、依是也。唯青陽與蒼林氏同於黃帝，故皆為姬姓。同德之難也如是。

這段話，大意是說，黃帝四妃[24]，與四族通婚，生子25人，分為25宗，14人有姓，11人無姓[25]，得姓的14人，己姓有二，姬姓有二，實際只有12姓。徐書說“這些姓也不全可考，古書中常見的，除姬姓外，僅有任、姞、巳、祁數姓”（第46頁）。

上述12姓，以姬姓為首，其說出自晉人之口，應屬周帝繫。這12姓，姬為周姓，其他11姓，應是與周人通婚的氏族，《潛夫論·志氏姓》箴作蕆，荀作拘，僖作釐，儇作嬛，依作衣。

周人與誰通婚？第一是姜姓，第二是姞姓[26]。這兩個姓最重要。

周人的女始祖是姜嫄，姜嫄傳出有邰氏，有邰氏在陝西武功。但姜姓不在黃帝十二姓之中，屬於下一系統。姞姓，《左傳》宣公三年石癸語：“吾聞姬姞耦，其子孫必蕃。姞，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太王遷岐前，周人居涇水上游，與密須鄰近。密須在甘肅靈臺，就是姞姓。夷王后也是姞姓。這兩個姓有金文為證，毫無問題。

其次，祁為唐姓，金文从女从·。昭王后曰房后，房后就是祁姓。房亦作防，傳為堯子丹朱的封國，在河南遂平。任，金文作妊，王季后為摯任。摯為商代古國，在河南平輿。這兩個姓也有金文為證，毫無問題。

上引《晉語四》，謂己姓出自青陽、夷鼓。己、已、巳形近易混，徐氏作巳。此姓恐非祝融八姓的己姓，亦非己姓之莒的己姓[27]。戰國文字，已、巳是同一字，與己不同。巳可讀以，或許相當姒姓。周人與姒姓通婚，文王后曰太姒。太姒娶自莘，莘在陝西合陽。幽王寵褒姒而廢申后，褒在陝西勉縣，褒姒也是姒姓。

其他七姓無可考，有些也許是以氏為姓。

炎帝集團：姜姓之戎和允姓之戎（姜、允二姓）

《國語·晉語四》，接着上面那段話，胥臣還提到：

昔少典娶於有蟜氏，生黃帝、炎帝。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異德，故黃帝為姬，炎帝為姜。

這段話是說，黃、炎二帝有共同祖先，男祖先是少典氏，女祖先是有蟜氏。黃帝與姬水有關，姬姓；炎帝與姜水有關，姜姓。《國語·鄭語》說：“姜，伯夷之後也。”伯夷見《堯典》，是舜的禮官。

黃帝傳說是個大雜燴。舊說，黃帝生於壽丘（在山東曲阜），居於軒轅之丘（在河南新鄭），鑄鼎荊山之陽（在河南靈寶），葬於陽周橋山（陽周在陝西靖邊，而非陝西子長）[28]，問道廣成子於崆峒山（在甘肅平涼），並與炎帝戰於阪泉（在今河北涿鹿），與蚩尤戰於涿鹿（在今河北涿鹿）。司馬遷遊歷過這些地方，訪之故老，聽到過許多傳說（見《史記·五帝本紀》太史公曰）。黃帝的活動範圍為什麼這麼大，原因很簡單，它是以周人的關係網為背景，內含12個姓，25個氏，顯然是個地域聯盟。

與黃帝集團相比，炎帝集團好像比較單純。所謂單純，並非真正單純，那只是說，我們對它知之甚少，印象太籠統。姜姓是氐羌從甘青進入陝西者，最初只有申、呂兩支，僻處雍州，周初封建，移民東方，才從呂分出齊、許。申、呂、齊、許，號稱四嶽。四嶽是以嶽山即吴山得名。吴山在今寶雞西北。

黃帝十二姓，姬姓是核心。姬、姜密邇相處，世代通婚，關係最密切。西周十二王，至少有一半是娶姜姓女子為王后。徐書把黃炎兩個集團統稱為華夏集團，但姜姓不在黃帝十二姓之中，是個與它平行的集團。後世所謂炎黃子孫，正是以漢藏語系的漢語族和藏、羌語族為背景。漢與藏、羌關係最密切[29]。

上文說“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姬水是哪條水，其說不一，難以確定，但《水經注》說姜水在寶雞，大致不差。1935年，徐氏到過寶雞，訪過姜城堡、清姜河和相傳太公垂釣的磻溪，認為姜水就是寶雞的清姜河（第41—43頁）。今寶雞市有一批年代相當西周早中期的墓地，如紙坊頭、竹園溝、茹家莊、鬬雞臺、石鼓山的發現，它們恰好都在渭水兩岸和清姜河上。這些墓地，學者多認為與姜戎有關。我估計，西周早中期的申、呂大概就在寶雞地區。

商代以前，周人的活動範圍主要在隴山以東、涇渭之間、岐山南北。文、武二王時，周人的勢力才擴大到豐、鎬和豐、鎬以東。姬、姜通婚主要是周人與西戎通婚。西戎分姜姓之戎和允姓之戎。王國維說，姜姓之戎即氐羌，允姓之戎即獫狁[30]。前者來自青藏高原和甘肅東部，後者來自中亞、新疆和河西走廊。兩者分布在隴山兩側和寶雞地區以北，跟周人是老鄰居。周人是通過申、呂控制獫狁。我們不妨把允姓之戎也視為炎帝集團的一部分。

西北地區的青銅文化分很多支，如河西走廊的四垻，隴東的齊家，以及辛店、寺窪、卡約、沙井等，姜姓之戎和允姓之戎怎麼分，現在仍是問題。

姜姓，銅器銘文多見。但允姓，至今尚未發現。

徐氏說：“黃帝氏族的發祥地大約在今陝西的北部。它與發祥在陝西西部偏南的炎帝氏族的居住地相距並不很遠。”（第43頁）如果這是指周人崛起於涇水上游和岐山南北，申、呂崛起於吳山、渭濱和清姜河一帶，跟我們對考古的認識倒是比較吻合。

郭沫若先生曾依据《国语·周语》指出，铜器铭文中被他释为“天鼋”的族徽就是古轩辕（上图为轩辕黄帝像）。

二皞集團：風姓之夷、嬴姓之夷（風、嬴二姓）

二皞是太皞、少皞。太皞、少皞亦作太昊、少昊。皞、昊有光明之義，其名可能與日出東方有關[31]，《大戴禮·帝繫》不講這兩位，把東夷排除在外。

太皞風姓，金文从女从凡。風姓四國見《左傳》僖公二十一年：

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大皥與有濟之祀，以服事諸夏。

少皞嬴姓。少皞是秦人之祖。《史記·秦本紀》提到嬴姓的源流：

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修。女修織，玄鳥隕卵，女修吞之，生子大業。大業取少典之子，曰女華。女華生大費，與禹平水土。已成，帝錫玄圭。禹受曰：“非予能成，亦大費為輔。”帝舜曰：“諮爾費，贊禹功，其賜爾皂遊。爾後嗣將大出。”乃妻之姚姓之玉女。大費拜受，佐禹調馴鳥獸，鳥獸多馴服，是為伯翳，舜賜姓嬴氏。

……

太史公曰：秦之先為嬴姓。其後分封，有徐氏、郯氏、莒氏、終黎氏、運奄氏、菟裘氏、將梁氏、黃氏、江氏、修魚氏、白冥氏、蜚廉氏、秦氏。然秦以其先造父封趙城，為趙氏。

族姓是西周制度。“舜賜姓嬴氏”是後出之說。《國語·鄭語》：“嬴，伯翳之後也……伯翳能議百物以佐舜者也。”伯翳即舜臣伯益，即上文大費。伯益見《書·堯典》，司馬遷作伯翳，與《鄭語》同。

嬴姓十四氏，郯、莒、運奄、菟裘在山東，江、黃、修魚在河南，徐在江蘇，終黎（即鍾離）在安徽，分布甚廣。蜚廉是秦、趙、少梁（即上文將梁氏）之祖。嬴姓西遷，據清華楚簡《繫年》，最遠的一支，最初在甘肅甘谷朱圉山一帶，即甘肅禮縣以北。司馬遷說，秦是周孝王時從這一支分出而定居汧渭之會。少梁在陝西韓城，趙在山西洪洞趙城鎮，都在嬴姓西遷的路上。

夷，字本作人。夷是周人對東方部族的統稱。商周時期，東夷以山東半島為中心，北面有萊夷和嵎夷，可能來自遼東半島，南面和西面有淮水流域的南淮夷和群舒。南淮夷是南夷和淮夷的統稱，嬴姓。群舒是皋陶之後，偃姓（偃从匽，含女旁）。兩周以降，山東和淮水流域的諸夷最先被周人同化。東漢時期，東夷變為中國東北和朝鮮、日本的統稱。

當年，傅斯年寫《夷夏東西說》，剛好在城子崖發現之後，“九一八”發生之前，因而對東北和山東特别重視。他認為，中國歷史，南北對峙是東漢以來，早期是東西對峙，夷、商屬東系，夏、周屬西系，商人起源東北。

現在，考古學家認為，商起源於邯鄲附近的漳河流域，沿太行山東麓向南北擴展。向北的一路，先與夏家店下層、後與圍坊三期會合；向南的一路，形成安陽、鶴壁、濮陽一帶的晚商核心區（即《詩經》的邶、雍、衛）；新鄉、焦作和鄭州一帶是其前沿。鄭州商城是這個前沿的中心，向西與二里頭文化會合，向東與嶽石文化會合，向南可達湖北黃陂的盤龍城。

祝融集團：祝融八姓（己、妘、曹、羋四姓）

古書講祝融集團，材料有二：

1.《國語·鄭語》史伯語：

（祝融）其後八姓，於周未有侯伯。佐制物於前代者，昆吾為夏伯矣，大彭、豕韋為商伯矣，當周未有。

己姓昆吾、蘇、顧、溫、董，董姓鬷夷、豢龍，則夏滅之矣。

彭姓彭祖、豕韋、諸稽，則商滅之矣。

秃姓舟人，則周滅之矣。

妘姓鄔、鄶、路、偪陽。

曹姓鄒、莒，皆為采衛，或在王室，或在夷狄，莫之數也，而又無令聞，必不興矣。

斟姓無後。

融之興者，其在芈姓乎！芈姓夔越，不足命也，蠻芈蠻矣，惟荊實有昭德，若周衰，其必興矣。

2.《大戴禮·帝繫》

顓頊娶於滕氏，滕氏奔之子，謂之女祿氏，產老童。老童娶於竭水氏，竭水氏之子，謂之高緺氏，產重黎及吴回。吴回氏產陸終。陸終氏娶於鬼方氏之妹，謂之女隤氏，產六子，孕而不粥，三年，啟其左脅，六人出焉。

其一曰樊，是為昆吾；其二惠連，是為參胡；其三曰籛，是為彭祖；其四曰萊言，是為云（妘）鄶人；其五曰安，是為曹姓；其六曰季連，是為芈姓。季連產什祖氏，什祖氏產內〈穴〉熊，九世至於渠婁鯀出。

自熊渠有子三人：其孟之名為無康，為句亶王；其中之名為紅，為鄂王；其季之名為疵，為戚章王。

昆吾者，衛氏（是）也。參胡者，韓氏（是）也。彭祖者，彭氏（是）也。云（妘）鄶人者，鄭氏（是）也。曹姓者，邾氏（是）也。季連者，楚氏（是）也。

祝融八姓，董姓是己姓的分支，斟姓是曹姓的分支，無後，《帝繫》去掉這兩個姓，只講六姓。

己姓是夏代古國昆吾、顧、董的後代，蘇（即溫）是周代的己姓國。己，金文作妃。

彭姓是商代古國大彭、豕韋、諸稽的後代，商滅之。所謂彭姓，其實是以氏為姓。

秃姓是商代古國舟的後代。上博楚簡《容成氏》說舟是文王伐滅的九邦之一。文王伐九邦時還沒有賜姓制度。所謂秃姓，也是以氏為姓。

妘姓是周代鄔、鄶、路、偪陽四國的姓。妘，金文从女从員。

曹姓是周代邾、莒二國的姓。曹，金文从女从棗。

羋姓是周代夔越、蠻羋和荊楚的姓。夔越即夔，夔是熊摯之後，在湖北秭歸。蠻芈是逃到濮地的叔熊（即叔堪）之後。濮在鄂西。荊楚即楚國，楚是熊繹之後[32]。芈，金文从女从爾。

如此說來，周代屬於這一集團，真正帶女旁的姓，其實只有己、妘、曹、芈四姓。

“融之兴者，其在芈姓乎！”——《国语·郑语》

姚、媯、姒、弋、子、媿、偃、曼八姓，不在上述族姓中

虞人姚姓，或即黃帝十二姓的酉姓（這只是從讀音推測。酉是喻母幽部字，姚是喻母宵部字，古音相近）。陳人媯姓，媯姓可能分自姚姓，周人封於陳。

夏人姒姓，或即黃帝十二姓的己姓（見上“黃帝集團”節）。《詩·鄘風·桑中》“美孟弋矣”。魯襄公母，《左傳》作定姒，《公羊》、《穀梁》二傳作定弋。弋姓見金文，有女旁，可能分自姒姓。

商人，貴族男子多稱子，猶如周代的小子。殷人子姓，是周代的說法，估計就是沿用這一稱呼。東周以來，子是尊稱，先秦諸子的子就是尊稱。商人稱子，西周金文未見。東周銅器宋公欒瑚，銘文作“有殷天乙唐孫宋公欒作其妹勾吴夫人季子媵瑚”[33]，是宋女嫁吴的媵器。宋為殷後，宋女而稱季子，學者以為宋人子姓之證[34]，但這個子字沒有女旁。

兩周時期，北狄南下，活躍於河北、山西、陝西三省。赤狄媿姓，先在晉西南，後在晉東南，滅於晉；白狄姬姓，主要在滹沱河流域，滅於趙。夏、商、周皆鄰近北方，與狄關係很密切。姬姓，陝西還有驪戎，山西還有大戎。它們全都可能來自北方草原，周只是偏西的一支。

群舒偃姓。偃从匽，含女旁，但金文未見。

鄧國曼姓。曼通蠻，金文作嫚，曼、芈可能類似嬴、偃，關係很密切。

以上八姓，或為古國之後，或為邊遠之族，皆不見於上述族團。

族姓制度的考古依據

夏、商、周三分歸一統，最後收功於周。商代，青銅文化已經分布甚廣。周代，分布更廣，北至內蒙，南至廣東，東至遼東和山東，西至甘青，幾乎可以覆蓋秦三十六郡和清本部十八省。族姓制度行於兩周，最好的證明就是兩周銅器。

兩周族姓，主要的姓有20個。這些姓，多見於兩周金文。如周、魯、晉、衛、燕、吴為姬姓，申、呂、齊、許為姜姓，杜為祁姓，微為姚姓，陳、邿為媯姓，莘為姒姓，鄂為姞姓，薛、祝（鑄）為任姓，宋為子姓，宿為風姓，秦為嬴姓，蘇為己姓，鄶為妘姓，邾為曹姓，楚為芈姓，倗（馮）為媿姓，鄧為曼姓，此外，金文還有弋姓。金文未見，只有允姓和偃姓。[35]

這些族姓，功用有二，一是同姓認同，二是異姓通婚，等於當時的民族識別。

《國語·晉語四》司空季子語，就是講這種功用：

異姓則異德，異德則異類，異類雖近，男女相及，以生民也。同姓則同德，同德則同心，同心則同志，同志雖遠，男女不相及，畏黷故也。黷則生怨，怨亂毓災，災毓滅性，是故娶妻避其同姓，畏亂災也。故異德合姓，同德合義，利以阜姓，姓利相更，成而不遷，乃能攝固，保其土房（方）。

同姓認同和異姓通婚，是西周大一統的基礎。《國語·鄭語》：“姜、嬴、荊、芈，實與諸姬代相干也。”姬、姜、嬴、芈是兩周四大姓。姬姓有魯、晉、衛、燕，姜姓有齊，嬴姓有秦，芈姓有楚，都是東周大國，它們代相沉浮，決定了後來的歷史走向。

注释：

[1]徐旭生《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初印本，重慶：中國文化服務社，1943年；《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增訂本，北京：科學出版社，1960年。本文引用此書，頁碼是據1985年文物出版社重印的增訂本。

[2]《古史辨》，第一冊（上編論辨偽，中、下編論古史和禹是否真有其人），顧頡剛編，北京：樸社，1926年；第二冊（上編論古史，中編論孔子，下編含若干古史論文和《古史辨》第一冊的書評），顧頡剛編，北京：樸社，1930年；第三冊（上編論《易》，下編論《詩》），顧頡剛編，北京：樸社，1931年；第四冊（諸子叢考），羅根澤編，北京：樸社，1933年；第五冊（上編論今古文，下編論陰陽五行說），顧頡剛編，北京：樸社，1935年；第六冊（諸子續考），羅根澤編，上海：開明書店，1938年；第七冊（上編為古史傳說統論，中編為三皇五帝考，下編為唐虞夏史考），呂思勉、童書業編，上海：開明書店，1941年。此書新版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上海書店1992年《民國叢書》影印本和海南出版社2005年排印本。

[3]中國的神話研究是模仿西方（如《聖經·創世紀》），材料多取自《山海經》。參看茅盾《中國神話研究ABC》，上海：世界書局，1929年（1978年再版，易名《中國神話研究初探》，收入《茅盾評論文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年，下冊，239—333頁）；聞一多《神話與詩》和《古典新義》，北京：中華書局，1958和1959年。袁珂《中國古代神話》，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古神話選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

[4]王國維《古史新證——王國維最後的講義》，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4年，1—6頁。又見《古史辨》，第一冊，下編，264—267頁。

[5]《古史辨》，第五冊，上編，101—249頁（原刊《燕京學報》第七期，1929年）。案：錢穆《評顧頡剛<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古史辨》，第五冊，下編，617—630頁）也很重要。該文指出，顧氏的層累作偽說當以歷史演進說化解之，即“復先秦七國之古來解放西漢，再復東周春秋之古來解放七國，復西周之古來解放東周，復殷商之古來解放西周，復虞夏之古來解放殷商”（618頁）如果說，顧氏的層層剝筍說是個解構過程，錢氏的復古解放說就是反向校正。如《唐六典》含唐以前的律令，我們只有發現其背景線索，才能剝離更早的律令。

[6]《虞夏書》前三篇是全書的引子。傳統認為，《尚書》全書，這三篇最早，顧氏定為戰國作品，王國維定為周初作品，差距很大。顧氏去世後，劉起釪折衷眾說，以《堯典》為孔子作，《皋陶謨》年代相近，《禹貢》九州反映龍山時期的人文地理區系（採邵望平《禹貢九州風土考古學叢考》之說），係西周史官據商代藍本而作，並有春秋時期的補綴。參看顧頡剛、劉起釪合作，劉起釪整理的《尚書校釋譯論》，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第一冊，1—520頁；第二冊，521—853頁。

[7]參看孫慶偉《追跡三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45頁。

[8]參看蒙氏《治學雜語》，蒙默編《蒙文通學記》，北京：三聯書店，1993年，29—30頁；杜正勝《無中生有的志業——傅斯年的史學革命與史語所的創立》，《新史學之路》，臺北：中研院史語所，1998年，上冊，第三節（17—22頁）；徐書，第一章（19—36頁）。

[9]蒙氏早期講義《周秦民族史》，見蒙默整理《蒙文通中國古代民族史講義》，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據蒙默《讀蒙文通先生遺著〈周秦民族史〉》（《蜀學》第三輯，成都：巴蜀書社，2008年12月，57—65頁），這一講義着筆於1927年，完成於1935年。其中《犬戎東侵考》、《秦為犬戎考》、《赤狄白狄東侵考》三篇曾刊於《禹貢》第六卷第七期和第六卷第一、二、三期合刊。1958年，該書定稿始以《周秦少數民族研究》為名，在龍門聯合書局出版。蒙氏《治學雜語》云“顧棟高《春秋大事表》是一部好書，我寫《周秦少數民族研究》，基礎就是這部書”，見蒙默編《蒙文通學記》，5頁。

[10]考古材料證明，秦人的貴族墓和平民墓截然不同，前者出自東夷，後者出自西戎。徐氏比蒙氏的看法更正確。

[11]傅斯年《夷夏東西說》，收入氏著《民族與古代中國史》，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3—60頁（原刊《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外編第一種《慶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1093—1134頁，1934年）。

[12]蒙默《讀蒙文通先生遺著〈周秦民族史〉》說：“這部講義基本定稿是在1935—1937年間，其時正值日本軍國主義侵略我國方殷之際，先君‘痛國是之日非，憫淪亡之慘酷，遂乃發其憤激之情於戎狄，呵斥訾謷，幾於滿紙。’且改易舊日‘民族移住’的篇名為‘侵略’，嚴夷夏之防是《春秋》大義之一，結合當時局勢，是一種拳拳愛國之心的表現，是完全可以理解的。”（64頁）。1934年，傅斯年《夷夏東西說》是“九一八”事變以前，為《民族與古代中國史》而作，其研究思路與《東北史綱》直接有關。徐書寫於抗戰中的大西南，具有同樣的時代關懷。

[13]抗戰期間，國民黨和共產黨都祭黃帝，誰都不會接受中華文明史只有兩三千年。同樣，為了反對日本鼓吹的“民族自決”（如建“滿洲國”、“大元國”、“回回國”），傅斯年主張慎用“邊疆”，不討論“民族”，強調中華民族只有一個，參看王炳根《吳文藻與民國時期“民族問題”論戰》（《中華讀書報》2013年5月1日）。1934—1937年，顧頡剛、譚其驤創辦《禹貢》半月刊，也主張廢棄“中國本部”一名（即清朝所謂的“本部十八省”）。這些都是時局危機的反映。

[14]傅斯年《城子崖》序，歷史語言研究所編《中國考古報告集》第一種：《城子崖——山東歷城縣龍山鎮之黑陶文化遺址》，1934年11月。

[15]增訂本43頁注1有1959年1月補記。在這條補記中，他指出，甘肅仰韶（馬家窯文化）晚於中原仰韶，齊家更晚，舊說應修正。

[16]蘇氏把中國的考古文化分為六個區系或條塊。參看蘇秉琦《中國文明起源新探》，北京：三聯書店，1999年，33—99頁；蘇氏之子蘇愷之《我的父親蘇秉琦——一個考古學家和他的時代》，北京：三聯書店，2015年，71頁和226—229頁。案：蘇氏與夏鼐不同，特別喜歡對考古現象做提煉、概括和總結。他所用的“區系”一詞是借鑒植物學和動物學。1983年10月26日，蘇秉琦致信俞德浚，向俞氏請教“區系”一詞的西文用法，俞氏覆信說，植物區系是flora，動物區系是fauna。

[17]李學勤說：“當年蘇聯的學者反對用‘史前史’這個詞，說‘史前’怎麼還有歷史呢？實際上這個詞在英文中就是‘prehistory’。‘prehistory’和‘history’兩者怎麼區別？有一個很簡單的說法：有文字記載的是‘history’；沒有文字記載，主要用考古學、人類學或語言學等方法探測的是‘prehistory’。20世紀中葉以後，國際上認為這樣劃分不夠清晰，因為中間有很長一段歷史時期既有文獻記載，又需要用大量考古學、人類學的方法進行補充。現在國際上將這段時期稱為‘protohistory’，我們一般將其譯為‘原史時期’。在這個時期，文獻記載和考古學並重，越往前考古學的比例越大，越往後則文獻記載的比例越大。”參看氏著《〈史記·五帝本紀〉講稿》，北京：三聯書店，2012年，7頁。

[18]王國維認為，《虞夏書》四篇和《商書·湯誓》“或係後世重編，然至少亦必為周初人所作”。至《商書·盤庚》以下“皆當時所作也”，見王國維《古史新證——王國維最後的講義》，1—6頁。

[19]《史記·太史公自序》：“維三代尚矣，年紀不可考，蓋取之譜牒舊聞，本於茲，於是略推，作《三代世表》第一。”《漢書·藝文志·數術略》曆譜類有《黃帝五家曆》、《夏殷周魯曆》、《漢元殷周諜曆》、《帝王諸侯世譜》、《古來帝王年譜》等。

[20]王國維《殷周制度論》，收入《王國維遺書》，上海：上海古籍書店，1983年，第二冊，《觀堂集林》卷十：1—15頁；陳絜《商周姓氏制度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年，48—50頁。

[21]李零《兩周族姓考》，收入氏著《我們的中國》，北京：三聯書店，2016年，第一編：《茫茫禹跡——中國的兩次大一統》，77—135頁。

[22]同上，114—115頁。

[23]《山海經》是神仙家尋仙訪藥的指南，糅地理、本草、博物、神仙諸說於一書。書中多悠謬之談，難以一一落實。

[24]《帝繫》說青陽、昌意俱出嫘祖。這裡只說“青陽，方雷氏之甥也。夷鼓，彤魚氏之甥也”，沒有提到昌意、蒼林為何氏之甥。四母之名未詳，《漢書·古今人表》、《帝王世紀》以方雷氏、嫘祖氏、彤魚氏、嫫母為四母，未必可靠。

[25]上文，青陽、夷鼓同為己姓，青陽、蒼林同為姬姓，青陽兩出，必有一誤，《帝繫》既言“黃帝產玄囂”，帝嚳、帝堯出自玄囂，“黃帝產昌意”，帝顓頊、帝舜出自昌意，又說“黃帝居軒轅之丘，娶於西陵氏之子，謂之嫘祖氏，產青陽及昌意”，可見《五帝本紀》說玄囂就是青陽是對的。這裡的第二個“青陽”當是“昌意”之誤。

[26]姬、姞、媿是北方三大姓，如商代有名的西伯、鄂侯、鬼侯，就跟這三大姓有關。

[27]武王所封之莒為嬴姓之莒，另有己姓之莒。《春秋》隱公二年“莒人入向”，孔疏兩引《世本》，一作“莒，己姓”，一作“自紀公以下為己姓”，謂己姓之莒“不知誰賜之姓者”。《左傳》昭公十七年“少昊氏鳥名官，何故也”，杜注以少昊為黃帝之子、己姓之祖。孔疏非之：“黃帝之子十四姓，其十二有姬有已。青陽既為姬姓，則已姓非青陽之後，而《世本》己姓出自少皞，非青陽也。事遠書亡，不可委悉耳。”

[28]徐書43頁已經指出，橋山不在今黃陵縣，而在漢陽周縣境內，但他說漢陽周縣在今子長縣境內也還不夠準確，漢陽周縣當在今靖邊縣楊橋畔一帶，詳下“帝墟和帝陵”節。

[29]漢族稱漢始於漢代，漢代是以劉邦“為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而得名（見《史記》的《項羽本紀》、《高祖本紀》）。巴、蜀、漢中屬於古梁州，與雍州為鄰，正是周秦與氐羌來往密切的地方。

[30]王國維《鬼方昆夷獫狁考》，收入《王國維遺書》，第二冊，《觀堂集林》卷十三：1—12頁。

[31]大汶口陶符有一種日出山、海的符號。

[32]李零《楚國族源世系的文字學證明》，收入氏著《待兔軒文存》（讀史卷），桂林：廣西師大出版社，193—208頁。

[33]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修訂增補本），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第四冊，2956—2957頁：04589、04590。

[34]參看陳絜《商周姓氏制度研究》，47—111頁。

[35]李零《兩周族姓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