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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辜》是一本由[英]佩内洛普·菲茨杰拉德著作，中信出版集团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9，页数：37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无辜》读后感(一)：他们作为个人坠入爱河，将各自的历史带入婚姻中 | 伦敦书评

本文原刊于《伦敦书评》（ London Review of Books），作者 C.K. Stead，发表时间 9 October 1986。侵删。

佩内洛普·菲茨杰拉德（Penelope Fitzgerald）的《无辜》（Innoccence）设置在佛罗伦萨，主角是意大利人，我一直在问自己：这是怎么做到的？她对意大利社会非常了解：但更重要的是，她以某种方式进入了意大利角色，因此当一位年轻的英国女性出现在现场时，她确实看起来像是一个外国人，而不像人们所期望的那样，成为小说的焦点。菲茨杰拉德成功的秘密一部分是想象力；另一部分是节奏。这本小说似乎有意识使读者感到自己步调缓慢。也许这意味着人们应该这么想，书里告诉我们的一切都微不足道。它并不晦涩，但具有某种密度。这本书似乎永远也不会像现在很多人所推崇的小说那样，回到传统的练习中来，把小说当作自己的模仿。

时间是1955年。主人公是一位年轻的医生萨尔瓦托·罗西和一位刚毕业的年轻女子琪娅拉·里多尔菲。他们非常热烈地坠入爱河，然后结婚。叙述顺序上有一些灵巧的来回移动，为我们提供了他们各自的背景。琪娅拉是一所衰落的贵族之家的继承人。萨尔瓦托是一个乡村共产党员的儿子。他从小就决心与政治保持距离。尽管如此，他仍然生气地发现自己无助地爱上了琪娅拉–——菲茨杰拉德显然很喜欢创造充满激情的角色，他们的激情迫使他们做出反社会的行为。琪娅拉的英国同学是名叫芭妮的年轻女子，是“无辜”的另一个例子。强势又霸道的她爱上了琪娅拉沉默寡言的堂兄西萨尔，后者经营着家族酒庄。她还告诉他，愿意嫁给他。小说似乎正朝着平行的方向发展：但令人惊讶的是，西萨尔没有回应，只是表示他知道芭妮爱他。只有一个小细节（菲茨杰拉德要求我们专心阅读）提示我们西萨尔虽然同情芭妮，却爱上了琪娅拉。这反过来解释了他在故事高潮时莫名其妙的举止。

但是有一个更前置的故事。在16世纪后期，里多尔菲伯爵是小矮人。他娶了一个小矮人，生了一个小矮人女儿。为了使孩子免受不适感的困扰，他们在庄园里只雇用小矮人。他们为她买了一个小矮人同伴——但是后来同伴突然长高了。应该怎么做？这位小姐认为同伴长高是个不幸的事情，她建议她应该双目失明，这样她就看不到“普通人”的样子，然后砍下膝盖，以免“畸形”。

这个故事在一开头就讲述了。但是结果如何？直到小说的后半部分才接上了。意大利旅游局征用了里多尔菲的其中一间房屋。在写旅游小册子时，一个记者创作了比真实故事更好看的版本，讲述了那个小女孩如何越过墙壁逃脱。因此，加上共产党小说家想拍一部电影，讲述腐败的贵族如何残害“人民之子”的情节，我们（间接地）获得了这些开头给我们留下的问题的答案。

里多尔菲实际上是残酷的坏人吗？他们被描写得暧昧、好心又平凡琐碎。 琪娅拉的玛塔姑妈为无家可归的老年妇女和孤儿提供庇护，她觉得反正老年妇女喜欢照顾婴儿，结果老奶奶们为了拥有婴儿把他们隐藏在橱柜和洗碗篮中。甚至几个世纪前的里多尔菲家族都只是为自己女儿的幸福考量，而她也为同伴的“不幸”而费心，所以才要弄瞎她的眼睛、砍她的腿。无辜这个称号既属于里多尔菲，也属于“人民”。在这两种情况下，都值得担心。菲茨杰拉德的世界观充满机智和奥秘。但是，故事的两个部分（16世纪和20世纪）是否结合在一起？这个结合是用最细微的笔触完成的。

菲茨杰拉德的两个主要角色的魅力是什么？部分原因是他们的人文独特性。但也有一种“理想”在里面，我认为那就是这些意大利人的过去并不自由（甚至不如英国人自由）。尽管萨尔瓦托实际上已经放弃了父亲传承给他的政治理念，但他仍然是“人民的孩子”。尽管琪娅拉的家族处于无可救药的衰落中，但她还是忍不住成为里多尔菲。他们作为个人坠入爱河，但是他们将各自的历史带入婚姻中。在故事快到高潮的时候，萨尔瓦托一直在想着琪娅拉：“但是他几乎不会想到，在19岁的时候——尽管她爱他——这当然给了她不公平的优势——她就会知道如何‘砍下’一个成年男子。”这个词出现得很随意，很容易忽略：但是它肯定不是偶然出现的，它使古代故事和现代故事之间建立了联系。易燃易爆炸的萨尔瓦托是里多尔菲“无辜”的另一受害者吗？还是他自己的“无辜”的受害者？还是根本不需要受害者？小说以一种方式结束，但又像是另一种——对于它自己的隐含问题，它似乎提供了两个相反的答案。这是一种奇怪、无声的力量和智慧。

《无辜》读后感(二)：比脸色还单纯，比宠物还天真

佩内洛普菲茨杰拉德的小说里头，所有爱情故事的缘起都是一见钟情：是灵光一闪，是久别重逢，也是“闻木樨香否”式的顿悟。

《无辜》里的琪娅拉和萨尔瓦托邂逅于一次音乐会的中场休息，后者问前者：你喜欢刚才演奏的勃拉姆斯吗？女主人公秉承着以书名（原书名的Innocence亦有纯真天真之意）赋予她的特质，直言不讳：当然不喜欢！一锤定音，男主人公这就爱上了。这样的台词，虽然没有《新桥恋人》里头“天空是白的，但云是黑的”那么无稽，不过也是够像接头暗号的了。爱情突如其来，没有谁可以无辜幸免。

在《无辜》之前的几部小说里，菲茨杰拉德用尽了自己的生活经验，开书店，住船屋，戏剧学校应付熊孩子，录音室里迎合怪蜀黍，这一次女主人公身份被设定成贵族小姐（虽然家世已落魄），家有大房子，有至亲疼爱，顺利完成学业，不需要工作（菲式女主能同时具备这几项的只此一位！），琪娅拉之于菲茨杰拉德，仿佛爱玛之于简奥斯丁，是一次例外也是一场新的实验。就好像作者化身神仙教母，对未诞生前的女主人公做出允诺：美貌，高贵血统，亲友之爱，忠犬备胎，林林总总的好处，另有锦上添花，画龙点睛的一笔，那就是纯真无辜的品质！于是琪娅拉就成了，菲茨杰拉德看着是好的。

没经过生活捶打，也不用社会磨炼，菲式女主里十八岁的琪娅拉最接近于今天同龄的女孩子，同样亦有那股“谁的青春不迷茫”的气息，可能是因为没有母亲，可能是家族历史的宿命感的分量，可能是软弱的父亲和“疯狂”的姑母的合力作用，她的纯真质地之上，表现出的却是无所适从，灵魂无处安放，名裁缝为她做不出一件衣裳便是隐喻。直到与男主人公相遇：“当萨尔瓦托对她说话的时候，所有这些心乱如麻都尘埃落定了，她第一次在童年记忆之外感受到了宁静。这种放松是难以描述的。心不再磨损也不再流泪。”黄碧云《盛世恋》里写程书静坠入爱河：“下课的时候，书静没有动，只是轻轻的按着自己的心。心中有鸟，她想从此折翼。”古今中外的恋爱女子，心情何其相似乃尔。

那边厢，萨尔瓦托却没办法“随心所欲”， 琪娅拉本人天真无辜地就像风中野花，却未可随便攀摘，作为一个落魄贵族的小姐，古堡庄园的继承人，姓氏地位家庭关系都成了萨尔瓦托望而止步的理由，他有他的骄傲。《傲慢与偏见》里头伊丽莎白打趣是从看见达西的大庄园开始爱上他的，《无辜》里头的充满传奇色彩的古堡瑞可丹岑却成了阻碍的象征，只能任由男主人公疯魔一样环绕逡巡，最后经过一系列阴差阳错却是女主人公自己打开门带他入内，至此故事开始和全书开篇的家族传说扣合。

在这部意大利风情画似的恋爱婚姻悲喜剧里，琪娅拉拿的是两性关系的剧本，萨尔瓦托拿的是阶级关系的剧本，所以难怪“他们各自执着于自己的一套误解体系”。当琪娅拉向好友芭妮述说恋爱心曲的时候，芭妮说她变得“纤弱”，这个词原文是weedy，倒是贴合今天网络术语的“心里长草/种草”，萨尔瓦托在一旁相应的好似大树挺拔坚定，“世上只有藤缠树，人间哪有树缠藤”。不过菲茨杰拉德的笔调含蓄而又浑厚，虽然好友芭妮一再指出面对大男子主义的萨尔瓦托，琪娅拉应该表明立场，拥有态度，但是被冠以“天真/无辜”之名的琪娅拉更像是单纯的浑不在意，她不知嫉妒为何物，也觉察不到丈夫对婚后家居的隐隐自卑，她相信她爱的人也应该爱着彼此，如此美好纯真的可人儿，套进两性关系那一套说辞未免削足适履，让她成长的是生活本身。

“我真希望你有时间来瑞可丹岑看看。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上锁，你直接就能上楼去所有的房间。当然，百叶窗都关紧了，所以很暗，你想象不到有多暗，但也不是彻底的暗。你刚好能够分辨出昏暗和微亮的差别。我在那里打电话给你，你知道的，芭妮，就在那时。”

两位飙车的男女主人公，“速度”与“激情”前后相连，事后琪娅拉向好友转述的这一段话，虽然有萨福诗里唱的“室女的童贞，永不复归”那样一种怅惘，但是巨大的激情却也依稀隐约地浮现，让人想起杜拉斯《情人》里的女主人公和情人第一次的房间或者兰佩杜萨《豹》里唐克雷迪与安琪莉卡追逐的古宅里的废弃套房。这里琪娅拉自己的人生经历也融入到了家族历史之中，也是她在继恋爱中感受到宁静之后的第二个自省的瞬间。

再之后便是承担命运的打击，丈夫又因好心姑母馈赠产生误解，当接到表哥电话知道萨尔瓦托正准备开枪自杀的时候，她的第三个自省瞬间降临了：“琪娅拉总是不知所措，很少知道该做什么，可是现在，奇迹般地，她知道了。她什么都没有说。”她知道了什么？而又为什么保持沉默？或许她明白了两性关系中的对立和残忍，明白了生活本身给幸福设下的阻碍和圈套。小说保留了一个开放式的结局，人物的故事和命运仍在继续，但结束在这里却也刚刚好，女主人公摆脱了纯真和无辜，睁开眼睛看清了周围的真实世界。

女孩长大了，咒语解除，童话消失。

《无辜》读后感(三)：没有人真正无辜，无辜本身也并非毫无瑕疵 | John Gross

本文翻译自John Gross的书评，原文发表于April 28, 1987 。侵删。

两个意大利家庭，两个家庭历史。里多尔菲是贵族，他们在佛罗伦萨边缘的一栋名为瑞可丹岑（意为“纪念”）的别墅中居住了几个世纪。但多年来，他们的财富一直在逐渐减少。现任的伯爵詹卡洛已经年迈，但健壮的他仍然拥有瑞可丹岑，不过他住在佛罗伦萨位于林博狱广场的公寓里。

这是一个适当的地址。用世俗的眼光来说，詹卡洛的职业生涯并不算成功。他年轻的时候就被派到国外学习商业，但是他什么也做不了。在三十年代，他因支持针对墨索里尼的抗议活动而被软禁，教堂的一位教士建议他祈祷和冥想，然后遵循古代贵族的传统——无论它们是什么。经过深思熟虑后，他“遵循了他所能想到的最牢固的贵族传统——与一位富裕的美国人结婚。”但他缺乏真正的能力，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他的妻子回到了美国，从此不再返回。

现在（1955年）他已经有了超然的艺术。他已经决定“去直面对他人生最后的阶段，而且的确是出于他的性格，他没有对任何事考虑太多。”

但是有两个人他不由自主地要去照顾。当他的妻子离开他时，她还留下了一个2岁的女儿琪娅拉。他深爱琪娅拉，同时对他总是的异想天开的姐姐玛塔莲娜感到深深忧虑，琪娅拉（她曾在英格兰的一家修道院上学）被称呼玛塔莲娜为玛塔姑姑——也就是疯子姑姑（Aunt Mad）。

琪娅拉于18岁离开修道院，返回佛罗伦萨。每个人都祝她好运——她“充满希望，闪耀，充满了项目，并准备将世界视为朋友。”但是她渴望的东西却与众不同。她很笨拙，缺乏聪敏，也不知道怎么穿衣服。

还有一个来自南部小镇的罗西家族。萨尔瓦托·罗西的父亲年轻时曾在都灵担任机械师一职，并崇拜马克思主义领袖安东尼奥·葛兰西。返回家乡后，他仍然忠于自己的政治信条。1936年，萨尔瓦托10岁时，他带他去看了葛兰西，他多年以来一直是政治犯，现在在罗马的一家诊所内奄奄一息。

这次拜访给那个男孩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他下决心要永远和政治保持距离。他还决心成为一名医生，并避免在情感上变得依赖。

当他接近30岁时，他似乎已经实现了这两个目标。他是佛罗伦萨一个成功的神经病学家。他每周固定去见一次他的情妇。他喜欢将自己视为以一种温和而理性的方式面对世界的人。但是他不是一个温和的人。

尽管萨尔瓦托比琪娅拉大了十岁，仍然与琪娅拉一样有很多需要学习的。这两个“无辜者”的会面成为了这本书的核心线索。

佩内洛普·菲茨杰拉德除了写过一些出色的文学传记外，最近还写了诗人夏洛特·梅（Charlotte Mew）的传记，还出版了五本小说。第一本出版在1977年，那时她已经60多岁了。第三本是《离岸》，1979年在她的故乡英国获得布克奖。她是一位迷人的作家，具有讽刺意味和朴实的风格，而《无辜》则充分展现了她的才能的力量。

故事的主要情节很琐碎。琪娅拉和萨尔瓦托在音乐会上见面，在由于无法相互理解而引起的一系列误解之后，他们结婚了。他们的婚姻不是田园诗般的，但也不错。尽管玛塔姨妈无意中引发了危机，但结尾仍然是悲伤、希望和荒诞的混合。

虽然《无辜》是一部“小作品”，却包含一些大场面——例如，拜访葛兰西或琪娅拉和萨尔瓦托的婚礼。行文优美，而且常常很幽默（甚至连去医院拜访葛兰西的片段也是）。

萨尔瓦托紧张地告诉自己的情妇，他要跟她分手，而特别具有喜剧色彩的是，她以他意想不到的同情和关怀激怒了他。还有许多其他有趣的时刻，以及一些出色的配角。当然，意大利的风景和室内装饰也被描写得栩栩如生。

这本书中还有一个寓言背景，主要以16世纪流传下来的里多尔菲家族传奇。在我看来，这似乎不太成功，并且由于它在开头过于重要，因此故事一开始发展很缓慢。

但是，读者不应该被这个困难吓倒。在故事本身中，“无辜”的主题延伸到了詹卡洛和玛塔莲娜，甚至还有许多其他角色，都经过了微妙的处理，远远超出了刻板的寓言模式。书中没有人是真正“无辜的”，并且“无辜”本身也无疑有瑕疵。但仍然，正是这些人物的无辜使菲茨杰拉德能够同时看穿他们的愚蠢并对他们充满感情或宽容。结果既有趣又令人满意。

《无辜》读后感(四)：一意孤行的好意，荒诞不经的人性 | 卢丽安评《无辜》

本文节选自《幽微之处自有灵光：邂逅佩内洛普•菲兹杰拉德 》，刊发于《上海文化》2021年第一期，作者卢丽安。

《无辜》的英语原著只有短短222页，但是它人物之多、轴线肌理之密、文化社会指涉之繁，比之《双城记》或《战争与和平》毫不逊色。这是它精彩所在，也是它的困难之处。比如，小说开头把读者带回1568年发生在佛罗伦萨里多尔菲家族的传说：当时，里多尔菲伯爵一家都是身高在一米三以下的袖珍人；伯爵夫妇为他们的千金公主刻意打造了一个迷你世界：家庭仆佣随扈都是小矮子，连刻意寻来的家庭女教师、女童玩伴杰玛也是如此。可是，有一天，杰玛居然开始长个子了！在庄园里，她不往迷你楼梯走，反而大迈步地往正常楼梯跑。眼见她唯一的好友日趋怪异、即将发觉自己与众人格格不入，伯爵千金十分悲伤，遂心生一计：为了不让杰玛意识到自己的异常，所以最好是把她的双眼弄瞎。为了避免杰玛恣意奔跑造成失足，最好就把她齐膝以下的双足削去，以保持她的“正常”。——这么恐怖血腥的传说，跟整个小说有何关联？如果，琪娅拉是20世纪中叶的伯爵千金的话，那么，当代的“杰玛”又是谁？同样令人不解的是屡屡在小说里被提及的意大利政治思想家、意大利共产党创党人葛兰西——这又是什么用意？

25年前的我，就卡在这里，苦思不得，一头又转向葛兰西的《狱中札记》，然后又被指引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论述，或是阿尔都塞的观点，然后——我应该就迷路了，不然我怎么在重读之前，记不得这故事的结尾？

从故事层面，这部小说聚焦于琪娅拉与萨尔瓦托的婚恋。萨尔瓦托的父亲是葛兰西的忠实信徒。出于想启发儿子接续宏大政治信仰的意图，他带着才刚10岁的萨尔瓦托去探视被囚禁在医院、不久人世的葛兰西。因为常年的禁锢与病痛，葛兰西面容扭曲丑陋，一点儿也没有传说中的伟大光环。这次会晤，让男孩立誓永远与政治保持距离；永远不让冲动左右他的理性；可以与女人保持情人关系，但是绝不轻言婚姻。

但是，显然他疯狂地爱上琪娅拉，像个实至名归的满腔热血、义愤填膺的意大利男人。问题在于，这可怎么办呢？他来自意大利南部一个贫穷的村庄，是个苦读出身、怀抱对社会主义唯物辩证观的同情、从事脑神经医学治疗的医生；怎么可以爱上一个再怎么落魄也还是佛罗伦萨贵族的少女呢？Love blinds; love also makes him a cripple. 爱情不但是盲目的；爱情更让他举步艰难、进退两难。萨尔瓦托要面对职场的玻璃天花板、沉重的经济负担，以及，突然来自玛塔莲娜姑妈的馈赠——姑妈把萨尔瓦托原先出售的祖产持份给买回来，赠予萨尔瓦托，认为这样做可以减轻这对小夫妻的矛盾与压力；她自认此举是“发自内心的礼物，就像恩典一样，不请自来，一举让事情回到正轨”，殊不知这严重打击了萨尔瓦托的男性尊严，让他倍觉屈辱、无法立足社会、几乎举枪自尽！

从寄寓上来说，这部小说开篇说的是一种人性：总想一劳永逸地确保他人幸福无忧；总认为自己应该为他人的幸福主动负责，虽然是“用好心办事，却判断错误到了荒诞不经的地步”。这本小说里，不少人物都是这样地奉行这种“善意的冲动”：自认为只有他们才知道什么对旁人才是最好的。这种自以为是的善意及其衍生的决策，并无法保证必定带来预期的良善结果。

书名原文是“innocence”，既是“无辜”，也是“无知”。藉由里多尔菲家族及其周边人物，《无辜》展现了一卷在大历史映衬之下，关于封闭、无知、善意、与伤害的众生图景；故事从16世纪的意大利文艺复兴之都佛罗伦萨开始（里多尔菲家族的传说），随而转至19、20世纪之交的意大利王国、一战期间的意大利（一战期间，詹卡洛是名骑兵）、法西斯当道的意大利（与法西斯主义抗争而死于11年囚禁的葛兰西）、以及，20世纪中叶，试图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瓦砾中、从失能君主王国体制转向共和国之后、遥望“欧洲共同体理想”的意大利（琪娅拉与萨尔瓦托充满磕磕碰碰的婚姻历程）。小说里再现开始盛行的现代新情况——跨国婚姻、跨国教育、跨国置产养老，以及新兴的科学（脑神经医学）、新兴的民生行业（现代连锁洗衣房）、新兴的经济模式（社会福利制度与住房公积金）——似乎以此预示着一个比之过往更加开放、包容、幸福的未来。但是，小说的叙述声音却时而以后视回看的口吻来善意提醒，不要过于乐观，不要过于自信。

所幸，这部作品是一部契科夫风格的，展示人性缺陷、爱情羁绊、现实磨合的意大利风俗喜趣小说。 凝练地说，小说的主旨在戏谑阐述人性中渴望/爱与占有、冲动与理性的共振影响。菲兹杰拉德把历史人物抽离出历史撰史视角的恢弘，把平凡人生的滑稽与荒诞拎出一种奋不顾身的奋斗努力。就像故事里，20世纪中叶的佛罗伦萨旅游局为了招揽观光客，决定在旅游手册中改写里多尔菲家族传说：开始长个子的杰玛幸而得以逃脱被致残的悲惨命运，留下伯爵一家这个袖珍世界淹没在“历史”的变化莫测里。

《无辜》读后感(五)：佩内洛普和她的《无辜》

八年前，在一家名叫“海棠书房”的小书店里，我买了一本佩内洛普的《早春》，这本书至今我已经读过四遍，但是每一遍读仍有新的体会，后来又陆续读了《天使之门》、《离岸》、《书店》、《蓝花》，越发感到惊奇的是，她的每一本书皆是发生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度，而她自如地切换着人物，地点，时间，就好像她对那些地方，那些人已经熟悉了一辈子。

但这还不是佩内洛普最与众不同的地方，对我而言，佩内洛普不同于大部分作家，也不同于其他女作家的地方在于，她对于男性与女性内在无意识的深刻洞察与领悟，以及她不动声色地将这些领悟隐藏起来，用最简练克制的描写一带而过，因为她是如此相信她的读者，她不解释。

多年前，我曾经和朋友们在读书会讨论《早春》，一个男生纠结于一个问题：主动离家出走的女主人公内莉最后为什么会回来？

这是一个典型的男性的问题。而一个女生以非常女性的方式回答了这个问题：“因为爱啊！”

在佩内洛普的很多小说中，女性都扮演着一个看似被动、无辜、随波逐流的角色，但实际上她们才是推动的力量，佩内洛普很好地向我们展示了女性的无意识，那就是以水作为象征的包容、孕育、滋养、净化以及把握事物本质的力量。

而男性的无意识则表现为创造力、勇气、真挚，男性总是试图去掌握世界，去创造历史，改革社会，但到头来他们发现自己什么都做不好，甚至无法独立处理生活的变故，在《天使之门》中，即使最前沿的科学领域，也还是需要“女性”的一臂之力。

这里的“男性”和“女性”并不是生理意义上的，而是心理意义上的，同一个特质可以出现在任一性别身上。

可以说“无辜”是贯穿了佩内洛普创作的一个主题，“无辜”指的是人性中无意识、不自知的部分，而不是相对于“有罪”的德性的无辜。

在《无辜》这本小说中，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展示了她/他“无辜”的一面，因为他们是“无辜”的，所以我们很难不去认同他们，在他们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

琪娅拉是无辜的，她“相信她爱的人必然也彼此相爱”，所以她让好友芭妮来家里，却没想到芭妮和她的父亲格格不入，对自己的苦恼也完全不能领会。

芭妮也是无辜的，她相信自己完全不在意修女的教导，是独立而自由的女性，但她的所作所为却告诉我们，她内心非常恨嫁，她想要抓住随便哪一个男性，哪怕是跟他父亲差不多大的已婚男哈灵顿。

萨尔瓦托是无辜的，他一心想要用自己的能力和热情证明自己配得上贵族出身的琪娅拉，证明自己是一个具备理性开放头脑的知识分子，但到头来却出尽洋相，灰头土脸想要自杀。

玛塔姑妈也是无辜的，她试图用自己的方式去保证别人的幸福，她所有的努力都被证明是失败的。

这样的名单还可以列出长长一串，甚至腹黑的佩内洛普还把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葛兰西也加入到这个名单中，他用一套理想化的理念试图去改造意大利，结果是他被囚禁起来，并且在死之前彻底否定了自己。

从一开始，佩内洛普就不相信男性世界的逻辑，他们改造世界的企图被她在第八章中用一个钢琴手和小提琴手的合奏段落的描写深刻地讽刺了一番：

想想那些政治家，这个时候还梦想着欧洲能成为一个共同体！这里就有一个人类物种最为协调的样本，他们以音乐的名义被判处缔结这一靠不住的合伙关系。

在书中，“无辜”总是和我们寻求幸福的方式有关，每个人都希望幸福，都想要让别人幸福，可是幸福却并不总是爱的结果，相反，爱有时候恰恰导致了不幸，这就是“无辜”的地方，我们始终不能明白，为什么追求幸福的努力却不能达到幸福的彼岸，为什么对一个人的爱却不能让那个人幸福？

问题就在于，我们总是以“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的方式去爱别人，去给别人幸福，正如圣纳扎罗深深相信，萨尔瓦托如果没有了家乡那20.5公顷的土地便不会幸福，正如玛塔姑妈相信，让老人和婴儿待在一起便能制造一个人间天堂，或者正如芭妮相信，一个吃饭流口水的家伙绝对不可能给她幸福。

正因如此，书中展示给我们的是一幅可笑的世俗画卷，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追求幸福，可是幸福却和他们捉迷藏，它从每一个语言的缝隙中滑落，它在每一次实际的行动中撞得粉碎，幸福看似近在咫尺，实际却谬以千里。

其实，书的一开始，作者就提醒我们，“别那么在意，对于幸福这件事”，并且透过红衣主教之口告诉我们：“人类的幸福应当留给天堂。”那么也许这本书也可以叫做“幸福”，到头来就像《书店》一样，我们发现，其实人们并不需要幸福，就像弗洛仑丝发现小镇居民不需要一家书店。

但是“不需要幸福”的说法也不准确，准确的表达应该是：人们以为他们需要幸福，结果却做了一切的努力来让自己得不到幸福。

我们千万不要以为佩内洛普因此就是悲观的，事实上，她一点也不悲观，在书的结尾处，她用一种类似“奇迹”的方式给了她笔下的人物以救赎。最后一章中，萨尔瓦托找到西萨尔，想要借一把猎枪杀死自己，西萨尔没有阻止他，而是将上了膛的枪递给了他（这是西萨尔的无辜），但是紧接着发生的两件事却改变了事情的走向，并将主题升华到了一个新的层次。

第一件事是琪娅拉心有灵犀般地打来了电话，西萨尔告知她萨尔瓦托打算自杀之后，她奇迹般地一反常态，不再急于去做什么，而是知道该怎么做了——她什么都没有说。而沉默对西萨尔起到了作用，他放下电话，朝萨尔瓦托走去。

第二件事是博纳迪诺的出现，这个在书中如同小丑般的仆人，除了自命不凡和擅长饲养兔子和鸽子之外身无长物，却在这个时候展现了“无辜”的力量，他夺走了萨尔瓦托手中的枪，因为他深信“直到第二片橄榄林北墙边的每一样东西都是我的”。

这两件事扭转了局面，不但拯救了萨尔瓦托，拯救了琪娅拉，也给“无辜”赋予了新的价值，证明“无辜”并不总是消极的，它也有自己的逻辑和目的，它兜兜转转，最终还是会回馈到“无辜者”本人身上。

而面对“无辜”的恩赐，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呢？启示就在萨尔瓦托和西萨尔的对话中：

萨尔瓦托举起双手。

“我们要怎么样？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不，我们可以这样下去，”西萨尔说，“我们余生恰恰可以这样下去。”

我想起了老子的“无为”，在这里，佩内洛普借西萨尔之口说出了这样一个真理，那就是对于幸福，我们什么都不必做，因为我们其实从来都没有发现，“不做”比“做”要难得多。

佩内洛普非常聪明地将书结尾在萨尔瓦托自杀的冲突解除之后，对于她笔下人物后来如何，她只用了非常少的笔墨点到为止，在第二部第二十三章中，她写道：

琪娅拉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地方，这地方对她来说是全新的。但是在她接下来的人生阶段中，时不时地，当她过得不顺的时候，这句令人困惑的句子总是突然浮现在她脑海。

这句话是否暗示了，琪娅拉往后的日子过得并不顺利？至少她暗示了，琪娅拉终究和芭妮是越走越远了，甚至再也没有见面。这会是她的遗憾吗？

我们也可以如此认为：每个人的“无辜”仍然继续着，因为“一个思想严肃的成年人无法防备无辜。”

看起来，佩内洛普并没有给“无辜”一个解决之道，但是其实解决之道已经在书中了，如果我们能够充分意识到自己的“无辜”，并且停止自己的行为，停止用那些观念、理念、想当然耳的计划和作为来制造幸福，来“爱”别人，那么也许我们就能够一步一步地将“无辜”从我们的性格中剔除，那样的话，真相就会一点一点显露出来，这有点像一个自我认知的过程，只不过这个过程更多是关于“解构”而非“建构”。

另一方面，佩内洛普并不认为我们需要去对抗“无辜”，不如就让它自然发展，在撞了南墙之后，我们可能醒悟，也可能不醒悟，我们一生有许许多多的“无辜”，它构成了我们的幸与不幸，去理解它，就像去理解命运、理解上帝一样困难，但这正是人生有意思的部分——我们尚未掌握的人生主动权，恰恰藏在我们顺应天意的决定中。这一点，书中也早就借琪娅拉的父亲詹卡洛之口说出了：

耐心是消极的，听天由命则是积极的。

最后，我想说说我翻译《无辜》的因缘，其实我并不是专业翻译，也没有经验，但我确实在此之前出于纯粹的兴趣翻译了《蓝花》，而编辑是通过我在豆瓣写的《早春》《天使之门》等的书评找到我的（那时《蓝花》已经找到了别的译者，所以我选择了国内第一次引进的《无辜》）。有人问我为什么能成为《无辜》的翻译，我想借用那个经典的回答——因为爱啊！

*本文已发表于《小说界》，转载请注明。

《无辜》读后感(六)：朱利安·巴恩斯：只要成熟和细心的小说读者一直存在，《无辜》就会经久不衰。

佩内洛普·菲茨杰拉德喜欢用不动声色的间接描写来开始她晚期小说的写作。《蓝花》的第一个句子包含着一个打乱的双重否定，《早春》则是开始于一个人物离开了书中大部分故事所发生的城市。我们被礼貌地提醒要保持警惕，不要想当然耳。可是这两部作品都不像《无辜》这样显然是以令人措手不及的方式开始的。尽管小说的背景是在1955年的佛罗伦萨，可是它的第一章却让我们回到了十六世纪中期意大利的瑞可丹岑庄园中，其中住着里多尔菲家族，这是一个有着贵族血统的小矮人家族。里多尔菲家溺爱着他们的小女儿，因此他们制造了许多骗局来让她以为她的遗传特征绝不是一种残疾，甚至不是一种畸变。她周围都是和她一样大小的人，她也从不允许离开庄园去发现外面世界的真相。她还有一个女性的同伴，叫杰玛，是一个矮子（而不是小矮人），小女儿很同情她，当她突然之间开始长个的时候，就更遭到同情了。可怜的姑娘，要变成一个巨人，一个怪物，还不得不面对这个事实……于是这个“富于同情心”的女儿给杰玛想到了一个解决办法，它的意图之美好和它实际上之凶残是一致的。

在最开始的四页过后，我们突然跳过了四个世纪，来到了现代世界，那时，里多尔菲家的后裔已经恢复了正常身高，并且如今他们的古怪程度已经在社会可接受的范围内了。所以，难道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丰富多彩的故事背景，一件旅行指南上吸引人眼球的轶事吗？全然不是那么一回事。或许里多尔菲家遗传上的畸变已经在后来的岁月中矫正了，但是还有别的一些家族特征，更多是精神上而非身体上的，却留存下来：

现在他们中已经没有小矮人了。但仍有一种鲁莽行事的倾向，也许总是想要一劳永逸地去确保别人的幸福。这似乎是长年累月幸存下来的古怪性格。也许它很快就要不复存在了。

《无辜》这本书是关于无心所造成的后果的规律的；是关于好心好意所产生的坏结果的；是关于耿直的意料之外的力量的，以及关于对幸福的追求，还有我们认定幸福天然地，十分理所应当地，是爱的结果。它也同样关于爱可能会引起怎样奇怪的举动，可能会以怎样令人不舒服的方式自我表达，以及关于它常常导致的尴尬结局。这些都是很大且耐人寻味的主题，尽管它们的存在是在我们意识中缓慢地，甚至是偷偷地生长的，这是佩内洛普·菲茨杰拉德的特征。正如她认为用过多信息或者研究给读者过多负担是一种不好的文学习惯，因此她的小说的真正目的和核心常常是伪装起来的。举例来说，注意上面引文中两个“也许”的使用，仿佛是作者在说：也许我搞错了，事实完全不是这样，不管怎样，或许你能比我更好地评价这个故事。

我们倾向于认为无辜是一种消极的德性，表现在那些等待和受伤的人身上；“无辜”总是自然地和“受害者”联系在一起。菲茨杰拉德更感兴趣的则是无辜积极的部分，因此在小说中它谈不上是一种高尚的美德，更不是一种道德优越感的指标，它更多的是一种实际的品格，一种处世的方法。因此，十七岁的琪娅拉·里多尔菲“十分乐意与这世界为友”；她不说谎，“甚至在音乐厅里也不会撒谎”；并且她“像孩子一样”认为她所爱的人必然也会彼此相爱。这样的无辜在外部世界所造成的影响的一个有趣的例子，在于她开车时，被描写为“警惕而鲁莽的”。更关键和更主要的是她和（南方的，自力更生的神经科医生）萨尔瓦托坠入爱河时的表现。在其中她既是警惕的又是鲁莽的，正如她闯红灯那样，她也打破了社会规则。可是她的无辜也同样在情感激烈和冷酷无情中表现出来，这常常让萨尔瓦托无所适从，更甚于他抛弃他的情妇玛尔塔时，她表现出的让人难以忍受的同情心：

让他受打击的是，玛尔塔和琪娅拉一样，都用视而不见来攻击他并且占了上风，或者可以把这叫作“无辜”。一个思想严肃的成年人无法防备无辜，因为他被迫要尊重它，尽管无辜的人几乎不知道什么是尊重，也不知道什么是严肃。

无辜的反面是算计，正如贡迪蒙席所展示的那样，他是里多尔菲家的一个姻亲，他总是在运筹交际。（在瑞可）可是除了丹岑也有一个“狡猾”的园丁，是个小配角。这两位，小说中的人物全都用不同的方式示范着无辜。里多尔菲家的人相信“好心一定有好报”。萨尔瓦托“质朴单纯，自力更生，独立自主，有先见之明，不以群分。”他的“沉着的意志力”让他和病人相处得很好，可是除开工作，他常常误解其他人，总是预设别人的行为会如何，结果是无辜受到惊吓，气得够呛。圣纳扎罗，萨尔瓦托父亲的老朋友，有一颗“纯粹而无可指摘的心灵”和“真正的人生失败者的所有高尚品格”。他心中的政治英雄是葛兰西，此人的理想主义是他无辜的方式（菲茨杰拉德提到葛兰西对斯大林的谴责，这让他被共产党开除）。在西萨尔·里多尔菲的种植园里甚至有一个完整的具有色彩标记的鸽舍：上层白色的鸽子，底层白色的安哥拉兔子———一个无辜的动物园等待着它们的大屠杀。

幸福，以及应用无辜去展开对幸福的追求是情节的推动力。当然，也有一些人并不信仰幸福，宁可认为它和我们没什么关系：回溯到1560年代，佛罗伦萨的红衣主教曾经警告过他的兄弟里多尔菲“人类的幸福应当留给天堂”。玛塔莲娜·里多尔菲，现任伯爵的姐姐单纯明快地嫁给了一个英国男人，事实证明他不可能带来幸福；后来，她“受折磨”于“无法让老人获得幸福”。西萨尔，他们的侄子，似乎从来都没考虑过这个问题。圣纳扎罗着了魔般地相信除非萨尔瓦托买回他家族在马扎他的土地，否则他就不可能获得幸福。小说中剩下的两位无辜的年轻支持者，是琪娅拉（伯爵的女儿）和她的英国同窗好友芭妮，她们都相信幸福且积极地寻求它。足有十八岁的芭妮，有一种“消灭反对意见的能力，就像拖拉机无情地穿过……泥泞的耕地”，而且，就像拖拉机，她连续瞄准了三个目标，朝着他们的方向呼啸她的爱。这似乎不是一个完美的策略。琪娅拉和芭妮不一样，她还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总是被“来自其他观点的令人不安的视角”分心———直到她遇见萨尔瓦托。“警惕而鲁莽”遇到了“独立自主，有先见之明，不以群分”。她现在对芭妮宣称“她人生的每一分钟”都是浪费，“除非我们能在一起，除非他能幸福”（这一假设大概是说如果他是幸福的，那她也会幸福）。他呢，反过来，当玛塔姑妈好奇他是哪种人的时候，他宣称：“就是爱着你侄女琪娅拉，并且会将一生献给她的那种人。”毫无疑问，他们彼此同等地相爱———“他们彼此相爱到了痛苦的地步”———可是他们全部的关系进展却是由一系列的误解和吵架比赛所构成的，萨尔瓦托不是在生气，就是马上要生气。菲茨杰拉德大胆地选择只表现他们关系中好战的那一面。他们的关系一定是虚构作品中最不浪漫的浪漫史之一。抑或是她在暗示只有多愁善感的人才会认为爱会导致幸福？正如萨尔瓦托有一次问自己：“关于幸福的一切到底是什么？我们在马扎他从来不讨论它。”

当我们分析菲茨杰拉德的作品时，像这样分解并把主题孤立出来，会让人觉得很粗暴，几乎是一种冒犯，因为她的小说大部分是有机而交织的，有着生活一般的肌理。在这里，无辜和爱的问题和其他事物不可分割地重合在一起：关于想象和现实的对峙，历史的真实性，艺术的本质，以及———在主题和论述的融合之处———人类误解的问题。许多巧妙的场景穿插融汇在《无辜》之中，通常是在两个人物之间，他们之间产生了或大或小的误解：在詹卡洛和琪娅拉之间，玛塔莲娜和裁缝帕伦蒂之间，萨尔瓦托和尼威律师之间，玛塔莲娜和咪咪之间，琪娅拉和萨尔瓦托之间，芭妮和差不多所有人之间，以及（推动了情节最终发展的一个出人意料的组合）玛塔莲娜和圣纳扎罗之间。甚至最明白不过的真实表达和感受———正如芭妮对于西萨尔大胆而动人的示爱———或许在它们的接收者看来也不那么清晰可解。至于琪娅拉和萨尔瓦托，他们最终达到了菲茨杰拉德所谓的“他们自己的误解体系”。而我们被邀请去感受，这是婚姻关系的某种成就，构成了共同生活的基础，像其他任何人一样。

《无辜》是一本排布着日期的小说，这一点对于菲茨杰拉德来说不太常见。她总是给予她时间设置在过去的作品一个深远的时代感（“历史小说”这个词似乎误导和贬损了她的原意），这是基于大量的研究，尽可能不露痕迹的结果。《无辜》也一样；但它也总是用日期来背书：从1568年的开场到1904年（《蝴蝶夫人》首演），1910年（詹卡洛得到腕表礼物），1921年（帕伦蒂最后一次为玛塔莲娜姑妈做衣服），1924年（吉特里尼家族获洪灾补偿），1973年（葛兰西去世），1942年（马扎他番茄罐头工厂倒闭），1943年（丽萨婶婶最后一次戴钻石），直到1955年（小说发生的时间，琪娅拉和萨尔瓦托相遇）。一共有差不多三十个这样的日期，有些是公众性质的，有些则是属于小说世界的，有些顺便和主题有关（例如《蝴蝶》是一个爱情故事，其中一个无辜的人被毁了）。菲茨杰拉德显然想让我们将小说中的行为看作是意大利前半个世纪历史中根深蒂固的东西；可是或许在一部其中人物总是对别人的意思感到困惑的小说中，这些标记也是很有必要的。

正如菲茨杰拉德对于小说的前史非常关注，她也——相对来说不那么明显，只是在某些情况下———关注在它的结局之后将会发生什么。两个契机都发生在第二部中。第二章的开始是这样的：

看着差不多三十年前拍的婚礼照片，一个人很难相信那么多人现在是这副模样，曾经却长得是那样的。

这之后是一段关于琪娅拉的婚礼照片的描写———换句话说，我们是在1985年，小说创作的那一年。那么是谁在看这些照片呢，谁是那个目睹着时间的锤炼，并感到“很难相信”的那“一个人”呢？是作者吗，是读者吗，或是某个角色，抑或是我们仨肩并肩坐着？或许在这个点上做出以下假设是合理的：小说想要在结束之前详细叙述这三十年。如其所是，它将在第二十三章中做出第二次更有力的对未来的闪现。在这儿，芭妮将她的目标瞄准了第三个可能的“他”，信心满满地对琪娅拉宣称“……如果你来奇平卡姆登，你一定要告诉我们。”菲茨杰拉德继续道：

琪娅拉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地方，对她而言这是个全新的地名。但是在她接下来的人生阶段中，时不时地，当她过得不顺的时候，这句令人困惑的句子总是突然浮现在她脑海。

可这就是我们被允许知道的一切了。没有任何对这三十年的补充，关于照片中那些人“现在”看起来怎么样；关于哪些事进展得不顺，具体又是多么糟糕；关于琪娅拉的二十岁、三十岁和四十岁。这是令人泄气的吗？是的。这是不公平的吗？有一点儿。这是经过算计的吗？当然如此。

可是这本小说充满了这样的惊奇（这也可能是菲茨杰拉德唯一一本里面有“***”这个词的书）。它是狡猾而精心计算的，而它的主要角色却并非如此。它很少如我们想象的那样去发展（比方说，一个逊色一些的小说家，几乎一定会“允许”芭妮最后和西萨尔在一起）；它也不像我们期望的那样结束。一连串情况加在一起———三个被误会的正面行为在萨尔瓦托心中造成了一个巨大的负面效应———导致琪娅拉的丈夫去西萨尔的庄园，问他借一把猎枪。是否琪娅拉·里多尔菲的“无辜”将要像她16世纪的祖辈那样，产生血腥的结果了呢？在一幕完美地置于严肃和荒诞之间的场景中，萨尔瓦托问西萨尔他是否会试图阻止他自杀。西萨尔，这个苦于不太会说话的无辜的人———他从来不说话，除非被逼无奈，并且只说真话——回答说：“我不知道。”仿佛是为了证明这点，他将枪递给了萨尔瓦托，任由他射杀自己。紧接着的一幕阻止了这件事的发生。萨尔瓦托心烦意乱地问道：“我们要怎么样？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西萨尔回答：“不，我们可以”这里有一个这样下去，我们余生恰恰都可以这样下去。贝克特式的暗示，而菲茨杰拉德是这位剧作家的仰慕者。但她自己不是贝克特那种作家。她的宇宙观没那么阴暗，并且也部分地被宗教信仰所照亮。所以出现了“奇迹”这个词，来解释萨尔瓦托如何从自杀中被解救出来（不是像《天使之门》结尾那么大而明显的“奇迹”，可即使如此，作者认为这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奇迹）。结尾那一幕比起贝克特更像是契诃夫式的：结尾于一道鸿沟之中，它的一边是一个“现代的、科学的”、自力更生的人物，另一边则是一帮活在他们的时代之外，陶醉于过往的体面人；结尾于一个被搞砸了的———或是打断了的———自杀的企图之中；结尾于工作和生活必须继续，因为我们就是被如此安排的承诺之中。

《无辜》是佩内洛普·菲茨杰拉德最后四本杰作的第一部，1986年出版时，她已经将近七十岁了。它和那个时代相距甚远，也不是那个时代的氛围了。尽管故事设定在不远的过去，但也不是时髦的过去：是被忽视的五十年代，而不是浮华的六十年代。它也不是那种迷人的盎格鲁托斯卡纳小说，那些小说文雅地表现出文化的碰撞，同时也让英国读者想起愉快的夏日假期。相反，它是一本十足的意大利小说，人物都有着意大利人的性格，而它其中的英国人都是粗鲁碍事的局外人。它的书名就宣告了它高尚的主题，而它的初版封面（菲茨杰拉德自己选的）则展现了圣·米凯莱教堂中蓬托尔莫的画作《访问》中的一个细节，这个教堂位于普拉托附近的卡尔米尼亚诺。《无辜》出版后，得到了大多数人的好评，尽管没有入围布克奖短名单，它的评审团———四位女士和一位男士——那年将奖项给了金斯利·艾米斯的《老魔鬼》。艾米斯的最后十年失去了锋芒和尖刻，句法也松懈了；菲茨杰拉德的最后十年则在艺术上再次创新，野心勃勃，并对于世界保持着持续而浓厚，甚至是调皮的兴趣。从长期来看，作家是由他们所发现的人类处境的真相，以及他们表达那些真相的艺术性来衡量的。只要成熟和细心的小说读者一直存在，佩内洛普·菲茨杰拉德的《无辜》就会经久不衰。

朱利安·巴恩斯

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