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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本群經義疏的編校與刊印》是一本由李霖著作，中華書局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78.00元，页数：37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宋本群經義疏的編校與刊印》精选点评：

●工作扎实严密，丰沛贯通，考辨精微，令人信服。但文章写作本身逊张、顾两位老师的著作有些多了，这似乎也是青年一代文献学者常见之弊。

●经学近年来颇有复兴之势，经典注疏之文献研究亦水涨船高，张丽娟、顾永新等著作为其中代表，李霖此书亦是这一趋势中之一员，且在文本演变的分析方面更有推进，细节处创获很多，方法论上也有新意。读这些著作，可见注疏文献研究已经演进到何等地步，其成果对书籍史、学术史的认识等亦有相当大的启发作用。与之相比，文学文献研究，除大型总集和文献汇编之外，似乎显得较黯淡，此或因文学文献零碎繁杂，不易形成较系统的成果，更重要原因则是思路方法之陈旧、粗糙，以及文学研究者对文献问题之隔膜，当借鉴中外文献学术，综合文献学、版刻史、书籍史、文本学等学科领域，更新研究思路和方法，采取彻底的历史主义态度，或可寻出一条新路。

●博士论文吧

●乔秀岩博士，非常明显的博士论文改造，文献学基础功底扎实，注重版本校勘考异，注释只参考名家必要文献，不知道是到底是专业还是不专业？

●第三章是最精深的部分，一般版本学者把版本当文物来看，而李霖先生能深入到文本形式与内容的改造，所以才写得出如此精彩的分析。

●由于作者的疏忽，脚注中“见本书第xx页”的页码存在偏差，徒增读者困扰，作者深感抱歉。

●这本书最有意思的部分可能是第二章。对唐抄本的研究一般强调抄本本身的特殊性，在这个研究框架下，宋刻本被想当然地视为“标准本”；而李霖老师的做法是以唐抄本为参照，来观察宋刊本的特殊性，特别是北宋校勘者对文本的主动介入，并且提供了一套区分异文类别的方法。这样一来，书籍史的又一个环节得到了“动态”的理解。

●先睹为快了！明天来上封面……

●草草翻過，沒有顛覆性的結論，很平實。274頁提到成玄英《莊子疏》的經註疏合編，這個問題確實值得再考察。蒙文通半個多世紀以前的研究，現在看依舊是前沿。

●很好的文献细读功夫。

《宋本群經義疏的編校與刊印》读后感(一)：「读后感」

有一点浅薄的感想：

1.书中很多处都是先列出研究模式、逻辑结构，再详细论证，这对于需要大量列举校勘异文的文章来说，是一个很清晰的写法。尤其是第二章，作者将唐抄本和宋刊本的异文分为五大类，提出“唐抄本主体”的概念，指出它与个别抄本存在的一般矛盾，并将对这种矛盾的警惕性贯穿到对每个异文的分析中。其实，作者通过分析敦煌抄本和南宋覆刻单疏本的异文出发，讨论北宋校勘官对唐抄本义疏做了哪些改动，这一举动着实大胆，但我（小白一枚）却无法反驳，原因之一就是作者对异文类别的清晰把握，以及“唐抄本主体”概念的提出。

我会关注这个，是因为我的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也都涉及到大量异文的比勘，试图找到下游文献在承袭上游文献的同时对文本做了哪些改动。然而我大部分时间都在纠结上游和下游文献没有直接的对应关系，对异文又没有类别和层次的辨析，所以结论就很惨淡。

我以前总觉得文献学就要讲实证，对概念分析、总结类比不太注重。看了李霖老师的书，我深刻反省……

2.分析方法值得学习，思路清晰、巧思很多，比如通过刻工的重出、文献在后世存佚等分析出越刊八行本和流传下来的南宋单疏本配成一套十三经。但许多结论貌似都“锤不死”，悄咪咪减一星。

3.第三章可以参看顾永新老师在《经学文献的衍生和通俗化》第一章第三节列的表格。

《宋本群經義疏的編校與刊印》读后感(二)：《宋本群經義疏的編校與刊印》讀後

《宋本群經義疏的編校與刊印》

对於宋代經書刊刻，張麗娟老師的《宋代經書注疏刊刻研究》中，對存世的宋代經書註疏本等，已有較爲系統的對存世版本的勾勒，而對各類經書中不同性質的刊本（包括亡佚之本），也有大體的年代、風尚的勾勒；顧永新老師的《經學文獻的衍生和通俗化》，對五代監本、北宋國子監校刻群經、南宋國子監校刻群經等問題，也有概貌性的綜述——但回到“閱讀”這一層面來看，這些論著，對於一位非專研於“經書”的讀者，多少還是有點密不透風感，沉淪於文獻學史疲於羅列的大框架裡，琳瑯滿目，其中的細節演進問題，限於體例等多重因素，卻難免湮沒。（必須承認，問題在讀經較少的我，非作書者……）

伴隨著寫本向刻本的轉型，從單疏本，到八行本的注疏合刻本，再到十行本的附音釋注疏本，這些版本學上似乎依次出現而又各有親疏遠近的版本序列，究竟是如何加工完成的？存世的北宋本極爲罕見的情況下，南宋覆刻北宋本，究竟是依樣畫葫蘆地覆刊？還是重新規劃行款寫刻？經書的“成套性”，在不同的時間截點是怎樣完成與體現的？修版、補版等，對文本的傳遞產生了怎樣的影響？在相對厚實的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李霖之《宋本群經義疏的編校與刊印》，將研究對象聚焦於經書之義疏，探討編、校、刊、印各環節，以獨具一格的問題意識，完成了富於創見又頗具啟迪性的探索。

北宋時國子監陸續完成《五經正義》、《七經義疏》的校刻，前人的研究中，亦往往注意到了今存的南宋覆刻本和抄本等中的銜名頁，載於《尚書正義》單疏本、八行本前的孔維等《上五經正義表》，不少正義所附牒文和《玉海》中的記載，但校刊過程中，校、覆校等程式是如何的；孔維上表與開板雕印等的先後關係；各本銜名反映的官銜，究竟是完成每道工序的官銜、抑或撰成勒版時的官銜，各經的銜名是否是陳式抑或具備獨特性，往往還是語焉不詳——有限的材料中，其實難免看出記載間或有齟齬不合，一個解釋模板，無法套在所有的經疏的刊刻上。在較早完成的《五經正義》中，李霖關注到孔維主持四經後病故，《禮記正義》主管者李至、杜鎬未參與《易》、《書》、《春秋》、《詩》的校刻工作，故該書銜名頁，容與他經有不同。從官銜演變來看，《五經正義》的銜名，爲各流程（校勘、詳勘、再校）完成時各人官銜，而非銜名葉所署進書時間的官銜。孔維上表時，完成了主體的校勘和一部分詳勘，上表後繼續校勘、詳勘剩餘部分，謂“勘雕印版行用”，之後在詳勘完成後“寫版”，“寫版”後“再校”，送杭州刊刻，之後，在真宗時，動議覆校並完成覆校。《七經義疏》上，今存銜名的有《儀禮》《公羊》的校定銜名，而列銜情況，當爲銜名葉所署的刊成之時的銜名，而非校書時的官銜。換言之，從《五經正義》《七經義疏》，并《經典釋文》的校勘銜名等來看，今日討論北宋國子監校勘、校刻的銜名是校書還是刻書，是完成某道工序時的官銜還是最後書成的官銜等，不少問題，都是具體情況需要具體分析的，亦與不同套組、不同主事人密切相關。

在南宋覆刻北宋本這一問題上，現有存世的北宋本極少，但有不少爲保留北宋本的牒文、銜名等刻書程式的南宋覆刻本。覆刻本能否是北宋刻本的版式、面貌等的反映？覆刻過程中是否會對行款等進行變動？南宋覆刻本板框的高低等，是否是北宋本的反映？除了《通典》的南宋本、北宋本能作爲研究參考以外，結合文本校勘，李霖討論了存世單疏本的面貌等，也可以對其他南宋覆刻北宋書籍的版本研究提供不少足資參考的意見。如行首、行尾處，《毛詩正義》的衍文，如單疏本《周易正義》有多達六字的脫文等來看，疑覆刻中板框高廣依北宋本，而每行起訖等或與北宋本有所不同。《易》《書》的單疏本在南宋覆刻較晚，可能還受到了八行本等的影響，這些討論都頗具啟迪性。雖然，閱讀中仍然會疑慮，刻本未必無誤，北宋國子監校書亦未必無脫文、衍文等，這裏難免有推論的懷疑，但這些對於南宋覆刻本的有無變更的探索本身，就很值得肯定。（另外，《文史》2018年第二期，對京大藏《周禮疏》單疏本抄本的衍文、脫文行款分析，往往誤重或誤脫二十七字，疑《周禮疏》所抄底本爲一個行二十七字的刻本，若然，則《周禮疏》南宋刊《儀禮疏》均爲行二十七字，是否對七經義疏中的兩部禮疏的北宋本行款討論，需要再另行單闢？）

雖然對于宋代群經的校勘與刊刻，單疏到八行本註疏合刻，以往並非沒有研究，但文章中的不少細節的觀照，還是挺有意義的。尤其是指出經疏的配套性，八行本已刊的情形下，單疏本的覆刻不再爲急務，故今存的《易》《書》單疏本，從版本學鑒定上來看，當爲孝宗以後所刊（唯《周禮》之八行本，而單疏本僅存抄本，無法作版本學之驗證。）這一說解與見解，對於認識宋代的單疏覆刻與注疏合刻間的關係來說，頗有觸動。（在喬老師《文獻學讀書記》中，亦已抖包袱。）

版本的演進史上，書中亦提供了不少可資借鑒的思考——從南宋國子監，到元代西湖書院，再到明代南雍，既包括物質實物上板片的一脈相連的修版、補版來完成一套套書版的貯存，也包括空間屬性上的遷徙。一方面，元明以來，究竟是怎樣的書版在不斷刷印、並有系統性的修版、補版過程？哪些經疏的版本得到了印行而哪些經疏的品種爲人漠視？結合宋元刊本與實存版本實物之互驗，李霖指出，群經義疏中有八行之註疏合刻本與未曾刊行過八行本而僅以單疏本留存的《儀禮》《公羊》《穀梁》《爾雅》，構成了西湖書院至南雍的群經義疏之板片群組，而補版之面貌、刻工之情形，彼此正可互證。同時，根據對經書種類的推測，疑曾有八行本《孝經》，這一假設雖大膽，而結合行款比核、字數統計等來看，似可備一說。前賢的研究中，將王國維考察而出的宋元明的遞修本貯版奉爲圭臬的同時，對於從杭州到南京的板片移動究竟完成於何時，往往附之闕如，文中敏銳地以公文紙印本《爾雅注疏》所用爲元明杭州地區公文紙，結合公文紙報廢時長等來看，板片留存在杭州，至少要至洪武十二年，嗣後方移貯南京，這一考證，亦具參考價值。

此外，看似繁複而又逐一清晰劃分時代類屬的刻工繫聯，背後所付出的心血，恐怕是未做過板片調查、版本鑒定的人所不能輕易體會的。事實上，書中所整理的南宋監本至西湖書院一脈相承的刻工，外加尾崎康所鑒定的正史中三朝遞修本的刻工等，對於徵諸其他見載於《西湖書院書目》《南雍志·經籍考》的書籍的確認與刻工繫聯，亦將多有裨益。（明代補版多無刻工姓名，頗爲遺憾。）但在這些刻工繫聯中，雖然李霖提出元代可能修版、補版不止一次，但目前看來，現有的研究中，尚未對西湖書院元代刻工形成切實有效的鑒定和分期，這一工作尚任重道遠。

一定程度上，李霖此書追索的問題意識，在不少學者看來，可能有的並非問題——版本嘛，如《書目答問》一般，找一個人云亦云的善本隨便用用就好。修版、補版，有的甚至從來不算問題。在當今的條件下，一定程度上，能見書遠逾古人的時候，在日常的閱讀中，會發現，即便專門研究文獻學乃至鑽研版本學的學者，對於古籍中的修版、換版，對於板片在修版、換版中的異文背後所蘊含的文本歷史含義，都極少措意。重視校勘，重視刷印先後，了解印本在流傳過程中因裂版、修版、補版而帶來的文字變化，了解古書並非一成不變的，尚祈時日。

書中的呈現，不以图片展示为主，而是以文字叙述、歷史勾勒为主，讀來很是暢快。唯獨略有遺憾的是，雖然根柢經學，感覺書中對於《五經正義》的材料更爲諳熟，而對於《五經正義》以外的經疏，有時著力仍顯欠缺。重視不見刻本傳世的不少日藏抄本，但對於部分存世且能管窺舊藏面目的清代影抄本、校本來復原宋本《儀禮疏》在影宋刊刻中的變更的認識，仍有所欠缺。

客觀地來說，自己接觸的經學，大抵是本科時上文獻學課程和讀中華書局影印《十三經注疏》留下的底子（但現在回想來，這版本的切入點，似乎並不是一個好的開頭，多年後，才知道底本非初刻之影印本，而即便溯源至阮刻，其基礎均來源於宋十行本之雲礽 ）；嗣後，基本便未再關注過經學，每到用到經部時，會回翻張麗娟老師等書籍，但往往前看後忘，大抵只能以自己非專攻於經學解嘲。但關注宋人的讀書問題時，對一些問題始終保持著好奇——宋代仁宗、神宗朝的人，讀的書，是怎樣面貌的？宋代孝宗朝的人，讀到的書，又可能是怎樣的？宋代寧宗、光宗朝的人，讀到的書，又是怎樣的？經注、經疏在他們的閱讀結構裏，起著怎樣的面貌？他們會讀到、接觸到怎樣的史籍（包括而不限於正史、雜史、本朝史）？他們讀的子書，有注無注，是哪個注本？他們又會讀到、接觸到怎樣的詩文讀本？他們讀的《文選》是李善注本還是六臣注本？宋人撰作的書志、題跋、徵引乃至用典的文本，是否是某一個刻本或寫本乃至某一異文的切實體現？與此同時，不同身份的人，如能入館閣看到藏書者，與地方履職官員、地方讀書之家等之間，閱讀與收藏之間，是否可能有差異？我們今日讀到的古人文本，是否真的逐字逐句地傳遞了古人文本的面貌，而未經後來刊刻中的輾轉錯漏倒衍？古籍綴合校、注、評、批點等原先不同屬性不同樣態的文本（和副文本）時，會怎樣操作？這些問題，有的可能有答案，有的可能從未有答案，但這些問題，始終伴隨著自己的閱讀。讀罷李霖此書，對於經書的注本、疏本的問題的不少疑惑，許或是有了答案。

2018年12月30日讀畢

《宋本群經義疏的編校與刊印》读后感(三)：【转】谷继明：李霖先生的《宋本群经义疏的编校与刊印》

乔秀岩教授在其博士论文序言中写道：“我有属于我自己的一颗星星。没有像北极星那样大得吓人的名号，却在遥远的天空上，非常洁净地、美丽地，稍微寂寞地闪耀着光芒的星星。”如今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宋本取经义疏的编校与刊印》（李霖著，中华书局2019年1月版），属于李霖自己的一颗星星，又与《义疏学衰亡史论》相呼应，使义疏学的星空不再那么寂寞。

李霖此书充满了版本学的术语，以及大量繁琐而枯燥的经疏比较、校勘记。然正如作者所自我定位的，他不是要做纯版本学的工作，而是要回顾经疏刊刻的这段历史，呈现经学史中的某段样态。乔秀岩写了从南北朝到隋唐的义疏史，此前的义疏史直面经学的问题；到了李霖这里，经学问题已经由唐人《正义》划上句号，其后的历史便进入流传，即义疏的传抄、编校、刊印。乔、李师徒的两部书，给我们勾勒了一个完整的义疏学脉络（这里也应该加上华喆的《礼是郑学——汉唐间经典诠释变迁史导论》）——不仅仅是从历史的角度，而且是从经疏结构本身的角度。在当前“菜谱经学史”遍地丛生，颇有把菜谱当菜吃的趋势下，李霖等人的研究显得尤其可贵。

基于此，我绕开版本来谈细细读完这本书之后的所想，也可以为我不懂版本学作一点开脱。文献学界龙象甚多，对于李霖的论证和观点当有比较充分细致的评论。本文不算是对李霖的具体评论，或许可以作为一般读者及中国思想方面的学者阅读此书的背景。

如何理解北宋校勘、刊刻群经义疏的行为

经过唐末五代的战乱，北宋建立时可谓百废待兴。如何消转百年来的彪悍之风，整合分崩之局，实为宋代的头等大事。兴文教，包括通过科举、教育来实现一统，带动人们读书好学的风气，是十分可行的政策。科举的程式、科目承自唐朝，那么群经自然使用唐代的《正义》。但《正义》流传多年，生了不少讹误；同时新经学正在抬头，人们已经开始厌弃旧疏。确定正义的权威，便是十分迫切的了。

李霖通过考察唐疏的抄本，比较宋代单疏刻本（以南宋覆刻推定），指出北宋校刊唐疏时制定了规范，“勘官在确保文本质量的同时，从出文、句式、引文、用字到语助，都不希望再像唐抄本一样灵活、随意”。“定本”意味着校勘、颁行的时候有带有标准性、权威性；至于其实施、行用，更要体现这种标准和威权。《续资治通鉴长编》载景德二年（1005）三月一则故事谓：

（贾）边论“当仁不让于师”，以师为众，与注疏异。特奏令就御试。参知政事王旦议落韵者失于不详审耳，舍注疏而立异论，辄不可许，恐士子从今放荡无所准的。遂取迪而黜边。

此处所谓“注疏”，当即邢昺所修《论语注疏》。据李霖书的结论可知，《论语疏》或即在咸平六年之前已刻完。《论语疏》新成，而贾边答题标新立异，违背注疏，迎风作案，故被黜落。

唐人修撰《五经正义》，要解决的是师法纷繁、家有其说，诸经解释不统一的问题；解决的方式是定某注为一尊，然后再在以往私家义疏基础上编纂出官方的标准本，定义疏为一尊。但这种“一尊”的标准本仍然以写本形式流传，就不免在物质形态上不稳定。宋朝正是要解决这种不稳定，实现标准化。“雕版”这样一种物质技术载体，就可以将不稳定和多样统一起来，以加强权威性。

技术促进了权威，但也带来了另外的效果：它加速了经疏文本在读书人中的普及。李霖书中提及一事：景德二年（1005），邢昺跟皇上说，他求学时能具备经疏者百无一二，到了此时家家户户皆具备。因为几十年前还要靠传抄，现在居然可以无限地印刷了。这个情形，与宋代科举群体的扩大是相一致的。但当经疏迅速地普及化，它真正的分裂和衰亡也就到来了。

宋朝的读书人并不满于通过标准化带来的统一性。他们要建立新的统一性，建立新的经说。同时王安石变法在具体政治操作上与新风气相互接引，终于把这样一种形式在官方上的保证给瓦解掉了。

物质空间与观念的相互影响

作者在该书的结语中指出：

“明清读者普遍通过十行本系统版本认识义疏。经文大字、注文中字、疏文双行小字，成为义疏的常态。读者耳濡目染，自然觉得义疏仿佛天然是经注的注脚，鲜能深入探寻义疏自身的丰富内涵。”

行款的大小字、单双行、行格高低，都是权力在书籍这种物质空间上的延伸和体现。注文双行小字，写本时代已十分常见。雕版印刷的出现，固化了这种空间秩序和权力结构。北宋国子监所刻单疏那种半页十五行，行二十五字左右，不区分大小字，不通过行格来区分经注疏的行款，基本上可以称作一种“均质化”的行款。群经之中我最熟悉的是《周易》，可遇到《周易正义》单疏，如果不逐字逐句地看，也达不成对于单疏文本的有效理解。这种文本和刊刻形态表明，它就是为了人老老实实、认认真真攻读钻研而缮写、刊刻的。

注疏合刻本则不一样，人们的目的是为了理解经文，其次看注疏。大小字本来是根据权威等级和阅读目的所作的区分，却强化了人们的这种阅读习惯和目的。就视觉体验而言，人们注意力的对焦首先会落在“大字”上面。疏文变成小字双行，文本又复杂，会极大地降低读者翻检的耐心。疏文因此仅仅具有了“备查”的意义。可如果对于注疏的脉络毫无了解，仅仅偶尔地去“翻查”，是不会那么顺畅地找到相应文句并产生有效理解的。为了增加这种便利性，才出现了从八行本的整节过录疏文，到十行本的逐句拆分疏文。人们越拆分，疏文越支离，其整体的脉络越遭到破坏，我们对疏文的理解力也越低下。各种对于疏文的攻驳，甚至厌弃，便越来越严重。无怪乎钱求赤称其“割截，可恨”了。

我最初看到明代的李元阳刻本时，曾觉得十分不舒服：经、注都是单行，而大号字与中号字区别不明显，经注的区分不清楚。十行本和阮刻本则把注、疏放在一起，小字双行，经文就完全在一个版面上凸显出来，非常便于查找。阮刻十三经注疏的便利性，甚至超过了现代很多点校本。因为文档处理工具一般情况下无法做到大字单行和小字双行同时出现在一行中。原有古籍版面的区分，就只能通过四号字和五号字这样的形式来区分。印刷出来的效果，往往是经注疏都糊在了一起。我分享这种体验，是想自我反省——什么情况造就了这样一种阅读体验和习惯？不得不说，是阮刻本的影响，更进一步则是宋代的十行本。追求效率、速度、重点，意味着支离和抛弃很多东西。可我们今日或许已无资格嘲笑古人对简便的追求。读者在手机上读一篇文章都要求作者出一个“太长不看版”或“敲黑板划重点”；公众号作者也绞尽脑汁在标题和第一行一语惊人，甚至配合图片、字体各种形式加以呼应。深度阅读、整体阅读，已经日渐没落。

宋代的注疏阅读与理学经疏

李霖指出：“福建坊肆推出五花八门的十行本注疏，全面突出经注本的核心地位，使义疏成为经注的注脚，且多附入释音，更便于阅读经注。尽管十行本哗众取宠、粗制滥造，却大受市场欢迎。”

汉到唐是一个“经—注—疏”系统，宋代是其余波；宋到明是一个新的“经—注—疏”系统，宋代是新权威注释的形成期。宋代实际处在两个经学系统的交汇点上。作为总结的唐疏，在宋代不免显得尴尬；邢昺等依仿唐人所赓续编纂的新疏（如《论语疏》），则尤其尴尬。宋人厌弃注疏的风气，朱子已有观察和反省：

旧来有明经科，便有人去读这般书，注疏都读过。自王介甫新经出，废明经学究科，人更不读书。卒有礼文之变，更无人晓得，为害不细。如今秀才和那本经也有不看底，朝廷更要将经义赋论策颁行印下教人在。

朱子对于新儒学摆落旧疏其实有肯定，因为不经此则新义理之学无法开展。可是新义理出来之后，如果把旧疏都忘了，导致士风浮竞，不能沉潜笃实。以朱子之博学，才能对唐疏有比较熟悉的理解，无怪乎当时的人甚至连经文都没看过就大发议论。

朱子及其以后的时代，并非没有人读注疏。足利学所藏八行本《周易注疏》即是陆游之子陆子遹批点的。朱子后学中，读注疏最精的当属魏了翁。他曾摘编诸经疏，成《九经要义》。乔秀岩、李霖认为他“决非为了诵读经疏的方便，而是要学习专门的经学理论问题”。这个推论有一定道理。魏了翁只摘取自己感兴趣的部分，而非面向一般读者。对一般读者来说，能读一些基本的新权威经注就好了。进一步的研究，才是注疏。他给朱择善的书信说：

“时时同看朱子书，只数月间，便觉记览词章皆不足以为学。……近数年间，山中无事，再取诸经、《仪礼》注疏，重加温寻，又将要紧处编出，始知先儒之说得于此者亦多。第汉魏诸儒言语拙讷，不能发明；亦坐党同伐异，不能平心以定是非耳。”

魏了翁选择的标准之一，是“先儒之说得于此者亦多”，也就是说两宋的理学家很多观点出自注疏。《要义》的摘编具有某种目的论的意味——最终是为了证成理学诸先生的学说学有根柢。如果不秉持这种性理学的心要，阅读注疏就成为他自己所反思批评的“记览”之学了。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注疏阅读的倒置，即在汉唐作为必读、基础的义疏，到了宋代后期反而成为需要专门研习、进阶研习的对象。基础读本已经被替换掉，变成《四书集注》等等。学生想读明白宋代诸先生的注，读唐疏是找不到答案的，而是需要参考宋代诸先生的相关议论（包括语录、书信等），好事者将这一部分拆分到相应注下面，便是所谓的“附录纂疏”。

有趣的是，宋元这种经疏体的编纂形式呈现出了与旧经疏十行本的一致性，其时代也比较相近。李霖强调每部旧义疏都是整体，具有自己的经学脉络，十行本则割裂支离、庸俗无比。与旧疏相比，宋元的“纂疏”本身就是拿《语类》来凑数，不具有一贯的脉络，编者剪裁起来就没有包袱，反而在形式上与割裂支离的十行本比较一贯。除了疏文编联的割裂之外，这些编订的书还割裂经注。最典型的，就是学者为了便于观览，将《周易本义》的分篇改从《程传》，几乎使朱子的脉络结构面目全非。

除了编联方式，以版面布局而言，宋元的“附录纂疏”也与旧经疏的十行本分享了同一种风格。旧经疏十行本与理学纂疏在物质形式和美学风格上的一致性，反映了那个时代学者共同的一种精神风貌。

最后我想起了《庄子·天下篇》的一句话：“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李霖的研究，或可视为这段话在群经义疏编校刊印流传中的应用吧。

（本文原载《中华读书报》2019年2月20日13版）

《宋本群經義疏的編校與刊印》读后感(四)：【转】马清源：义疏读者视角的书籍史——评《宋本群经义疏的编校与刊印》

【作者简介】馬清源，北京大學歷史學博士（2016届毕业生），現爲山東省圖書館歷史文獻部館員。研究方向为古籍版本学与经学史，指导教师先后为何晋教授、桥本秀美教授。

群经义疏是研治经学的基本典籍，也是传统中国学术的重要根基。时过境迁，现代学者接触的往往是以固定形态出现的义疏版本（以阮刻本及点校本居多）。学者习见于宋代以后经—注—释文—疏编连的形态，多数不会特意去了解宋代单疏本、八行本、十行本等丰富多彩的经书形态，更遑论它们本身独特的“前生后世”。实际上，在固化为特定的版本之前，宋本群经义疏已然经过了编纂、校勘；即便刊版成型之后，也会有因为补版修版等因素造成的不同印本之间的细节差异。探究宋本群经义疏的前生后世，实际上已经进入了对它们整个生命历程的书籍史考察。最近出版的李霖《宋本群经义疏的编校与刊印》一书，从一个义疏读者的独特角度，对宋本群经义疏做了不同以往的书籍史研究。

全书围绕宋代群经义疏“编”“校”“刊”“印”四个方面，几乎涉及了各宋代义疏丛刊从孕育、诞生到成熟、衰老的整个过程。在这四方面中，学界通常关注后两者，尤其是近十年来，随着电子资源、影印丛书大量涌现等阅览条件的改善，学界对经书宋元版的版本学研究已经深入到每个不同的印本甚至是每张页面是否补版、有无修补等层面。在此基础上，对不同版本经书文本的差异及其演变都已经有了较之先前更准确的认知。不过，研究义疏版本的“刊”和“印”，更多的是着眼于现有的固定版本形态。而本书用力更多的“编”“校”则涉及义疏版本状态固定之前的工作，往往也为学者所忽视。

首先看“编”。作者提及，“编”是针对书的体裁和体例。对各版义疏来讲，“编”多不涉及内容，而是更多的关注其中“经”“注”“释文”“疏”如何编联？如何分卷？各卷首尾如何标目？书后校勘官结衔如何标示？以及覆刻之时版面如何调整等一系列技术性问题。这些问题，版本学家通常只作客观描述，校勘学家因其不涉及义疏核心内容也不会特别重视。作者做的是书籍史上的动态描述，因此并没有忽略这些看似表面的东西。实际上，经过作者对宋代各种义疏丛刊“编”之层面的整体性考察，为学界提供了很多新的认知。如作者根据单疏本义疏所载之校勘官结衔推测宋代单疏本《五经正义》的校勘程序、校勘先后；根据南宋覆刻单疏本《周易正义》《尚书正义》的特殊体例推测它们的覆刻时间及其与北宋原刊本的差距；根据覆刻单疏本《毛诗正义》的版面特殊衍字情况推测其覆刻时并未全依北宋本每行起讫原貌，非典型意义上的“覆刻”；由八行本《尚书正义》的编连方式及混乱的标目情况等因素论定其在八行本中最早刊刻等。所论都是先前学者所忽略的地方。

再来看“校”。“校”的因素涉及宋本群经义疏的诞生及其文本现状的呈现，历来颇受学者重视。但长久以来，学界的研究或者从宋刊本开始，校勘宋刊本与后世各版本之间的文本差异；或者将眼光单纯放在唐抄本上（对比的通常是清代阮刻本）。在学术分工的现状下，这种做法无可厚非（而且也各自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此不赘述）。但毕竟割裂了两者，使得大家不明了从抄本到刻本的最初转变之时到底发生过什么变化？我们现在看到的文本与唐代义疏撰成时的文本有什么差异？唐抄本和后世某些特定版本（如阮刻本）的差异是否有普遍意义？本书的讨论回答了这些问题。

这部分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本书第二章《北宋官校〈五经正义〉管窥》。如果说义疏抄本文本多变的状态多源自无心的传抄失误，而宋刊本呈现出的状态则更多的蕴含了宋初校勘官有意识的整理。该部分系统对比现存唐抄单疏本系统（含五代抄本及部分转抄本，下径称唐抄本）与通行刻本的文本差异，从中抽象、概括出北宋校勘官在稳定经疏文本、编订版刻本时对抄本的主动编辑因素。个人认为这是该书价值最大、取得成果最丰硕的部分。

首先需要指出，本书作者对读者的预期不是版本学家，的确，作者的做法也不是版本学家的通常做法。版本学家一般会用一种固定版本作为对校的底本，而本书在主要用覆刻单疏本为底本的同时，还试图抽象出一种超越具体版本的存在——版刻通行本（今本）文本，用其来校勘唐抄本。这种尝试事实上很困难，也容易陷入主观的境地，作者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不过阅读后容易发现，作者的这种对勘是建立在熟悉义疏版刻源流及其文本的基础上的。我们不见得同意作者在这部分中的全部论断，但认为作者的整体讨论是可信的。同时，这种讨论方法也是有意义的，因为在上述基础上抽象出的“通行文本”剥离了版刻文本的不稳定因素（如不同时代的用字差异、翻刻时的偶然失误等），是版刻文本的稳定、可靠的状态，因此在有限的篇幅中给读者展示的多是有阅读价值的异文（另外需要指出，作者所未涉及的用字差异，有待更专业的相关学者去分析）。这是本书作者在方法论上的一个创获。

在作者的具体分析中，笔者印象最深的是他对义疏出文的探讨。义疏出文因为不涉及具体的义疏内容，通常被看做是较为形式的东西，无论是在版本学上还是校勘学上都不会得到特别的重视，但本书没有将校出的出文异文简单呈现给读者了事，而是敏锐地发现出文的差异实际上是展示北宋校勘官编定义疏工作的一个典型代表。

如本书上编第二章中，作者对比台湾“中研院”傅斯年图书馆藏敦煌抄本《周易正义·贲卦》（188071号）文本与后世文本的不同，发现抄本第七行出文系节略注文而成，而单疏本以下各本出文仅出该句注文首尾。事实上，很早就有学者注意到了这种差异。上世纪七十年代，黄彰健先生对勘后认为《周易正义》原本并不省略经注，出文系抄录全文（《唐写本周易正义残卷跋》，《大陆杂志》第四十二卷第九期，1971年）；后来苏莹辉先生则认为此系偶然情况，未必是正义原本（《略论五经正义的原本格式及其标记经、传、注文起讫情形》，收入氏著《敦煌论集续编》，台湾学生书局，1983年）。后来学者多数同意后者看法。本书作者则从北宋校勘这个维度来看这个问题。实际上，因为版刻系统义疏出文基本上是后者这种仅出首尾的模式，所以得出北宋校勘时有整齐化工作的结论并不难。但作者没有止步于此，他在仔细阅读义疏的基础上，发现该处义疏并不是疏解全部注文，中间有一句恰好没有被疏解（说见86-87页及93-94页）。作者认为复杂的出文是义疏的最初状态，而整齐划一的工作则出自宋代校勘官的主动编辑。另外，法藏敦煌抄本《春秋正义》单疏本（P.3634V及P.3635V）第八十八行出文，指示的内容比宋刊本更加精确，也是类似的情况（说见199页及210页）。

诚如作者所指出的那样，唐抄本“一些形式灵活而别具特殊功能的出文，在被规范的同时，也无意中丧失了原本具有的精确指示作用”（216页）。我们之所以赞同作者的结论，是基于文本信息的流逝是不可逆的这样一个认识，也就是说复杂的信息在简单化之后，几乎都不可能再回复到原来的复杂状态。先前学者非此即彼结论的得出，事实上并没有仔细阅读出文及其对应的疏文，作者之所以能得出更进一步的结论，很大程度上是拜作者是一个义疏读者所赐。

可以说，本书分析义疏唐抄本及其与刻本文本差异，无论是方法还是所得结论，都有突破。作者说，“我们不应仅仅将现存唐抄本视为刊本的补充，还应利用唐抄本观察典籍从唐抄本到宋刊本的嬗变轨迹，从而对‘书’的生命历程获得更丰富的理解”（77页）。的确，无论是宋刊本还是我们平时阅读一般使用的义疏读本（多是阮刻本或各种点校本，这对不是义疏专业的研究者来说，其实已经足够），都是作为“书”的义疏生命中的一个节点。专业的学者需要了解，义疏文本的实际面貌无疑是更加丰富多彩的（所以才有汇校工作、才有对各种抄本的主动校勘）。同时，作者的工作是一种理解义疏版本起源的工作，今天我们在日光灯下阅读方便使用的义疏点校本的时候，不能不回想起千年前宋代校勘官在蜡烛面前编校的努力。作者的研究，为我们理解宋人的这种努力提供了一条途径，无疑丰富了我们对义疏“生命历程”的理解。

此外，据了解，作者对义疏的研究始自《毛诗正义》，不难看出，作者熟悉《毛诗》，既熟悉版本、文本，也熟悉其中的经学原理。所以本书无论是对《毛诗正义》的文本分析还是版本学分析都很详尽。尤其是对相关异文的分析，更是体现了作者作为义疏读者扎实的经学功底。应该承认，单纯的异文校勘，难度也许并不大，但难的是对异文做出令人信服的分析与判断。作者的讨论，一方面跳出了主观评价异文优劣的窠臼，而是客观地审视文本异文，设身处地地考虑编辑因素，进而追踪其产生的来源。另一方面，正因为作者是《毛诗正义》的忠实读者，所以对文本背后所隐含的经学理论、义疏前后逻辑很敏感，作者也正是在把握义疏的内在逻辑，注重义疏所要传递经学思想的基础上来论定文字的。如本书中因毛、郑“秬鬯”“郁鬯”异义而理解义疏文本（说见170-174页），是只有《毛诗正义》“知音”才能做出的分析。

作者的自我定位并不是版本学家，但这并不妨碍本书的版本学讨论也有创获。对这一点，书前序中桥本老师已经做出了充分的肯定，本无需笔者多言。笔者作为一个版本学习者，对下编第三章所列义疏八行本（含与之相配的部分单疏本）传本刻工部分（291-303页）印象深刻。宋元版书籍刻工的判定，可靠而又较为系统的前有赵万里先生、阿部隆一先生，后有尾崎康老师、桥本老师、张丽娟老师诸位。作者在上述诸先生研究的基础上，详尽调查目验现存各版本、吸收最新研究成果，所作刻工名录深入到每一版本的不同印本及每一印本的原、补版认定，并有分期论证，也改正了不少之前的错误。相信这部分对刻工的分析较之先前学者会更加全面、准确。

以上是笔者阅读之后一些粗浅的想法，自然不足以概括该书的全部内容。其实也毋庸笔者多言，相信读者在慢慢阅读该书之后，都会感受到书中很多判断，出乎读者意料之外（很多都是读者平时容易忽略的地方），而又在必然的情理之中，是一个义疏读者才能做出的结论。

本书的优点很多，但也不能认为作者的观点都无懈可击。有些观点可能并非唯一答案，如对现存单疏本《周易正义》是否有补版的判断，也许没有考虑书版刻成十数年后已有大规模修补的情况在南宋初年时已有先例（如明州本《文选》）。此外，作者在讨论唐抄本的时候给人的感觉似乎有认为《五经正义》撰成之时应无问题的倾向，应该认识到这是我们对《正义》的期待，但不一定是《正义》的原始面貌。本书完成之后还有一些新的材料如国图藏黄丕烈士礼居抄本《仪礼疏》已经公布，有待于作者的进一步增补。

不过对历史学者来说，历史的真相和研究者根据现有材料的所得的合理解释有时候并不能完全统一。如果承认个体能力、所见材料的有限性，则不必过分纠结作者的某些结论是不是唯一答案，事实上唯一答案本身也不存在（相信作者如果审定义疏，也不会轻易根据自己的结论改动现有版本文本），但这并不妨碍作者对义疏整体的准确把握。笔者认为，阅读该书，应该欣赏作者立论的过程，及这个过程所表现出的一个经学史学者、经疏读者独立思考过程，对书的“生命”的理解，还有其给予我们的方法论启示。相信在本书的基础上，义疏的书籍史研究会取得更多丰硕的成果。

《宋本群經義疏的編校與刊印》读后感(五)：【转】陈侃理：如何阅读儒经义疏

编者按：这篇文章从宋代的义疏之学说起，把经部义疏的著述、刊刻、研究做了从六朝到清代的扼要的梳理。史家贵“通”，此文以短小精悍的篇幅解说历代章句、义疏的价值和流变，引出经学的朝野之争，即汉、宋以来的经学学问，往往是从私学上升为官学，渐渐失去活力而成为科考的“章句”，随之又有新一轮私学的兴起。这个大势的起伏升降用义疏之学来讲，不但具有说服力，而且能够呈现历代思想变化中暗潮涌动的实际面貌。

（《读书》2019年9期新刊）

读儒家经典的人多，读过义疏的就少了。今人看到群经义疏，多半把它们当作是经书的详细注脚。但经学史专家李霖会告诉你，不对，那是刻本造成的错觉。

义疏保存着汉唐经学家精深的理论探讨，本来在经文、注文之外独立单行。现在大家读的 “十三经注疏”，通常来自清代嘉庆年间阮元主持刊刻的本子，而阮元又是用元代翻刻的南宋刻本为底本，将义疏分散依附于经注，早就不是原来的样子了。要读懂义疏，不能不先明了今天所读的义疏书本是如何形成的，然后才能推想：义疏原来是什么样子，义疏的作者要说些什么？

李霖著《宋本群经义疏的编校与刊印》（中华书局2019年版）书影

现存义疏大多编写于唐代，成书后抄本变化多端，经过宋人校刻，才臻于定型。宋刊群经义疏是现在最接近义疏完整原貌的书本——北宋以前的抄本汇流入其中，而后世的雕版本、排印本都以之为源头。李霖的新著《宋本群经义疏的编校与刊印》，选择以宋刊本为核心，抓住了义疏版本变迁中的关节点。他探索宋人如何编订刊刻唐宋义疏，单疏本如何与经注本融合成为我们熟悉的注疏本；上述的两个过程导致义疏的文本和形式结构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对今天的阅读有什么影响。这是读书人会关心的问题。 李霖为准备读书而研究版本，探讨的与其说是版本自身，不如说是制造出这些版本的过程，以及编刊者的思想和意图。为此，李霖一字一句地校勘唐写本和宋刊单疏本，列出形成异文的五种原因，逐条归类：

甲、宋刊本有意改动；乙、宋刊本无心讹夺脱衍；丙、本书所校唐抄本有意调整；丁、唐抄本讹夺脱衍；戊、避讳改字、古今字、异体字、假借字、同义形近字及虚词。

其中，他最关心宋代校刊者对唐写本的有意改动，力求把握宋人校勘工作的特点。他认为，宋代单疏本的校刊者并不打算用自己的经学见解改造唐人《正义》，只是对格式和词句稍加规范，改正明显的错误，试图确立“定本”。

日本京都市政府藏唐写本《毛诗正义·秦风》，选自《宋本群经义疏的编校与刊印》，第102页

由于存世唐写本仅能覆盖群经义疏中极少的一部分，抄写的特点、质量不一，难以构成统一的参照系。李霖创造出“唐抄本主体”的概念，用来指称宋初所见多数唐抄本的共同之处，再跟宋刊本做比较。这个抽象的“唐抄本主体”与每件具体的唐抄本之间当然存在差异，作者对异文的看法不见得皆为定论，但书中的概念和方法不是随意提出的——问题要求他这样设计。这个设计，还适用于唐以前传抄情况复杂难明而在宋代形成刻本的其他古籍。

这部书的另一个重点是研究南宋注疏本的两大丛刊——越刊八行本和建刊十行本。二者都是拼合经注本和单疏本而来，不同在于：前者的编校是以单疏本为基础，在适当位置补入经文注文；后者则大致是在经注释音本的基础上，散入义疏文句而成。李霖指出，上述不同反映了编者对义疏的定位有差异。八行本的编者对注疏本的最初定位，应是具备经注的义疏，核心仍是义疏；稍晚的十行本则全面突出经文和注文的核心地位，将义疏当作经注的注脚，认为义疏与释音、重意重言等一样，是理解经注的辅助工具。随着十行本的流行，它对义疏的定位深入人心，使后世读者自然地以为义疏是更次一级的注脚，很少有人能够有意识地去探寻义疏自身的丰富内涵。这就揭示出了经学研究范式变化与经书文本形式的互动关系。

李霖与乔秀岩合撰的《〈毛诗正义〉的历程》一文最早指出了从单疏本到经注疏合刻本变化的学术史意义，该文现收入乔秀岩、叶纯芳《文献学读书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版）一书

话说回来，义疏是经注的注脚，选读注疏是为了帮助理解经文，这恐怕仍然是很多读者不自觉的看法。对我来说，这个看法直到近来仔细对读南朝梁代皇侃的《论语义疏》和北宋邢昺的《论语正义》，才有所改观。邢昺的《正义》紧扣经注，逐字逐句串讲解释字面意思，绝少越出经注文本讨论言外之意。如同往浓茶里兑水，寡淡无味。皇侃《义疏》则大不一样。他汇集两晋以下十几家学者的解说，辨析时也不求定于一是。所述之说，常常溢出字面意思，追究理论化的经学解释。比如释“《学而》第一”篇题的“第”字，皇侃《义疏》云：“第者，审谛也。……既谛定篇次，以《学而》居首，故曰‘《学而》第一’也。”初读此说，一定觉得背离事实，但仔细想来，只有解释成“审定明确”，“第”字才不可或缺、无可替代，带上了经学的神圣味道。又比如，解说“学而时习之”“有朋自远方来”“人不知而不愠”三句，分别对应学者的幼少、小成、大成三个人生阶段，并且跟《礼记·学记》相结合印证，使得这一章增加了理论性和体系性。更有意思的是解释 “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一句，皇侃说，孝悌的人实际上都不可能想要犯上，但经文却不说“必无”而说“鲜矣”，暗示还是有的，用意是要表明如果国君、父母犯错误，应该大胆提意见，不能因为主张孝而断绝臣子谏争的门路。《义疏》的这些解释，已经不是单纯的注解，而是依托于经典的新思想。它们被邢昺《正义》一一删除，经学就黯然失色了。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唐写本皇侃《论语义疏》（《学而》局部）

唐宋人对六朝旧疏大加删削，但六朝经学的面貌却不能不到唐宋义疏中去发现，因为六朝旧疏只有三部侥幸保存至今，其余都被唐宋新疏取代而消亡了。唐太宗认为当时“儒学多门，章句繁杂”，命令诸儒编定五经疏义。孔颖达等本将新疏命名为“义赞”，意思是继承和扶翼以往的义疏，而李世民御笔一挥，下诏改名为“正义”，钦定为官方主张，取代此前的众家。唐高宗永徽四年（六五三），官修新疏经长孙无忌领衔修订，颁于天下，并且规定“每年明经依此考试”（《唐会要》卷七十七）。从此，《五经正义》成为唐代科举明经科目的官方教材和标准答案。“正义”的意思是标准答案。科举唯据“正义”，风味各异的六朝旧疏变成无用而有害之物，自然归于灭亡。

北宋科举沿袭唐制，贴经（经文填空）和墨义（疏义默写）分别以经文注文和“正义”为准，不容偏差。国子监校刊、增修五经正义和七经义疏正是以此为背景的。史载真宗景德二年（一〇〇五），有一位举子贾边在考试中放言纵论“当仁不让于师”，将“师”解释为“众”，结果因为不合注疏之义而落榜。当时朝议认为，如果允许士子抛开注疏，另立异说，以后浮华放荡，将不可收拾。朝廷气氛如此，国子监刊刻义疏，自然要避免争议，一面从文本上排除歧异，一面防止别立新说，期望制作出义疏的“定本”。

《周易正义》（国家图书馆藏单疏本）卷末罗列的校勘官衔名，采自李霖《宋本群经义疏的编校与刊印》，第20页

义疏文本随着刊刻稳定下来，而反对记诵注疏、主张直接理解经义的新学风也兴起了。宋人认为，仁宗庆历以前学者多守注疏，而此后刘敞著《七经小传》，打开了异说的闸门。其实，庆历四年（一〇四四）的贡举改革可能更为关键，新制增试“大义”十道，要求“直取圣贤意义解释对答，或以诸书引证，不须具注疏”（《宋会要辑稿·选举》三之二八）。实际上鼓励举子绕过注疏，自主阐发经义。这一新制使潜流浮出水面，迅速成为主流。神宗熙宁四年（一〇七一），王安石改革，专以进士一科取士，贴经、墨义之法皆废，只剩下可选考“大义”。宋神宗还命王安石自撰新义，用以取士。于是士子竞逐新说，墨守注疏的人反而被视为腐儒。取士标准一旦改变，流俗之士也很快将注疏弃若敝屣，而群趋新学。司马光感叹说：“禄利所在，众心所趋，如水赴壑，不可禁遏。”（《论风俗札子》）熙宁新政败后，司马光力主恢复考试注疏，但元祐元年的诏书仅是命令“兼用注疏及诸家之说或己见”（司马光：《乞先行经明行修科札子》）。义疏再也没有找回“正义”的地位。

义疏作为经学研究的范式已经死亡，但宋代学者研讨经义仍要参考义疏。王安石翻读《诗疏》爱不释手，朱熹教弟子读《周礼》，也说要“且循注疏看去”（《朱子语类》卷八六）。南宋八行本注疏的刊刻和十行本注疏的刊行，说明这些大部头还有市场。等到程朱理学对经典的解释在元明以后被树立为科举考试的新标准，汉唐注疏反而重新得到重视，帮助人们突破理学藩篱，为研讨经义开辟新的空间。清代学术大兴，学者们考据辑佚、阐发新义，都要到义疏中去找汉唐经说的资料。

乔秀岩等学者主持影印的宋代官刻本群经义疏,将经注疏合刻本与单疏本逐页对照，两者标目、格式和文字的异同一目了然。此为《周易·坤卦》的一页，采自《影印南宋官版周易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经学研究有过几次风气转向，汉代古学与今学之争，宋代的新义与注疏之争，清人的汉学与宋学之争，归根结底，所争者都在朝、野之间。在朝的官学一面吸引众多传习者，一面不能不为了考课取士而标准化，于是凝固起来，蜕变成获取利禄的工具。希望在经书中问道的学者，往往在野自守，居家教授。私门之学起初是空谷足音，却能发扬新解，吸引信徒，最终竟取代官学，成为主流。等到私学被官学收编，成为新的取士标准之后，却又不能不重蹈覆辙。汉代的在野学者称博士解经为“章句”，宋代的新学问家称唐宋义疏为“章句”，清人考据又称程朱理学为“章句”。这些学问大不相同，但都被目为“章句”小道，原因就是它们立于学官之后都失去了生命的创造力。

在全书的最后，李霖写道：“今天，义疏的价值重新得到读者重视，那些一度被淘汰的善本，正焕发着生机。”经义变成教条就近于死亡。钻研汉魏六朝复杂精深的理论研讨，不只要理解经书，更要从经典中培育新思想的生命。这样的学问做起来很难，但总有人愿意尝试。李霖这部书，是为他们准备的。